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

本来日本人也是人,政府的领导错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没有关系.营盘里 杨就是明白所以才没有迁怒于秋叶子.这个是中国人的善良,同时也讲了日本的女孩和俄罗斯的少尉娜佳的善良.其实世界的人民都是善良的.关键是政府的领导,人民是无罪的.

《紫日》是导演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山之作，影片以二战为题材并以中国战场为背景，却在本质上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内抗战影视。

影片运用了两男一女的传统模式，主人公杨玉福、娜佳、秋叶子分别来自中国、苏联和日本。

走出森林的共同利益使得原本水火不容的三人不得不寻求共生并在艰难的条件下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

在注重故事性的同时，影片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与对日本平民百姓的精神支配，不禁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导演对镜头场景的调度和把握也十分到位。

以下，我将从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出发，分别结合他们的国别，试析作品人物设定的出发点与合理性。

一、叶落乌啼，归不去的东瀛 秋叶子是一名日本女中学生，也是三人中唯一的一名战败国公民。

在苏联进攻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平民驻扎地中幸存，后被迫作为引路人带领三人走出森林。

影片中，秋叶子俨然一个弱者形象。

作为残存在中国的日本公民，日本此时的处境难以为她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作为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她更没有力量与娜佳等军人进行抗衡。

在战时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背景下，她看起来比杨更加弱小无助。

秋叶子本人某种程度上即苟延残喘的日军势力的象征。

然而她又并非一无是处，秋叶子不仅懂得认路、避火等生存技能，还懂得如何使用枪。

前期娜佳一直警惕秋叶子碰枪，事实就是在秋叶子在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还是将枪口对准了曾经共生的二人。

我认为这里即秋叶子身上日本民族性的体现。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地狭人稠资源匮乏且多自然灾害。

这些不利因素都促使着日本国民发奋图强甚至拾起侵略者的屠刀。

一旦缺少了国际上的管控，日本人手中的“枪”即军国主义势力迅速抬头。

好在秋叶子最终没有开枪，彼时她的内心充满着无奈与挣扎，就如同大势已去即将战败的日本。

在秋叶子身上，我们同时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芒，她的死亡宣告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与对本国人民无法抹去的伤痛，她的名字亦带着悲哀的意味。

归期未至，秋叶已落。

二、强者与力量的高歌 娜佳是一名苏联军队的医护人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与战友一同救下了杨。

在后来的战事中，战友相继走散或去世，娜佳遂沦为三人小分队中的一员。

与他们不同的是，娜佳来自一个强有力的国度—苏联，并带着“救赎者”的身份驰骋异国沙场。

她是三人中唯一的军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一位。

在三人中，娜佳于情于理都具有着最高的话语权。

但是同时，她的女性身份和异国处境使得彼时的她全然离不开杨和秋叶子。

而杨作为中国公民本该与娜佳同仇敌忾却屡次站在秋叶子一方。

此时的娜佳是无奈的。

根据“弱者抱团”的原理，抛开家国情怀，我认为杨在个人情感上更倾向于秋叶子，这在国际关系中也常有体现。

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极易在战争两国的百姓心中形成一种压迫者的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在得知日本投降战争即将结束后，娜佳所表现出的激动雀跃是二人所没有的。

在饱受战争残害的年代，每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次炼狱。

所谓战争中从来没有胜利者，战争的结束对于受害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停止被迫害，也无限循环地唤醒了他们心里沉痛的记忆。

正如杨会在听到战争结束后发出感慨“就这么结束了？

”并回想起同伴被害的惨状。

此时的娜佳脱光衣服跳入水中自由地清洗着身心的污秽，此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只有她像一个真正的胜利者，俨然如“救赎者”使命的苏联。

三、伟大民族的曙光 杨玉福是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典型，这表现在他的憨厚淳朴，嫉恶如仇。

在看到母亲和同伴接连被迫害时，他会陷入绝望。

然而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着一层奴性与愚昧的思维。

这在他甘心被日军差遣，在同胞受害时无能为力的表现中均能体现。

并且他是三人中唯一不会用枪的一位。

安于顺境让国民忍人宰割，愚昧无知地化大众使得百姓缺少基本的生存技能。

杨在某种程度上即旧中国的象征。

但是在另一方面，杨的设定隐含着对祖国的希望。

杨是三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的男性，这使得他的身上自带着“主人翁”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本位的传达。

