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一集。

被母亲遗弃，又遭遇女友自杀的思聪，得了精神分裂症，冲进医院自残。

被怀孕的女医师宋乔平冒险劝住，痛哭问：为什么是我。

医师拥抱他回答“因为，可能你比较勇敢吧”。

从这里开始，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

你有过情绪崩坏过的时刻吗？

如果有，你就会了解，其实最后容易掉入精神问题的，恰恰是最理智最体贴的那些人。

越长大就越理解“成人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所以越想要力所能及的创造一些容易的时刻。

人生路道阻且长，连篇累牍不多这一笔赘述，那么，我就不多写了。

世界不是擂台，就算迷了路，摔了跤，一蹶不振。

别忘了，其实你是最勇敢的那个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上周日晚播完了。

其实早就想写写它，但还是耐住了，想播完再纵观全貌。

毕竟高开低走、崩盘烂尾的案例碰到过不少了。

但它立住了！

3月24日起开播，4月21日剧终，豆瓣评分仍坚挺在9.4分！

IMDb上也只是从9.6分略降到9.5分。

影视娱乐类的公众号几乎都写过它，也曾经上过微博热搜。

虽然没在大陆播出，主流视频网站上也没有，但口碑效应出圈，想看的人自然还是能找到管道，豆瓣上参与评价的人已接近3.8万。

貌似中国大陆的观众总在羡慕“别人家的作品”。

如果说“文艺片高于商业片，欧美片高于国产片”算是观影鄙视链，那么电视剧圈的鄙视链或许更具象：英剧>美剧>日剧>韩剧>港剧>台剧>内地剧>泰剧。

前不久，张震接拍大陆的仙侠古偶剧《三生三世宸汐缘》，官宣后引发了广泛吐槽，电影咖、文艺片男神，年过四旬了竟然也跟特效捉急的玄幻画风搞在一起了，没眼看啊。

但这就是大陆电视剧市场的现状。

当美剧祭出豆瓣9.8分奇幻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注：以下分数均为豆瓣评分)、9.2分科幻恐怖剧《爱，死亡和机器人》；当英剧呈现9.5分生活喜剧《伦敦生活第二季》豆瓣、9.1分校园剧《德里女孩第二季》；当韩剧热播9.2分医疗剧《囚犯医生》、8.3分校园剧《美丽的世界》；当日剧贡献8.7分刑侦剧《紧急审讯室3》、8.7分家庭剧《昨日的美食》；当港剧推出8.0分悬疑犯罪剧《铁探》、7.0分推理喜剧《福尔摩师奶》；当泰剧上演8.8分同性爱情剧《清明时节爱上我》、8.5分复仇爱情剧《铁石心肠2019》时，国产剧有什么呢？

中国大陆观众面对的是再翻拍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5.7分、再翻拍的奇幻剧《封神演义》3.4分、再翻拍的奇幻剧《新白娘子传奇》4.2分，难得有个都市生活剧，也是4.6分《青春斗》这样的。

大陆电视圈太迷IP了、太迷流量明星了，一再钻进故纸堆、一再毁经典不说，拍点稍微现实题材一点的，也往往是走向悬浮、不接地气。

即使前段时间火过的家庭情感剧《都挺好》，拍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严肃话题，但也是有不少强行圆满、正能量先行的可诟病之处，评分7.8没过8分这道门槛。

而台湾呢？

在台剧退流行多年后，再刮过来的风已然“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去年一部8.3分的教育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已经惊到我们了，对亲子关系的探讨直接而深刻；今年又来了部更不得了的，法治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刚播出前2集，很多人就高呼“华语最佳”、“神剧”！

与大陆电视剧动辄几十集、每天播也得播两个月相比，台湾这两部高分剧都只有10集的体量，一周只播一天，不怕观众没耐心等。

都是台湾公视联合国际巨头出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台湾公视×Netflix，《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台湾公视×HBO。

台湾才2300多万人口，结果有N个电视台，电视频道据说有100多个，竞争惨烈之下自然为收视率常会有非常手段，而台湾公视相对是政治上清流的，也不以营利为要务，所以才能潜心做好剧吧。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集结了很多台湾熟脸演员，《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卡司则更加有大陆知名度，贾静雯、吴慷仁、温升豪、曾沛慈以及2017年金钟奖最佳新人陈妤。

话说金钟奖视帝吴慷仁真是个宝藏演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也有演，9.3分的《一把青》、8.5分的《麻醉风暴》、8.1分的《下一站，幸福》等等高分作品里都能看到他。

台湾曾经是偶像生产基地，但现在也没有唯鲜肉和流量为指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中生代担纲，贾静雯45岁、温升豪41岁、吴慷仁37岁、曾沛慈35岁、陈妤25岁，另外主要演员有37岁的施名帅、36岁的周采诗、34岁的林予晞，更别提1971年的谢琼煖、1965年的洪都拉斯和1952年的检场了。

