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

提前在大银幕上重温了《富都青年》，感慨万千，越发觉得片名具备强烈的讽刺意味。

“富都”指的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富都区，可拥挤在这里的几乎都是贫民；这些“青年”或来自国外，或生于本地没有身份，他们蜗居于此，活一日算一日，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这次二刷后可以确认，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犀利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既有关照底层人真切困境的阔度，又有在极境中窥探复杂人性的深度。

它能做到这些，有赖于影片的视点和人物关系，以及吴慷仁那“附身”式的精湛演技。

全片有三个主要人物，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带出了底层人的残酷遭遇。

第一个是阿迪，他没有身份证，个性活泛油滑，试图与当地蛇头勾结，通过给外国务工人员办证牟利，往往落得个被警察围追堵截又被蛇头侵吞灰色收入的结局。

可即便如此，当他亮出出生证明后，依然能够获得一定的豁免权。

在底层世界，人也分三六九等。

第二个是阿邦，他是个聋哑人，出身更惨，父母葬于大火，重要文件全被烧毁，他甚至连身份都无法证明。

好在他踏实稳重，勤勤恳恳。

影片花了不少篇幅描绘他杀鸡、剁肉、吃饭的场景，真实又压抑。

他给人打零工，还会被认克扣工资，被剥削的他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

第三个是社工佳恩，她出场时就在安慰三个轻生的女孩，希望用爱感化她们。

而当她竭力向当地议员反映状况时，又会被各种推诿。

虽是旁观者，同处底层的佳恩终日与这些身在泥淖里的人接触，她因悲悯之心无法置身事外，于是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人申请办理身份证，以过上正常的日子。

导演也用一处叠印镜头凸显出了她的善良与坚韧。

如果将三种视角缝合起来，影片对现实的呈现便很全面了，困在底层，无论是正途还是左道都难以安身立命，而施救者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富都青年》有个很重要的情节拐点，阿迪意外“打死”了前来帮助他办理身份证的佳恩，以哥哥自居的阿邦迅速带走阿迪，并想方设法甩开弟弟，自己承担了所有罪责。

故事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后续还有反转。

第一遍看时，我会觉得这个情节有些狗血和突兀。

但二刷后才惊觉，这个处理隐藏着更深的表意——佳恩如此卖力地施以援手是因为她看过太多的底层苦难，而阿迪无比抗拒是不想揭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疤。

两人争执，表面看是底层人的互戕，其本质是，底层人根本无法摆脱命运的怪圈。

什么是悲剧？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佳恩之死，代表着良心的退场。

而阿邦之死，则代表着勤劳的无用。

阿邦始终勤勤恳恳，但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难逃被剥削的命运。

锒铛入狱后，他愧疚又不甘，愧疚于伤害了一位善良的好人，不甘于半生都没有家，没被疼惜过。

他甚至以绝食的方式来向命运发起无声的反抗，似乎，唯有死亡才是解脱。

真正触发他底层之怒的是一位法师，其实，这一笔也有着极强的悲剧性。

狱警出于善心找到法师，希望可以告慰阿邦沉郁的心灵。

法师出于善心，说着开解之语。

但是，未经底层之苦，难免居高临下。

善，也可以带来钝刀割肉的痛楚。

这也是《富都青年》最为可贵之处，这是一部真正的现实题材作品，它采取的是平视的角度，客观呈现苦难，并剖开血淋淋的生活真相。

而吴慷仁的表演正如定海神针一般，让影片的故事和人物都更有说服力。

为了演好阿邦这个人物，他去往菜市场体验生活，晒黑皮肤，亲自杀鸡，拥有了和那里人同样的神态，真的成为了阿邦。

最能体现吴慷仁表演功力的，是阿邦跟法师的对手戏，全程没有台词，他仅靠眼神与动作，就呈现出了底层人对现实的无力，对家与爱的渴望，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不解与愤怒……

当阿邦呜咽着说出“我…想…死”时，人物的悲剧感达到了顶峰，对现实的批判也达到了顶峰。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戏竟然拍了一遍就过了，这种“附身”般的演技着实令人赞叹。

能奉献如此纯熟的表演，跟吴慷仁的经历分不开。

他从14岁便开始打零工，做过服务员、洗碗工、售货员、调酒师等等。

这些阅历，成了表演最好的养分。

在演过医生、律师、检察官等角色后，他诠释底层人之苦居然如此丝丝入扣。

《富都青年》的力量不仅在于对现实的揭示与批判，更在于，它还在试图为生命寻找出口。

这种表意蕴藏在片中那些温暖的细节里。

影片有个核心道具，鸡蛋。

它是底层人能获取营养的日常食物。

阿邦和阿迪在吃饭时有个习惯，会把鸡蛋往对方脑袋上磕，生活艰辛，他们抱团取暖。

而在最后，阿邦在临死之前最后一次向阿迪脑门敲鸡蛋时，阿迪哽咽落泪，这一次，他下不去手。

阿迪变得成熟了，他穿着阿邦为他买的衬衫，走上了正途。

他甚至冲破了内心的障碍，找到了生父，跨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或许，自此之后，阿迪能够拥有正式的身份，成为一个正常人。

终于，阿迪带着阿邦的梦想，勇敢地生活下去。

一提到吴慷仁这个名字或许有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但于我而言，在看这部片之前，我对他出演过哪些作品，抑或是他本人演艺生涯的了解可以说几乎为零。

