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这个片子静静的却涉及了好多主题子辈和父辈、男性之间的矛盾：有人说过儿子就是父亲的敌人，从Christian对待母亲的去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剧情很好的反映出了这一点。

Christian年纪再大一点肯定会和父亲动手了。

而他现在的年纪还无法理解父亲的一些行为，不过雄性之间的敌意是很明显的。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两个孩子都来自于不算完整美满的家庭。

不过这种不完整的组合在丹麦、北欧算是非常典型。

看到了北欧人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两个家庭的小孩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家庭不和带来的影响。

有点不同的是：Elias的妈妈由于对父亲常年在外不满、明显将这种不满也传递给了Elias——从孩子对母亲的惧怕可以看出来。

而Christian朗诵的那首诗也是Christian内心的伤口的写照。

虽然父亲夸赞儿子了儿子的眼神却是你不懂我。

和平和暴力的对比：虽然不是导演的重点，但是看到满脸尘土的非洲小孩们、饮水条件都困难，和丹麦海边的玻璃房和花园的田园生活的对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一边是愚昧、血腥、暴力；一边是文明、发达、现代。

有意思的是，出去物质条件，非洲人的生活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快乐，一个足球就可以让那么多小孩高兴那么久。

而文明社会的镜头里安静到有点沉闷。

物质和硬件的改变并没有明显带来多少精神世界的丰富圆满。

还是有苦恼。

职业使命和道德：我是赞成Christian的父亲的行为的。

作为一名医生，就应该救死扶伤，不管对象是谁。

因为你不是审判机构不是法官，所以你不应该去管这些职责之外的事情。

最后尽完了自己的责任，大佬的腿治好了，医生的底线被大佬恶意的挑衅话语刺破了所以把他赶出去了——尽管知道会是什么后果，那都是大佬的报应了。

医生尽职尽责、也有自己坚固的道德判断。

冲动和理智、暴力和非暴力：医生被修车工打耳光了，作为一个有阅历的人，他知道以暴制暴的有限用途，所以他没有还击。

非洲资源丰富、常年战争和暴力冲突不断、一个政府下台了另外一个通过暴力上台了贫穷还是依旧的——因为没有谋略、所以经济和现代文明无法降临——医生和明显知道这些。

但是孩子们不懂。

所以他们一起去找修车工——告诉孩子们其实不是惧怕所以不还击。

我很欣赏他说的那句：“你这个傻瓜我被你打了我带着孩子们来你应该在孩子们面前给我道歉。

”只是这句话对方明显不懂、反而第二次打他。

这个理想化的声音在现实中显得单薄。

让我想到了甘地。

非暴力思想赶走了英国人可是今天的印度军队却在弄核武器了。

暴力、非暴力会不断纠缠下去吧。

其实世界上没有最好，衣食无忧的北欧会有精神上的失落，家庭的缺失，歧视的环境，让两个小朋友走上一条看似不可思议的道路，做个很反社会的决定，虽然最终的结局还算是圆满；而非洲部分更多讲的是因果报应，大头目造成的破坏和最终的结局，反似中国式的因缘结局。

整部片中看似懦弱的爸爸，也许是在见证更多疾苦后变得从容。

感觉上他串起整个片子的两部分，非洲与欧洲，落后与发达，但看似发达的地方就一定是更好的世界吗？

未必见得，至少广袤沙漠上追着车跑的孩子是快乐的，有笑容的，那一句句的＂How are u?＂，也许更像来自于Better world.

这类型的片子还不错，让我们能看到世界更远的地方，总会有让人诧异所在，比如非洲头目强行割开孕妇的肚皮来赌是男是女。

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好的，暴力是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但中间医生到修理厂那段觉得做作了，息事宁人就罢，非得自取其辱么。。。

我不能认同。

凡人不是上帝，打了你左脸就罢了，为何要伸着右脸等人打？

北欧拍摄所以异常深邃大气，剧情稍显拖沓了，说教意味也很重，不如焦土之城来得自然真实让人透不过气。

这片看得稍稍有些不安和烦躁。

翻译：瑪嘉麗塔成 / 校对：小双 （cinephilia翻译小组）文章鏈接：http://cinephilia.net/archives/4666剑桥大学一名学者在其书中曾提到：缺乏悲悯之心是所有残忍的根源。