该剧导演是林君阳，作品不多，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是他执导的综艺，2016年《十二道锋味3》。

编剧是吕蒔媛，她的作品我们熟悉的有2018年的《谁先爱上他的》，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2016年的《滚石爱情故事》，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一集(女主是曾沛慈)和《写一首歌》那一集(男主是郭鑫)的编剧是她；2015年的《出境事务所》，男主是吴慷仁。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开篇就震惊观众：饰演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法庭外被当众泼粪，并被电视台直播。

接着带出一起社会恶性案件，两年前台湾青年李晓明在电影院无差别杀人，导致9死21伤，该案是台湾近年来死伤最多的随机杀人案，也是电影街有史以来首起致命攻击的犯罪事件，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现在司法机关核准了死刑。

而王赦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在探究杀人动机，想在李晓明枪决之前争取时间。

剧情由这个案件引发，但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事件和衍生新话题，有精神照护机构开在社区引发居民抗议、有精神病导演闯入幼儿园、有思觉失调症男子狠杀2童、有网红少女自杀、有遭霸凌的男生报复社会杀人、有得抑郁症的母亲带儿子跳海、有机车行新员工杀死老板、有高官受贿和上汽车旅馆，等等。

这些又都和主角们发生勾连，角色之间也是各种牵扯缠绕。

所以先搞清主要人物的关系图谱，是很有必要的。

【王赦】帮扶性的人权律师，经常帮恶性案件的被告做辩护律师。

【宋乔安】品味新闻台新闻部BOSS，儿子天彦是李晓明枪杀案死者之一，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天晴。

【刘昭国】宋乔安丈夫，网络先驱报BOSS，之前也在品味新闻台工作。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李晓明的妹妹，改名后进入品味新闻台，但她之前不知道宋乔安是受害人家属。

【丁美媚】王赦妻子，已有一幼女，现又正怀二胎，娘家富裕。

【应思悦】李大芝的房东，开饮料店。

【应思聪】应思悦的弟弟，不得志的青年导演，女友自杀，应家有精神病遗传史，他也被诊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宋乔平】宋乔安的妹妹，精神病看护社工师。

【林一骏】宋乔平的老公兼上司，精神科主治医生，应思聪是他的病人。

【廖纽世】宋乔安下级同事，资深新闻人。

每一集的片头都以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和网友评论为转场。

很有现实代入感，也感觉很真实。

虽然李晓明案是串起人物的主线，也是戏剧矛盾的关键冲突点，但其实在第五集李晓明就被枪决了。

当最强戏剧点下线，如何还能绷住，继续抓住观众心弦，把这个案子的后座力推向生活更广处、人性更深处，这很考验编剧的架构能力。

全剧名场面很多，名台词很多，请自行观阅。

剧里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其实生活要你踩坑，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能做的，也就只能像中国女排精神那样：勇敢站起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

第一集-受害者第二集-母亲节第三集-裂痕第四集-病识感第五集-罪人第六集-枪响之后第七集-霸凌第八集-众生皆有病第九集-黎明之前第十集-未来的样子仅只有10集，但每个主要角色的塑造都比较完整，没有单纯的功能性角色，剧情不注水、节奏快，没有奇奇怪怪的柔光磨皮滤镜，职场的戏份也不悬浮。

虽然并发事件多，但戏剧矛盾集中，都是聚焦在人生交锋，这交锋生发于各自事件立场、社会地位、职场角色和性格特点的差异所致。

重点说说王赦和宋乔安。

王赦的主要困境来自职业理想和家庭生活的冲突。

律师本是个光鲜职业，但王赦满身社会正义，总接死刑犯的案子，赚得就相对微薄了，而且每天还忙得脚不着地，自然无暇照顾妻女。

王赦的正义理念很难获得大众理解，受害人家属更难以接受，键盘侠们也将其视为帮凶，总之就是多头不讨喜。

妻子丁美媚已做了全职主妇，又在二次孕期，幸好妻子娘家境况不错，时不时能贴补些。

丁美媚勤俭持家，也很支持丈夫工作，体谅丈夫不易，在娘家处处维护丈夫自尊。

但“丧偶式育儿”的日子久了，再忍让的妻子也难免心生怨怼。

应思聪当时闯入的就是王赦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丁美媚大受惊吓。

后来应思聪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身怀六甲的丁美媚自然更害怕他这种人。

加之王赦帮杀人犯辩护，长期遭网友谩骂，并人肉搜索到丁美媚的社交账号，在评论区诅咒恐吓，加剧了丁美媚每日战战兢兢。

有一天丁美媚在街头遇到应思聪，应激反应中动了胎气，导致早产，后来新生儿还早夭了。

丁美媚的父亲忍无可忍，痛批王赦自私，只顾职业理想，却连自己家庭都无力照顾。

再加上王赦的当事人陆续死去，他想追寻的法治正义推进困难，王赦终于面对现实，不再做帮扶律师，而代理起报酬高的案子，例如帮黑社会大哥辩护脱罪。

丁美媚真的是个好妻子，看到丈夫接违心的案子很压抑，她主动沟通，还先坦诚自己不对的地方，剖心剖肺说开了，两人都大哭，夫妻风雨同程就不必怕前路无彩虹。

王赦退出了黑老大的官司，还把律师费都退了，继续去追寻李晓明杀人原因，并促成凶手家属和受害人家属面对面谈话——剧里这里做得很好，没有绑架人性强行圆满，受害人家属很多还是不原谅的，但彼此这么交谈过，对双方都是一定程度的释怀。

