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

——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

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

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

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

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

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

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

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

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

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

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

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

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国家体制周里文革尔老师说的独裁主义，而他们脑海里的独裁主义便心照不宣地指向了希特勒，然而整个实验活动隐喻地却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激进运动。

电影强调“文革尔老师被学生的崇拜冲昏了头脑”，同时用“一个极端狂热分子的荒唐举动”和文革尔老师的被逮捕来结束电影，呼应了自由主义对左翼运动的批评——要改良不要革命，要英国式的革命而不要法国式的。

要人们回归自己，而不是集体献身于某种集体意识。

纳粹党是左翼激进运动的党派，它依靠打击官僚资本主义的口号，吸引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让每个家庭都有一辆汽车”这样的口号便是希特勒提出，胡佛总统提出“让每个家庭揭开锅盖都有一只鸡”，但它他没有成功，相反，希特勒建立了大众汽车。

同时它的诸多民族主义主张迎合了德国人一战结束后的失落心态。

希特勒是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理，而当纳粹党开始“全面夺权”的时候，首相兴登堡问希特勒，这是叛乱吗？

希特勒回答他，不，这是革命。

于是每一个普通德国人，从钳工到厨师，到农夫，还有许多企业家，都真诚地相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像几十年前的俾斯麦一样运行严肃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复兴德国的荣光。

而更宝贵的是，他们都愿意用切身行动来推进这一历程。

当时工厂的工人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有编制，有荣誉，有纪律。

这一切合理吗？

如果说它压抑了个人的意志，甚至于把人们的热情导向了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如果这一切是以德国的复兴为名义呢？

希特勒不过是在强调“德国的复兴正在召唤你们每一个人”这相当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考虑已经发生的历史，纳粹运动最终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战争，德国人也慢慢觉得希特勒在把德国引向灾难，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德国人只是发现他们无法赢得这场胜利。

换言之，这并不是良知。

所以战后德国人对于他们的难堪过去的反思就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反思的，在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里，他们体会着难以置信的充实和幸福，甚至那些志愿充当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的德国平民，他们也觉得是在做正义的事情。

而在德国露出失败痕迹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为那种幸福而感到羞耻，而这是不必要的。

我们在说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那么追随希特勒的人是否遵从了自己的意志呢？

我不知道。

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那么美好，那么为什么德国人放弃了散漫而遵守纪律，甚至当时都愿意将毕生奉献给纳粹运动？

有人说这是因为人需要归属感，这是有道理的。

于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展现了人们如何自然地遵从了集体意志而成为运动的一份子。

这部电影的缺憾之处在于，它无法正视这个现实，必须以过激行为来夸大左翼运动的危害，因为它背负着“自由主义”的道德重任。

它必须潜在地批判希特勒的专制，苏联的专制，甚至中国的专制，一切和纪律有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泯灭个性，是极端的罪恶。

这就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我无法说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人们反思法国大革命，雨果做的很好，他弘扬了人性，但他也明白法国革命的确是有着不可置辩的重要性。

21世纪的年轻人是反思的一代，他们反思专制，反思文革，反思苏联的文化禁锢，他们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要大呼过瘾，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受难，仿佛他们自己像人类文明的基督一样被钉在专制的十字架上。

但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而这其中可能就包括对当今横扫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反思。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浪潮给了在缺陷压抑空虚中生活着的普通人新的兴奋点和依托 给了心理弱小的个体以脱胎换骨般的力量 却又让卷入其中的人们日趋疯狂 其中的一些人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满足潜意识中的各种私欲 慢慢失去道德观判断力和反抗的勇气 这个集体最后极端地反对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并把这些人排挤出集体甚至伤害他们…良好的初衷是如何错误地演变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个人在某些情境下组成的集体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和可怕？

这五天的发展是耸人听闻还是真的科学实验的模型和缩影？

真的可能吗？

今天看完这部片子 边看边想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看完后觉得很多人性的东西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我们理性地认为不该这么去做 比如 第三天卡罗因为觉得穿白色衬衣不好看而选择穿红色T恤进班后 当赖纳让学生给活动团体命名时 卡罗积极举手 可赖纳用眼神惩罚她之后才故意最后叫到她 这在有意无意间给了全班同学一定的惩罚或排斥暗示 比如第五天 在活动中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赖纳作为妻子在学历上高过他的报复说出了妻子工作能力不强的软肋 自尊受到强烈伤害的妻子离家而去 还是同一天 马尔科因类似原因与卡罗吵架 居然动手打了卡罗一耳光经常说电影是生活戏剧化的反应 但是这部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很真实 也几乎没有冗余 连莫娜为世界杯期间到处都是德国国旗感到不舒服这个想法 我也曾在龙应台给他生长在德国的大儿子的信中看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德国青年们的真实思考 可以说这部电影说服性情境性非常强 正因如此 才让人震撼 当然 如果看完下面的分析 或许更加压抑和感慨而且我绝不认为这仅仅是针对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德国人 而应该是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去思考的前几天刚好看了 David G. Myers的社会心理学（第8版） 下面基本都是从书里整理的一些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之中的细节及其现象 没有一一细致分析对号入座 但是下面列出的每一个概念 都是可以与具体电影情节对号入座的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