作者Simon Baron-Cohen认为，人的本性并不坏，但有些人不能体会他人情感，是故“在缺乏悲悯之心的人的眼中，他人不过是物品罢了。

”尽管我不知导演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拍摄《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时是否读过这本书，这部电影倒展示了同样的观点。

影片中的故事平行发生在丹麦和非洲，其中一些角色表现得十分无情，另一些则费劲心思地表现出悲悯之心，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们只能由自己进行道德判断。

《更好的世界》荣获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影片是关于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之间的故事。

Elias(马库斯•瑞格德Markus Rygaard饰)和Christian(威廉•约翰•奈尔森William Johnk Nielsen饰)在学校里认识，Christian当时是个转校生。

Elias是个戴牙箍的可爱男孩，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时，Christian突然出现，并奋力地保护了他。

“再也没有人会欺负我了”，Elias说。

现在回头来看看他们的父亲，Elias的父亲Anton（米克尔•佩斯勃兰特Mikael Persbrandt饰）在丹麦和非洲无名小国之间奔波，他在非洲开了个免费诊所。

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都来找他帮忙，包括被当地武装恶霸头目“大佬”（Evans Muthini饰）残忍伤害的女人。

Christian的父亲叫Claus（乌尔里奇.汤姆森Ulrich Thomsen饰 ），Christian的母亲死于癌症，因此他对父亲一直有怨恨。

Anton要经常去非洲，而Claus时常在伦敦，于是他们的孩子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Anton回到丹麦的家，他和Elias看见一个叫Lars（Kim Bodnia饰）的坏脾气当地男人与无意冒犯他的人们起了争执，Anton插足调解却被Lars掴了巴掌。

Anton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儿子做个好榜样，他带Elias去Lars工作的修车厂，本想与他和平理论，但Lars并没有兴趣和他讲君子之礼，结果不欢而散。

（译注：这里作者的叙述与片中情节有出入，应为“Anton的 小儿子和Lars的儿子因为秋千起了争执，Anton上前调解，Lars发现后毫不客气地与Anton争执了起来，且扇了他一巴掌。

”）Christian是一个非常内向却情绪极端的孩子，早先他保护Elias免受学校恶霸的欺凌，现在又为大家制定对Lars的复仇计划。

与此同时在非洲，Anton的诊所碰到了棘手的病人：人人憎恨的“大佬”前来寻求医治他那溃烂化脓的腿伤。

撇开情节，导演所做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剪出一种对比之感，对比这些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人。

平行叙事的结局难以预料，哪怕它们有某种叙事逻辑可循。

我十分喜爱比尔的两部旧作，《战火中遗失的记忆》（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和丹麦与美国合拍的《兄弟》（Brothers）。

但这部电影却不乏有些炫技之嫌，尤其是非洲叙事与电影其他部分无法有机融合，对比的感觉像是刻意做出来的。

两个孩子的故事倒十分不错（两个小演员演技精湛），对他们父亲的刻画也十分到位，易得到观众认同，片中还有一位不幸卷入家庭危机中的母亲。

片中在非洲和丹麦发生的其实是两个故事，它们都非常有力量，每一个都能单独拍成一部电影。

在镜头的来回切换下，它们却像个不自然的说教故事。

电影的高尚旨意毫无悬念地打动了评审们的心，但我倒觉得这是今年五部提名中最弱的一部。

这部电影的片名暗示了什么呢？

更好的世界中不会有那样的残忍？

是的，毫无疑问。

瑪嘉麗塔成：http://www.douban.com/people/cheerupk/小双：http://www.douban.com/people/wxs723/

如果有人打了你一拳，你会怎么做？

我可能会评估一下自己当前的处境与还击与否的优劣势，来选择打回一拳还是"落荒而逃"，但多数时候应该是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不知如何反应、不懂得回击与正确处理恶态。

这是多数人的现状，却又未尝不可悲。

印象深刻的是，Elais的父亲为了告诉三个小孩他不是因为害怕用拳头说话的人，而是那样粗鲁无知的人不值得他花费一点时间与力气生气甚至讨回公道，在他以及多数高知分子的世界观里，那样的人是个低劣的失败者，无足挂齿。

即使他又挨了一巴掌，仍然平心静气地“教育”仨孩子和作恶的人。

Christian却反问，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这才是赤裸裸的现实，这部电影是通过个人的修养与自制告诉我们，君子的度量与君子对抗暴力的方式与态度，但是忽略了好的会继续好下去，而坏的将会更坏。