宋乔安的主要困境来自丧子之痛和行业操守的冲突。

在其他人的描述里，儿子遇难前的宋乔安是个业务能干、情形温暖的新闻人，家庭关系也有和谐。

儿子死后的两年里，宋乔安性情大变，染上酒瘾，在办公室是女魔头，在家里是悍妻，对女儿也疏于照顾，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新闻业本身也竞争激烈，抢新闻、搏收视率，各方面的焦虑叠加，更加让她走不出内心阴霾。

其实她还有一份内疚，儿子出事那天她也在戏院，她对影片不感兴趣，借着接工作电话的机会独自溜出去喝咖啡，这是剧情在后面才披露的，人物心理动因更加多维。

宋乔安的自我放逐也有自虐成分在，自己的日子若过得好，觉得就是对不起儿子。

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幸存者心理，《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多年后面对女儿张静初也说过，“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比起你了”。

在职场上，宋乔安也丧失了新闻人的初心，但还不是毫无底线，在应思聪闯幼儿园时间中，她就顶住电视台压力坚持在幼儿获救之前不做现场直播。

不过当她偶然识破她一手提拔的下属李大芝就是杀子仇人的妹妹时，她派出记者跟踪偷拍李家行踪，获得独家新闻，引发李家被媒体围追堵截，李大芝和她对质时，她也强硬回怼，丝毫不觉有违新闻伦理。

后来宋乔安被李大芝多次道歉和她顽强求新生的努力触动，也眼见媒体在追逐新闻时对一些当事人的伤害，她逐渐想走出受害人家属的困囿，调整了和丈夫女儿的相处状态，并且和廖纽世携手重整品味新闻的报道模式，面对高层干涉新闻自由，她用休假来抵抗，被下放到新媒体事业部，也姿态漂亮地鼓起干劲。

贾静雯很好地演绎了这个角色，完成度较高。

当大陆女演员普遍抱怨人到中年、结婚生子之后就难再接到好角色，已结两次婚、生了三个娃、近年减产的贾静雯在台湾还能有演宋乔安这种正剧女主的机会，是幸运，是保养得宜，更是实力使然。

有专家说李晓明是自恋型人格，也有人说是反社会的人格。

但李晓明到底为什么杀人，最终剧中也没有想当然的编造一个答案。

人已死，他的内心隐秘也就难以复刻了。

想起前几天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一个17岁男生从私家车里钻出来，当着母亲的面跳桥自杀，网上的评论沸反盈天，但那个男生的自杀动机、当时的心境究竟是怎样，已经无人知晓了吧。

“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

”最后剧情结束在三年后，给了每个主角一个光明的结局，大家都重新在人生的跑道上出发。

但观众没有被强行灌输正能量之感，更多是会感到欣慰。

影视剧都是要造梦的，全员恶人、一黑到底固然很酷，但在临摹真实社会之余，收稍时温暖一点，让追剧的观众获得一点力量，本也是职责所在。

无需去断言什么今年口碑第一华语剧了，我只想说，《我们与恶的距离》很好看，就这么简单。

恶的反义词的什么？

我一度以为是善。

一场“无差别杀害”发生了。

当恶最大化，恶会成为旋风中心，卷走的不止是每一个受害者的生命，还有所有相关者心中的温度与光亮。

那是一种深邃而空洞的黑暗，无论工作中得到再多的褒奖，生活中得到再多的快乐也照不亮的一团黑暗。

于是…有人选择不见天日；有人选择隐姓埋名；有人选择用出轨来逃避；有人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有人选择将愤怒转移到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于是…尽责的律师被泼粪; 媒体玩弄着字句挑拨着人心；被害者家庭在风暴中心分崩离析；群众对精神病患者谈之色变避而远之；加害者家属每时每刻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是一部整体基调都很灰暗的电视剧，节奏快到我只能用“压抑排山倒海地向我袭来”来形容，七个人物，七个事件相关者，每个人都在这场由“李晓明”卷起的恶之旋风中沉浮。

“无差别杀害”当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这场“无差别杀害”过后的人心。

死亡这件事，从来不会撼动这个世界一分一毫，可是经历死亡，便足矣摧毁一个人的世界。

刘昭国出轨，乔安用工作麻痹自己，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可是，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逃避家庭，逃避失去儿子的伤害。

