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參與抗爭的個人認為自己在做的事情，和抗爭組織者聲稱他們在做的事情，和政府給他們扣上的罪名，往往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平權的真正實現，究竟有幾分是抗爭的結果，這在不同的敘事者來看也是不一樣的。

因此這部電影從個人經歷的角度出發，倒是一種很貼切的視角，告訴觀眾，這個人不是被某種觀念洗腦的愚民，也不是被別有用心的煽動者利用的庸眾，她是切切實實感覺到了社會不公義給她的生活帶來的切膚之痛，並且她願意為了自己所相信的，去付諸實踐，去行動，去犧牲。

讓我這樣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麻木的犬儒，高傲的嘴炮家和無畏的鍵盤俠感到了深深的觸動。

所以看了這部電影之後，我對於革命，對於示威，對於爭取權利的種種做法，有了和以前不一樣的認識。

你怎麼看votes for women，怎麽看Occupying 中環，怎麼看反日愛國遊行，怎麽看人民民主主義革命，怎麽看另外一些發生在春夏的故事，是否都有同樣的出發點和評判標準？

老實說，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些是受小夥伴 @yoko 啓發得出的想法。

《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有权思考，”爱丽丝说。

“正如猪想要有会飞的权利一样。

”伯爵夫人说道。

这本书出版于1865年。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几乎都没有思考的权利。

正如前面有人说到《妇女参政论者》这部电影的意义大于形式，的确如此。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而它恰恰选取了一战前女权运动的最高峰。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太真实了，每一个细节都可找到依据，几乎没有历史事实上的瑕疵。

比如Moud在监狱里遭受鼻饲，完全再现了当时无数入狱女性所遭受过的痛苦:

不了解英国女权运动的人，会被本片的真实所震撼；而了解它的人亦会心照不宣。

1.那么就从Moud开始参加女权运动之前的事情讲起吧。

1903年，Pankhurst夫人参与成立了英国女权运动的领导组织WSPU（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即电影中Moud被赶出家门后为其提供住宿的组织。

）她和她的女儿们都投身于该组织的平权运动，甚至于1905和1906年被逮捕入狱。

而Pankhurst本人也数次遭受牢狱之灾。

1910年，她们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微弱的回应。

对历时多年的争取投票权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一组男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和解草案》（Conciliation Bills），提倡把投票权赋予私有资产达百万的女性。

在最初的辩论中，议员们对这一法案给予了绝对多数的支持。

但后来这一法案由于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反对遭到雪藏。

他宣称“由女性参选的政府作出的决定会缺乏事实上和道德上的权威。

”正如Pankhurst夫人所说，"Deeds, not words, was to be our permanent motto."作为回应，她在11月18日领导300名女性参政论者，组成代表团在议会入口外集结。

警方组成的人墙对她们进行管控，后来升级为暴力，她们被殴打甚至性侵。

<图片2>结果是血腥的——115名女性入狱，无数人受伤，2名女性丧生。

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一张警察攻击一名倒在地上的女性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头条，而政府也很快意识到他们越过了底线，于是所有被捕女性在圣诞节前被释放了。

Pankhurst夫人的姐姐也在此事件后逝世。

此后一年内，人们再次尝试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1911年，首相再次撕毁了下议院通过的《和解草案》。

女性参政论者不得不再一次举起武器。

400名女性协力组织了一场砸窗户的破坏运动，攻击百货商场等地点——这也就是女主角Moud在一开场所目睹的混乱的一幕。

回到电影本身，Moud在她的抗争之路中经历了与许许多多女性参政论者相似的历程——从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走出来，被逐出家门，失去丈夫和孩子，流离失所，被数次逮捕甚至虐待。

看似“逼上梁山”的历程，实际上是无数女性内心自我觉醒的历程。

正是因为她们，持续数百年的抗争在20世纪迅速发酵，终于从1910年开始渐渐走向巅峰。

1913年大赛马日时妇女参政权运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事七年女性权益斗争的活动家Emily Davison做出了最伟大的牺牲。

电影在此戛然而止。

然而平权之路何其漫漫，十五年后英国21岁以上的女性才真正拥有了投票权。

直至今天，女性仍然未取得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的真正平等——更加根深蒂固的是难以去除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日益严重的对女性的“物化”。

2.影片的末尾，中国和印度同样被列在1949年女性获得选举权的国家之中。

那么我们自己民族的女性抗争史呢？

很遗憾，中国从来没有与英美一样震撼人心的女性平权运动。

古代历史中每一次女性地位表面上的提高，都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儒家父权社会的一次次妥协。

无论是武则天时期出现的短时期内少数女性得以处理政务，还是明末清初上流社会的名媛和江南名妓纷纷结社乃至从事抗清运动，都是如此。

到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女权启蒙并不是无条件地给予妇女以自由，也没有彻底消灭传统妇女束缚的意思，而是要重新调整妇女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更为完整和合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和文化秩序。

换言之，与其让女性足不出户“不劳力而分利”，不如让她们在履行母职的同时参与到民族救亡活动中；另一方面西方的女权运动和女权思想也被视为先进文明的象征而传入中国，但这些思想通过具有西方基督教背景的人士折射出来已经大打折扣，而再经过中国男性启蒙家的第二层过滤，往往与原意相去甚远。