在暴力横行的时候，如果权利机构（如学校、家长、法律）都不作为，是以暴制暴给对方一点教训让他收敛点，还是被动地等待更有话语权的人来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

（我知道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混蛋，但是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人，为了多占一点便宜、多逞一丝口舌之快、多打对方一拳、多一点瞩目……而沾沾自喜，重要的不是过程，也不是所谓的正义道德观念，而是在和其他人甚或整个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其他无关紧要。

所谓无知者无惧并不仅仅是积极进取的英勇气概，还有无视他人生死的漠然与残酷。

你说那个汽车修理工该不该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盛气凌人的对象是能够遇见的所有弱者，包括自己的小孩，用拳头说话带来的甜头和省事便利只会让他变本加厉，而非在某个百无聊赖的清晨突然良心发现，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一个人的不计较不代表一票人的怒火将息，没有掐住的火焰会烧到别人头上，当然那是你我都无能为力的事情，继续纠缠下去事情只会没完没了。

你说Sofus该不该受到惩罚？

校园欺凌事件真的是个世界命题，当然还有种族歧视、国别歧视、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此类种种。

一个在丹麦生活上学的瑞典小男孩长期受到同学对他“放学后别走”的待遇，那种路上见到了总要撩拨三分的轻薄对我这个爆脾气来说简直就是想掀桌。

长期的嘲笑和挑衅最终会变成一方的习惯性欺凌和另一方的默许吗？

试想一下北漂一族或留学一族的处境，事情如果不从根源解决，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遍地发芽。

当然个案都还不足以引起骚动，那么你说，Bigman该不该死？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明里暗里地评估做选择，以医生的名义行救人之责，这是职业道德占制高点；以人的三观道德驱逐失去武装的Bigman，这是人之常情。

有时候，你经历得越丰盛看得越多越通透，并不能够给你一个心安理得做决定的定心丸。

长久的生活历练会塑造你为人处世的生活或生存哲学，也教你背负更多。

以前看盖茨比的时候，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大意如此：真正的社会上流阶层是天生的，那是由几代优秀基因的过滤沉淀和从小言传身教而来的，即使你通过几年的教育、通过改变着装言谈举行、通过常年混迹上流社交圈也并不能改变底子里的基因。

因为当你气急败坏的时候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很多人都时常在经受这样的过程，只是有些人比较严重有些人更沉得住气，但是终有一天内心的野兽呼之欲出。

丹麦女导演苏珊-毕尔所执导的电影《更好的世界》，勇夺今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凭心而论，这部电影是非常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手法和议题上没有太多争议性，一张四平八稳的安全牌。

长久以来，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遴选方式受到许多诟病，首先是一个国家只能选取一部作品参加比赛，在这部分，许多手法创新、批判性强的作品往往就被剔除（这也是中国作品能获得欧洲奖项，却很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主因）。

其次是片中英语发音部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团由大约三百人组成，他们必须看多达二十部电影，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

而这些评审成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较大、已经退休的人，因此对影片的偏好自然是中规中矩。

今年奥斯卡奖的评审过程虽然做了细部调整，将评审团分成几个小组，减少看片的数量，但结果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

《更好的世界》的拍摄手法和议题内容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上，只是它是否是2010年间最好的作品，很多人都抱有疑问。

《更好的世界》的丹麦片名是“复仇”，但参赛国外奖项时，导演将英文名称改为“更好的世界”，颇有讨好观众和评审的意味。

《更好的世界》的主要议题是“暴力”与“报复”，影片中运用了许多二元元素来突显人性中的挣扎与困境。

影片主角安东是一个从瑞典移民至丹麦的男子，平日在非洲的难民营行医，妻子和两个儿子则居住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

由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战乱不平的世界，安东必须面对大量的血腥伤害，极尽全力救助暴力的受害者。

然而在家乡，安东十二岁的大儿子艾利亚斯却因为“瑞典佬”的身份，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安东尽管知道儿子所面对的困境，但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他被迫成为儿子生命中缺位的父亲。

安东生命中的矛盾，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激化。

克里斯提也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母亲病逝后，他和父亲一起搬到安东所住的小镇，并成为艾利亚斯的同班同学。

克里斯提性格强硬，由于母亲的病逝，内心里对父亲抱有强烈的愤怒。

然而父亲却因为自己内心的悲伤而不知如何处理儿子的心理问题。

在认识艾利亚斯后，克里斯提很快就和他结为好朋友，并对欺负他的男孩出手，用棍棒和小刀狠狠地教训了对方。

当大人们质疑克里斯提以暴制暴的行径，认为只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报复时，克里斯提回答：如果出手够重就不会了。