而这一切，成为了小女儿在这个分崩离析家庭里受到的冷暴力。

王晓明的家人，面对巨浪一样的职责谩骂，只剩下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填补黑暗的三颗愧疚的心。

背着“加害者家人”的标签不能向前走了只能选择隐姓埋名，他们究竟是这场恶之风暴的中心还是同样是被这场风暴席卷过的只剩黑暗的心。

王赦放弃高薪工作，选择为加害者辩护。

站在风口浪尖承受着受害者随时袭来的愤恨，而妻子丁美媚看似无声地支持着他的工作，直到一场可能演变成“无差别伤害”的虚惊，让这个“无关人员”开始站在了丈夫的对立面……更可怕的人心是这个社会集体的扭曲。

对职业道德的漠视，我们人类用几千年文明建立的法制与商业社会，却只剩下尽忠职守的律师不停被苛责，而放弃真相挑拨人心的媒体却不断地被追捧。

每个人谈及精神病都只剩下避而远之，面对异端，极端只愿逃避和驱逐，只因为害怕自己承受不了接触可能带来的后果。

恶的反义词的什么？

“善”很好，可是有时候，善太无力。

当“恶”过于强大，强大到看似人性里的“善”都被吞噬干净。

只剩下冰冷，疏离……世界很大，改变世界听起来像中二少年遥不可及的理想。

但人心很小，一个生命，一个标题，一个眼神便足以撼动人心。

一场恶，便会滋生无数恶意。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会成为恶龙。

我们以为我们曾经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甚至是“无关人员”，可是却都在无意识里沦为了这场“恶”的受害者，也沦为了这场恶的“加害者”，甚至，我们就是“恶”本身。

这是一部挑战人性的电视剧。

“恶”竖起了一道道高墙隔绝了每个人。

让每颗心都在黑暗中沉沦，抵抗着黑暗又制造黑暗。

但我也希望，这会是一部传达人性的电视剧。

人和这个世界的许多动物一样，最大的能力，是爱！

恶的反义词是什么？

我希望是：爱！

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

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

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

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

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

”（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

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

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

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

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

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

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

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

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

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

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

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第5集里面王赦回答了所有人，他为什么坚持当刑事辩护律师，为什么要极力去维护李晓明陈昌那些杀人犯的权益：“他杀了人就该死，不代表要民主法治跟着他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逮捕他，还要浪费两年时间开庭啊调查啊什么的，我们抓到他的时候就应该要捅他一刀把他捅死就好了啊。

你们都希望他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舆论媒体也希望他死。

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

美国死刑犯写谋杀，我们写他杀。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要靠杀人才能抚慰人心！

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

”因为他把法律当做最高信仰，他所维护的是那个法律承诺的社会，那个充分民主法治，人人平等的世界。

但是那些所谓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的ZF部门，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不好意思，我们是为了议员工作的，而议员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支持率啦，不讨好人民，谁给投票呢？

媒体是议员的喉舌，不讨好他们，谁给宣传呢？

这是一个法学人的悲哀！

更是整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这段时间，这部新出的剧集口碑炸了。

一句话概括：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华语剧——

这是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剧集。

HBO大家很熟悉了，公认的“神剧制造机”，以黄暴污和高品质闻名。

台湾公视，是台湾唯一的非商业无线电视台，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控制。

近年来，台湾公视出了不少高分电视剧，比如《麻醉风暴》、《一把青》等等。

往近了说，去年推出的高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大胆揭露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弊病，被誉为台版《黑镜》。

强强联合之下，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下文简称《与恶》）自播出就备受关注。

在开播当天，《与恶》就荣登Google台湾热搜排行第一名。

不仅如此，它在豆瓣也获评9.3的高分，提前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

从海报中就可以看到，此剧吸引了不少台剧的熟脸加盟。

比如金钟视帝吴慷仁，以及温昇豪、周采诗、曾沛慈等等。

但说实话，最让我期待的还是女主角贾静雯。

毕竟，这是她暌违台剧15年后的回归之作。

贾静雯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参演《与恶》，是因为剧本深深打动了她。

而这个打动她的故事，围绕着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

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无差别杀人案”——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案件。

现实中的无差别杀人案并不罕见，以台湾为例，从2009年至今就已发生了6起。

最严重的一起是在2014年，21岁的嫌犯郑捷，在地铁上砍杀无辜的陌生人，最终造成4死21伤的惨剧。

郑捷案新闻图在《与恶》中，这桩无差别杀人案的嫌犯，是一个名叫李晓明的学生。

他一共在电影院枪杀了9人，并造成21人受伤。

最高法院对李晓明的判决是死刑，二审依旧维持原判。

但这仍然难以平民愤，来自社会各界的网友们，恨不得马上杀之而后快。

可以看出，《与恶》从最开始就围绕着一起揪心的案件，以及激烈的矛盾展开。

但是，它又和以往犯罪主题的影视剧不同——它所聚焦的，并非凶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与作案经过。

它所关注的是在事发后，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以及在旁边的审判者、辩护者等人的不同态度，及其所面对的不同困境。