富都青年 (2023)6.72023 / 马来西亚 / 剧情 / 王礼霖 / 吴慷仁 陈泽耀因为他之前出演过的，像《一把青》、《麻醉风暴》、《我们与恶的距离》、《模仿犯》、《有生之年》和《华灯初上》等等口碑都不错的影视剧，几乎都与我“擦身而过”，这些剧我都听过，但都……没看过。

唯一看过的是一部叫作《此时此刻》的剧，那部剧虽然整体呈现的概念和故事我都很喜欢，但是吴慷仁只是作为主演之一，只有一个单元（不到一集的戏份），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在看那部剧的时候，觉得吴慷仁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在其中的表现，现在想想，并非演员个人的演技或能力不行，而是真的在那样一个不够饱满、太过单薄的剧本所致，所以当时我整体看完，觉得那一单元的故事相较于其他几个单元的故事，并没有特别出彩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且现在回想来值得回味的桥段，但如果你非要说他和小S之间的“对手戏”很有看头，那我也只能呵呵一笑了。

所以，当去年身边很多从事影视行业的圈内好友中，已经看过这部影片了的，无一例外的都在夸吴慷仁在影片《富都青年》中的演技有多么地传神和炸裂，并能看得出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在跟我推荐这部影片，而当时的我听他们的推荐几乎面无表情，看着他们难以抑制的激动的神情，我的内心也是毫无波澜和无法达到共情和感同身受。

因为当时的我，不光对他在这部片中的表现完全不了解，而且对他以往所有主演的作品也完全不了解。

但当我看完《富都青年》（严格意义上讲，这应该是我看过吴慷仁主演的第一部作品），最直观也是我的第一反应，是和之前推荐我看这部作品的小伙伴们一样，被他在本片中的演技所折服，那感觉就好像一个在废墟中走了很久的人，在走到快绝望之际，突然发现一片“绿洲”的感觉。

而这种让人为之一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这部电影《富都青年》给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题材以及故事的切入点，我觉得算是蛮新颖且有社会深度的，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的就是黑户和底层非法务工人员展开，他们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时候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每天担惊受怕地苟活于世的那份心酸，通过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慢慢地在观众看的不知不觉中渗透给了观众，导致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后劲真的还蛮大的。

其次，影片中一些运镜和借物指代人物之间关系和命运的处理，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的。

比如，前一秒还是叫声响亮的但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大公鸡，下一秒就变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鸡肉，画面一转，上一秒还在呐喊争取公平的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劳工，下一秒被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逮捕时，只是在他们面前多解释了一句，就被无情地狠抽了嘴巴。

像这样的处理还有好几处。

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其实要属吴慷仁在影片快结尾时的那一段用“手语”对社会以及伪善的人的控诉。

让看完影片的我觉得，他因这个角色能拿下2023年的金马影帝，真的实至名归！

前一段时间，《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成为中文互联网上讨论的热点，而阮经天在本片中的精彩表演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然而在第60届台北金马影展上，阮经天却与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擦肩而过，因为还有一个男人贡献出了更加精彩的演技，他的名字叫吴慷仁，他主演的那部电影，名字叫《富都青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部视角独特的《富都青年》以及它的主演吴慷仁。

01 富都青年富都，又名半山芭，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东南部的一个区域，曾经是吉隆坡中下阶层华人的主要聚集地，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当地华人逐渐搬离，这里慢慢成为外籍劳工的聚集地，而在这些外籍劳工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没有取得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非法”劳工。

电影《富都青年》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没有公民身份的阿邦和阿迪两兄弟在富都的底层社会里苟且偷生，哥哥阿邦是一名听障人士，一直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帮弟弟阿迪争取到公民身份。

而弟弟阿迪则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想通过各种不太光彩的手段赚钱，想让哥哥和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随着一场意外的发生，兄弟二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打破，最终被迫分离，走向了生死两茫茫。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视角独特，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很少被我们了解到的领域，那就是马来西亚社会中严重的“非法外劳”问题。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22年，马来西亚国内的非法劳工数量约为120-350万。

而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以阿邦阿迪两兄弟为代表的数量庞大的无身份者，在马来西亚社会底层过着何等辛苦与悲惨的生活。

一直以来被亚洲社会所公认的“勤劳致富”、“爱拼才会赢”这些理念在这里统统失效，任凭你再如何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也还是要过着忍气吞声被榨干劳动力、连一个安稳觉都睡不好的日子。

阿邦最后在监狱里激动地用手语打出的那句“你们都过的很好，我也想和你们一样，但我没办法”就是这个群体最想要说出的心声。

那么，如此庞大的非法外劳群体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还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02 非劳血泪上个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腾飞，马来西亚也搭上了这趟经济发展的快车，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马来西亚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因此开始大规模吸纳外国劳工。

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内政局平稳等原因，马来西亚也成为周边国家诸如印尼、孟加拉、缅甸等地非法劳工和难民的目的地。

由于边境线较长和疏于管控，大量没有身份的外籍劳工开始涌入马来西亚，而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政府也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而“默许”了他们的存在，根本没有制定什么关于这些非法入境人群的政策方针和政府预算。