作为人群中的一份子，当你为一个赢得比赛胜利的漂亮进球起立欢呼时，你是不是在从众? 当你和其他人都认为，女性留长发要比留短发好看时，你是不是在从众？

也许是，也许不是。

关键是，当你脱离群体时，你的行为和信念是否仍保持不变。

如果球场上只有你一个球迷，你会起立欢呼吗？

从众的表现之一为顺从，也就是说有时我们会顺从一种期望或要求，但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样。

这种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

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避免惩罚。

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有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

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会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喝牛奶，因为我们认为牛奶是有营养的。

这种真诚的、内在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

有时，接纳会紧跟顺从，顺从会滋生接纳。

登门槛现象实现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地策略就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

这一登门槛现象被证实十分有效。

研究者假扮成安全驾驶的志愿者，他们请求加利福尼亚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较粗糙的“安全驾驶”标志。

结果只有17%的人答应了。

然后研究者就请求其他的人先帮一个小忙：他们可以再窗口安置一个3英寸的“做一个安全驾驶者”的标志吗？

几乎所有人都欣然答应了。

两周后，76%的人同意在他们的院子前树立大而丑陋的宣传标志。

帕特里夏与其合作者发现，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伦多郊区46%的住户会乐意向癌症群体捐款。

而如果在一天前让他们戴着一个翻领别针宣传这项活动（他们都愿意这么做的话），那募捐者的数量可能会是前者的两倍。

在这些表现出登门槛现象的实验中，人们最初的顺从行为---戴一个翻领别针等，都是自愿的。

研究人员不断发现，当人们承诺公众行为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自觉做出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

在一个种族群体里，人们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讲话、行动、穿着都应该像“我们”。

像“白人那样行动”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样行动”的白人，都会遭到同伴的嘲笑。

在实验中人们也发现，那些感到自己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可能对群体影响做出反应。

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

害怕被他们喜欢的人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那些能代表群体特征的人。

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少数成员是很难受的。

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就容易得多。

有说服力的因素传达者：一个可以吸引和指挥成员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信息：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团体给那些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和包容，都是具有吸引力的。

听众：学生们都很年轻，出于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其态度和价值观都还不稳定。

有的人可能正处于人生转折点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或者面对个人危机，他们有某种需要，而活动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去个体化群体情境中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觉知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起状态。

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

一旦唤起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

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去个体化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使得个人身份模糊化。

马伦指出，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

从体育观众到用私刑的暴徒等等例子中，很多个体评价估计都降到了最低水平。

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

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景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比如穿制服的效果。

为了准备作战，一些部落中的斗士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性化。

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杀死、折磨或者摧残任何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或者。

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性化的斗士部落几乎都会对其敌人施以暴行。

那些殴打罗德尼.金的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绝停车行为惹怒并且唤起了。

他们享受着彼此之间的友爱之情而对外界将如何看待他们置之度外。

就这样，他们忘记了社会的常规，而被情景卷入其中。

这部电影同时让我想到换子疑云 当独裁政府垄断了警察局和新闻媒体时 基本上是独立电台的支持者们挽救了母亲 当局者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反对的声音 可当局者只要是活生生的人都会代表一定的利益 也会犯错误 从长久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独立的声音甚至批评的声音 这样才能与七宗罪之首傲慢虚荣心的膨胀维持距离并保持清醒究竟如何避免独裁的发生？

避免集体中的一致同意错觉。

加强自我觉察，避免去个体化。

鼓励批评性评价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但是如何做到这些？

并不容易

　　1967年4月，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教师Ron Jones给学生们讲第三帝国部分。

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Ron Jones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

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

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

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 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

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

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

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

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

Ron Jones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们认真听讲。

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

一个波浪。

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

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

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

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

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

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

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

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

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

结果却来了20个人。

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

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

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Jones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

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

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

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

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

出现的只有雪花。

学生们等待着。

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

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

”礼堂里炸开了锅。

Jones开始讲话，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今年，德国将这个事件拍成了电影——《浪潮》。

为什么是德国？

太可以理解了，我想，那应该出于德国人内心深处对极权重来的恐惧感。

　　影片忠实还原了这个历史事件，只是将其转移到了当代的德国。

还是一样的方式：强调纪律、说话要举手并站起来、波浪手势、统一的服装，只除了告密——可能是不愿意让孩子们出丑，德国人回避了这一点。

　　但德国的版本比美国走的远得多，孩子们全心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他们排挤所有反对者，然后发展到排挤不忠诚者；他们狂热地推广他们的标志、他们的团体，尽管这团体究竟在从事什么“有意义的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中出现了狂热者，抛弃了自己旧有的一切，从服装到家庭到生活方式，只追随领袖——教师文格尔。

在影片的最后，教师文格尔的布道把运动推向了高潮，当他喊“把叛徒押上来”时，处在狂热状态的孩子们做好了采取暴力手段的准备，直至老师棒喝住了，他们终于开始猛醒自己的行为。