他以“爷们”自称并照顾同行二人的情绪，起着调和剂的作用。

再者，杨是这场屠杀的幸存者，战争结束于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象征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片通过多个角度多个立场对战争进行反思。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难以体会战争的对人类的摧残，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是幸运的。

不论是秋叶子的凋零、娜佳的无奈还是杨玉福的嘶吼都让人泪目。

电影的价值即在于真实化、艺术化地记录，在《紫日》中，我还看到了体现在战争里的人性之光。

不论处在何种境况，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于我们拥有思考与共情的能力。

以上即我对影片人物设定的见解与分析。

又重温了遍冯小宁的《紫日》。

记得第一次看时，是在一个夏日的晚上。

爸爸妈妈都已经睡去，我独自一人留在客厅对着电视。

那时我上初中，频道该是央视六。

当杨的母亲在新兵的壮胆训练中被挑死时，杨的歇斯底里，日军新兵的被逼无措和满脸鲜血的狰狞，日军长官的冷血咆哮，这些太过强力的冲击瞬时让我嚎啕起来。

再到最后，秋叶子的死更让我哭得不能自已。

再看过一遍，眼眶依然有些湿热。

我在豆瓣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让我放开大哭的片子，别不信，还真是它。

还有印象掉过泪的另一部片，应该是港版梁山伯与祝英台。

那个年纪正是被观看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影片的年纪，可真是年龄太小，心智不够坚强。

原以为我军如紫日当空一般大败敌军，没想到扑面而来的是如此描摹人性的镜头，无法回避，哭得稀里哗啦。

冯小宁真坏。

如果你对抗战影片不感兴趣，那我往邪恶里说。

片中有俄罗斯熟女裸浴，有萝莉捆绑。

在一个善良的片子中用以上词汇作标签实为不敬。

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邪恶之人就能见到邪恶，何况片中绝对有，是事实。

不知什么原因，那时我选择了这个片子看了下去。

但也许正是那个时候，开始对loli爱不释手的吧。

该片是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山之作，影片延续了冯小宁作品如诗如画、写实亦写意的一贯艺术风格。

影片对白极少，而是以大量的电影语言和紧凑的情节来扣人心弦，而深刻的人物内心变化则是影片的重点所在。

片中既有壮丽的景色，又有精心雕琢的细节，大气浑然又舒展流畅。

观众对演员们的表演还是比较认可的，三位年轻新秀演绎角色都松弛自然。

影片对白极少，紧凑情节和人物内心变化成全了该片惊心动魄的观看魅力。

而且，没有了对明星先入为主的印象，观众的情绪似乎更容易入戏。

秋叶子：我想到海边去，战争结束了，我也能跟大西重逢。

杨玉福：重逢？

可我和谁重逢去？

秋叶子：真像噩梦一样，总算都过去了。

杨玉福：都过去了，就都过去了？

就那么把人给活活挑了，挑了，你们凭什么煞人？

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儿来煞人？

就能这么一下子，都过去了？

秋叶子：对不起。

杨玉福：一个对不起就完了？？？

那是多少条人命啊！！！

秋叶子：对不起，可我好赖没有煞过人！

杨玉福：可你想煞来着，你想让地雷炸死我们，你想把我们骗回鬼子兵营，就在刚才，你还想开腔打死我们！

秋叶子：我没有想开腔！

你们是好人，我开不了腔！

我只是想带你们去投降！

杨玉福：带我们去投降？

老子是爷们儿，中国的爷们儿！！

明白吗？

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啊，你知道不？？？

秋叶子：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他们叫我们去煞人，煞人，最后是大家来煞我们，骗子，他们全是骗子！！！

杨玉福：你一个孩子，为啥弄成这个样？

《紫日》是一部很经典的影片，该片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为背景，讲述三个不同国籍的青年，在经历了重大的生死考验后，如何从敌对变成朋友的故事。

片中既有壮丽的景色，又有精心雕琢的细节，大气浑然又舒展流畅，影片里中、俄、日三国演员均为年轻的新秀。

影片展现了宏大的二战背景，惊心动魄的坦克大战和海空战为国产片中罕见，航空母舰的使用也是国内首次。

影片的导演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山之作《紫日》中，在中、俄、日三个角色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故事，三个语言不通、相互敌对的人之间充满了戒备，有时甚至要杀死对方才能得到自己的安全。