而这些外籍劳工由于没有身份，只能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大量填补了马来西亚国内的低端劳动产业，尤其是所谓的3D产业（Dirty，Dangerous and Difficult，即肮脏、危险与困难），在《富都青年》中，阿邦主要从事的便是3D产业中的餐饮与批发菜市场行业。

如果就此发展下去，那么这些非法外劳虽然生活辛苦、没有保障，但也能勉强的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生存下去，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马来西亚政府对待这些非法外劳也开始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转向了严厉打击，几乎每一年，马来西亚政府都会组织几次大规模行动，抓捕和遣返非法外籍劳工群体，在影片中，我们就看到了两次针对非法外劳的突袭行动，而只要被抓住，就意味着巨额的罚款与遣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为躲避战乱或是在家乡衣食无靠等原因才流落至此，不论是罚款还是遣返，他们的生活都会在一瞬间清零，因此在影片第一幕的突袭中，才出现了有人宁愿跳楼也不愿意被抓的场景。

而随着外国劳工的不断涌入和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极力推行“马来优先”的官方民族主义政策，种族色彩浓重的“马来人至上”原则甚至被写进了宪法之中，非马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被挤到了最边缘，这让那些实际上为马来西亚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劳工却承受着巨大的恶意和偏见，甚至在官方和民间的论述中，会将帮助外国难民的人视为需要被惩罚的叛国者。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能看到，在突袭行动中，非法外劳的人格会被随意侮辱；区议员明确表示那几个要跳楼的小女孩反正没有投票权，死活与我无关；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帮助非法外劳的佳恩时那种鄙夷与敌视，这些都是这个群体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所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最真实写照。

03 生存困境所以，《富都青年》所讲述的非法外劳群体，如今成了马来西亚国内一个特别的存在。

一方面，这些难民支撑了马来西亚国内大量的低端劳动产业，让马来西亚本国人享受到了劳动红利，而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本国雇主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压榨他们，比如在电影开头，阿邦在辛苦工作之后，讲好的50老板却只给了30 ，而阿邦也只能忍气吞声低头认命，不敢与老板起一点争执，就是因为他没有身份，万一惹恼了老板叫来了警察，对阿邦来说损失可就远远大过20块了。

而在另一方面，这些难民又成了政客们手里可以利用的筹码，比如在2015年，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就公开宣布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隔年又宣布为缅甸罗兴亚难民提供庇护。

但到了2020年，他却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悔，称马来西亚不欠罗兴亚人什么，难民们会“得寸进尺”。

不断变脸的政策，让许多来到马来西亚的难民无所适从，就像片中money姐所说的那样：“起初政府让他们进来，现在却又逮捕他们”因此来看，这部《富都青年》的出现是十分可贵的，它为全世界展现了这个马来西亚社会中“阳光照不进的角落”，让我们看到，这些如同蝼蚁蛆虫一般生活的人们，是如何既被压榨着劳动力，又没有任何发声的权利，在整个社会食物链最底端里苦苦挣扎的血泪故事，他们没有身份，只有恐惧。

而在马来西亚之外，我觉得这部电影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可以代入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座大城市里，在这些大城市的角落里，也同样聚集着无数来自偏远地区的务工人员，像清洁工、服务员、建筑工等，他们支撑着城市的运转，但却总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们的境遇虽然没有本片中表现出的外劳一样凄惨，但也同样需要被我们去看见，去倾听。

04 颜色细节在这部电影之中，还有一个隐藏较深的细节，那就是衣服的颜色。

我们能够看到，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两个主角的穿衣颜色是有着明显特征的，哥哥阿邦的衣服颜色以青绿为主，而弟弟阿迪的衣服颜色则是以红色为主。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隐藏较深的细节，是因为他们衣服的颜色，其实对应的是马来西亚身份证件的颜色。

马来西亚的身份证一共有五种颜色，分别是蓝、褐、红、绿、粉。

其中，蓝色代表是正式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享受全部基本权益，本国公民年满12周岁即可签发；褐色代表的是正在服役的军人；红色代表的是有永久居留权，但却是非公民，无法享有像投票等大部分权益；绿色代表是可以暂时居留，但需要五年一更新，在马来西亚普遍持有这种证件的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却没有确定国籍的人；而粉红则是签发给未满12周岁的马来西亚公民的。

在此前的媒体专访中，导演王礼霖讲述了阿迪这个人物的完整设定，他父亲是本国人，而生母是泰国外劳，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阿迪被送往安置机构，并且被认定是泰国籍，只有拿着自己的出生证明跟父亲一起去政府部门办理手续才能获得合法的蓝色身份证。

因此，再来对比两人在片中衣服的颜色，阿迪虽然没有合法身份，但却有出生证明和确定的国籍，因此被官方视为是可以在此居留的人，相当于事实上的“红卡片”，他的衣服颜色正是与此相对应。

而阿邦则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人，他的衣服颜色也正是与之身份相对应的绿色。

影片中阿邦送给阿迪的那件蓝色衬衣，其实也是在寓意阿邦希望阿迪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生父和解，拿到可以拥有合法权利的“蓝卡片”。

另外还有一处细节，就是在深夜突袭居民区的那场戏中，被查证件时，跨性别者money姐拿出的是一张蓝色的身份证，这表明他是可以合法享受一切权益的马来西亚公民，但他却蜗居在富都的这片非法外劳集中的区域，这也在向我们透露，性少数群体在这个国家里其实是和非法外劳有着差不多命运的人，都是受打压、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那部分人。