如果19世纪以来中国不面临民族国家危亡，妇女问题将在何时被提上议事日程就很难说了。

从梁启超等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倡的“贤妻良母主义”到后来革命党人对女性的种种表现，无一不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安排女性辅助男性效忠于民族国家，他们很少正视乃至无视妇女的切身利益。

即使是一流的领袖人物——孙中山等等，也是如此。

“人们要富国强兵，要救亡，要现代化，却忘了这一切本身并不能成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

” 上述近代“女权”思潮，多半波及城市；而在农村，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好像带来了一些具有反讽意味的效果——革/命既加强了传统的农民家庭模式，同时使这种模式改良了。

改良过的传统家庭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沉默的父权制度，都在中国稳定、牢固地存在，没有收到根本质疑。

诚然中国无法复制英美国家的女权之路。

我们缺乏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故而没有西方模式下的女权运动，没有形成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

妇女参政论者只是平权的开始。

不论中国抑或世界，这条路 道阻且艰。

<图片3>PS：推荐纪录片《永远的女性参政论者》Suffragettes Forever! The Story Of Women And Power以及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女权的书《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

如果时间回溯到100年前，每一个女性，没有受教育权，没有选举权，你的孩子完全归属于你的丈夫，你干着比男人更多更重的活，却获得更少的报酬，你遭受着生育之苦，被性虐待。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你是女性，被认为在智力和理性上比男人劣等，因此成了低一等的人，成了第二性。

于是你想，也许我可以给我的女儿，给下一代的女孩儿们创造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她可以和她的兄弟一样平等的接受教育，有选举权，同工同酬，她可以勇敢的对暴力说不，并且体制和法律完全站在她这一边，她拥有绝对的生育自由，她是一个被社会认可、被宪法保护的、独立的、自主的、有尊严的个体！

可是这些东西靠求是求不来的，理性的对话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那只是一份随时可以收回的施舍。

于是，你走上街头，砸窗户，炸邮筒，烧官邸...为此你付出了财富、健康、孩子、自由，甚至最后是你的生命。

权力的争取永远是充满了血泪和愤怒，TA不是Barbie land的fancy幻想，TA是巴士底狱的暴动，是莱克星顿的枪响。

如果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值得歌颂，值得为之引颈就戮，那么妇女权益的争取亦如是！

在看Suffragette之前，带着以往观看这些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的经验，我期待着一样震撼而煽情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女性血与泪的抗争，单是在宣传片中听到那句War is the only language men listen to，就已经让我热血无比，整个人都燃了起来。

然而，看完影片之后，诚如很多影评人所说，就反映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这段历史来说，这部影片有些过于平淡，节奏散乱，结局过于草率，总有许多可以挑剔之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真是没来由莫名地，在电影院里，我几乎从头哭到了结尾，真是无比尴尬。

我还是由衷地喜欢这部影片的，因为它超越了我对一部关于抗命的影片的想象，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启发性，远远多于抗争性。

它所讲说的主题，不是关于20世纪的初的女权主义者是怎样争取参政权利的，而是身为女性，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参政的权利。

所以我喜欢从Maud这个角色切入，一个普通平凡女工的蜕变之旅，其意义远大于歌颂一些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

Carey在这部影片中再次奉献了精湛而层次分明的演技，自然地演绎出了Maud这个角色成长的心路历程。

听证会的一幕，交代了Maud的来龙去脉，她压抑麻木的人生，是千千万万低层劳工女性的写照，经济上、劳动力上乃至在性上被男性和资方剥削。

虽然谈起洗衣女工的短暂寿命和职业病、谈论起早亡的母亲和自己多舛的童年，Maud已经能够以一贯顺从的态度淡然处之；在辛劳一天之后，和丈夫儿子居于斗室之中，享受简朴而安静的天伦之乐，她的笑容显得那么温顺而知足，人生本该是苦难重重，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让自己安歇，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呢？

然而，当洗衣厂老板在她耳边低语的时候，她仍会整个人都紧绷起来感到不适，在看到老板侵犯女童工的时候，她还是会吓到心悸而无法自处。

带着好奇心去听证会，被赶鸭子上架发言的时候，Maud说“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她强调自己并不是Suffragette，是啊，那时她不懂什么选举权，也不懂什么抗争的意义，更对激进的行动没有兴趣，她只不过是好奇，想看一看，在除了承认生来接受压迫与剥削，除了顺从和认命，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是否只有美满的家庭和妻子母亲的身份才是一个女性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

Maud觉得，这样的想象是无害的温和的，并不违背她作为一个顺从的妻子、母亲和女工应有的顺从的美德，然而很多时候，改变正是始于希望。

随着和女权主义者们浅尝辄止的往来越来越深入，Maud总是疑惑犹豫的表情变得冷静坚毅起来，她开始思考。

当她只是做出了一点小小的尝试，便遭遇到体制的打压，社会的隔离排斥和丈夫的怒气，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起来反对她。

男权就像是一只沉睡的巨兽，只有当你激怒了这只巨兽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企图越过牢笼的范围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牢笼的存在。

Maud的生活被扰乱，是因为她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而社会以各种惩罚来警告她：你要是敢乱说乱动，秩序乱了，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