而影片的主题也是战争，人类各民族之间本来都可以做朋友的，但侵略别人，就会造成人间悲剧。

正如影片所述：太阳本来是人类共同的生命象征，一旦蒙上法西斯的阴影，就会改变颜色、降临灾难，只有消灭了法西斯，鲜红的太阳才会重新照耀人间。

时常会想念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人谈了话。

此前四万日伪军为搜捕他一个人已折腾了两个月。

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

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

这个叫赵廷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

赵廷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

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

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

时常会设身处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

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廷喜见面的，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他不知道，杨靖宇真要是主动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州国的“军政部长”）。

史料记载（日本人的报导，但大体可信）杨靖宇这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

这以后赵廷喜就拿上他的钱走了。

杨靖宇该怎么办？

　　他可以选择离开。

但是他没有。

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没有。

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

可偏偏这么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

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二路军展开大围剿。

周保中指挥四军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着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

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

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不是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他是在日伪军的重重围攻之中，将鞋子反绑在脚下（用以迷惑敌人）走完这些山路的。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

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一个朋友读《音乐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物一直在书中狂奔，这已经超过了人的体力极限，降低了本书的可信性。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

哪怕是在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

据说他一直使用毛边纸和毛笔，写完一本就让警卫背上，背不动就找个地方埋起来。

这些日记写得客观、详实，平静，让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但也就因为这些日子，我们明白了他和他的战友其实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类似于最后一战的环境，枪声就在他的耳边嘹亮，他要不停地突围、退却、逃匿、转移。

但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变的反应。

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以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

置身在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

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

丢失是难以避免的。

1936年前的日记就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焚毁。

但以后的日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将军的亲属和有关研究人员的整理，出版时仍然有七十万字。

我的《音乐会》写了三年，只有七十万字。

周保中将军业余写作，三年内也写下了七十万字。

　　最近一些日子，越来越多地想念起吉林省宁安县马家大屯的马老太太和他的三个儿子。

我是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发现马老太太这个名字的，可那上面的记载非常简略，后来是在采访中，从那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抗联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

　　马老太太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他就成了抗属，其后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

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它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1937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当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我军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

所谓山林队，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土匪。

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他的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我军一同突围，我军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

若有半点差池，我军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也就是枪毙。

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这能事，我军恶战连绵，其中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毅然与敌搏斗，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大队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

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此一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

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我军真地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

逃跑并不顺利，但二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

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寻他的押寨夫人。

后者已有身孕，纸自然包不住火，匪首大怒，拉开架势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

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纪律。

等到周保中赶到，枪决已经执行。

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随后的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牺牲，随后，这位马老太太自己，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殉国。

　　我一直忘不了马老太太的原因是：当她的二儿子在西征中死去之后，大儿子以破坏纪律罪处决自己的三儿子之时，这位老人家是个什么心情？

这时她为自己其实并无过错的三儿子求过情吗？

他们母子最后一定见过，这时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又说了些什么？

自己辛勤养大的三个儿子，于短短的数月间，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死去，她那颗苍老的心脏，又是怎么承受得住的？

还有，她最后一次扑向日寇的狙击线时，真的不是想和儿子们一同离去吗？

忘不了马老太太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大儿子马团长处决了自己的三弟之后，那支山林队的首领真地没有投敌，他被抗联队伍说话算数的气魄震动了，直到一个人战死，最终也没有投降日寇。

但是被夺回去的那位押寨夫人呢？

那位已有身孕的押寨夫人后来生下了孩子吗？

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了？

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现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吗？

　　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

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

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

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

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

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

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

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

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

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

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

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

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

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

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

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

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

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

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

但是冷云没这么做。

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说据有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

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

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

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

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

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

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没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

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关书范。

　　因为冷云，也会时常想起关书范。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

“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

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

即使从山上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

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

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

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

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

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

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

他不但涕泪交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

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

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

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

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

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

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

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

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

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

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基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

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

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

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

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

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

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

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

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

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

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

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

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

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

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

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

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

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

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

　　时常想念的最后一个人是赵尚志。

　　1938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说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的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