05 百变吴慷仁最后，我想再说说吴慷仁。

在这部电影中，吴慷仁所饰演的是听障人士阿邦，虽然说不出话，但却是全片中最“响”的一个角色。

语言的缺失让他有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一切的情感全部都靠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传达，单单是临近结尾时那两场监狱会面的戏份就足以封神。

最震撼我的，要数他在监狱中跟法师会面的那场戏，阿邦这个角色从一开始的麻木，到不解，再到愤怒，最后到释然，吴慷仁精准地将一个生来就没有未来的人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当他艰难地用模糊的声音吼出“我想死”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跟他一起流下。

可以说，吴慷仁对阿邦这个角色的演绎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我在恍惚中都忘记了他正常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如此精湛的演技，我想也跟他丰富的社会经验有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吴慷仁这个演员其实是半路出家，27岁才在影视圈出道，这在演艺界可以说是“超级大龄”的新人了，但在那之前，已经前前后后做过焊接工、建筑工、服务生、调酒师等40多份职业，而这些职业，也为他后来的演艺生涯提供了十分富足的经验基础，让他能够把每一个角色都诠释的非常到位、触动人心。

能够遇到这样优秀的演员，我想是我们所有观众的荣幸，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样子的吴慷仁。

《富都青年》里的吴慷仁，确实是演技封神了。

据说他等了15年，才等来这部《富都青年》。

全片几乎无台词+手语表演，也演出了底层人极致的痛苦和兄弟间的情感。

电影讲一对没有身份证的兄弟，在底层艰难求生，愿意为彼此赴汤蹈火的犯罪情感故事。

主人公哥哥阿邦和弟弟阿迪生活在富都，四处躲藏，苟且偷生。

阿迪的非法行为，最终导致他失手s人，为了保护弟弟，阿邦选择替他顶罪入yu。

这一转折点彻底改变了阿邦和阿迪的命运，也将他们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阿邦自首入狱后，一共接受了三次探视，这三次也就是吴慷仁的表演封神瞬间。

第一次探视，阿迪无法理解哥哥为何要为他顶罪，不愿让他独自面对没有哥哥的未来。

或许正是这种难以言喻的依恋，让他从嫉妒缅甸妹，到拒绝相认生父，最终失手伤人。

他只想留住哥哥，因为对他来说，“我没有爸爸只有你”。

然而，心如死灰的阿邦早已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断水断粮，感觉自己像蝼蚁般渺小。

他摘下助听器，留下「你不是我的兄弟，我也不是你的，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话，不再理会弟弟的质问，转身离去。

第二次典狱长请来一位大师为阿邦做心理疏导，希望能够唤醒他对生活的希望。

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只能通过手势和表情来表达自己的痛苦。

《富都青年》中，阿邦与大师的对话是影片中最为精彩和震撼的高能片段之一，展现了阿邦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对生命的渴望，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底层劳工的冷漠和忽视。

阿邦一开始并不配合大师，他咆哮着用手势比划着，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绝望和对身份认同的渴望。

大师面对阿邦的质问，只能按照程式化的方式，询问阿邦是否吃饱，是否需要家人探视。

他问大师：“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为什么我没有父母……”他渴望能够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但他却只能通过手势和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大师试图用空洞的说教来安慰阿邦，告诉他要“好好活着”，但阿邦却无法接受。

阿邦在大师面前彻底爆发，他咆哮着用手势比划着，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绝望和对社会的愤怒。

他质问大师：“你懂不懂我的痛苦？

你懂不懂我为什么想要死？

”他的手势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从嘴巴模仿吼出了含混不清的三次：我想死!看着吴慷仁面部抽搐、涕泗横流的封神演绎,让看到这里的的人感到一身悲凉,不觉间湿了眼眶。

第三次探视是在生命的最后三天，阿邦即将被执行死刑。

阿迪身穿哥哥送的蓝色衬衫，这件衬衫象征着阿邦曾经为弟弟付出的一切，是他为弟弟托举出光明未来的象征。

而阿迪的衬衫上布满了拙劣的补丁，就像他小心翼翼地修补着过去的错误和遗憾。

阿邦打开餐盒，里面是两枚水煮蛋，这是兄弟俩多年来的秘密仪式，象征着他们的亲情和陪伴。

然而，这次敲击鸡蛋的声音却让阿迪感到痛彻心扉，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一起生活了。

导演也提过，鸡蛋的存在，是因为它是穷人唯一的营养品。

阿邦的悲剧，是整个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的缩影。

像影片中社工佳恩所说的那样，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廉价劳动力，高举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旗帜，假意地“欢迎”劳工的到来。

这部电影反映的问题也存在现在的许多城市里，在这些大城市的角落里，也同样聚集着无数来自偏远地区的务工人员，像清洁工、服务员、建筑工等，他们支撑着城市的运转，但却总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们的境遇虽然没有本片中表现出的外劳一样凄惨，但也同样需要被我们去看见，去倾听。

以下严重剧透讲述黑户青年在马拉的艰苦，无IC无人权，经常被警察查，周围躲避，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

