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坠落的审判》最近掀起了不小的声浪，很多是关于男女两性和婚姻。

但我没想到当我开始观影之后，我更大的共鸣其实来自另一个身份——一个（失败的）写作者。

但凡有过写作梦的人，多少都能体会一点——那就是写作梦在所有梦想中，是异常具有诱惑的那种。

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比俗世名利最大的野心，是探索表达和创造，是对自我的终极认可。

拥有这种梦想的人，往往在骨子里无可避免的认为，只有在这件事上有所建树，自己才算完成了这一生的使命。

也因此，在写作中遇到的所有挫折——写不出来，或者投稿被拒，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更像是对你自我的一种否定。

譬如我就曾经因为长期卡壳一部小说而感到失败透顶。

在很多个黄昏我站在阳台，看着已经亮起的街灯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河，我在心里想，如果此刻宇宙爆炸，整个世界瞬间灰飞烟灭，我却不能问心无愧，因为那部始终写不完的小说。

当然以上都是题外话。

我最终也认识到，自己必须摆脱这种强加于自我的强烈责任感，否则非但不见得能把小说写出来，日子可能都过不下去。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理解这一点，你才能更多的理解这部电影。

*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都与写作有关。

一个是成功的作家，一个则可以说是这条道路上的失败者。

正如我前面所说，写作梦是一种诱惑力极强的梦境幻象。

所以男主角塞缪尔虽然有体面的工作——大学教授，并且在这个岗位上相当出色，但是他内心深处想做的始终是写作。

塞缪尔的这个梦想源于何地？

大概早早就有了，但这个梦想后续越发膨胀直到逐渐吞噬塞缪尔，大概多少也有桑德拉的原因。

从时间线来看，桑德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成为一个作家，应该还在她和塞缪尔在一起之前。

而此时，塞缪尔还是一个大学教授。

之后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个有共同写作梦想的人，其中一个在这条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另一个必然有些刺激或者说激发作用。

塞缪尔决定辞去教职专心写作，我认为多少也有这个原因。

桑德拉和塞缪尔在一起之后，家庭分工是由塞缪尔来承担更多的家庭琐事——这一点有别于大部分家庭。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塞缪尔成为丹尼尔意外事故的第一责任人。

因为是他负责接送孩子上学。

巨大的内疚让塞缪尔决定带着一家人迁居深山，并决定更多的陪伴儿子，亲力亲为的负责儿子的教育。

在后面两人的争吵中桑德拉说，当时她就曾建议塞缪尔不要这样做。

但是站在塞缪尔的角度，他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面对一个因为你而失明急需照顾的孩子，能够仍然坚持写作的人，需要有非常冷静甚至可以说冷酷的心灵。

而这个品质塞缪尔并不具备。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塞缪尔的写作一直以来并不太顺利。

因为他有着太严苛的标准，也太害怕失败。

在桑德拉口中，这是塞缪尔一再因为别的东西放弃写作的根本原因。

这个归因冷静而残酷，也是塞缪尔无法接受的。

塞缪尔和桑德拉之间，拥有冷酷和强悍品格的人从来都是桑德拉。

这个分歧在影片中多处都有体现。

这种品格造就了桑德拉的成功。

但是不能不说，它可能有时候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寒冷。

不仅是塞缪尔。

父亲坠亡事件发生后，丹尼尔一度非常痛苦，终日蜷缩在床上哭泣，无法正常生活。

在母亲桑德拉劝他起来吃东西上学，并说你的生活必须继续的时候，丹尼尔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

直到桑德拉抱住他软语细说，说自己也非常痛苦，丹尼尔才逐渐软化，也抱住了母亲的脖子，两人抵着额头哭泣。

——这是我们对于伴侣亲人非理性的一种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方展现柔软。

尽管坚硬对于解决问题更有好处，但是我们需要柔软。

柔软会让我们彼此拥抱，我们先拥抱起来，再继续一起往前走。

这是塞缪尔和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

回到桑德拉和塞缪尔的生活。

塞缪尔彻底回归家庭之后，两个人的落差越来越大，一方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却陷入生活的泥沼，甚至抑郁症缠身。