很多时候，“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正是体制和政权最有效的恐吓。

然而丈夫将之赶出家门，拒绝让她见儿子，反而只激起了她的决心和意志，因为她看到了体制之恶，她看到当她只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尝试，这个秩序有多么害怕。

她不再拒绝Suffragette这个身份，而选择拥抱它。

当男权社会以Suffragette称呼那些扰事的女权分子时，是对她们的污名，将她们边缘到社会之外，那时Maud拒绝承认，是承认自己在男权秩序之下，并无意对这种秩序造成破坏，因此她不愿承担污名；而当她主动接受这个身份，她不是承担男权对之所进行的污名和丑化，而是否认男权秩序对女性的主权，她赋权於自己，决定去参与定义她所想要的秩序，推翻男性定义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秩序。

因此，她说“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最后让Maud彻底走向最激烈的行动的，是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她的动机并非出于向男权社会剥夺其母亲权利的复仇，正是丈夫拒绝让她见儿子，甚至可以自作主张将儿子送给他人，让Maud彻底看清在这个男权社会底下，女性连出于天性的权利都被剥夺。

她不能夺回儿子，不能见自己的儿子，是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其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而为何她没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制定法律的是男性，而女性的声音被彻底排除在外。

为什么选举权如此重要，为何女性首先要争取政治权利，正是因为政治权利才能保证她们参与到决定和保障自己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其他权利的过程中去，才能真正让她们自主地，而非哀求得，被赏赐得，被奖励得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

与其说Maud是被女权主义者们的说教与呼声所说服，被她们的激情与热血所打动，不如说，大胆想象自己生活的可能，她是在勇敢地探索肯定自己的身份，努力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觉醒的这一步。

Maud从刚参与suffragette就遭遇重重阻力，许多人说，不明白她何以能对信念如此坚定，牺牲奉献至此，影片中没有讲什么令人慷慨激昂大道理，没有体现运动的何等高尚和热血澎湃，Maud的信念完全是从她平凡的生活出发，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当这个社会质疑指责她作为好妻子，好母亲的身份，并以此要挟她放弃的时候，她没有屈从于社会对她的定义——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就是完全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丈夫不满的时候为了家庭的和谐而放弃自我的女人，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是因为她是自己儿子的妈妈，是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对孩子的爱是何等深，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如果社会因着种种规范而挑战她的爱，她不会放弃什么去乞得社会对她的母爱的认可——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对家庭的限制，对母爱的定义，对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规范，是不正确的，是需要被修正的。

因此，她要参与到选举权的斗争中去，去修正社会对母亲和妻子身份的偏见与辖制。

政治参与和权利争取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伟大理想，选举权，不过是我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的基石，去自由地爱，并让自己的爱被认可；去自由地生活，并让自己的自由被尊重。

正是为了幸福而自由地平凡而平等地生活，这些牺牲和付出才值得。

为什么关于抗争的影片一定要拍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才可以反映抗争者的伟大和高尚呢？

在这部影片中，抗争之美，在于这是平凡之中活出的高尚人生。

我相信政治参与的意义正在于此，女性孜孜不倦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的意义，也在于此。

这部影片如果说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发的话，也许不过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乐于平淡生活的恬静女性，都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并不是“男人的玩意”，没有了政治参与，我们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

一百年前，一个母亲必须为了自己理所当然的母爱而炸邮筒扔石块，如果今日的我们，出于“女性的限制”和“趣味的不同”而从社会议题和政治讨论中退场，那么，她们用血和泪争取来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

即便手中握有选票，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有一天，我们说自己是谁已经不再作数，而必须由社会来告诉我们，女人应当是怎样的。

很可悲的是，这一切好像已经开始发生。

抗争之路是漫漫而悠长的，绝非一劳永逸。

选举权，只是一个起点。

一个妇女流浪者去寻找自由的大陆"The woman wanderer goes forth to seek the land of freedom.我要怎么才能到那里'How am I to get there?'理性的答案reason answers,有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there is one way, and one way only.下去努力的海岸Down the banks of labor,穿过苦难的大海through the waters of suffering.没有其他的方法There is no other.'那妇女the woman,抛弃她以前依恋的一切哭出来了having discarded all to which she'd formerly clung, cries out,我为什么要到这个遥远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大陆'for what do I go to this far land which no one has ever reached?我一个人我完全是孤独的I am alone. I'm utterly alone."而理性对她说"And reason said to her,安静你听到什么'silence. What do you hear?'而她说我听到脚步声and she said,'i hear the sound of feet.一千次上万和A thousand times, te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百万次而且他们向这边走来of thousands, and they beat this way.'他们是那些跟随你的脚步'they are the feet of those that shall follow you.引领着他们Lead on."