聋哑人阿邦勤恳老实，但工作会被黑扣工资，夜晚会被突然查户要逃走而流浪街头，喜欢自己的缅甸女孩远走他乡，唯一帮自己申请IC的女社工被自己害死，经历完这些，在狱中那段无声嘶吼，对人生感到无比绝望，最后发出全局唯一的台词“我想死”。

剧情睇落唔够连贯，可能因为配音系马拉语关系，字幕翻译不甚精准（特别粤语部分，台词和字幕不一致），理解存在困难。

最大的戏剧转接，剧情逻辑唔够严谨。

关键的命案发生，人物动机上有点牵强，女社工同两兄弟都熟，帮阿迪搵到亲生父亲，可以办IC，但阿迪唔接受，继而赶人，然后升起歹意，意图强奸，反抗中失手，造成女社工脑部大出血（什么情况下被人一推就能大出血？

）。

更令人费解的是，阿邦得知，回现场处理，发现女社工仲有一丝气息，但正巧门外印度工友上门送咖喱粉，可能系怕报警？

因为伤人必须去警察局，担心害怕被查身份？

用手捂住女社工，不让其出声，大量失血叠加缺氧窒息而死。

假如阿迪唔系咁极端赶人方式，假如阿邦在印度工友来时开门，二人报医，女社工都唔会死，真系被一语中的，跟黑户扯上关系很危险。

金鸡看的，可能是文化差异吧理解上和导演有些不同。

整部电影下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疑似骨科。

（导演自己嘴瓢都说爱情💓）感觉杀人反转那块有些弱了，没看出想表达什么。

有人提问了导演为什么阿邦不告诉阿迪真相，我也认为这个是这部电影的矛盾点，也可以更好体现人物性格，却被导演用新闻上说的盖过去了有点可惜。

在xhs上见过很多大马华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无国籍的大马华人，互联网是个神奇的东西，让我了解到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比如马来西亚苏丹轮流出任国家元首（什么东南亚罗马。。

），比如西马去东马要用护照还要盖签证章，比如印尼现如今还有一个地区实行世袭制，第一次知道的时候真的感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电影又比文章更进一步，相比单调的文字，电影里的一言一行，服化道具，都凝炼着深深的当地风格，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看那种密密麻麻的小人绘本，仔细观察每个人都在干什么，越来越喜欢找小众国家的电影看了。。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未婚状态下出生的子女，国籍随母亲，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大马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进行结婚注册下的出生的子女无法取得马来西亚国籍，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无法办银行卡，无法考驾照，无法正常出境，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这种社会边缘人其实很容易变成社会安全隐患，正如电影中的弟弟那般。。

虽然没有公民权，但是作为在马来西亚医院出生的小孩，会获得一张报生纸（约等于咱们的出生证），报生纸上将被标注BUKAN WARGANEGARA（马来语：非本国公民，本国公民为WARGANEGARA）， 报生纸可以用于证明身份，但也仅限于证明身份， 电影里弟弟阿迪面对警察时出示的那张纸应该就是报生纸，有公民权的money姐出示的是蓝色的ic卡（约等于我们的身份证），哥哥阿邦的报生纸应该是在火灾时被烧毁了，连自己身份都证明不了，所以弟弟还勉强保有一丝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前提是得找到有公民权的亲爹，让他帮自己申请ic），而哥哥是彻底没希望了，所以警察来的时候哥哥才会躲起来，所以才会把希望让给弟弟。。

在马来西亚，以非本国公民身份出生的孩子， 可以向国民登记局递交申请公民权，批不批准看心情，总结一下网络上的信息基本上有以下几条准则（都只是给申请公民权加分，不保证能够申请到）：1. 大马籍父亲与外籍母亲在无国籍孩子出生后补完成结婚登记，以夫妻的名义为孩子申请公民权（补登记越早越容易申请）。

2. 未成年申请，申请成功的概率大于成年人，超过21岁基本就很少批准了。

3. 无国籍者成年后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

马来西亚如此，自然是为了控制公民人口，毕竟女性的终生生育数是可控的，男性是不可控的，这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常规操作了：※古代罗马：贵族女奴隶男生子为贵族， 贵族男奴隶女生子为奴隶※古代朝鲜：两班从母制※现代新加坡： 外籍女性与本国男性的非婚生子女不授予新加坡国籍※改开前的中国： 城乡二元制，孩子户口随母亲 马来西亚无国籍者中很多人的母亲是来自印尼或者泰国，因此有部分无国籍者另辟蹊径去申请了泰国或者印尼的国籍，不过这一切前提是要能联系上母亲，很多外籍女性是生了孩子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自愿或者非自愿地返回了原籍国，和孩子断联了（比如电影中的兄弟俩）。

咱们国内对子女倒是不严，亲子鉴定就能上户口，但是对外籍配偶很严，五年30w存款才能申请居留权，国籍签发就更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属于更相信自己的教育，觉得统一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孩子，磨合相处会更容易，无论出身🤔2024/09/19更新——电影业也上映了，想到啥写啥：从各国公民权问题莫名想到了19世纪一个著名的社科问题——法国人口问题：法国北部，是全西欧最精华的一块土地，大西洋和地中海季风双调节，千里沃土无灾害（不像东亚这边，虽然太平洋季风带来了雨热同期，但缺乏调节，早了是洪涝，晚了是旱灾。。