先来看看受害者家属，即贾静雯所饰演的乔安一家。

乔安是某新闻台的主管，他的大儿子死于李晓明的枪下。

从前的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工作狂，在受到痛失爱子的刺激后，变得更加疯魔。

对待犯错误的实习生，可以骂到对方怀疑人生。

你是中文课都在睡觉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是智障吗对不起可以解决你脑袋的障碍吗

在她严厉的管理下，下属直到临盆还坚持工作，羊水破了仍然奋战在直播第一线。

但是在夜深人静时，乔安就暴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

长期失眠和梦魇，靠酗酒才能勉强入睡，忘记悲痛的现实。

乔安的丈夫，逐渐和她生出嫌隙。

就连她的女儿，也和她关系冷淡，甚至说出“你还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这样的话。

一起凶杀案，对一个受害者母亲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但作为加害者的亲属，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就能好过吗？

事实并非如此——嫌犯李晓明的父母，为了赔偿卖掉全部家产。

不仅如此，两人还搬离了老家，每天戴着口罩，如蝼蚁一般卑微生存。

李晓明的妹妹，因为背负了“杀人犯亲属”的罪名，不得不改名，伪装成另一个身份生活。

即便如此，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止。

哪怕当着所有媒体下跪道歉，依旧会受到各种良心拷问：下跪是发自内心的吗下跪是有人指导你们吗下跪不能换回九条人命

不仅李晓明的家属受到全社会的攻击，就连为他辩护的律师王赦也难以避免。

刚出法庭，就遭到受害者家属泼粪。

杀人者当诛，这是大多数人的逻辑。

但在律师王赦看来，罪犯也有人权，也应该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去探究和调查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对于凶手的处置，法律自然有公正的判决。

但作为一个常年和凶案嫌犯打交道的律师，王赦想要的并不是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快感。

他真正想做的是对这些凶案进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然，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必定充满了重重阻力。

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认同他，认为他是神经病。

被害者家属不理解他，认为他在揭伤疤。

就连加害者的家属也不愿配合调查，因为不想再无事生非。

发现了么，这正是《与恶》的高级之处。

它没有落入大多数犯罪题材影视剧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窠臼，去刻画加害方犯罪手段的凶残，抑或去呈现受害方昭彰正义的艰辛。

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也并非简单地谴责某一个恶人或某一次恶行，而是试图去探究人性中最源头的恶。

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二者不能被标签化，“善”与“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错位——以《与恶》中的剧情为例，杀人犯是恶，但受害方去伤害杀人犯的辩护人和家人，这难道不是恶吗？

精神病人伤害民众是恶，但一个未证实身份的人闯入幼儿园，就被媒体污名化为精神病人犯罪，这难道不是恶吗？

可以说，《与恶》的野心就在此：让观众撕掉这层标签，放下关于“善”与“恶”刻板印象的藩篱。

正如主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

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观众自己决定。

”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此剧的编剧吕蒔媛。

吕蒔媛是台湾的金牌编剧，曾获得金钟奖“最佳编剧奖”。

她的作品，通常以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社会话题和角度为切入点。

比如关注殡葬行业的《出境事务所》，关注问题学生改造的《牵纸鹤的手》，以及关注同妻问题的《谁先爱上他的》等等。

《谁先爱上他的》剧照在写《与恶》的剧本前，吕蒔媛做了大量功课。

她不仅做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访问了人权律师、犯罪心理学教授、精神鉴定师等人，甚至还现场观摩了两起死刑庭审。

而剧中李晓明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小灯泡妈妈抛出的这五连问，值得全社会深思。

而她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与恶》中王赦律师的态度。

这绝不是对恶的妥协，而是冷静客观地对恶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与恶》的每一集，都以Youtube上的网友评论作为开场。

这些评论里，既有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讨论，但也充斥着无理智愤慨，甚至还不乏言辞激烈的网络暴力。

殊不知，有的人在惩戒“恶”的时候，已然成了恶的源头。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本文作者：张不才< END >

转载：我们跟坏之间，只有一条线？

评论很深刻。

这部台剧围绕着一起发生在电影院的无差别杀人案展开，凶手李晓明携自制的手枪在电影院开枪，造成9死21伤。

这是一起无可争议的巨大罪行，但该剧的重点却不在于令人血脉喷张的正义伸张、恶人得惩，相反，它关注的是这一恶行给受害人家庭、加害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李晓明枪击案似乎制造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凶手被逮捕甚至被枪决都无法使伤口愈合，反而继续化脓、生疮、感染、溃烂。

最终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受害者不再纯然无辜，加害者也不再可憎如禽兽，善和恶的边界渐渐模糊，共同制造了我们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

该剧成为中国多家媒体追逐的热点。

在惊呼“神剧”的同时，媒体同行们却忽略了正是编剧吕莳媛的基督信仰，带她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