安东回家休假时，带着二个儿子和克里斯提一起外出，却卷入一场纷争当中。

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孩为了秋千起了争执并动手推拉，安东出面将两人分开，却引来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不满，这位父亲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动手推打了安东。

尽管场面极为难堪，但安东认为不应该降低身份和对方动手，于是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

但这件事在艾利亚斯和克里斯提看来，却非常不能接受，催促着安东找对方“算账”。

无奈下，安东找到了这个维修工，以言词指责对方使用暴力的错误性，结果对方辱骂安东是个瑞典佬，并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

至此，安东还是坚持暴力的错误性，毅然地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去。

安东坚持不肯以暴力回报暴力，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

安东工作的难民营中，每天都有大量受伤的百姓被送来，他们全是暴力的受害者，主要的加害者就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游击队份子。

这位“大人物”整日带着武装士兵四处作威作福，甚至以孕妇腹中孩子的性别作为赌注，硬生生将孕妇的肚子破开。

讽刺的是，这位大人物却因为腿伤不得不向安东求助。

尽管旁边的伤患、家属及护士都要求安东不要救治这个杀人狂魔，但安东还是基于医生的道德出手为大人物治病。

对安东的道德试炼并未止于此处，就在大人物的脚伤即将痊愈时，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孕妇却死在了病床上，正当此时，一旁走来的大人物出言奚落和嘲笑了死去的孕妇。

安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硬生生将大人物推出他的医疗帐篷，冷眼看着大人物被外头的百姓包围并攻击致死。

当安东因为难民营的暴力事件而沮丧时，另一起暴力事件正在他的家乡上演着。

克里斯提不能忍受安东所受到羞辱，坚持制作炸药炸毁那名修车工的汽车。

这件事本来有机会停下来的，但是却在三个环节上出了错误。

首先是艾利亚斯的母亲发现了克里斯提送给他的一把小刀，进而登门向克里斯提的父亲问罪，这件事造成艾利亚斯内心对克里斯提的歉疚，因此不忍让克里斯提自己去炸车。

其次是克里斯提在行动执行前的晚上，向父亲提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他父亲没有追究细节，反而是愤怒地痛斥了他一番。

最后是艾利亚斯透过视频向父亲求助时，安东却因为当天的悲惨事件而无心与儿子对话。

结果两个孩子便在隔天清晨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

《更好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是人性不完美所造成的困境，面对暴力时究竟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

如果忍气吞声，暴力不仅不会自动停止，还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

就像艾利亚斯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尽管师长和父母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有一个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艾利亚斯培养出强硬的性格，才能让他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

克里斯提就是一个性格强硬的男孩，但结果是“以暴制暴”，是另一个困境。

成人在面对暴力问题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彻底终止暴力，还要思考对孩子的示范作用。

例如安东，他认为正是因为孩子在场，所以更不能“以暴制暴”，然而这种软弱以对的方式，却在孩子心中激起更大的反抗意识，如果安东在面对维修工时还手，也许两个孩子根本不会自行采取报复行动。

报复与否，没有标准答案。

片中克里斯提说的那句话：如果要出手，下手就必须重。

这话听来虽很冷酷可怕，但却有这么几分道理。

总体来说，《更好的世界》是一部很流畅的作品，但缺点是过于戏剧性，影片中安排的矛盾困境与现实之间有些许隔阂，而影片最后那个没有酿成悲剧、相互理解的完美大结局，也多少降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与冲突性。

我喜欢这部片子的议题，但不喜欢这部片子的手法，可能是因为导演是女性，所以里头有女性的感性，但也有女性对冲突的厌恶与回避，结果全片形成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势。

这部片子的内容无疑是很复杂而丰富的。

暴力的起因往往是愤怒，安东将那个万恶的大人物推出帐篷，是因为愤怒；克里斯提相信以暴制暴，背后的原因也是愤怒；艾利亚斯的母亲在目睹儿子身受重伤时，之所以对克里提斯暴力相向，同样是因为愤怒。

无论我们长到多大的年纪、拥有多少知识、对世事有多少理解，都不可能免除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这是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暴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在这个基础上，承受暴力的人，不免以暴力还诸暴力，结果便是暴力的往复循环和放大。