　　与现实版不同的是，德国的浪潮没能平和中止，运动发展到那个程度，已经不是领袖文格尔所能控制。

他带头反省了这一切，宣布了运动的终结，却无法得到学生们同样的认可。

狂热者幻灭了，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他掏出原本用于保护这个组织的抢，枪击了同学，也杀害了自己。

而教师文格尔因此入狱。

　　局外人难以想象这样简单的行动带给人的影响力，文格尔让大家写的对这场运动的感想阐述了其中奥秘：蒂姆是个失败者，生活中总是被人欺负，家里没有人重视他，学校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浪潮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机会，他可以凭借对运动的积极——做网页、爬到大楼上去刷标志——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给了他归属感，填补了他心里一切空的地方，也因此使他成为了狂热者；莉萨是个不聪明、不漂亮的胖女孩，一直是漂亮女孩的陪衬人，浪潮消除了个体的差异，使她不再感觉到比较中的痛苦；丹尼斯是土耳其移民，生活中一直体会到歧视，浪潮将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集体，使他体会到平等的感觉；马尔科从小没有父母，没有幸福的家庭，而浪潮给了他存在于一个集体当中，有被人关心的感觉……　　包括教师兼领袖文格尔本身，也是内心里存在失败感，他是自考的文凭，却娶了一个硕士学位的老婆，尽管老婆从未有什么表示，但他自己一直很自卑。

这场运动，给了他成就感，让他感到不凡，所以会让他一度无法自拔，甚至不愿意终止它，终于令它发展到失控。

　　法西斯究竟是什么，影片通过这个小实验，为大家作了生动的阐述——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残酷的、非人的理论，它就随时匿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体里，它利用我们的软弱，利用我们对崇高与强大的期待，随时准备抓住我们，打开我们人性中对恶的控制的闸门，随时把我们推向以崇高的名义从事暴力的道路。

清醒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人们是那么容易被煽动！

　　从1967年到2007年（影片的拍摄时间），时代变化，但人性中的元素仍是一样，法西斯的阴影并不比上世纪30年代更少，同样的伎俩仍可以呼唤出同样的魔鬼。

这，是这部片子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怎么警醒也不为过的。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

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

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

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

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

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

"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 这是他的开场白。

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

"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

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

"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

"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

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

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

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

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

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

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

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

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

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

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

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

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

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

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

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

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

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

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

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

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

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

学校礼堂。

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

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

在一片"叛徒！

叛徒！

"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

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

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

"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

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

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

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

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

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

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

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

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

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

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

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

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

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

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

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

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

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

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

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

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

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

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

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

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

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

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

"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

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

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

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

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

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

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

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

"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

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

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

"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

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

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

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

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

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

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

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

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

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

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

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

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

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

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

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

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小标题：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

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

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

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

”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小标题：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

”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

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

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

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

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

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

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

”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

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

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

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

”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

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

纪律铸造力量！

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

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

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小标题：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

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

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

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

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

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

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

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

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

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

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

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

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

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

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

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

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

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

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

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小标题：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

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

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

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

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

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

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

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

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

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

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

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

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

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

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

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

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小标题：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

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

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

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

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

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

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

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

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

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

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

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

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

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

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小标题：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

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

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

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

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

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

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

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

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

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

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

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

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路易斯安那的野蠻人想要果子時，便把果樹連根砍倒，采摘果實。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寓意。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第五章 第十三節 專制主義的意義故事發生在今天的德國。

在某個城市的一所普通高中里，政治和體育老師Rainer Wenger工作積極，思維活躍，而且，精力旺盛——開車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一路飛飆，同時還是校水球隊的教練。

他一心想在即將開展的活動周上為學生們奉上自己極為感興趣的“無政府主義”主題。

不料，校方卻以Wenger大學時期曾積極參加左翼運動為張本，將其代之以另一個主題——“獨裁政治”。

在這所普通的高中里，學生們有著豐富多彩的生活。

水球隊主力Macro和舞臺劇女主演Karo是一對剛剛走到一起的金童玉女；東德人Dennis則是劇團的領導者；衣著個性的Mona同時也富于思想；紈绔子弟Kevin經常拉著Bomber和土耳其移民Sinan等人在校園橫行；“軟膠蝦”Tim性格內向軟弱，總受小混混的欺負……運動員、演員、思想者、暴發戶、前東德居民和外國移民，當然還有弱勢者和黑社會，這個校園就像是整個當下德國社會的縮影。

這一切，說它絢爛多彩也好，說它靡靡不堪也罷，都將在接下來的活動周，這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活動中出現極富戲劇性的發展。

雖然慘遭奚落：對無政府主義主題的熱情被同事比喻為對漫天飛擲的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狂熱，但是趕鴨子上架的Wenger還是恪盡職守的認真開始備課。

第一天，星期一，活動周拉開了帷幕。

Wenger正在面對的學生們是一羣九零後。

像現在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個性十足，討厭老生常談的說教。

“專制政治是否可能在今天的德國重演？

” 對于這些連兩德分裂都沒有親身體會過的學生們來說，這個問題顯得太過抽象。

雖然還能想到“第三帝國” “東德佬”等概念。

但我更愿意相信這些反應就像他們的那句“納粹去死！

”一樣，都是出于后天環境培養出的下意識行為。

“紀律鑄造力量”Wenger開始像個獨裁者一樣施發號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

馬上，教室中就出現了持不同意見者。

Mona對Wenger這種道貌岸然的臉孔表現出嘲諷； Kevin等人則以一貫的叛逆繼續著“抗命不遵”，因而被Wenger趕出教室。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選擇服從了命令。