塞缪尔尝试挣扎——他记录自己的生活尝试重拾写作，但他的尝试却得不到编辑的认可。

这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

我曾经想过，如果丹尼尔没有出事，塞缪尔没有回归家庭，他的写作能获得成功吗？

对此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这个问题塞缪尔的回答大概是肯定的，桑德拉的回答则大概是否定的。

纵观整部电影，桑德拉强悍的性格贯穿始终。

她显然是那种无限藐视环境对人影响的人。

她坚持一个人在任何环境下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

她自己能做到，所以她认为也期待自己的伴侣也能。

这错了吗？

好像真的不能说错了。

在两人的争吵中，桑德拉否认是孩子和家庭让丹尼尔失去了写作的能力。

在桑德拉看来，就算没有发生这些事，塞缪尔还是会因为自己对写作的严苛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而自己阻止自己的写作。

正如如果他真的有能力继续写作，那么即使是现在，他也一样可以重新执笔。

这些话一如既往好像仍然是对的。

你会发现桑德拉总是对的。

对于每个试图写小说却卡壳的人，桑德拉的话都会引起心灵的颤栗。

眼高手低不能沉下心去写，过高的严苛标准，过低的执行力，害怕失败，过剩的自尊，自我期待过高……这些大概全是真的。

塞缪尔未必不知道，但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是因为自己现在太忙了。

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但是桑德拉干脆利落的否认了这一点。

塞缪尔说因为孩子教书和装修这几件事忙不过来，桑德拉说，搬家和装修都是你要做的，你陷入现在的困境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就是想给自己制造这种困境，好让自己看起来没时间没精力，就可以逃避写作。

塞缪尔指责桑德拉出轨，桑德拉说，儿子的事情发生后，我们状态都很糟糕。

你不愿意和我发生关系了，我总得找个方法疏解。

我和别人只是纯粹的性关系，我在乎的还是你。

你不是真的介意我出轨的事情，你只是故意让自己介意，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就可以不停的指责我。

塞缪尔指责桑德拉写作“剽窃”，桑德拉说，那个想法是你不要的。

我接着写是你同意的。

我写完给你看了，你也认同我写的和你当初想的并不一样。

我只是拿了那个概念。

你想写你还可以接着写个不一样的。

桑德拉说的好像全都是对的，但是对伴侣来说，也确实残酷无情。

塞缪尔指控桑德拉——你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解决你的问题。

你不在乎是否会伤害我和丹尼尔。

桑德拉立刻暴起——这和丹尼尔无关，你不要把他扯进来。

你一直试图把丹尼尔扯进来！

你一直想假装受害者，事实上你从来不是受害者！

桑德拉总是直击要害。

塞缪尔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失衡，我只是想讨论一下这件事，就这么难吗？

桑德拉说，我压根就不相信夫妻之间互惠互利这种观念，光是讨论这个我都觉得幼稚，烦闷。

压根就是浪费时间。

是的，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是浪费时间。

就在这些blah blah里，时间就过去了。

你该做的是行动起来……这当中有一句台词对我来说振聋发聩，我认为它集中概括了桑德拉的婚姻观或者说人生观：夫妻之间互惠互利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

如果互惠互利不存在，那夫妻关系对桑德拉来说是怎样的呢？

只剩下两种解释：1. 婚姻就是天然的剥削。

要么是你剥削我，要么就是我剥削你。

2. 即使我们是夫妻，也不代表我们结成了完全共同体。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也应该做你想做的事情。

先顾好自己，再去管其他的。

我认为第二种应该是桑德拉的真实想法。

这个观念其实没有错。

尤其是当我们处于混乱和危机当中，千头万绪整个人仿佛被陷住——先顾好自己，这往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这也往往是对个人而言。

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人如果都秉持这样的态度，有可能两个人都变得更好，但是一个家庭也就就此解体了。