只要有人，就有摩擦，就有愤怒，于是就有暴力。

当今社会常常强调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育，认为从这点上可以根除暴力，然而作为父母与师长的人，他们终究是人，他们或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在孩子生命中缺位，或是本身就纠结在内心的问题中，而无法察觉孩子的心理问题，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成人非但无法解决儿童的暴力问题，甚至经常是儿童暴力的根源，就像安东的瑞典移民身份，就像克里斯提父亲的内心创伤。

落后如非洲小国，先进如被誉为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都不能从暴力这个问题上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是人性问题，与道德、财富、教育无关。

安东是一位往返于丹麦和非洲难民营之间的医生，两个国家的对比，通过对比映射出电影的主题什么是“更好的世界。

”在非洲，安东整天都面临着战争，死亡，贫困，一个又一个的伤者。

然而在影片的开头，导演却用大量色彩鲜艳的镜头来描述非洲广袤的土地，天真的孩子，淳朴的百姓。

善良和暴力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度，不免让人唏嘘。

安东秉持着医生应有的职业操守，尽力救活每一个伤者。

当有一天他要面临暴徒的首领，一个被千夫所指的恶徒，他顶着民众的责难，医治他。

当他的腿伤逐渐恢复，他看见一个被自己凌虐而救治无效的女尸，毫无同情心的他说出了一系列污秽的言语。

医生面对这个极恶之徒，将他驱逐出医务站，任凭他被愤怒的民众殴打，也会暴徒的生命将会终结在这些民众的手里。

面对如此邪恶，没有人性的生命，那些理性而善良的人该怎么做？

当人性中的善和恶发生碰撞时，上帝手中的天平会倒向哪一方？

回到丹麦，安东要面临即将崩溃的婚姻以及在学校被欺凌的儿子埃利亚斯，一直行善的他，却无法终止发生在儿子身上的暴行。

一位刚丧母的男孩克里斯转到了埃利亚斯所在的学校，并且和埃利亚斯在一个班级。

因为母亲的去世，克里斯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父子之间的关系很冷漠。

懦弱的埃利亚斯和孤僻冷静刚毅的克里斯成为了朋友，并且以暴力的方式回应了被别人欺凌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埃利亚斯的父亲被欺负时，一个非正常的报复计划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无论是在战乱的非洲还是在平静的校园，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歧视，矛盾，都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美好的，走到哪儿都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人性与道德之间的挣扎。

暴力的恶性循环是世界性的问题，以暴真能治暴吗？

以治暴为由的暴力是一种善良吗？

同情心的缺乏是暴力存在的原因之一。

天使与恶魔总是同时出现，更好的世界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乌托邦。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

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

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

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

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

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

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

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

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

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

安东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

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

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

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

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

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

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

”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

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

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

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

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

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

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

”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

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

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

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

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

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

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

”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

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

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

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

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

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

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

他赢了。

”儿子问：“你怕他吗？

”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

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

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

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

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

”“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

”“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

”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

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

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

”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

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

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

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

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

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

“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

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

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

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

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

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

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

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

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

”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

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

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

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

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

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

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卫平）

译名更好的世界、文明社会以及复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影片核心。

情结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想到自己成长当中的琐碎小事，顺着影片情绪吐一吐。

　　 　　1.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有同感，在回想当中，中小学变成了一个有着恐怖记忆的地方，而这种感觉和个人经历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竞争和斗争时刻存在，喜欢和讨厌的表现方式都伴以对抗姿态，孩子熟练社会动员，敌意和伤害被赤裸裸地表达，“群体”成为一种安全和成功的个人存在方式，无援状态就是被孤立——“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当想起当初那些嘲笑、歧视、辱骂、欺凌，不论是作为一个有意施加伤害的人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你绝不能忘记受者在人群当中无措的脸，这些表情在日后逐渐被放大，在某些时刻则和电影当中人物痛苦、惊恐、茫然无助的脸相重合。

大学之后，看群体过程，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李猛讲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脑海里浮现出的典例无一不发生在学校，由是对学校教育这一整套体系发生了全新的认识。

它的核心不在于紧张的竞争性的学习、或刻薄或亲切或总是很负责的老师、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空间，而在于生产出一整套以荣誉为核心的控制技术，核心机制便在于分分钟的监视：置于讲台最近处的“特殊座位”，带袖标高昂着头游走校园的校级值日生，教室后门时刻存在的缝隙。