妇女参政论者 (2015)9.02015 / 英国 / 剧情 传记 历史 / 莎拉·加芙隆 / 凯瑞·穆里根 海伦娜·伯翰·卡特

这是1912年的伦敦，这是一战还没有打响的伦敦，这是20世纪的伦敦，这是影响了日本女性运动的伦敦，这是工业化先驱的伦敦，这是功利主义盛行的伦敦。

这是最好的伦敦，伍尔夫写出了我最喜欢的《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也是最坏的伦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情况》里形容『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

』我看到许多人庆祝盖因•福克斯和因他诞生的11月5日烟花节，我看到每年六月的Pride游行，我看到了片尾人们端着Emily Davidson的灵柩手捧百合游行。

我看到在这页影评里，许多人让我们不要忘记少部分人的牺牲，不要忘记她们的牺牲。

而我们在烟花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我们在彩虹旗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而就算是铭记，铭记的意义在哪里？

铭记她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铭记的意义在与同理心，在与理解你自己，同时也更好的理解她人。

就好像你从小被教育着忍让自己的兄弟，却又愤恨又不自知得长大之后找了男朋友加倍地爱回你。

又好像你生得俊美，却总是有人说你像男人穿女装，凭什么男人不能穿女装，而又凭什么要有什么男女装，凭什么这些二元化的言论要让你曾活的这么小心翼翼，怕自己『不女人』。

我们只有在回溯自己的困境的同时，才更能理解别人。

但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我们饱受二元社会的剥削和洗脑，这又有什么用？

同理心有什么用？

同理心除了让人有一份虚假的安心和虚伪的相互取暖，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你的愤怒呢？！

真正有用的是你在经历了百转千回，看透了世间百态之后的愤怒啊！

你只满足于记录那些没办法结婚的同性恋了么？

你已经满足自己挣脱开了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重男轻女的禁锢了么？

你已经原谅了所有男人，女人，老男人，老女人，因为你是女生从而对你的种种羞辱，种种无知的评价，种种浅薄得让你犯尴尬症的定义了么？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

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

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

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如果你还有种、有良心，你一定要想办法告诉这个社会，告诉你的家人，告诉所有因为你是女生欺负过你的人，告诉每一个对你阴阳怪气的人：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即使我们到最后没办法像"天真女侠"龙应台一样出任『文化部长』，但我们也并没有就活在几百年前那些愤怒的女人的阴影下苟且啊。

而记忆的意义在哪里？

记忆的意义在于管理好我们的愤怒，管理好我们的理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不要还没弄清未来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已经急急忙忙要求自己做出选择，就向错误的方向努力。

我们自身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不同民族的历史都在提醒着我们学会停下前行的脚步，反思。

慢一点，再慢一点。

不要Emily去撞马，你也去啊。

所以你想过性别研究的意义在哪里么？

人文社科的意义在哪里么？

明明家里可以养着你一辈子，但你却一时咬牙出国读书，容忍异国他乡的孤独的意义在哪里么？

不，不应该只是愤怒，不应该只是理想情怀，不应该只是莽撞得停不下脚步，所以『 just break the window and do it.』哪怕永远不可能，哪怕在你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们存在着就应该改变世界，让更多的人拥有改变生活的权利，从而拥有改变世界的权利啊。

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永远不能也不可以忘记，任何权利都是斗争。

任何斗争，都是政治。

任何政治，只要玩不好就会有人牺牲。

但政治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得让无数个Emmeline Pankhurst活下去，为无数人赢得改变生活的权利，改变世界的权利。

因为只有政治才能改变世界。

改变你，改变我，改变我们的父母，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政治代表，我们需要梅姨饰演的Emmeline Pankhurst。

而我们需要也必须了解政治，参与政治，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与此同时，Emmeline Pankhurst需要Watts, 需要Miller, 需要Davidson。

政治家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律师，法官，医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千千万万的支持者。

政治代表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和信仰。

高晓松抨击梁植，甚至抨击清华，说，名校是什么？

名校是国之重器。

名校培养你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

你一个大名校生，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来这里现什么眼？

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信仰和希望。

（也千万不要搞混，the government is only the institution to impose for a certain regimes. It is not what we defend and fight for as the counterpart of state and nation.）我们只有成为那个最顶尖的人，才能站在一个领域上呼喊，才能成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保险，才能让一个疯狂迷乱的民族重新相信知识，相信教育，相信真理。

也只要这样才能让你身边的人相信你，相信因为你而生的『男女平等』。

所以我们不能只干嚎着铭记，而不去告诉这些躲在国会的MPs和Senates，『等到战争打响，你们就会需要女人支撑整个国家。

等到金融危机，你们就会需要女人一起生产结余一起消费过剩。

』我们不能等到乌克兰全民公投，才对国防部说，『我们需要东部乌克兰的人类志和20世纪俄罗斯边境的社会成分研究』。

（King 2015）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我们的父母辈有这个经济底气让我们去学人文社科（不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就应该比1912年的这群勇敢却无奈的女人做的更好，更彻底，更加振聋发聩。

而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知道这样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的存在的权利都不曾有。

连日本这样以物化女性著名的国家都曾在20世界呼应伦敦的Suffragette运动，我的心里充满了羞耻，充满了愤怒，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朋友还要生活在这样的二元压迫里不自知多久，我更恨我自己不知如何讲这份羞耻与愤怒好好地传递给她们。

那些这些做性别研究的跑哪儿去了？！

那些留学生，这些Vassar，七姐妹的毕业生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李银河早就退休在家写书了，谈起潘綏銘，我们还仍然再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屈从』。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还是一片可耻的空白？