），因此在农业时代，法国一直是西欧的第一人口大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末，法国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世界低生育率的鼻祖），在19世纪的一百年间，陆续被英国，德国超越。

这其中固然有法国宗教改革的早，城市化发展的早，从而导致的宗教热情消退，市民阶层生育率下降和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有关，但当年的法国出现了连农民都不生的奇观（农业社会里小孩养到5岁就是一个可以持续使用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巨大，所以生育意愿高不奇怪），许多史学家究其原因，认为很可能跟拿破仑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相关： 《民法典》规定，全体国民的财产要在死后由诸子均分—— 推恩令（法兰西版） “长子继承制是落后王朝的法律，对幼子不公平。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诸子均分继承法，在执行的时候甚至是到了农场里的两棵树，都要一子一棵的程度，再加上1789年，英国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发表，马尔萨斯陷阱论大行其道，配合上农业技术的改善，人口不再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品，法国农民为了避免几代以后子孙的人均农场小到吃不饱饭，纷纷开始了自发的“只要一个孩（儿）子”的节育运动（计划生育青春版）。

而同时期的德国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长子继承法，有些地区甚至要求“长子不离家”（受法国深度影响的莱茵联邦曾实行过拿破仑继承法，但未严格执行），家庭里的老二老三无法从父母手中继承到足以谋生的财产和土地，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前赴后继地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燃料，德国能打且老是想出去打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打输了消耗人口，打赢了从英法手中抢下殖民地转移人口。

结果就是，1800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法国人口从2900w增长至3900w德国（德意志诸邦和第二帝国）人口从2400w增长至5700w1914年的一战前夕，法国人口为4050w，德国人口为6500w，一战是德奥先宣的没错，但巴尔干危机中法国又何尝不是在推波助澜，“再不打就打不过了”的心态其实一直萦绕在法国人的脑子里。

有趣的是，一战结束后，法国并没有出现传统认知中所谓的战后婴儿潮（哪怕法国zf直接官方下令全国范围内禁售byt），除了国民生育观念已经定型无法逆转的原因，另有一种说法是，法军中很多从法德前线下来的士兵（尤其去过凡尔登的士兵），战后深受ptsd症状的折磨，很多人精神状态极差，导致终生低杏玉甚至羊尾。

而在整个一战中，法国去过凡尔登的士兵比例是70%（贝当设计的轮战制），德国是30%，这一比例除了影响到二战时两国的喜战度和厌战度之外，或许还直接造成了1920s年代，法国的生育率是2，德国的生育率是5，到二战前夕法国的人口还是4000w上下，德国为6800w，法国不想再打一场灭国战争再流一次血，索性直接投了。

因为一，杀了人。

以绝食与梦魇表达忏悔。

观众看到了聋哑男子阿邦的梦中盗汗，看到他对社工临死前的补刀。

为什么她的死必须他来偿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救这个＂菩萨＂般的社工姑娘，而是为弟弟掩盖错误。

因为他一直生活在没有身份证被遣离的惊恐中，而瞬间反应，就是一个人长期状态的外化。

有一场戏，在市场外，他教弟弟削青菜根，正巧警察走过，他面容绷紧，弟弟故意伸个懒腰，发出小混混的咋咋呼呼的声音，虽是逗乐，但哥哥阿邦的紧张是明明白白的，毕竟警察半夜搜查身份证而常常睡中出逃的是他。

惊弓之鸟，低头哀鸣，终会闻弦声而堕落地。

因为二，爱弟弟。

他和弟弟阿迪都有亲情黑洞。

他的外表黑瘦，干活勤勉、踅伏小心，与人为善，包容到底，这些品性与他对亲情的患得患失、牢牢死抓（Money姐生日趴上抱着弟弟跳舞那场）是个人属性的一体二面。

所以，弟弟就是那个可以活得傲娇些的小孩：你快来替我切菜做饭，我被Money姐唠叨死了。

到面试点了，新衣服就会自动出现。

到饭点了，鸡蛋就会自动出现在盖着的碗里。

哥哥有喜欢的人了，买了一条丝巾想送，不如先给我围吧。

被人追打，明明哥哥拼死来护，转头就扔下一句：不要管我。

可以很天真地吃醋、很不耐烦地任性，让他学着切菜他会非常抗拒。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不妨碍他拿完女人的钱，对感叹＂还是会老＂的女人漂亮地说：不行就我来娶你好了。