手拿善恶标签的我们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在剧中是一个媒体人。

她的儿子在影院枪杀案中遇害。

身为母亲，她无法走出丧子之痛，试图用酗酒和工作使自己忘却，但她与丈夫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紧张。

在女儿眼中她早已形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算了。

她的拼命工作使下属不堪重负，经常性加班让同事面临家庭危机。

不仅于此，当她得知自己手下的李大芝正是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时，为了获得独家报道，她不惜突破职业伦理，采取跟踪和偷拍的手段。

她对自己家人、同事和李大芝的伤害，似乎都因为她的“受害者家属”之名而有了正当性。

大型伤痛事件往往成为媒体竞争的战场。

在调查和评论之际，媒体常被诱惑越界侵入被采访对象的生活，给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

剧中从事媒体行业的角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观众只有七岁智商”，但民意代表了收视率、流量和广告商的投资，因此媒体往往需要迎合民意。

但民意常常容易被情绪挑动。

当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公众往往根据极为有限的资讯，瞬间作出判断，表现出一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

在公众的想象中，李晓明就是恶魔、变态、杀人狂，而生养这种恶魔的家庭也一并被妖魔化。

在这种舆论面前，凶手家属的道歉被视为炒作，隐藏则被指为逃避责任。

剧中李晓明的家属因此过上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生活。

一旦行踪暴露，那砸向他们的代表着“正义感”的鸡蛋和石头，就迫使他们往崩溃更走近一步。

谁是“善”的代表？

受害者？

媒体？

还是群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以善之名来行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所行之善却又成为另一种恶的原因。

凶手及其家属就是彻底的恶吗？

随着镜头，观众得以走近凶手及其家属，并发现开枪导致9死21伤的恶魔并非青面獠牙，而他的父母家人看上去也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和其他为人父母者相比也并没有不可饶恕的过失。

与吕莳媛同为基督徒的台湾编剧和导演岳清清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时有感而发：“善与恶都是世界给我们衡量别人的一把尺。

”她说，在杂乱的世界里，善与恶都是存在的，但人却没有办法对善恶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当然，该剧并非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指出人性的局限，我们其实缺乏知善恶的能力。

当我们简单化地用善恶的标签区分我们和他们时，只是表明我们对真实的人性缺乏理解——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远，人自认为的善与恶之间并非壁垒分明。

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言，该剧取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因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写到“我们跟坏只有一条线”。

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为凶手李晓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王赦。

王赦一出场就遭到受害者家属的泼粪，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辩护。

表面上尊重法律制度的安排，背后更重要的理由是，王赦是剧中唯一一个不将李晓明视作社会癌瘤的人。

如果李晓明只是我们中间的异类，那么杀光这些“坏人”，只留下“我们”这些“好人”，世界就美好了。

但事实却是我们和李晓明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1961年社会学家阿伦特奔赴耶路撒冷观摩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期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的主要负责人，是“终极屠杀方案”的总策划师。

在大多数人眼中，一定是艾希曼的穷凶极恶才令他犯下滔天罪行。

但当阿伦特见到艾希曼的时候却发现，他作恶的动机既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施虐狂般的仇恨，而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理由：升职，取悦上司，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与其说艾希曼有着魔鬼般的意志，不如说他和我们一样都太现实、“太人性了”。

有人批评阿伦特为纳粹的暴行洗地。

或许事实仅仅是，从自我中心这个听起来很平常的心态出发，一个人可以走进一个多么遥远而恐怖的深谷。

真正令我们不安的是，阿伦特拆毁了“他们”和“我们”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不安地想到，原来没有谁是恶的绝缘体，“那些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王赦被同事誉为“人权斗士”，但他自己知道，他之所以愿意为这个“人渣”辩护，是因为自己和“人渣”相隔不远。

出身卑微的王赦，年少时几乎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拉肚子迟到两分钟，没有赶上那辆去火拼的车。

他的人生轨迹就此不同。

对王赦来说，他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而已。

作为律师的王赦当然明白违法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只是快速地为一宗凶杀案结案，对类似案件的预防没有任何意义。

凶手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刑罚，还有宽恕和怜悯。

这里的宽恕和怜悯不是逃脱法律的审判，而是不再将凶手看作非人。

将自己也看作与凶手有同样罪性的人，是怜悯的前提。

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在遗嘱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

恶行所带来的创伤最终需要整个社会进行消化，我们或者简单地将怒火和矛头指向体制、社会和他人，或者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把宽恕纳入我们的视野，明白宽恕不是勾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在意识到他人犯罪的同时，也理解到他和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灵也同样有阴暗、邪恶的念头。

“我们自己之所以没越界，常常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巧合。

所以，‘罪犯’不仅是‘罪人’，也是‘不幸的人’”。

剧中宋乔安虽是枪击案的受害者，但藉着突破职业道德底线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凶手。

当她几次被点醒这一点的时候，儿子遇害的阴霾和她对犯人家属的愤怒才有了散去的可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如果我们仅仅是由于幸运而没有变成李晓明，因此就自诩道德高人一筹，将审判权攥在自己手中，是奇怪而危险的。