这让我们用哪个年月的性别理论作斗争？

凭借怎样文盲的群众基础争取妇女权益？

以怎样『宝马车里哭，结婚先要有车有房』这般物欲横流的性别共识解放男性？

我们的Emma Watson在哪里？

我们的SheforHe, HeforShe又在哪里？

所以啊所以，学术界的人们请拿出一点文人的骨气来抵挡消费社会下的诱惑，拿出一点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来构建只有你们才能做到的信仰，拿出一点坚持来鼓舞我们这群学政治的神经病，和我们还没有被污染的一点梦想情节。

所以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已经被这个二元的世界洗脑，发现不知何时开始否定自己就如同抹杀自己一般，请你看在这篇文章的份上，相信自己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所有颠沛流离，所有迷茫困顿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

也请你相信一定会有人理解，在意，关注着这样的一个你，相信就算是这般穷酸，颠簸，只能睡在『教堂』的你也一定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如果有一天你做到了，一定也会有人拼了命努力为你们创造出一个环境，绝不会让我心爱的你死在时代的马蹄下。

我们可以拉钩。

ReferencesKing, Charles. 2015.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Affairs. June 16.龙应台. 2014. 《野火集》1985, 6. (ISSN: 9576070589).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and David McLella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eb.

我怀着强烈的痛楚写下这一篇影评，因为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因为我对于身边世界和社会事件的体察，更因为我对于未来的重重困惑和无限希冀。

本片虚构女主人公在逐渐投身于妇女参政解放运动后所遭受的种种驱逐和排斥，让我直接联想到了在大学时一位女老师对我们描述她的女权主义友人的一番话。

“她明明拥有一个收入颇丰的丈夫，孩子懂事可爱，自己也受过良好教育，本来完全可以好好过日子，但她就是要去搞女权。

现在婚也离了，孩子也不带了，反正吧，我觉得女权主义者是不是，唉，不好说也，可能都脑子都点问题。

”这就是，在2016年，一位已婚并诞有一女的双一流大学年轻女老师，对她的众多女学生，所描绘的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肖像。

麦基说故事的衰落标志着价值观的堕落，那么故事百年不变，是否也意味着百年以来，我们的价值观在历史的可怕“传承”中其实一直停滞不前？

2019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依傍于女性主义讨论了门罗小说中女性的逃离与回归。

相较于如同动物本能般人类趋利避害的逃离，我更好奇为什么这些女人最后大部分都会主动地选择回归到当初那种让她们受尽折磨的生活。

这一思考带给我了很多至今未解的问题：当女性回望自己的生命历程时，她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女性凝视必然不是男性凝视的反转，但与父权相对的女性目光究竟带来了哪些本质的不同？

回归会不会其实是为了逃离更惨痛的体验——对抗一个家庭还是一整个社会、成为爱的“献祭者”或者追逐个人目标的“背叛者”？

也许女人是女人，母亲是母亲，她们的生命从来无法真正承受与孩子创伤性的、撕裂般的痛苦分离？

我就是这样带着这些未解的问题走向了更加让我感到无解的社会生活。

那些低分录取、肆意羞辱强奸案被害者的男👮‍♀️；那些性侵多名小学女生，最后仅仅被判了不到十年的男老师；这些光鲜靓丽、备受宠爱，像种猪一样玩弄女孩子的男明星；这些杀了女人就说自己“深爱着”她的男追求者、男跟踪狂、男朋友、前男友、丈夫、前夫；还有这些听到一个性别段子就能在网上四处叫嚣自己要杀了所有女权主义者，但明明和女人们一同围观了上述所有社会事件的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普通男人们。

我长时间的厌恶和愤怒早已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所以当我对本片中两位标志性的男性角色产生了这样另类的思考时，所得出的结论几乎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老得近乎愚蠢、因为懒惰而最终成为了一个日趋保守的邪恶背叛者。

我理解他们。

我理解他们就像我理解所有被困在历史的时间之网中的人们。

丈夫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丈夫。

他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准的一家之主，拥有历史条件下的所有责任和担当，但也浸透了那个时代的每一种偏见与残忍。

他感到愤怒，因为那个时代要求每一个丈夫都必须对自己的妻子拥有完全绝对的掌控；他感到耻辱，因为他以为女权主义者必定会沦为监牢中的下等妓女；他感到无助，因为他和他的家庭被整个社区瞩目后抛弃驱逐；他感到悲伤，因为他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生活，甚至必须亲手送走自己的骨肉。

警官也不是失智的冷血政府齿轮。

身为警官的他本就有对国家治安的信念与责任，他试图消灭的也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他眼中容易演变为伤害性暴力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甚至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佩服这些无畏的妇运分子，但他一定也像很多男性统治者一样发自内心地认为大多数女性的智商和学识“天经地义地”永远低于男性。

他们都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或者至少什么都没做错。

这话说得实在太有“平庸之恶”的意味，但我无意撇清本文中的与历史上的这个短语的用法与指向，因为传统性别秩序的恐怖与无端，在我看来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却只因贯穿了整个历史而被极其荒谬地视为“本该如此”的大型纳粹主义。

回想14岁的自己，我心说狗逼世界这个吊样居然还有人想活在其中，但如今24岁，我却想一口气活到94岁，最好是124岁，让在基础意义上明事理后的我能完整地见证这个世界一个世纪的变迁。

回望历史总是为了更好地建造未来。

百年前的上海，剪短发的女人被暴民们拖到城门口轮奸致死后削去双乳裸尸示众；百年后的今天上海已是魔都，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思想最开放、对“异类”最包容的城市。