所以问题其实是，我们是先拥抱哪怕一起腐烂，还是先不惜一切的让自己好起来？

桑德拉选择了后者。

用写作排解痛苦，拿走丈夫丢下的创意，寻求婚外性关系，都是她找到的解决之道。

可使如果塞缪尔在痛苦的时候也选择了婚外情来排解，那么一个夫妻双方同时外遇的家庭会怎么样？

如果塞缪尔在丹尼尔受伤之后没有因为内疚而回归家庭，全副身心照顾丹尼尔，那丹尼尔能不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顺利的从灾难中恢复？

事实上我注意到，在这段堪称全片高潮的争吵情节中，桑德拉始终坐在餐桌边吃着东西，而塞缪尔则在开放厨房区域不停的收拾着，这多少是两个人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反应。

有没有可能，哪怕一点点可能，较少处理生活琐事的桑德拉其实低估了这些事情的影响力？

塞缪尔提出了跟我一样的问题。

他对妻子说，如果我不去处理那些事，你就会像我一样陷入我现在的困境，咱俩会谁都写作不了！

而桑德拉只是冷静的说，你放心，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写。

根据全片看下来桑德拉的性格，这句话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也有可能是桑德拉在假设中对自己的过度自信。

但不管是真是假，这种态度显然更加激怒了塞缪尔。

这就像所有悲剧里最讽刺的地方，当一对爱侣的关系出现裂口的时候，曾经相爱的理由却变成互相憎恨的导火索。

那曾经吸引他的自信冷静和锋利，那不爱笑的脸，现在每一样都变成刺眼的刀刃，塞缪尔感觉到自己被刺得遍体鳞伤。

这场塞缪尔事先策划好的争吵，早已走向了失控的方向。

最终他的绝望和嫉妒化为憎恨，最终以死亡策划下这起审判，想要拉已经太过耀眼的妻子一起坠落深渊。

*当我们回头去看塞缪尔的人生，会发现他的悲剧其实开始的更早。

并不是从儿子出世开始的。

甚至可以说是基因层面的。

从他渴望写作但执行力逊色于自己审美能力又恐惧失败的时候，从他爱上性格比他更加强悍冷静强大的桑德拉却又无法放下雄性的自尊和竞争心理开始，他的人生早就隐现裂纹。

后面的每一步，不过是被这些东西撕扯，越陷越深。

儿子的意外事故是个导火索，让他深陷痛苦，并理所当然的开始无性婚姻。

而妻子桑德拉用出轨消解性欲，用写作抚平创痕，他自己却无处发泄。

反而在自我设下的陷阱里，琐事缠身，彻底迷失。

随着桑德拉的写作事业越来越成功，在这场本以为是两个人并肩的长跑里，塞缪尔看到自己已经落后得越来越远。

他的嫉妒和绝望无处排解，他试图抱怨指责，将一切责怪到妻子头上，却被对方狠狠戳穿自己的懦弱和卑劣。

他无地自容，痛苦绝望——至此你会发现，塞缪尔除了死亡，好像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我观影到后半段时候的感受。

除非，除非他能忘了写作，好好生活。

哪怕是暂时。

但是他做不到。

其实至此你可以看到，塞缪尔的问题确实大多数都出在他自己身上。

但是桑德拉完全无辜吗？

我认为不是的。

塞缪尔是曾经服用阿司匹林试图自杀的人，是个抑郁症病人。

而桑德拉是唯一知情者。

但她没有对此对此给予足够的警惕和关心。

在塞缪尔试图跟桑德拉沟通的时候——尽管这沟通的实质是想要甩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甩锅有的时候也是人性的必须，尤其是当自己的心灵不堪重负的时候。

而这时候的塞缪尔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但被激怒的桑德拉的选择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塞缪尔，你这些抱怨纯粹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导致你失败的原因。