北满抗联在他走后对一去不返的他的批判已经结束，形成了以三种军总司令李兆麟为领袖的新的领导集体，不再接纳他的归来。

在接下来的二路军三路军伯力联席会议上，三路军的创始人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队党籍，被安排到周保中的二路军总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不久后又被从国内战场召回到伯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失去了周保中的庇护。

三路军又回不去，二路军则视其为路人，当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英雄竟然成了新成立的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院内一个无人理睬的闲人。

　　赵尚志怎么办呢？

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

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甚至通过这个代表团向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的中共中央直接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呆下去好了。

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不管我赵尚志身在何方，也不管你们如何看法，我赵尚志都仍然是一个矢志抗日到底的战士，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回到东北，回到打鬼子的战场上去！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

1941年10月，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经过当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最高指挥员周保中的批准，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五名战士，越过黑龙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三个月后，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

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赵尚志被弄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后，日本人欣喜若狂。

就是为了防备这么个已经被抗联队伍自己不要的人，日本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黑龙江边维持着三道封锁线。

现在这么轻易地就杀死了赵尚志，他们不敢相信。

于是，他们从刁翎城中，叫来了曾经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李华堂“九一八”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东北沦陷后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了赵尚志为领袖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都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

一九三八年冬，当赵尚志赴苏未归，李华堂的九军主力又随三路军总指挥部西上嫩江之后，一向躲在深山里不向日寇投降的李华堂成了孤家寡人。

等到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也在日寇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时，李华堂终于承认了失败，下山投降了日寇。

日寇果然没有杀他，反而将他安置在刁翎城中，过所谓自由的“良民”的生活。

现在，为了验明赵尚志的正身，日本人又将他带到了梧桐河伪警察署。

　　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大英雄赵尚志。

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

你也这么着了吗？

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

这是曾经作为抗日结盟者的李华堂与赵尚志的最后一次会见，赵尚志已经死去，李华堂也已经投敌，可当他见了死去的赵尚志之后，为什么仍要突然放声大哭，重复说出刚才那样一句话呢？

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有没有想到过，虽然他努力在内心里为自己的投降辩解，可面对着眼前的死者，心里仍然明白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东北光复后，李华堂重新出山组织军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挺进东北的我军为敌，结果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匪小分队围击于依兰东部地区，负伤后被捕，死在押解的路上。

李华堂死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当年他和赵尚志在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团的最后的一次见面呢？

　　不久前看到新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想到书中写到的作为匪首的谢文东和李华堂，不由得想道：当年他们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八军和九军的军长呢。

只是他们不像赵尚志那样死在了抗日战场上。

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却没有坚持到死。

　　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音乐会》刚刚出版一个月，写完它却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我发觉，这两年里，虽然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却还是会时常想象这些我想要告别的人。

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

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鬼子，在大部分影片中，尤其让人啼笑皆非，即使不行状猥琐，也要智商低下，当然，很多时候他们是既龌龊也白痴的。

前些年有部相当长国人志气的片子叫《举起手来》，令人慨叹，1940年的国民党百万大军就被那么群呆傻至极的残障人士打的屁滚尿流，实在费解的很。

这事儿倘若发生在拍摄《地雷战》《地道战》《敌后武工队》的峥嵘岁月，那我绝不会大惊小怪，毕竟全国人民都有那么种大炼钢铁的热乎劲，而且同“超英赶美”相比，追究这种精神胜利有小题大做之嫌。

不过我宁愿相信，在面对历史时，我们得的是远视眼而非白内障，六十余个光年的距离，已足以让老少爷儿们们看清这群鬼子的全貌，至少不仅仅是一张嘴巴或一片脸皮。

讨论谁是那场荒唐战争的受害者不容易。

甚至，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出确切的受害者群体。

从逻辑学上来讲，如果假定这战争是荒谬的，那么围绕它所展开的一切也必然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可以讲“希特勒是疯子，墨索里尼是疯子，东条英机是疯子，全世界人民则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联合国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人口素质，搞好优生优育，防止再生出这样的疯子来”。