我想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想人类的确极易愚昧保守，但要说孵育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仍就是最值得被寄予厚望的存在。

What concerns human beings concerns me. 当对弱势群体倾尽关怀与拯救的轰轰烈烈的20世纪成为过去，我们这群在历史汹涌波涛后的短暂平静中被生育、被抚养的年轻人们，是否还有勇气和心性去扛起那些未尽的伟大事业？

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作为一个对世界充满复杂情感的艺术家，我能否以我有限的一生完成哪怕一项在我之前已经开启许久、在我之后的无限时间中仍将继续的历史任务？

我准备好面对痛苦、无助和绝望了吗？

我能够不卑不亢地接受我自愿扛起的重担吗？

我的后辈、我的妹妹、我的女儿，她们能够因为我的努力而过上比我更加自由、更加璀璨的人生吗？

我想让她们生来就拥有我曾用一生苦苦追寻过的一切。

在上世纪初，一切意味着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本自己的支票，百年之后，这一当年幻梦般的奢侈已经逐渐成为每个女孩现实的拥有，所以也许狂妄，但我还那么年轻，我觉得世界的未来正在我的手中。

加油吧朋友们。

我们一起好好活完这一生。

因为国内没引进也没有网站有这部影片，无奈之下只得去迅雷下，坑爹的迅雷坑死老子了！

看到六十分钟，因为缓冲不下来，也只看到这里，剧情大致能推测到，等以后有片源或者有网站引进再重看。

凡革命，皆有鲜血，皆有牺牲。

我们现在所有享受的权利，都是前人争取来的很难相信一百年前英国女人没有投票权，而五十年前甚至还在争取男女薪水平等这种歧视到现在都没有消失，甚至有人试图让历史倒行逆施，让女人回归家庭，以相夫教子、传宗接代为己任。

不！

不可能！

休想！

只想送这些人两个字：做梦！

不管是高官也好，贫民也好，不管是男人也好，不管是女人也好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

我们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尊严的活在这世界上，以自己喜欢的样子。

摘抄了几段，发到这里吧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你想让我尊重法律，那就让法律变得值得尊重。

Q：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A：是的，但我认为自己更像一个战士是行动而不是话语会给我们选举权Q：选举权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

A：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得到选举权，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意义Q：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A：有一种想法，我们也许，这辈子有其他的生活方式Q：如果你得到选举权又怎样？

A：会行使我的权利，和你做一样的事。

Q：如果我们有个女儿，你会给她取什么名字？

A：玛格丽特，我母亲的名字Q：她会过什么生活？

A：和你一样的生活————以下是女主参加女权活动，当时一个政府官员让她当间谍，汇报所有知道的情况，许诺说她不必受监禁之苦，女主的回信亲爱的斯蒂德先生：我考虑了你的提议，但是我必须拒绝，毕竟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你告诉我没有人会听像我这样的女孩说话，我不能再允许这样了。

我一生都没有被人尊重过，听从男人指挥，我现在更明白了，我的价值不多，但也不比你少。

潘克赫斯特夫人曾说，“如果男人争取他们的自由是对的，那女人争取他们的也是对的。

”如果法律说我不能见我儿子，我们争取改变法律。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道路上的一个士兵，都为了我们的事业在战斗。

我不会背叛我自己，你会背叛你吗？

如果你以为我会，你就看错我了。

你最真诚的，瓦特·莫德————世界上不分性别，只有甘愿接受不公的人。

————以下为潘克赫斯特夫人的演讲：我们在争取一个时代，女个小女孩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跟她兄弟平等的机会，永远都不要低估我们女人的力量，去定义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我们想成为立法者。

战斗吧，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方式，你们那些能攻击有特性的神圣偶像的，尽管去做。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挑战这个政府。

如果我们必须去监狱才能得到选举权，那就让它成为政府的窗口。

打破的不应该是女人的身体。

我煽动了这次会议，和所有英国的女人去反抗。

我宁愿做一个反叛者，也不愿做奴隶。

绝不投降！

永远都不要投降，永远都不放弃斗争！

那些由女性主导的社会变革，往往被视为“激进”。

比如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女性争取选举权”，就曾被当年的主流媒体用“激进，歇斯底里”来形容；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堕胎合法化”，“男女同工同酬”等，也曾招徕同样的嘲骂。

多年来，“激进”这个词被用得屡试不爽，以至于有人一提起“女权”，或任何与妇女权益相关的议题，一群女汉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无理取闹的形象便在看客席上脑补起来。

怎样才算“激进”？

影片《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也许是评判“激进与否”最好的例子。

它的女主角是凯瑞·穆里根，全球公认的“邻家女孩”，长着一张艾达·克莱尔(Ada Clare)”式的小白菜脸。

艾达·克莱尔是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里的孤儿，成年后本可以和相爱的表兄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却因维多利亚时代司法江湖的黑暗迂腐，在一场遗产官司中失去了爱人及全副身家。

20出头就成了孤鸾照镜的寡妇。

2005年，20岁的凯瑞·穆里根在BBC制作的电视剧《荒凉山庄》里，成功地饰演了艾达·克莱尔，那位人见人疼，命运凄惨的小美人。

十年后，凯瑞·穆里根从电视剧《荒凉山庄》中的可怜小寡妇，变身为电影《妇女参政论者）》中为了争取女性选举权而被丈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的洗衣女工莫德·瓦（Maud Watts）。