她毫不留情的戳穿塞缪尔性格底色中的懦弱和卑劣的部分，令他发出彻底绝望的呻吟。

如我上面所说，桑德拉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对的，但也确实是冷酷到不近人情的。

譬如对于出轨，虽然如桑德拉所言，无性婚姻是塞缪尔选择的，她和塞缪尔是灵魂伴侣，在外面有一些纯粹的性缘关系来排解性欲无可厚非。

但说到底，这段所谓的开放性关系是由桑德拉单方面决定的，而塞缪尔只是发现后被迫接受。

这是出轨吗？

不是吗？

有理由出轨就不是出轨吗？

而且换个角度，如果塞缪尔也这样做呢？

如果塞缪尔也在痛苦低潮期寻求外界排解，与他人保持纯粹的性关系，那这段婚姻将走向何处？

桑德拉拿走丈夫的创意，尽管是塞缪尔放弃的，但每一个曾经尝试写小说的人都应该能够体会，如果别人尤其是你亲近的人拿走你的创意并获得成功，你内心其实很难不失衡。

所以我认为桑德拉至少不该表现的那么理直气壮。

在劝塞缪尔继续写作的时候，桑德拉说，我劝你就从你放弃的那本书开始。

塞缪尔讽刺的笑了——你已经把它写了，你让我写什么？

桑德拉说，你可以写一个不一样的。

Again，再次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非常难的。

因为当一个创意只是一个梗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做无限想象。

但是当有人已经把它具象的实现出来，而你也看过了，你就很难再有别的想法了。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会不断干扰你。

就像你本来在一片旷野上，现在这条旷野上已经有了一条路。

而且是一条基于你原本的设想修建的路。

理论上你还可以开辟新的路，但是事实上这条已有的路必然会干扰你，你会把自己新的路径和它比较，自我怀疑。

桑德拉作为写作者不该不明白，但她也轻而易举的忽略了。

我们不难发现，桑德拉其实一直站在一个相对高的胜利者位置上。

塞缪尔所有的抱怨，在她冷静而犀利的言辞下，逐渐都变成无病呻吟。

这种被否认和轻视的感觉，无疑加剧了塞缪尔的痛苦。

塞缪尔最终确实是自杀，但是即使是桑德拉，恐怕也无法问心无愧的说，丈夫的死真的和自己完全无关。

影片中唯二让我落泪的片段，一个是丹尼尔在法庭上回忆起父亲关于史努比的话。

在他的回忆中，已经死去的男人面庞是温暖的金黄，蓝眼睛清澈而温暖。

这是影片中塞缪尔少有的面部特写。

他用略带疲惫的口吻，给自己的半生做了总结——遗憾，但又有着骄傲和认可。

在他的自我评价体系中，他是一个尽力了却被辜负的人。

可能是个失败者，但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另一个片段是在影片最后，桑德拉终于无罪释放，她和朋友们一起聚餐庆祝。

他们欢声笑语，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然后，在朋友们都转身离去的顺斤，桑德拉的面孔突然扭曲，控制不住的要流下眼泪。

那一刻我再次回想起来，他们曾是一对爱侣。

而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桑德拉所言，这场胜利的尽头，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影片看到这里，我的脑子里不断的浮现六个字：至亲至疏夫妻。

桑德拉曾说，我拒绝自己逐渐腐烂，所以我寻求解决之道。

这里“腐烂”我的理解是指沉湎于痛苦，丧失生活和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能力。

而选择从楼顶坠亡，会不会也是塞缪尔出于同一种原因的最后选择？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不是想要嫁祸给妻子，只是也终于做了一次自私的选择，阻止自己继续腐烂？

我们无法一起变得更好，所以，我选择离开。

真正的答案没有人知道。

但我想桑德拉余生也许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千万次寻思这个问题。

我的年度电影挑选标准：对当今世界逐渐结块的现实，试图软化，试图交流，试图共融。

所以在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

去年的《塔尔》优秀不由自说，master如果是个男人，我一点都不惋惜，因为那就是他们，一名男性呈现出糟糕状态时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糟糕，但一名女性从一个不长那种东西的家庭环境走到男性构建的塔尖，立刻拥有男性特质，她成为了男性。

一个深受迫害的人怎么能翻身就实施迫害，这更加验证女性是被定义的，并不是天生的。

今年的《芭比》原本是可以有机会角逐的，但它太浅了，它用一段被美役压得喘不过气的话语得到传播和叫座，但这绝不是女性的真实处境，要不要满足他人期待，每个个体能够依赖自己的认知和行动给出反应，但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里，“我”和“我们”的严重失衡，才是父权制下家庭制度对女性最大的剥削。