果然如此，那我想世界和平也不是啥难事，它的困难大不了就是需要更多的马寅初，需要把“宁养三头猪 不生一个娃”的口号刷在目力所及的每面墙上。

若一定要说出紫日这部电影在哪个层面上开了我的眼界，那么首先，她使我突然意识到日本鬼子也是人，被踩了会叫，踹了要疼，最该打的是他们居然有善良的苗头——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青年是绝不能容忍这些的，善良的品质被鬼子利用，就只能帮他们博得世界无知群众的同情，趁机反攻倒算。

善良和林彪所宣传的“精神原子弹”有不少交集，好人用了叫造福人类，落到坏人手中则必然祸国殃民，布什总统处理伊朗核问题时恰好延用了以上思路，不得不佩服，林副主席有做达人的神秘潜质。

从某个角度上看，《紫日》终究是部大快人心的片子。

所谓悲剧就是把原本美好的东西当着你的面，撕成碎片，还要逼人家目不转睛。

片尾，成批成批的日本军人与平民在荒野上自相残杀，不亦乐乎。

他们边鬼哭狼嚎“大日本帝国没了！

打日本帝国没了！

”边用手雷把自己炸成一堆齑粉。

我目不转睛的瞪着，却不知是不是应该称之为悲剧。

他们是被撕成碎片，碎的不能再碎了，而他们到底是不是美的东西，我下不了定论，也不具备下定论的权利，只好暂且认为所谓的人类史本身就是一部悲剧。

八音盒，是秋叶子的象征，美的象征，导演欲语还休的象征，一个调皮也严肃的符号，一段欢快有人伤感的密码。

伴随她的是，是二战结束后人们欣喜若狂的欢呼，他们有理由相信，战争已经被阉割，再生不出后代。

广播声在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北平上空回响“从此世界人民将迎来新的纪元，我们将重享和平，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生存的权利…”自然，我们知道，这新纪元的名单中没有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名字。

而现在，我们也有资格把美国，法国，英国，韩国的名字划去，这使我惶恐也雀跃起来，仿佛有朝一日我们会成为这上头唯一的名字，那是多么孤独而风光的事呵。

《紫日》是冯小宁导演继《红河谷》、《黄河绝恋》之后推出的“战争与和平”三部曲的第三部。

与其他战争题材电影相比，《紫日》没有过多关于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而是另辟蹊径，将那个时代的矛盾转嫁到三个来自不同国家，受到不同教育，代表不同立场的战争面前“无辜者”身上。

用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协作、依赖来完成导演赋予的战争背后对于人性探讨这一命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片除了必要的时代背景等交待，没有过多旁白。

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本片一大亮点。

下面我将就“对于人性的探讨”和“象征手法运用”来分析这部21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一、象征手法电影名字为“紫日”，要想读懂电影必须要先理解“紫日”。

三人在森林里穿越走在山坡上的时候，导演曾借杨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太阳发了紫就快落山了。

虽然我们身处的现在太阳被别的东西蒙蔽是紫色的，虽然战争的乌云曾一时遮蔽住太阳。

但是，太阳紫了就快要落山了。

第二天，将会是一轮新的耀眼的太阳，灿烂地从东方升起。

八音盒。

电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以八音盒为线索的。

通过八音盒我们了解到杨和秋叶子的认识。

了解到秋叶子在下着雨的泥泞路上向着自己青涩爱情的奔跑。

了解到秋叶子在同胞枪下倒下的时候，八音盒缓慢地滚下山坡。

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纵使秋叶子已经死去，可是代表着纯洁美好精神的八音盒仍然还能够保存下来。

而这种精神，必将在紫日落山了更久远地流传下去。

只言片语。

杨那句“老子吃草也能活，老子是爷们”让人想起《让子弹飞》里面姜文那句“我要站着把钱赚了”。

娜佳是否讽刺了那些不明白状况的权威者——你们都是农民，是由我打过仗，我是中尉你们知道吗？

二、对于人性的探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觉得森林逃生三人的组合让人无比别扭。

看见三个对于个人毫无关联——以前从不认识，个人而言谈不上什么仇和很，但是对于身处的民族、时代而言有着深仇大恨——杨亲眼看见自己母亲被日本人捅死。

秋叶子满脑子已被军国主义腐蚀。

苏联军人娜佳生性傲慢。

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合适的组合。

但是你又觉得他们是如此合适——农民，学生，女兵。

杨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

在战争面前几乎失去一切——眼看着母亲被日本人当作训练新兵项目杀死，想救同胞却又眼睁睁看见同胞被日本人活活烧死，因此，对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同时，杨也是善良的。