而且，已經有人對于“紀律”的服從超出了Wenger的“命令”。

Tim在課后仍舊尊稱他為Mr. Wenger。

與學生們對此反應不一不同，當天他們的父母們在聆聽子女講述活動周第一天這一切的時候，無一例外的表現出了隱隱的憂慮和擔心，甚至是反感。

對于“紀律鑄造力量”，家長的回答是“你們應該自己發現自己的底線。

” 不過，家長們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并沒有對子女在學校發生的事情進行干涉。

或許是他們無所適從，或者是他們不知所措，還可能是他們選擇不作為，總之，生活還在繼續。

當然，Wenger并不知道學生家長們的態度。

第一天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鼓舞了他。

他開始研究起了《學校紀律》、《制服》、《青少年心理學》等專著。

不止如此，在他的腦海里，逐漸醞釀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將活動周變成一次微型的獨裁政治實驗。

第二天，星期二，一開始就是無聊而有些可笑的踏步。

但當Wenger說要讓在樓下上無政府課的“敵人們吃點灰”時，前一天所進行的初步內部整合便立即露出了某些猙容。

學生們開始興奮地跺腳，地板山響。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Wenger開始有些迷失自己。

這次活動的目的，究竟是“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還是借此機會實現自己個人的成功甚至虛榮？

Wenger已經有些眩暈。

“我們作為一個整體……起碼比樓下的無政府班好。

”Wenger如是說。

“團結力量大”Wenger作為老師尚且如此，那些稚氣未脫的孩子們沒有可能更加理智。

聽到踏步聲的“無政府課”學生中間，有人開始轉到Wenger的“專制課”，理由僅僅是認為“更加有趣”。

如果說這些人是如此容易地與“無政府”分手，而主動地向“獨裁政治”投懷送抱的話，是有些殘忍。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只是他們完全不知道Wenger的課堂已經不僅僅是課堂了。

第一天的紀律還只是Wenger被動下達給學生，那么第二天，學生們已經可以在Wenger帶有指向性的啟發下，提出更進一步的規范：統一服裝。

接下來從討論制服這一現象本身，到其意義、特征，最后確定樣式——白襯衣牛仔褲，全都是學生們自己提出并認可的。

甚至有一些消極的聲音，也由學生自己化解了。

這些現象表明這場活動已經帶有了某種自發性。

這時，我們不禁要問，這還是獨裁嗎？

或者，獨裁僅僅是一個人完成的嗎？

在片中，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便宜”或“可以不用再為明天穿什么而絞盡腦汁”，便如此輕易地放棄了著裝的自由。

這或許能夠給我們某種答案。

Wenger已經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

第三天，星期三，這一天，一直對這場活動持之以鼻的Mona離開了，是反對Wenger，還是反對“獨裁政治”？

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好，至少對于Mona來說，Wenger達到了“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目的。

但是，更多的人又進來了。

雖然理智的防線一直在收縮，但至少目前Wenger守住了它。

“滿員了就是滿員了。

”他如是說。

這堂課上，從頭到尾完全可以說是學生們自己完成了對這場活動的命名。

提出命名要求、提名候選名稱、表決確定名稱……與獨裁比起來，反倒更像是議會政治。

在活動正式確定名稱為“浪潮”后，學生們教室里為“浪潮”未來的發展，展開了熱烈而愉快的討論：制作LOGO，在My Space上設立主頁，還有貼紙、紋身、明信片、帽子等等，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開。

學生們已經被發動起來了。

只是，沒有人問道，“我們團結起來去做什么？

”此時此刻，Wenger則坐在講臺上，像一個在沙灘上搭好漂亮的沙雕的小男孩一樣，看著自己的杰作，開心的笑了。

一直以來，由于有個不服管教的弟弟，Karo對于Wenger這套加強紀律的做法還是頗為支持的。

但是由于沒有按規定穿著白襯衣，她今天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這使她隱隱地感覺到了某種不安。

“行動鑄造力量”它改變了平靜的校園生活：在Karo缺席的情況下，Dennis對劇團進行了改革與重組，排練走上正軌；因為同穿白襯衣，Tim得到了同伴們的保護，免遭小混混的欺負。

受到了這個原則的鼓舞和指導，“浪潮”在第三天，其整個歷程的中間點，達到了巔峰。

其日益壯大的聲勢讓Kevin也耐不住寂寞，回頭加入了進來；“浪潮”開始走出教室，廣泛招募成員，私自占領地盤；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動，將“浪潮”的LOGO噴滿了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第四天，星期四，這一天，Wenger的課已經無關緊要了。