工业革命至20世纪初，是欧洲资本主义血汗工厂蓬勃发展的年代。

女人们一方面必须遵循“家庭至上”的维多利亚社会规范，以“老公和孩子最大”的维多利亚女王为偶像；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那些“洗衣、制衣、清洁”之类的低薪低技术工作来帮补家用。

因为男人们认为女人只配干这类活。

1911年，英国有28%的女人在从事这类工作，并接受男工头的监管和凌辱。

莫德·瓦就是这百万女工中的一员。

每天清早，她在束腰内衣上套上一条工厂女工的廉价布裙，侍候丈夫和儿子用过早餐，便直奔洗衣厂，为那些同样得穿束腰内衣却不用自己动手的贵妇们洗衣烫衣。

像她那“响应工业革命的浪潮，出门打工挣钱”的贫苦母亲一样，莫德·瓦生下来就与洗涤剂，烫斗，健康环境极其恶劣的车间为伴。

从童工做到熟手工，世界虽然很大，却哪也去不了。

她的薪水也低得仅够果腹，且时不时还要忍受男工头的性骚扰和性侵犯。

想不被性侵，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一位男工人结婚，越早越好，然后生子，随后把“过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是谁将女权运动“激进化”？

血汗工厂对待工人如同吸血鬼，加上恶劣的环境污染，当年很多女工往往活不到40岁就死去了。

根据当时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著作记载，诞生在19世纪中叶工厂区里的贫民，能活到 30岁就已经是万幸。

为什么要挑凯瑞·穆里根饰演洗衣女工莫德·瓦？

影片的寓意是明显的：不是因为英国没有比她演技更出色的演员，而是因为她长着一张艾达·克莱尔的脸，一张让人心疼的脸，悲伤起来，眼泪像泉水一样流淌不止的脸。

这张脸更能还原那场运动的真相：“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些被压迫在底层的女工们，因为她们实在无路可走”。

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艾达·克莱尔纵使内心如何惊涛怒浪，也无力改变19世纪初叶的社会。

19世纪初叶，仍是一个对女人相当苛刻的时代。

中国女人仍被缠足，印度女人仍被殉葬；英国女人一旦结婚，财产就要列入丈夫名下，一旦离婚，就会丧失孩子的抚养权；法国第一个女学生产生在1861年；1864年以前，瑞典的未婚女性在商业贸易中，不具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力；意大利的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遗产继承权；美国女人不能支配她们自己挣的工资……到了20世纪初，即洗衣女工莫德·瓦的年代，虽然女人的境遇有些许好转，但仍未见很大起色。

原因很简单，因为女性在公共政治领域仍未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争取女性的选举投票权，是民主公民社会，女性获得话语权，从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长得与艾达·克莱尔一模一样的洗衣女工莫德·瓦，终于有一天，厌倦了这种在代与代之间复制粘贴的悲苦生活，于是想到了“转变”。

她看到女性工友们在街上偷发传单争取女性选举权，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捷径”，于是便把自己卷了进去——如果这也算是“激进”，那么艾达·克莱尔和莫德·瓦的出路在哪里？

讽刺的是，男权精英们一方面认为女人反抗压迫的理想是“激进”的，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地把这种理想“激进化”。

这一悖论，在洗衣女工莫德·瓦的遭遇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平日胆小怕事的莫德·瓦，阴差阳错地获得了到议会发言的权力，终于可以将她作为女工受压迫的事实，一五一十地，当着男性议员的面说出来。

如果男性议员们倾听她的诉求，并着手修改劳动法，改善她的工作环境，那么她的抗争就不会“沦落”到“街头运动”的层面，她就不会被警察抓进牢房，被迫以绝食相逼。

然而，他们没有，他们既不愿倾听也不愿改变；如果她的丈夫足够爱她，在她被警察押送回家后，仍然接受她作为妻子和亲人的事实，她就不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甚至失去儿子的抚养权，成为众人眼里“抛家弃子的激进分子”。

然而，他没有，他既不接受也不支持，反而把她的抗争看成是家门耻辱，一脚把她踢了出去，导致她最终被工厂开除。

失去了妻子的经济支柱，同样作为底层工人的他，根本无力抚养儿子，最后不得不把儿子送人——这么基本的觉悟，他却宁可抛弃妻子和儿子，为了他那颗“男性的自尊心”。

洗衣女工莫德·瓦们再“激进”，她们也只是上街游行，砸了几间商店的玻璃窗，在空地抛了几枚自制的炸药而已。

那场运作中“最激进”的先锋人物，先后9次入狱，绝食49次的艾米莉·戴维森，也不过只是想将“让女人投票”的条幅套在赛马上而已。

没错，她被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踢死了，这并不等于说她一门心思地寻死。

如果国王和贵族们倾听她的建议，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说服议会接受女性投票权，她就不会自酿一场“艾米莉·戴维森的悲剧”。

可喜的是，那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女权运动终于以胜利告终，它为西方国家带来了从经济到思想上的巨大进步。