女性不止于此《婚姻故事》讲了一对相爱却不得不撕裂的爱人，《坠楼》要说有什么新意，它只是性转版的《婚姻故事》，相比起《婚姻故事》里旁观者对爱意还茂盛却最终牵手他人的遗憾，《坠楼》里一开始就给出了结果。

丈夫坠楼了，现场只有妻子，儿子带着狗出门了。

尸体的致命一击和血渍痕迹，不像自杀，妻子是头号嫌疑人。

由此拉开这家人生活的毯子，不是一把掀起，是一点一点卷起。

丈夫（法国）和妻子（德国）都是作家，两个人在德国发展不顺，丈夫建议全家去法国乡下老家，这样可以专心写作。

丈夫某天写作正兴头，让别人接孩子时发生车祸，小孩变成盲人，一家人度过艰难时期，丈夫深陷自我实现泥潭，妻子却从当中脱身，不仅写出好几本受欢迎的作品，且身体出轨，美其名曰你不愿意，我不能没有。

如果说夫妻两个经济条件好一点可以请保姆，如果说夫妻两个不都是作家，如果说他们会互相理解，如果说他们沟通畅通一些，我想，结果可能会不同吧。

但以上的情节，发生在全球70%的家庭里，女性牺牲时间和精力照料家庭，男性事业新篇章，被赏识被鼓励，再遇新感情，然后回头指责女性，家务和哺育之外，你也可以兼顾你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

电影里的矛盾之所以更突出，两个人都是非常善于表达的人。

明明就是普通的任谁看都觉得平常的故事，因为性别转换就成为了戏剧，这本身就是戏剧。

在丈夫需要一年时间专心写作的时候，妻子拒绝：“这正是我的时候，我得专注在此。

”这些话太普通了，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自己家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人锅碗瓢盆”，苍天我光是打出这几个字我都想哭。

别说什么母职惩罚，很多女性心甘情愿选择成为母亲，好的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依恋。

所谓惩罚，不过是另一位家庭成员不愿意承担牺牲，整个社会心知肚明那个家以后都会需要她摆平，主动卸任她的智慧，地位，过往努力和野心，生育变成了女性独自进行的事情。

如果普天之下的女性无法平衡“我”和“我们”，都像那位丈夫一般跳楼，天空会飞满张开双臂的女人。

纵使吉赛尔邦辰那般富有，也需要妥协牺牲，这世界上聪明的脑袋们想破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说明照料幼崽它就不是钱也不是智慧的问题。

只要关于爱，就关于精力，关于牺牲。

家庭里不存在平均，也不存在平衡。

只有基于爱，互相考虑爱人处境时的自甘牺牲。

明明是因为相爱才决定相守某种意义上，选择组建家庭就是签署一份合约：“我们会互相剥削，我们愿意互相剥削”。

桑德拉绝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是一个很冷血很自我为中心的人。

一个认为出轨了只要向丈夫坦白就不算出轨，一个总是声音更大的上位者，一个争吵时率先发起家暴的人，一个丈夫刚死就和自己的律师暧昧不清的人，一个剽窃丈夫创意还要丈夫感谢自己的作家，只因为她是女人，她崩溃了，她声音大，就可以有身后的拥趸者大喊她的不容易，她最大的失败只是获得了丈夫没有的成功，呵呵。

这女的可以说是少数让我反胃的角色。

她丈夫最大的不幸就是选择了一个野心强烈的女人进入婚姻又没有能力驯服野马，结果被用爱的名义盘剥掉了生命力。

这种日子搁谁都会抑郁，搁谁谁都要疯。

角色一换，死得如果是女的，逼死人的如果是男人，不就是现在大部分女人在婚姻里经受的故事吗？

承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能力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但在爱情里是很难分清什么有利于自己什么有利于对方的，如果没有人在婚姻里让步牺牲，那么婚姻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那些凭着自己三分清高，嘴上说着，我又没逼你，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的人，是我所厌恶的。