在上課前的閑談中，Bomber就已經提議為“浪潮”取一個問候手勢，并發明了一種類似軍隊中執槍禮的姿勢。

果然，年輕人們想到的只是那些幫派或者音樂流派的問候手勢看起來酷酷的，卻獨獨沒有人提起那個在七十多年前被賦予一個專有名詞并被收入所有德語詞典的“德意志問候”曾給歷史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詳見《德意志問候——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德國 提爾曼-阿特勒 著，2008年1月 江蘇人民出版社）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所有成員的響應并取得一致，Wenger則欣然接受了這一事實。

在幾十號統一服裝筆直站立的人們揮手致敬并山呼“Mr. Wenger”聲中，Wenger沒有理由感覺不好。

此時他更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比統一服裝具有更為普遍的強制性的行為，昭示著“浪潮”已經在教學實踐的范圍之外漸行漸遠。

很快，“浪潮”姿勢成為區別成員身份，甚至劃分對“浪潮”態度立場的標志。

由此，越來越多無辜的人被卷進來。

前夜里，被噴在市中心的巨大標志已經給整個城市的生活帶來了某種影響；今天，做這個姿勢更成為了進入學校教學樓的必須手續！

本來希望能借此能有利于管教弟弟的Karo，看到年幼無知的弟弟已經淪為了“浪潮”的看門狗。

這使她與一直以來支持“浪潮”的Macro的感情裂痕越來越大，面對“浪潮”日益濃重的強制色彩和暴力傾向，Karo最終決心聯合Mona印制并散發抵制“浪潮”的傳單。

很顯然，在“浪潮”漸行漸遠的同時，反對派也茁壯成長著。

在內部矛盾發展的同時，急速的擴張更使“浪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噴得到處都是的LOGO冒犯了當地黑社會。

雖然Tim掏出了從家里偷出來的槍，阻止了即將發生的街頭混斗。

但也使一直以來以弱勢者形象出現的，作為局勢發展的最為不穩定的因素站到了前臺。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這暗示著專制開始和暴力結合。

如果說在那緊要關頭，Tim的出槍還是情有可原的話，那么，當他自告奮勇的要充當Wenger并不需要的保鏢時，則說明了由專制所催生的暴力并不為其所控制。

而且，這暴力甫一出場，便成為一片烏云，籠罩著接下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Wenger與妻子的晚餐被打擾了；散發傳單的Kora被威脅著；甚至篝火晚會時，Bomber和Kevin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關于水中亡靈的談話也隱隱透露出對死亡的憂慮……第五天，星期五，時隔兩天，孩子們將“浪潮”擴展到校外的出格行為終于被Wenger發覺。

運動的發起者對于形勢的掌握并不是同步的，而甚至是后知后覺。

這已經是活動周的最后一天，他在課堂上大發雷霆，并試圖讓這一切像所有課程一樣結束——每人課上寫一份感想交差了事。

但，事情卻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這時的“浪潮”就像一臺剛剛加滿煤的蒸汽機車，七竅生煙青筋迸露，開足馬力向前奔去。

但，我們的Wenger先生并沒有準備修筑更長的鐵軌。

當天下午，Wenger所帶領的水球隊迎來了一場重要比賽。

賽場上，雙方隊員在激烈較量著的同時，肢體摩擦不斷；看臺上，“浪潮”的成員們和反對者們都在此時此地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Wenger卻渾然不知大亂臨頭。

終于，在比賽的白熱化階段，一個小小的火花，點燃了臺上臺下所有的火藥桶。

Wenger可以用一己之力分開在水中扭做一團的雙方隊員，但對于看臺上的全面混亂卻無能為力。

當晚下起了瓢潑大雨，混亂和不安在延續著。

Wenger和一直以來恩愛有加的妻子也發生了激烈爭吵。

在這段爭吵中，Wenger在刻薄的語言中透露出他對于“浪潮”的深藏在教學目的背后的隱衷。

“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也好，體驗學生將自己作為榜樣的感覺也好，這所有的動機都來自于深深的自卑：妻子擁有碩士學位，而自己僅僅是個自考文憑。

一切自信，一切威嚴，都彌補不了Wenger心中的這個痛處。

由于發動“浪潮”的動機本就不純，我們更不可能奢望Wenger在整個活動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原則。

在迅速取得的尊敬中，Wenger對于“浪潮”的領導也就不再那么嚴密了。

對于“浪潮”成員的自發活動，他要么是聽之任之，要么是茫然不知；對于一開始就有的反對聲和隱患，他更是充耳不聞疏于重視，直至已經釀成禍端。

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我們可以說，如果Wenger來到中國，他就會發現他的這次試驗將完全無從下手。

因為：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統一的校服，定期或不定期的集會、宣誓，特殊的手勢，有個特別名字的團體……這一切早已經根植于我們的教育，甚至是社會體系之中。