理所应当地被照顾，享受现成，又自以为不失豪气，多少男人一辈子过着这种生活。

因为三，活得太累。

当然活得太累，不是大师激怒了他，也不是狱警感化了他。

他不是亲哥，当然不会管教，只有宠溺、付出。

他不明白，也可能明白，纵容是一把利刃，让他与弟弟的苦楚、孤独都成倍增长。

弟弟，长大吧。

巨大的折损面前，弟弟才有了痛彻心扉的改变。

这是纵容的结果。

一个决定去死的少年阿邦，你其实成年了很久，你以为自己还是护卫弟弟的少年。

其实，你早就不是孤儿，他也不是被父亲抛弃的小孩，不要活在相依为命的童年里。

然后才会真正感到周遭的暖：社工姑娘的好、Money姐眼角的泪。

电影最开始借用马林《影子》的话“有些人只依靠自己的影子生活，甚至不是用整个影子，而是依次的，时而用一双手，时而用一双眼睛”。

其实这句话早已形成一个对阿邦、阿迪关系的多重隐喻指涉。

在这句话中，用牺牲触觉与视觉的方式将不可触与不可轮廓化的影子具象出来，却刻意回避了“听觉/言觉”这一声音知觉的存在。

那是因为影子具有天然不言自明的失聪性，这就是作为哑巴的阿邦被迫成为“影子”的存在。

无论是他成为阿迪唯一的情感寄托，还是阿迪失误犯罪的替罪者。

也正是因为这份隐喻的延展，失聪/失语的何止是阿邦个人，当从他的视线看去的以阿迪为代表的一群边缘生存者时，观众能深切地感知到这些人因为身份、自我认知、异乡等诸多他者属性加诸于肉身上的不能言，他们无法出现在被社会之眼所注视的“正常”群体之中。

阿迪的父亲在电影的前半截一直没有出现，他以不可视的大他者形象一直作为阿迪对抗/接纳的双重身份。

如果阿迪承认父亲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接纳感，就意味着他必须真正放弃哥哥阿邦所带给他的更加真切兄弟感情和相濡以沫的过往。

所以阿迪的选择是通过将这个父亲“影子化”的方式将其无视，在阿迪看来，无视本身就是对抗，是一种精神分析层面上的“弑父”，但父亲的实体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一次双重精神分析想象：想象已经弑父成功之后的想象抗拒，并且在之后的想象忏悔中赎罪。

佳恩的双重死亡，也是“弑父”映像的具象化。

阿迪以为自己是在一次失误中杀死了佳恩，是他在无意中对善的泯灭。

无论如何，在电影前半段佳恩都是兄弟俩所能见到的最纯粹且善良的存在，她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阿迪能够确认与父亲的身份，只是为了让阿迪能够获得公民身份——阿迪身上最后去见阿邦穿的蓝色衬衣，不只是哥哥为他买的用以辛勤劳作的象征，也正好代表了马来西亚公民卡上的公民蓝色识别（MyKad）。

而之后阿邦再次杀死了佳恩，佳恩不再是作为父亲的言说者出现，她只是一个普通且脆弱的濒死者。

所以阿邦，这个底层劳工用牺牲自己的明天换取阿迪的未来，他用自己的一层犯罪掩盖弟弟的另一层犯罪。

他用献祭自己的影子，重新托举起阿迪逃离这升天的可能。

毕竟阿邦身上常见的青色衣服，是马来西亚的出生却无法确认国籍的识别色（MyKAS），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获得“父亲”的认可，但阿迪却可以。

父亲的话语最后以“社会口号”的方式出现，那就是当阿迪知道佳恩再度死亡后，走出写字楼时所看到的宣传语“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孩子”。

“我们”是群体第一人称，它以一种自我父子拟亲的方式完成与“国家”这一抽象概念之间的家庭想象，虽然在电影里这些流浪者的父母并没有露面，或者说他们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缺席。

阿迪在电影一开始，对这些流浪者所进行的正是贩卖假证件的“黑色生意”，他所充当的也是“假父亲”所衍生的社会身份认定的行为。

如今的阿迪身影逐渐“影子化”，变成这巨大宣传语牌下钢铁天桥栏杆的一部分，这不是被承认的，而是被淹没的个体。

他的双手紧紧地攥着栏杆（“时而用一双手”），他的躯体逐渐无法辨别（“时而用一双眼睛”），不仅是因为他知道了佳恩去世的真相，同时也意味着他所进行的“伪弑父”行动的彻底失效，而让他归于迷茫。

阿迪由此也真正放下了对父亲这一大他者对抗/接纳，重新转向朋辈也就是阿邦的认可之中。

但此后他的一次次探视都被阿邦拒绝，此时的阿邦已经自主地将自己“影子化”，肉身也不再出现在阿迪/观众的视线中。

此后才是父亲符号的真正退场，佳恩也不再被兄弟二人认为是父亲话语的言说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阿迪开始真正直面对佳恩所犯下的过错，为她献上属于自己忏悔的鲜花；阿邦则通过绝食的方式表达对佳恩的赎罪，但绝食被打断了，被不忍看他折磨的狱警。

是的，这可以说是阿邦的个体性首次被同龄男性看见，在所谓“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被无视的个体，在监狱这一特殊异托邦下被看见。

在持续的情感铺垫下，观众与坐在对面的担任心理援助的法师（作为另一个救赎式父亲形象的出现），都看到了无声的4分钟阿邦自由发挥的“控诉”表演。

不仅是吴慷仁，坐在对面的开照法师也是没有剧本的表演，也就是说这段对话不是被设计的，而是在现实中或许发生过无数次的缩影：“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就这么简单”，“我希望能够讲话，我想被爱并接受爱”，“但是不可以！

”在这段“对话”的最后，阿邦用尽所有力气，在自己早已呜咽无法发声的咽喉里，迸出了三个（带有字幕的）字“我 想 死”。

在这段控诉的过程中，阿邦一边用手语表达自己的呐喊，一边突然发现自己的失声并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群体性的，是无法被真正听到的。

毕竟语言传递出的“活着”在不同人眼中的、自己亲身经历的、旁人正在完成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厚度。