感谢那场胜利带来的女性在全球内的思想解放，今天，我们才可以公然批评“校园春药案”，“三七条幅事件”，而不怕被套上“激进”的帽子。

设想一下，在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里，如果女性的处境始终得不到改善，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处境，她们会不会效仿起男性的癫狂，成为公车爆炸事件或幼儿园砍伤事件的嫌疑犯？

如真到那个程度，纵使骂上一百遍“激进”，想必也于事无补。

（文/ 王梆，资深媒体人、电影导演、作家。

出版电影文集《映城志》和多部小说集等。

拍摄有纪录片《刁民》等。

在《南方都市报》等开设专栏若干。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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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为权利抗争，其实是为尊严而战《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2015）是一部关于女权觉醒的电影。

当被问及“到底是什么导致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比如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氛围等，然而，电影并没刻意从这些方面来展现。

显然，电影是想从人的内在因素来探究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内在因素会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是人的尊严，是人性尊严的需要促使了当年伦敦妇女联合起来为了自身权利而斗争的。

为了反映妇女权利抗争之路，电影重点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只要这些“不平等”没有改变，妇女的尊严就无从谈起。

影片一开始就为这种不平等定了个基调。

当女主角Maud在工厂工作时，外面喇叭里传来某个政客的演讲，大致是反对给予女性选举权的，然而，反对的理由竟然是“妇女性格里缺乏冷静，思想也不懂得权衡”。

这是一种严重的性别歧视，歧视的理由虽在今天看来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的伦敦，为此欢呼的呐喊声却响彻云霄。

这种“理由”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女性哪还有起码的尊严，因为女性的特点就注定让她们矮男人一等。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政客提供了妇女无需参政的理由，认为妇女的参政权完全可以由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代为行使。

这种完全无视妇女独立人格，将她们当作男性的附庸的论调严然是对所有妇女的一种污辱。

影片一开始定此基调，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不平等的世界是很难改变的；若要改变，只有争取选举权，因为选举权才是改变她们命运的政治手段。

在这种不平等的基调下，影片着重介绍了女主角Maud从最初的权利意识萌动，到为自身权利斗争，到最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战士心路历程。

她的每一次思想转变无不与她尊严丧失为前提，她的每一次反抗又无不与她渴望的尊严密切相关。

接下来，我们不妨对此稍作解释。

Maud本想听Miller夫人在下议院的听证发言，只因Miller夫人遭家暴后无法发言，她才被强行推上发言席。

她虽无法对“选举权”表达任何意见，但她解释了她为何要来参加听证会理由，即她希望“这一生可以换种方式过”。

显然，这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因为她已不满意现在的生存状况，她希望听证会能够促使女性地位的改变，从此她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权利意识的觉醒显然与她经历有关，她不满现在的生存状况但又不得不忍受同工不同酬男女差别待遇，她曾遭受工头的欺侮但为生活不得不忍气吞声，她毫无家庭经济地位，自己挣来的薪水只能交给丈夫保管。

这些由于不平等导致的尊严丧失，显然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

她第一次参加女权主义者的集会不仅被警察大打出手，还被抓进监狱，她似乎认识到个人权利的获得无法离开整体女性地位的改变；当她听到丈夫说如果生的是个女儿就会跟她一样的命运时，她便决定参加第二次集会，再次遭到逮捕，结果警察利用她丈夫来对付她，她终于被扫地出门，她对自己儿子的监护权（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也被剥夺，从此她意识到个人权利无法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她的尊严甚至无法从自己丈夫那里获取，于是她坚定地走上了斗争道路，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法律不允许我见儿子，我就斗争到它改变为止。

”显然，她作为一名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作为一个母亲无法感受应有的尊严，是她走上女权主义抗争路的主要原因。

她两次和巡警Mr Steed的交锋充分说明她在为尊严而战。

当Steed想利用她为警察传递女权主义者活动的情报时，她不仅一封信拒绝了Steed让她当内奸的要求，反而意识到了自己和男人拥有同样的价值，因为既然男人为自由而战是正义的，那么女人为自由而战同样也是正义的，只不过战斗的领域不一样罢了。

此外，她也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忠诚于自己的信念而不背叛自己。

显然，这封信是一种尊严的表达，也是她赢得尊重的一个条件。

第二次交锋是她们炸毁财政大臣家在建别墅后，在监狱里她和Steed警官的对话。

这次对话，她不仅有尊严地驳斥了Steed警官的伪善（不想让无辜妇女处于危险中，为何对暴乱中被殴打妇女袖手旁观？

），指责了法律的不合理（立法时妇女并无发言权），解释了女权主义者暴力的合理性（战争是男人们听得进去的唯一语言），甚至还封住了警官的嘴，表达了斗争的必胜信念（因为警察无法阻止占全人类一半的妇女），而且通过这次对话，她似乎成功地赢得警官的尊重和同情，这可从警官与他上司的对话中，以及在赛马场她和警官对视的那一幕上得到有力证明。

显见，两次交锋就是两次抗争，她是为尊严而战，也是为了尊重而战，更是为了女权而战。

似乎可以肯定，本片的价值可能不仅在于展示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的抗争史，还在于它可警醒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只要我们偶尔也曾有过“今生是否可以换种方式过”的想法，本片就值得一看。

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们的尊严可能已受损，它也就预示我们尚有未尽的权利事业需要我们去奋斗。

（文/石板栽花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