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Wenger是一個愛崗敬業的優秀人民教師。

但在浸淫民主思想已久的現代西方社會，Wenger的這個試驗必然遭受重重阻力，再加上他本身就不甚明確的動機和原則，就勢必演變為一場鬧劇，甚至悲劇。

現在，幾乎已經眾叛親離、走投無路的Wenger試圖力挽狂瀾。

他決定召集所有的“浪潮”成員及其支持者在一起，為此事做個了斷，但他選擇的方式卻更為極端。

第六天，星期六，中午十二點，學校禮堂人滿為患。

來的人遠遠比想像得要多。

或許Wenger認為在“浪潮”已經急速膨脹的情況下，唯一能夠將這個泡沫吹滅的方法就是超過它所能承受的膨脹速度。

于是，在一場極富煽動性的演講之后，果不其然，臺下群情激昂。

Macro被作為“叛徒”揪到了臺上始終。

此時，人們的情緒達到頂峰。

“我們怎么處置他？

”前一秒還在鼎沸的人羣瞬間冷卻下來，就像一團被動住的火焰。

專制的本質特征，正是在于對自我意識的極度膨脹和不同聲音的極端排斥。

今天搞個白襯衣，你接受了；明天搞個“浪潮”手勢，你也接受了；花樣是層出不窮的，而且毫無原則可循，難保你會屢試不爽樣樣滿意。

如果你不接受，你反對，那么你就有可能是下一個：游街示眾，被折磨至屈服，甚至肉體消滅……這樣一幅圖景，開始讓剛才還群情激昂的聽眾們變得人人自危起來。

如果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難以保證，那么這個組織的凝聚力將立即土崩瓦解。

人們在感想中所表達出的“浪潮”給自己帶來的積極感受：“不再無聊”，“人人平等”，“相互信任”，“奮斗和理想”等，不過是繁茂的現代人類社會之樹上所結出的顆顆碩果。

只有吸收不同的養料——多元的文化、不同的見解，這棵樹才能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他們所牢牢依附著的樹干，便是“人的生存”。

但根本上說，“專制”是舍本逐末地否認“人的生存”作為一切的前提。

誠然，這種做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收獲巨大的力量——就如砍倒果樹可以馬上獲得大量果實，但它卻砍斷了人類社會這顆大樹所賴以生存的樹干。

現在，紀律建立起來了，團結樹立起來了，力量鑄造起來了。

可是，他們要這些干什么用？

就像一個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卻毫無用武之地。

于是，他們只能開始在內部廝殺，排斥異己，蛀蝕自己的主干。

在臺下眾多聽眾那茫然和失望的眼神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嚴重的后果。

他們的熱情還有所不甘，他們的腳步還戀戀不舍。

就在Wenger覺得自己重新獲得了主動權并宣布“浪潮”到此為止時，Tim的槍口對準了大家。

一直以來，相貌平平，性格軟弱的Tim是大家眼中的軟腳雞。

無論是水球隊還是話劇團，統統沒有他的份。

在整個學校的利益分布中，他是一個徹底的失意者。

自“浪潮”發起以來，他便一直的不遺余力，并惟Wenger馬首是瞻。

那些平時在校園里叱咤風雲的人物可以和他稱兄道弟，以前欺負他的人變得和藹可親，是“浪潮”給了他無比的自信和前所未有的尊重。

“浪潮就是我的生命”他如是說。

但對于“浪潮”的可怕本質，頭腦簡單的他反而沒有想太多。

因此，當Wenger宣稱這一切都是一個錯誤并甩手扔進歷史的垃圾桶時，Tim——這個剛剛找到自己便再次跌進萬丈深淵的被愚弄和拋棄的人——握著手中的槍，便不可遏止的走進了極端。

Wenger不是沒有機會：Tim第一節課便表現出極端的熱情；自告奮勇充當保鏢；在自家籬笆下守候一夜；甚至為最后的集會跑前跑后的張羅。

這一切Wenger都是看在眼里的，可是他卻并沒有對Tim進行教導，反而是以一種不作為的方式達成了一種消極的鼓勵——而這鼓勵，卻并非出于對Tim的善意。

現在看來，Wenger終于為這種近乎殘忍的態度付出了代價。

Tim掏出了槍，可是，槍口該對著誰呢？

他并不知道。

是“叛徒”Macro？

是正要散去的人們？

是Wenger先生？

他選擇對Bomber開槍只是個偶然，因為Bomber說他手中拿的是氣槍，而讓他覺得自己再次受到了嘲諷。

接下來，一段邏輯混亂的對質，使Tim垂下了槍口片刻。

這時，Wenger還有最后的機會去救贖這個無所依靠的男孩。

但，或許是出于懦弱，或許是因為思維同樣混亂，甚至，或許是他壓根就不關心Tim……緊接著，這些探討都已毫無意義。

當Tim將槍管放入口中扣動扳機時，Wenger用自己的方式和平結束“浪潮”的努力被宣告徹底破產。

那些被人們宣稱在“浪潮”中所獲得的豐厚收獲，在這個年輕的生命面前黯然失色。

剛才還區域軒昂自信滿滿的Wenger此時惶惶不堪地被警方帶走；一直袖手旁觀的家長們在校門口發出了撕心裂肺的慟嚎；一直以此為新聞賣點加以炒作的記者們此時才蜂擁而至，開始真正關注這個事件本身。

是歧路亡羊，更是亡羊補牢。

魯迅先生說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但是，難道真的只有出現鮮血，才能讓我們勇敢起來嗎？