这不仅仅表现在无法对身为日本人同时又欺骗自己想要害死自己的秋叶子开枪，还体现在明知“两个人或许还能活着出去，三个人或许谁都活不了”，还是带着秋叶子上路；不仅如此，电影里对杨的塑造还是有血性——不就是点烂干粮，老子吃草也能活，老子是爷们；有点幼稚可爱——故意跟秋叶子一起气娜佳。

同时，杨也不是神人，在就陷在沼泽里的秋叶子的时候，也会担心秋叶子向自己开枪。

这才是对于人物真实的刻画。

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淳朴又有点傻里傻气的农民，在面对自己深仇大恨日本女学生时仍旧无法开枪。

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让人联想起战争面前，人性光辉多让人慰藉——我们或许无法左右战争，但幸好我们还能够改变自己，不要让人之所以为人的善良信任在战争中失去。

反观现在，哪怕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但总有些东西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秋叶子是电影中最为复杂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侵华残酷事实的代表者——日本人，还因为她本身的经历，那段怅然若失的爱情，那张清纯无邪的笑脸，让你无法将这一切的残忍归结到她的身上。

或许正是因为此，娜佳和杨都无法下手。

三个人是从哪件事以后改变互相敌对猜疑的态度，开始齐心找到走出森林的路，我已经无法将具体的事情说出来了。

不过我固执地认为，在最初杨和娜佳都无法下手枪毙秋叶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丧失了最后的怨恨机会。

秋叶子带给我们最震撼的一幕，是在带领两人回到日军兵营后，拿着枪却无法下手——你们是好人，我开不了枪。

战争赋予了多少人的无可奈何。

相比较而言，娜佳是三人中最没有背景的。

个人命运与国家决策联系在一起。

那句“你们都是农民，只有我打过仗，我是中尉你们知道吗？

”正好表现了她孤傲的性格。

但正如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娜佳发了火，但也只好跟着我们，因为一个人无法活着走出这林子。

在这场三个人冒险历程中，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娜佳也不例外。

另辟蹊径，思考战争背后的人性。

这也符合冯小宁在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奖时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的——这是我对战争题材思考的一个总结。

象征手法与人性探讨在本片中水乳交融，向人们揭示——太阳发了紫就快要落山了。

最好的信念还是要留在心里。

首发于【后浪电影】文/李镇《紫日》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好的战争片之一。

这部由富大龙、前田知惠、安娜·捷尼拉洛娃主演的电影，是冯小宁导演“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余五部为《战争子午线》《北洋水师》《长天烽火》《红河谷》《黄河绝恋》），也是冯小宁战争片艺术特色的集大成者。

影片以二战结束前夕为背景，讲述了大兴安岭中，中国农民杨玉福、日本少女秋叶子和苏联女兵娜佳在经历一系列生死考验后，由彼此敌对戒备，到最终跨越种族、立场、身份等鸿沟，成为朋友的故事。

目前网络上有一些针对《紫日》的质疑之声，认为这部影片主题先行、特效五毛。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对于一部上映于2001年的电影来说，实在有失公允。

《紫日》的制作成本仅五百万，影片中却有大量苏日、美日之间的坦克战、海空战、枪战等场面，极力还原了当时艰苦卓绝、尸横遍野的时代环境。

尤其是后来冯导透露，有一场日军活活焚烧中国人的戏是他亲自上阵做替身，便更让人对他肃然起敬。

至于主题先行，恰恰是冯导在《紫日》中的拿手好戏。

中国向来不缺乏主题先行的作品，我们每年在大银幕上都能看到几部主旋律电影，但它们大多差强人意，同质化严重。

在既定史实面前，许多导演仿佛只会借助电影工业手段，在战争场面上大做文章，故事和人物却疏于打磨，只能一遍又一遍咀嚼着前人的残渣，反复撩拨大众的爱国神经。

但冯小宁在《紫日》中向我们展示了他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加深沉的反思精神及更为高超的剧作技法。