人人监视人人，儿童成为技术的一部分。

罪责总是对集体“犯罪”的耻辱：个人卫生差、学习成绩拖后腿，甚至“反应慢”、“长得丑”，都成为集体和个人的耻辱。

惩罚则是更加多样化的：嘲笑、讽刺、起哄、歧视、孤立、辱骂、肢体暴力。

当个人自我意识还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样的技术有着怎样残酷的本质和杀伤性的力量。

孩子的脆弱总是被大人低估，同样小孩子的残忍也总是被低估，他们或许知道结果，而后果却远远在想象力之外。

　　这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都不难料想：其一是压迫产生反抗，暴力催生暴力。

其二，结果更加普遍也更加隐性，人自然而然地被驯服，甚至想要被驯服，迎合统治成为标榜自己正常的方式，人们训练出自我控制的技能和一套检视自我行为的技术。

　　 　　2. 　　我更愿意承认在初中时期的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无关成绩、人际和青春期，而是自我意识的缺乏，对机器厌恶却不知如何应对。

那些年里，人真的会发自内地谴责自己与集体行动相悖的行为，我讨厌它，又没有能力在内心里反对，害怕它而迎合它，享受来自权力方的肯定，实际上恐惧又无措 找不到对抗的方法。

说是失败者，其实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后来学校环境氛围都不错的高中、大学，自己都得到了该得到的愉快和成长，在有限的资源里追求知识和友谊。

然而这并不说明自己内心足够强大、性格成熟或者懂得这样环境中的自我生存之道，这种看似正常的心理状态或许可以归结为总是作为“正义团体”一方的顺风顺水和对体制的不敏感、对于羞耻的懵懂无知，以及无甚理论可循却传统又自由的家庭教育吧。

其实，真是后怕。

我在人际中的所谓”快乐“和"正常"，无非是因为自己加入监视的螺旋，忽视了压抑体制下受难的他人和自我。

这给我留下的是有意识领域出现之后的非道德感，个人对体制的理解和敏感 或许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一个逆向的过程。

在我对一切理性和成熟的人际交往有了认识和期待之后，无意识的隐性暴力还是隔着时空和对象打了回来--在自尊、羞耻、文明这一切概念形成完全之后。

此时的孩子已经明白，文明的代价是痛苦及把以暴制暴直接打击回去的伤害降到最低，而沟通理性之所以是理想型的理论 则隐隐向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展示，文明不过一场自我折磨和修行，恰如自由。

《更好的世界》里，Anton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符号出现：医生，在非洲的难民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工作，有着对悲悯、文明、宽容、理性、原则的深刻理解和诠释。

这样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被猝不及防地被汽车修理工施以暴力（因为拉开正在打架的两个小孩而被对方小孩的父亲扇耳光）。

这一幕，无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观众，带来的都是深深的心理震动，对，不是难堪，而是心理震动。

孩子的反映是直接的，即使最小的儿子，也会以咒骂来进行自我平复，稍大的儿子Elias和好朋友Christian则从此埋下了复仇的计划。

而Anton选择带孩子离开，为了不使父亲的形象失败以及让孩子明白暴力的错误性，他带着三个男孩第二次找到汽车修理工，暴力与文明的较量最终以文明被施以拳脚而不奉还结束。

他告诉孩子只是拳头而已，不疼，而真正的失败者是使用暴力的人。

除去暴力，他无法再证明自己的强大。

这里撇开后续剧情和孩子们心里发展的因素不谈，电影及现实生活抛出这样一个困境给我们：如何终止暴力？

出手，比打击者下手更重？

还是在以另一种理解宣告他们的失败？

后者或许会成为拥有强大心理的人，他必先经过的便是文明的自我折磨。

Anton本人以及他的经历使人明白，对施以伤害的个体说原谅其实意义并没有想象中大，宽恕普遍意义上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在受苦并永恒令他人受苦的个体，是道德和文明真正的意旨所在。

　　 　　3. 　　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且把话题扯到孩子。

可能是雌性激素的关系，女孩子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有一种亲近儿童的倾向。

家里的小孩子们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样被观察的还有”环境“和他们的互动。

父母、亲友长辈、朋辈群体、家庭教育、社会习俗等等一切构成个人的”环境“。

在这些观察中，人们总不难发现积极沟通和理解的一切可能，也很容易看见环境所能带来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所以，当再次回想和思考起成长至今的种种，便不难检视出它们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我们终生要达到的更好的世界，不在于振臂和呼号，大概恰存于这些烙印中的小事吧。