本片這樣的結局給了我們一個很殘酷的回答。

是的，但這代價未免太過高昂。

后記：看過這部《浪潮》之后，使我不得不想起另一部同以教學改革為題材的影片《死亡詩社》。

兩部電影有很多類似和對應的地方：同是一個老師在教室上掀起的運動，瞬間席卷教師內外，但前者是樹立紀律泯滅個性；后者則是打破常規喚醒人性。

同樣有學生的感情故事，但前者是使同林鳥漸行漸遠；后者則是使分飛燕比翼雙飛。

同樣有一個學生的自戕，但前者是被運動拋棄和愚弄的悲劇；后者則是在成功謝幕后對誤解的抗爭。

同樣在最后，老師被迫離開，但前者是在一片漠然的目光中黯然退場；后者則是在“Oh,Captain,My Captain”的呼喚中踽踽而行。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死亡詩社》通篇是一部極富浪漫主義氣息的敘事詩，劇情行云流水，人物刻畫也寫意流暢，穿插其間的凱爾特音樂更加烘托了其詩意主題。

而《浪潮》則是一部徹底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

影片甫一開始便響起的搖滾樂，開門見山地暗示了這一點。

豐滿的角色刻畫和豐富的支線劇情使得本片整體結構勻稱充實。

Macro本來就是Wenger在水球隊中的愛將，人長得又帥氣，他所提名的“浪潮”名稱所獲得的極高的得票率暗示了他在這個班上的影響力；獨得Macro傾心的Kora則必然受到其他女孩的嫉妒，Lisa和Maya后來的表現說明了這一點，圍繞漂亮姑娘的是非總是很多；東德人Dennis在劇團中的沖冠一怒和在最后集會中的抗辯，顯示了其對領導權的渴望；土耳其人Sinan在水球隊和小混混間都挺吃得開，說明當下在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狀況還比較樂觀；Tim在“浪潮”以外幾乎沒有朋友，在前面也一直處于配角地位，卻在最后一躍成為左右結局的關鍵人物，這告訴我們小人物不容忽視。

在一些細節上，如Rainer家中郵箱上的Fuck Bush字樣在戲謔中透露了他的一些本性，墻上的黑板中用粉筆寫出的兩個人的生日則表現出Rainer與妻子恩愛的一個側面。

不止在人物和細節刻畫上工于心巧，本片的主創人員，更是大膽地將這一原型本來發生在美國的故事，搬到了對此題材非常敏感的德國。

這一點，我非常欽佩這些德國人。

但我相信，這部片子不僅僅是給德國人看的。

片中的情況更不僅僅只可能發生在德國。

最為重要的是，這部影片在告訴我們，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專制主義和獨裁政治仍舊很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以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復活。

PS：感謝豆瓣文藝女青年celine_nic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和筆者的交流，以及所帶給筆者的啟發。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妄图解构《浪潮》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从浪潮里可以开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由于我是一个非常不知名，非常不知名的人，所以我只能略略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

1、活动周影片中谈到，活动周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民主的优越性。

换到我们国家就应该是歌颂XX的伟大了。

我看不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我赞成减少政治课的量，既然XX都不相信的东西，何必让大家陪着你相信。

我相信中国从来不缺少独立思考的左翼，他们的信仰也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活动周”。

右翼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主张取消政治课。

大家也看到了，即使没有政治课，也有活动周，没有活动周，不定还有什么。

每个国家都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起码是公立）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实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强制的义务教育）。

顺便说一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也是所谓极权主义起源的一个前提。

当然，要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很多的办法，封锁消息是最拙劣的一种。

2、制服影片里的老师赖讷（我看的是TLF制作的，他们是这么翻译的）谈到制服的作用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而且由于制服的问题产生了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戏剧冲突者卡罗。

我个人感觉此君对于制服有着特殊的偏好，否则他老婆就不会打开一个关于制服的网页了…………话归正题，生活中处处都有制服，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军队都是自己的制服，这在判别敌我，识别身份的意义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年前PLA还耗费巨资予以换装，正是此点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分工的精细化。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官僚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层级的绝对明确，因此制服不过是这种分工明晰的外在表现罢了。

如果我们的假设变得宽泛一点，就像影片中说的，西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制服。

因为它符合制服的一个特征，统一制式。

一般来说，普通员工和领班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制服会有区别，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穿衣的自由，如果一名保安说，他不喜欢他的制服，他像卡罗一样觉得衣服不好看就是不喜欢，或者如许多豆友所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需要什么高尚的理由的话，他也会以更加不高尚的理由被解雇。

而如果层级比较高了，则穿衣自由会存在并逐渐宽泛。

所以制服这个东西有点像社会契约，你以让渡自己穿衣的自由来取得工作的维持，当然，穿制服的人很快会发现他们让渡的不仅仅是穿衣的自由这么简单。

这表现出来制服的又一个特征：非自愿。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握有权力的部门，制服的意义似乎就不大一样了。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制服，制服不过是内在分工的外化，公共部门的制服一样符合识别身份、统一制式、非自愿的特征。