早在二十年前，《紫日》就已经摸到了战争片商业性与思想性之间平衡的不二法门。

影片中不乏狂轰滥炸，但更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语言不通的一男两女在深山老林里兜圈子。

也正是在这兜圈子中，冯小宁完成了他“四两拨千斤”的战争叙事。

01大兴安岭中的人性实验现代人爱说一句话：“不要考验人性。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人性深深地不信任。

冯小宁在《紫日》中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人性值得相信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把三个极致的人物，背负国恨家仇的中国农民，深受法西斯思想荼毒的日本少女和一名苏联女兵，放到远离硝烟的深山老林中，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性实验。

这样的戏剧设计蕴含着冯导对于人性善恶的考量，和对战争起源的刨根问底。

相比于激发大众的爱国情绪，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为何要互相残杀？

人类能否拥有真正的和平？

这便是《紫日》的立意高妙之处。

影片中的三人各有隐喻和象征，但冯导并没有让他们落入扁平化、符号化的陷阱。

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鲜明的性格、丰盈的血肉，他们之间或温情脉脉或剑拔弩张的互动细节，不仅描摹出极端境遇下人性的复杂肌理，也合理严谨地论证了影片提出的问题——人性值得相信。

《紫日》中笔墨最曲折的人物是日本少女秋叶子。

我们很少能在抗战电影中看到如此立体又客观的日本人形象。

秋叶子是一个纯真的孩子，对鲜花、爱情等一切美好事物有着本能的热望。

演员前田知惠在影片中的表演灵气十足，她穿着洁白的校服，忽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操练场上向恋人大西传情，在花丛间采花的画面，活像一个天使。

然而，正是这样美的化身，把杨玉福他们故意引到地雷区，把枪对准了杨玉福和娜佳。

这并非她生性本恶，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一遍遍洗脑的结果。

在她看来，敌人就该被打死，或者成为俘虏，但她并不清楚，她到底在仇恨什么，夺人性命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今日依然能看到日本政府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扭曲和篡改的新闻时，便会发现秋叶子这一形象并不过时。

在一次次生死危局面前，杨玉福都选择放下仇恨，对她伸出援手的行为，感化了秋叶子。

她终于认清法西斯的真面目，知道中国人是好人，也意识到生之宝贵。

最终，她向杨玉福忏悔，向无数死去的中国人忏悔。

法西斯摧毁了她的意志，而真善美的人性帮她重建生而为人的尊严。

杨玉福是这场人性实验中的另一主角。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性，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过程。

富大龙饰演的杨玉福皮肤黝黑，身材健壮，寡言少语，有着典型战时农民形象的憨厚木讷。

不同于《红高粱》中姜文“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般张扬鲜活的生命意志，他是一种精神上的麻木与濒临崩溃。

他是全程都在自我挣扎的人。

日本人刺死了他的母亲，屠杀了他的同胞，他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把怒火发泄到秋叶子身上，但骨子里的善良让他保持了最基本的清醒。

他在绝境中一次次伸出的援手也救赎了秋叶子行将堕落的灵魂，这比任何言语的宣教都来得力有千钧。

枪是影片中的关键道具，它串联起杨玉福的成长。

杨玉福从最初的怕枪，到机警又固执地守枪，再到主动学会用枪，直到最后举起枪替秋叶子复仇，直观勾勒出了中华民族由沉睡到觉醒，再到奋然崛起的历程。

同时冯导也用杨玉福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一，任何民族落后被动都要挨打；二，中华民族的枪炮不为国家立场不同而开，而将永远指向与人性作对的恶魔。

02 真正的反战电影《紫日》除了叩问人性外，更传递出浓厚的反战思想。

观罢全片，我们不会因日本战败而获得精神快感。

相反，当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家园、伤亡惨重的苏日中人民时，会由衷地对法西斯，对战争产生厌恶。

这是一部反战电影的重要标准。

为做到这一点，美工出身的冯小宁在影片中极力渲染大兴安岭的自然风光之美，以此来反衬战争之丑。

娜佳回忆道：“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秋天。

”的确，在炮火连天的动荡岁月，饱经战争摧残的娜佳在一望无际的林场中，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秋日的大兴安岭美得像一幅画，而她和杨玉福、秋叶子正是在画中徜徉的人。