　　直感叹，人长成人，真的好不容易。

嗯，我觉得结尾太圆满了，不过我挺能接受的。

其实这不是个黑暗的故事，你看看剧照第一章，再想想一个做医生的父亲，张开双臂搭在两个儿子的肩上，坐在木质的椅子上，周围是近乎无边的半枯的秋草地，面前是大海或无际的湖泊，背后是将尽的残阳，四面起着无声的风，你能想到多么美好。

但也不全是，还有的，是北欧冷清生活下的破碎，和苏丹战场边的黄沙和人。

生和死的事，两边尽占着。

那个父亲就是这样两头跑。

生离死别在战场上见多了，家里的小打小闹，也能尽量宽容，唯一的，就是不断的向分居妻子忏悔，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你我觉得好无聊”，言简情深，算是很伤心了。

小打小闹的，还有小孩子们，逻辑无非两种，以德报怨，以怨报怨而已。

C和I，真的像人的两个极端一样。

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和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C的父亲和他讲战争来自恩怨，也就是I的母亲和他讲要讲实话这段挺提神的镜头后不久，C报复的火烧旺了，I也尝了甜头。

画面从北欧切苏丹，蓝转黄，忽然看到受难的面孔，觉得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不也是冤冤相报，终于到这地步吗？

这是这个电影厉害的地方。

北欧的导演偏爱冷色，讲起事情，音乐清新脱俗，即使快步也是用钢琴的音色，画面颇着意起兴之物，风，水，鸟，树，人走几步路，骑个车，都放在不那么四平八稳的镜头里，无不如画，生生要把节奏拖下来。

喜剧如《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尚且用蓝色降温，苦中为乐，更不用说《狩猎》这样，看的人浑身发抖，寒意四起。

这里却不一味冷着你，断续插入的父亲在前线治人的场面，暖色为主，内容上也和主线关照紧密——除了我上面那个灵感突发，后面讲到和流氓的仇恨和复仇，克制和宽容，有黑帮老大为印证；谈到生死的放下，有不肯弃疗一说。

真实生活里的矛盾，在战争的放大下被摆上台面，处处都有不经意的联系，你一边在想怎么解决，一边给你暗示。

在我眼里，意味的层次陡升，思考的量也加大，节奏快了不少。

细想之下，迎合好莱坞口味也是自然。

说到怼黑帮老大，很多同座都说是父亲的另一面，我却只看出他对那些言传身教的实践，为父亲，不以怨，不以德，而以直报怨，为医生，治病救人，职业私人不相干，是有担当的。

那天，最后爆炸前一天，唯一一次镜头没有给到追在医疗车后面的孩子们，可怜的人们第一次不解地问医生why，他那晚因为太累，没有劝I不要去报复。

他自己也动摇了，也矛盾了，以直报怨，究竟如何？

电影没有评判，也没有给被炸了车的流氓多一个镜头，但以怨报怨，对不起勇敢的，善良的I，也不会是答案。

说回来，C的那套逻辑，冤冤相报是因为第一次不够狠，我开始听呆了，但血气方刚的少年，以头抢地的游侠，大概无不如此。

不过是个被失去母亲的痛浸透的孩子，当发现自己的逻辑似乎有问题，父亲似乎是对的，他只能选择最决绝的回避。

I的父亲告诉他死亡的体验来自何处时，泪水夺眶而出，那些报复的动机，或许能被释然，消解吧，我说不清。

C开篇对天堂的吟唱，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很惊喜的一部电影了，涉及的角度很多却有足够的共性，两个父亲，一个母亲，两个孩子，各自形象都很丰满。

这里不对尬吹了。

最后鸣谢几句，一个礼拜的所谓北欧电影艺术节，也就是找个小教室一搓人一起看。

赶上了最后一场，还合了个影，颇为荣幸。

不过看完后同座还有尬聊活动，前辈们高谈阔论，人类行为学，社会学，法哲学无不涉及，上至古典时期，下至于兹，一边怀有景仰之情，目瞪口呆，步趋左楹，一边觉得把电影评说搞成了虚假案例分析，颇为索然。

自己也发言几句，内容浅薄，上已论述。

只不过好像点很走偏，又不透彻，使在座老师多有出入。

好在老师很是可爱，中英语夹杂，喜不自胜，看来下一届这个什么节有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