话说回来，浪潮里的制服是否符合这三个特征呢？

不符合第三条，非自愿。

对于像蒂姆这样的死忠，他绝对自愿穿白衬衫。

似乎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这样。

这里的非自愿得这么理解，所谓的非自愿是指路径的单一化，如果要达到某种身份转化，则必须建立起路径依赖。

因此，蒂姆即使是死忠，即使在一般层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他要成为浪潮的一员，他必须穿白衬衫，而不是红的，蓝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

让渡的也必须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金钱权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3、纪律、团结、力量纪律是法西斯主义么？

显然不是。

罗斯福总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前进，我们就必须象一支有训练而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

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保证使这些更高的目标将作为一种神圣义务对我们大家都有所约束，从而产生只有战时才出现过的共同责任感。

（首次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总统是纳粹分子么？

显然更加不是了。

纪律和秩序义务规则导引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而且是不可获缺的。

宪法和法律不是先验的，五月花号起航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公约，对于一群政治流亡者来说，也没有在公海上遵守英国法律的道理。

但是并没有出现凶杀盗窃或者别的行为。

我借此不是想要说明，纪律先于法律存在或者纪律比法律重要。

绝非如此，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虽然崇尚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法律并不能管理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一年级的孩子打架或者刚结婚的夫妻谁做饭谁洗碗，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着，也没有必要管。

所以纪律秩序义务（义务似乎是个法律名词，后不述）规则导引这些东西就合情合理地成为法律的补充，从而带有了所谓软的法律（soft law）的特质。

所以纪律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律制定和实践中，有没有考虑到法律的精神，有没有体现出道德和效率，有没有满足纪律约束者的价值观共识等等。

在这里层面上，纪律才有了善或者恶。

同理，团结也绝非法西斯主义的。

USA这个国名自己不就明证么？

力量也同理。

不过，为什么我们天天都遵守着各个场所的纪律（比如一般在争鸣中都承认就事论事而不人身攻击的原则），反而却认为纪律是法西斯主义的呢？

关键就在于纪律这个东西在整个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过分地强调纪律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确实是在短促的20世纪里经常见到的情况，不光是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说的。

4、信仰和组织信仰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浪潮里很多成员感到的恰恰是一种信仰的回复。

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和经典，我们想叛逆，但是不知道如何叛逆。

相较之下我国的孩子们居然还是幸运的，他们知道该向谁叛逆。

单纯的信仰是不足以唤起如蒂姆般的狂热的，信仰必须与组织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组织是一个集体，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共同信念，当这种共同信念得到足够的认同，经过了实践的考验，理论的升华之后，就会成为一种信仰或者加深某种信仰。

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

现代社会也是组织程度不断增高的社会，因此组织与信仰捆绑起来必然会在某个节点上喷涌而出。

当然我们以组织和信仰做横纵轴，高低作为中点，探讨四种排列组合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

不过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之前，先听一下马克思的教诲：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于此相对的，虚构的集体则“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节选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句话为众人所熟稔，我要强调的是第二句话。

老马说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是我们谈论恶法还是善法，君子还是伪君子一样，集体主义也有真实的和虚构的之分。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还认为马克思只鼓吹了集体主义那就真是错了）同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组织是一个自愿的追求自由而不是纯属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组织，真实的组织具有宪法作风，甚至如王绍光所言，在这些组织里，公民可以进行民主政治的模拟实验，体会民主精髓，从而发扬民主精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而虚构的组织则正是浪潮所给我们展现的，他虽然像一个组织，可是归根到底是独裁者操纵的工具，追随者病态的自我实现工具而已。

这样的组织烘托的信仰，实在是不足称道。

5、多元主义悖论胡适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倒以为自由比容忍更重要，就像是麦兜给我们提的问题，他发明了电话却没有电，有了电却没有接电话的人。

如有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论点，我们去容忍什么呢？

然而自由本身也有难题需要解决。

浪潮穿白衬衫，我可以不穿，这是我的自由，事情到这里本该就结束了。

可是事实上恰恰没能结束。

穿了白衬衫的认为她不穿就是对组织的背叛，没穿白衬衫的人认为他们穿白衬衫的人是无意识地被洗脑。

这恰好是今日某种状况的讽刺。

卡罗那么执着地反对浪潮，将自己拼命提升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然而，她却忘了，别人是有不自由的自由的。

其实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悖论，时时刻刻地发生着。

比如某个由众多海外明星联袂拍摄的献礼片，明明很多人发誓倒贴钱也不看的电影却反而得到了众多的评分和众多的评论，而且只要任何评论者稍微表现出了一些想看的想法，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讽刺甚至谩骂。

这恰好是这些“自由斗士”们不能克服的难关。

所以多元主义必然要要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主干，在这里政治正确的主干之下才能不断多元。

然而谁能保证，这个一元的主干没有隐藏着浪潮的因素，正如某位豆友精辟的概括，离我们只有五天。

这就是为什么独裁之所以仍然困扰着人们，因此汉娜·阿伦特精辟地指出，纯粹的极权主义几乎不存在（她认为只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大清洗时期的苏联可以算），而极权主义的因素隐藏在各种政体中。

诚哉斯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心中，不都有一个浪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