影片中还有一处细节令人触动：树林中有异响，娜佳本能地举起枪，却发现是一只鹿。

鹿没有逃走，而是走到娜佳面前低头示好。

那一刻，娜佳愣住了，在自然生灵面前，人类是如此狭隘和可笑。

美好生命的逝去也促成了影片反战思想的传达。

《紫日》的结尾让人触目惊心：日本战败后，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军官大开杀戒，不仅杀死士兵，更不放过老人和孩子，“值此亡国灭种的奇耻大辱之刻，诸君只有尽忠玉碎，才能受到后人敬仰”。

当洗净思想浮尘的秋叶子奔向同胞，大喊：“战争已经结束了！

不用去死了！

”时，反被军官一枪毙命。

秋叶子的死是一场大悲剧。

在大兴安岭的试炼场中，她因为相信人性而活，最终却没能逃脱法西斯的魔爪。

冯导用秋叶子的殒灭，揭示出法西斯的疯狂与惨无人道，也将“没有道理，就是要杀人”的法西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紫日》是一部具有古典美的电影。

影片中的三人语言不通，台词寥寥，人物内心对于美好、和平、自由的渴望，都寄托在了各色意象中，影片从而也有了淡然含蓄、余音绕梁的诗意之美。

譬如太阳。

影片中，太阳既昭示胜利的降临，也寓意着人类共同的生命体。

在战争阴影笼罩下，它变为紫色，只有消灭战争，实现和平，鲜红的太阳才会重新照耀人间。

譬如八音盒。

八音盒是秋叶子送给大西的爱情信物，二人因战争永别，秋叶子便把八音盒带在身上。

它象征着秋叶子对和平的热望——唯有和平，她才能与大西重逢。

秋叶子死后，八音盒又在杨玉福、娜佳和青年记者手中传递。

《紫日》的故事总要讲下去，人类对于和平的期许也将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3 冯小宁的变与不变冯小宁是一位具有自觉意识的导演。

自1991年《战争子午线》至2001年的《紫日》，冯小宁用了十年时间来谱写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六部曲。

从这六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一位导演的艺术探索史。

冯小宁导演横向上的探索，是冯导对于故事题材的不断革新。

《战争子午线》聚焦于抗日战争中12名儿童战士的命运浮沉，革新了“战争大场面加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战争片创作模板。

《北洋水师》复盘了晚清时期北洋舰队自建立到覆灭的全过程，以史为镜，照古观今。

《长天烽火》是一部反映国民党空军的历史剧。

到了《红河谷》《黄河绝恋》中，冯小宁更是将笔触伸向了具有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民族题材及中美战士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纵向上的探索，是冯导对于战争片立意的不断深掘。

以“战争三部曲”为例，《红河谷》以20世纪初中国西藏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汉藏儿女生死相依，并肩抵御外敌的民族传奇。

影片对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生生不息的民族性刻画得十分出色，但反战思想挖掘不足。

《黄河绝恋》中，八路军安洁与美国飞行员欧文的旷世奇恋让人动容，但影片依旧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八路军的高大全形象，尤其对男女主角爱情戏份的侧重也让这部影片受到非议。

直到《紫日》，冯小宁在艺术性、商业性与反战思想上的探索，才达到巅峰。

岁月呼啸，与冯小宁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人为了不被时代淘汰，早已适应在市场浪潮中灵活变换身份和思路，而冯小宁却十年如一日地在战争题材上深耕，对“人为何要互相残杀”这一命题苦苦追问。

这离不开冯导的家世背景和过往经历。

冯小宁的爷爷冯亮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叔爷冯树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1937年因拒绝为日军研制核武器，被日军杀害；外公傅种孙是华罗庚的老师，1957年被打为右派，悲愤而亡；父亲冯雨荪1967年惨死于文化大革命。

长辈们的光辉岁月和惨痛经历，在冯小宁心里种下了和平与反战的种子：“个人与个人之间人际关系的思考，长大以后自然就延伸到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

这些东西使得自己长大成人之后，尤其是创作作品的时候，就必然要去把这种感情带到作品中。

”

在冯小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创作者令人尊敬的历史责任意识，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热爱，对时代大环境下个体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与呼唤。

而在老片重映蔚然成风的当下，我想，这部上映于20年前的《紫日》，也值得在大银幕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