剧中举着正义大旗的媒体和公众最终也站在了凶手阵营之中，类似的情形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中的评判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即他不是最后的评判者，他自己也是有罪的”。

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同样对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恶行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无法理解为何那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医生和科学家，竟然惨绝人寰地将犹太人制作成灯罩和肥皂。

“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

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他的问题其实也是答案，残忍的暴行往往源于我们切断与他人的同理心，不再将他人视作同类，甚至视之为“非人”。

《罪与罚》中的拉斯克利涅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为自己辩护道：“罪？

什么罪？

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

”而妹妹都丽亚绝望地喊着说，“哥哥，哥哥，你说什么话！

你是杀了人的！

”凶手将人视作“非人”，而公众又将凶手视为异类。

我们将他人排除出人类的范畴，心安理得地制造着各式各样的“凶杀案”——或用匕首，或用键盘。

或许真正的医治来源于，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和他人实际上都分享着同样的罪人身份。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既不认识人性，也不认识自己，也就无法真正与他人共情。

朋霍费尔说，那些不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道德理论家因此而变得盲目。

所有人都落入了一个真正的圈套：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注视上帝的真理而变得单纯而聪明。

在上帝面前，所有人同为罪人，这就是上帝的真理。

而那些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与心中的自私与贪念争战的人，才不至滑跌到艾希曼或李晓明的境况。

宇宙之间并非全然善意的存在，甚至并非全然中性的事物，邪恶的势力的确存在。

当肉体中本就充满私欲的人，被邪恶的力量抓住，我们不是有可能会犯罪，而是没有可能不犯罪。

当有人来到耶稣面前，称祂是“良善的夫子”时，耶稣并未飘飘然将这个称呼笑纳，反而挑战对方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善恶作为标准，即使称耶稣为善，也只不过是因为耶稣暂时达到我们的要求而已，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那些称耶稣为善的人很可能和之后高呼“钉死祂”的人是同一批人，而之所以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掌握着善恶的尺度。

因此耶稣接下来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人最合宜的身份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至善对我们的判断。

那些被骄傲深深捆绑、专好在人前充当道德楷模，因此无法在神面前真正谦卑认罪的人，因此成为距离魔鬼最近的人。

虽然我们经常软弱，行事使神担忧，但常常悔改却可以帮助我们，不堕落到亵渎神的地步。

当我们不再伪装成道德权威，才能因着自己和他人同为罪人而能走近他人。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

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

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

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

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

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

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

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

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

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

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

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

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

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

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

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

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

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

》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

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

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

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

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

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

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

“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

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

“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

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

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

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

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

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

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

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

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

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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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

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

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

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

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

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

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

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

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

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

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

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

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

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

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

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

恶泯灭了思维。

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

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

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

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

毋庸置疑。

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

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

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

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

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

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

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

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

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

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

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

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

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5.6集观感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

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

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

“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

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

）为核心之一的延展。

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

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

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

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

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

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

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

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

(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

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

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

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

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

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

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

（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

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

（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

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

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

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

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

（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

）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

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

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

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

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

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

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

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

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

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

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

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

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

——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

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

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

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

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

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

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

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

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在中国，“杀人偿命”是个被公众默认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简单逻辑，这逻辑既说明生命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体现国人感性至上的善恶道德观。

但在现代法制社会的语境当中，“杀人偿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说法。

对于杀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作为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对杀人犯最不宽容，民众们不会去在乎杀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动机，甚至不会关心杀人犯在犯罪前后所处的精神状态。

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同样会有不在少数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呢？

与此同时，不管主要舆论是站在支持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的立场，还是站在对杀人犯进行精神鉴定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对于当事人家属而言，往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见。

现代刑事法律面对的伦理问题不仅是要准确地对犯罪人量刑，还要兼顾对受害者家属、对犯罪人家属，乃至于对整个社会舆论导向的关怀。

由台湾公共电视（简称公视）、HBO亚洲频道和CATCHPLAY联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便聚焦于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

这部剧播出仅两周的时间，在豆瓣已经收获国产剧里实属罕见的9.3的高分。

台湾公共电视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管制的，以服务民众为要任的公共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公视的电视制作主要关注严肃的社会写实题材。

在台湾本土轰动一时，改编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视突出的成绩之一，去年在内地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样出自于公视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公视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由贾静雯、吴慷仁等人主演。

在经历轰动一时的婚姻风波之后，贾静雯近几年的复出之路走得尤为曲折艰辛。

但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上一段惨痛的婚姻教训，贾静雯对本剧中的已婚已育的独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为准确投入，贡献了质感突出的表演。

吴慷仁是近些年台湾风生水起的男演员，本人近年来与公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把青》《滚石爱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与公视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湾著名电视编剧吕蒔媛参与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本创作，可能“吕蒔媛”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执笔的去年大热的台湾LGBT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亦或有所听闻。