于是最让我倍感心痛的，是阿邦的面部表情在剧烈张扬之后，默默地收回最后挤出一丝苦涩的笑。

阿邦在等待死亡的最后时刻，和阿迪进行了最后一次用鸡蛋敲对方的额头：这是最后一次触碰，最后一双手的互相触摸，最后一双眼睛的互相对视，以及最后一次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就像易碎的鸡蛋一样，稍经触碰就四分五裂，外形的皲裂破碎，看似因为内里早已被煮熟所以可以维持模样，却已然经受不起命运的再次重压。

这不只是马来西亚的“双非”（非法劳工、非法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能普遍到全球劳动者群体中引起共鸣的电影，就像每个漂泊到异乡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这“富都”里的“青年”一样，但希望始终只是希望，是符号、是口号、是无法听到的呼号。

作为移民文化产物，马华文学一直离不开关于“离散”的母题，历史的渊源让马华作家们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回顾，继承了现实主义表达，而地理和语言上的流动赋予马华文学一种异化而独特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打破。

同样地，“离散”也是马华电影的表达核心，通过关注马来西亚背景下的华人生存状态，展开对身份与历史的诘问。

《富都青年》作为一部后离散时代的作品，已经剥去沉重的历史感，对当下关注的迫切性让这部马华作品显得非典型，然而这样的现实力度却有着更加直击人心的力量。

——莉莉猫

文：郑欣晴编辑：莉莉猫责编：朱学振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富都（Pudu）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片区域，是底层劳工、无身份人士、难民等边缘人群的聚集地。

因为火灾失去父母及出生证明的阿邦和被父亲抛弃没有身份的阿迪，作为无身份人士生活在其中。

阿邦与阿迪，即马来语Abang-哥哥，Adik-弟弟，替代了他们不存在的名字。

影片通过聚焦兄弟二人的生活，透视着整个马来西亚沉默的底层社会。

流徙和身份的寻找，一直是马来西亚华人电影中的主题，《富都青年》也沿袭了这一特征。

但与大部分马华电影不同，《富都青年》并不只局限于华人社群，而是站远了一些，使片中的非华人不再成为“故事的街景”，呈现了一个真实的马来西亚。

如台湾媒体所说，《富都青年》是“一部典型的马来西亚电影、非典型的马华作品”。

1寻找的和早已失去的从故事本身来看，阿邦和阿迪一直在寻觅一个合法公民的身份。

阿迪因为社工帮他联系到了亲生父亲，一度可能获得身份。

在他去拍摄证件照时，穿着哥哥送给他的蓝色衬衫。

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证是蓝色的，而红色没有完整公民权。

蓝衬衫代表着阿邦对弟弟阿迪获得身份，或者说获得“正常的人生”的期盼。

然而这件期盼的蓝衬衫在被追打时扯破，最后被缝补好，穿着它去监狱见了哥哥临刑的最后一面。

而哥哥阿邦，除了自己赤裸的生命本身，其他东西一概失去，直到影片的最后，生命作为最后一样所有物消失。

在法律和社会中，他的身份从未存在过，甚至到了监狱里才拥有自己的身份——在对法师打手语“我连身份都没有”时，他指向了自己蓝紫色囚服上的号码牌。

被社会排斥的人，因为被判处死刑而进入了社会划分的群体中，然而这种短暂的“身份”也随着绞刑索，同最后挂在衣架上的丝巾一起消逝了。

一种本不存在的巨大空虚。

2双重的失声影片中阿邦被设定为聋哑人，代表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失声。

整个边缘人群长期处于一种无声状态之中，控诉和反驳只能回响在群体内部。

正因为如此，沉默的反问变得更加有力量，所有压抑和被剥夺的都在阿邦的自白中爆发，所有的情绪都由他个人之口诉说。

吴慷仁的表演使阿邦的狱中诘问成为了电影的情绪高潮。

影片叙事上的薄弱和人物塑造的明显不足让人无法忽略，但表演和手语内容的结合使无声的语言变得极具力量。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情绪由克制到难以自抑，而正是因为这种克制，绝望显得更加沉重。

阿邦临刑前与开照法师对话，从“但我得不到”到“我，没有未来”直至作为聋哑人模糊发出的“我想死”，是边缘人能发出的，比之前任何一段有声台词都更响的控诉。

阿邦对法师说话，也在对法师代表的宗教和宇宙诘问。

诘问过后就如阿邦打过的代表死亡的手语——掌心向上而后向下翻转，向下，向下，一切都消失了。

3后离散时代的马华电影长久以来的马华独立电影被归类为“大荒与蜂鸟”，“大荒”指对某一事物追寻又徒劳无功的个体宿命，而“蜂鸟”指以小击大，追溯被遮蔽的历史创伤。

《富都青年》作为“非典型马华作品”，可以被视为一种“城市中的大荒”。

虽然影片的母题是身份，但剧情更像是对马华电影传统离散叙事的挑战。

影片的两个主角都是华人，但对身份的追寻不再执着于祖籍地的情感连结，而是更加偏向自己在移居地的本土身份，与其他族群共生，并面临着同样的身份问题。

与后离散时代马华文学“离岛风格”和“拉美风格”不同，马华电影显然更偏向现实主义。

《富都青年》是一种新尝试，但如何使每个角色都“在场”，也许是马华电影需要被持续搅动的课题。

走出雨林，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