《谁先爱上他的》本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虚构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法院最终给与杀人者李晓明死刑的判决。

对于这样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论的无差别杀人案，李晓明方的辩护律师王赦却认为必须要对李晓明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鉴定，法律上才能够给出最为公正的判决。

但李晓明本人始终拒绝这些原本可能会对自己的刑罚有所减轻的帮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王赦是一名专门为死刑犯辩护的公共人权律师，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即便身处人权律师的公益性职业位置，王赦也无法避免地被公众所敌视。

但在他看来，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起因和动机，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潜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让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为李晓明辩护的王赦不仅遭到网络上持续的讨伐谩骂，还在公众媒体面前被受害者家属以泼粪的方式羞辱，甚至连过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误解和失望，家庭关系因为职业而出现了裂缝。

宋乔安是这起电影院枪击案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家属，两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途中因接听电话离开影厅，等到自己赶回影厅时，儿子被弹药击毙的惨剧已经发生。

对于儿子死亡一事，宋乔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变得封闭而偏执，与过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和小女儿逐渐疏远。

与此同时，宋乔安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社会新闻SBCNews（品味新闻台）的负责人，因父母双亲车祸过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严厉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但也因为行事作风上的一丝不苟，宋乔安主导的新闻节目在业界获得了颇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时沉默寡言行事低调，是职场上不引人注目的那类人。

原本的新闻编辑因临产而无法主导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幸李大芝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事故，因随机应变的处理方式而被宋乔安晋升为现任的临时编辑。

但李大芝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晓文，是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

在事发之后，父母试图将变卖的房产补偿给受害者家属，但仍无法弥补李晓明所造成的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乡下，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让李晓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声称自己的父母在车祸中身亡。

应思悦是李大芝的房东，一个即将新婚的，自己经营店铺的年轻女性。

她知情达理，对李大芝关怀有加。

原本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她，却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即是精神分裂症。

在宽容度极低的社会环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蒙羞的存在，这样的家庭毫无疑问会受到旁人的闲话乃至责备。

刘昭国是宋乔安的丈夫，是一个社会正义感和是非观分明的媒体人。

尽管同样从事媒体行业，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差距，儿子的死亡使得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向尽头。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得以展开的关键。

角色之间的连接显然是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一事，但同时他们也都面临其相对应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拓展话题极广的作品，它同时还关于两性婚姻（宋乔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亲子互动（宋乔安与女儿愈发疏远的关系）、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对待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与普通人的相处）、网络舆论对个体的伤害。

纵观《我们与恶的距离》，有这样一些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极具反思性的细节：李大芝编辑的新闻稿件被宋乔安毙掉，只是因为她将严肃的社会新闻放到头条，而SBC News上一天的头条新闻则是“店员被客人泼奶茶砸头”；为了争取更高收视率，SBC News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播出了一条“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事后该消息被证实是虚假消息；将“女大学生被撞死”的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字眼改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关注度。

标题党、虚报假报、恶意报道……SBC News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当下大多数公共媒体的所作所为。

在微信逐渐地占据大多数人日常社交生活的当下，越来越多毫无职业道德感可言的自媒体也成为了社会新闻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可能的主导者。

不负责任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电视剧本身，它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贴合当下现实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的杀人事件，而每当有杀人案或是情节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出现时，网络上总会冒出诸如“杀死作案者”、“处以死刑”、“判刑过轻”等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论调。

当然，这些声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确也说明民众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出发点毕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呼吁让作案者“杀人偿命”的声音真的是公平的吗？

倘若作案者在杀人伤人时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倘若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伤害他人，但精神问题导致他们无法自控地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网友们正义凛然的“杀人偿命”难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丝毫代价的伤害吗？

在这样一种案件尚且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对作案个体的定罪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基本人权问题和刑法层面的伦理问题。

即便是针对恶意杀人的反社会者，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在其作案过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刑责呢？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向观众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该如何处置”的问题，这样棘手的问题或许更该交由法律公正来定夺。

真正应当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系。

作为一类带有随机性的病症，“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遗传或基因变异的先天性并发症，也可能是社会压力一手促成的悲剧。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长关爱的李晓明；遭受工作被辞、女友自杀等打击的应思聪……他们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认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孩子从小被家长强迫去上各类兴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家长监督，学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业；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对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临着赚钱养家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工作竞争丝毫不允许他们怠慢。

人们似乎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便要履行相应职务，像机器人一样地生活。

生活在时时刻刻处于高压的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复杂的精神疾病随之涌现。

人们对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对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

这种恶性循环的冷暴力只会促成更多人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创伤，导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伤人杀人的极端。

在观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时，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天“1818黄金眼”微博报道的一条引发热议的新闻，标题是“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爆发，称压力好大”，

新闻里，年轻小伙在路边大哭，向交警倾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交警们悉心开导并鼓励小伙。

倘若这个时候交警们对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责，谁又能保证濒临崩溃的他会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墙。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