要是我，绝不会因为什么狗屁思想碰撞和这种人扯上关系。

更不会因为什么狗屁碰撞就让她读我的稿子，原谅她的出轨还给她翻新什么房子。

保持独立，保持安全，请爱你自己。

别把一条毒蛇请进自己的生活。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坠落的审判》当然首先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这是茹斯汀·特里耶的主观划分，也是电影的客观属性。

对这一判断的否定和撇清，即便是在这边，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在这边，早被证明是一叶障目或别有用心，会落得贻笑大方的下场。

特里耶作为导演以及编剧，赋予作品先天的女性作者身份。

更进一步的是，在《纽约客》采访里，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亦称女权主义者），就跟外婆一样，至于困在夫权之下居家操持的母亲，则是她衡量自己生活所需的反面。

这些思想与立场，驱动她个人的心智塑形，也驱动她成为愿意并可以进行表达的创作者。

由此不难理解她在自己的团队里，既能肯定优秀的男性员工，也会为女性占据并胜任电工这类偏向男性的工作而倍感自豪。

这种两性本质上的平衡、公允，事实上有注入电影的表达。

对于一位已婚已育的女性，创作牵涉婚姻、家庭的电影，可以很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

一方面，这与女性主义有关，但不以女性主义为先行概念，乃至说教落点。

另一方面，这不局限于她的亲身经历，还可以兼并许多女性的集体回忆和共鸣情绪。

就像是电影的女主角桑德拉，身为一位作家，很擅长在周遭生活里提取灵感与元素，虚实结合、若隐若现地重构人生，做出源于现实、超脱现实的表达。

包括桑德拉这个名字，特意跟演员桑德拉·惠勒保持一致，也是导演有意为之。

她要在这个虚构空间，对演员的一部分真实存在进行截流。

这部女性电影有了这些基础，女性题材、女性主体、女性立场与思考方式，可以更自然也更强烈的呈现，而这实际上也会凸显出女性本身的弱势，以及言说的重要。

比如一说到女性题材，公众的直观认知在内地语境里，往往就是单一化、绝对化的婚恋、家庭、宫斗。

即便标榜大女主标签，很多时候作品又甩不掉爽文思维，甚至需要刻意对恋爱保持距离，对雌竞作出遮掩，来达成所谓方方面面的无可挑剔。

说到底，依然有骨子里不够自信的谨慎和含糊，背后则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前因后果，而这些都是作品文本的外延，也是女性主义的反观参数。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内地需要宣传《坠落的审判》时，海报不仅「别出心裁」地减少尸体血量，而且落点是「揭开婚姻真相」。

对电影的深邃思辨，可谓拿捏失准，但是对观众期盼，拿捏颇准。

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海报，落点是「看透人心」，但是果不其然不被重用，正如电影里这一层主旨，已经是下一个层级的理解。

《坠落的审判》的别有意味，就在于穿过、跳过大众的初级想象甚或「勒令」。

背靠这类题材，主线却稍显惊世骇俗地，是围绕桑德拉是否杀掉丈夫萨穆埃尔的讨论。

这是对女性背叛丈夫、家庭的审判，几乎暗含了绳之以法的热望，期待的方向并不会严格控制在伸张正义的范畴。

相应地，当中的女性主体桑德拉，放在西方尚且特别，更不用说置放在内地坐标体系里，那更是即便所谓大女主也无从近身的。

具体说来，能让她称得上特殊的女性特质，恰恰在于不那么女性。

后一个「女性」，指的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比如温顺，主内，顾家。

再上一层则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简而言之，就是对不平等的关系，自知、自甘且习惯

在桑德拉的家庭里，接送、陪伴、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他抱怨琐屑杂事侵占了工作时间，因此无法跟桑德拉一样潜心写作，更没有办法获得本该是他但却被她得到的同领域成就。

而且，时隔多年，他依然受困于妻子出轨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感性的他脆弱地向理性的她求救，但是不被听进去，且被有理有据地驳回，直到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相向的「传统」场面。

总的来说，男性的这种委屈可谓相当陌生，可这建立在传统男女分工乃至印象上，一旦把性别调转过来，不难发现那无非是传统女性的普遍处境。

已经出过几本书的桑德拉毫无争议地是个成功女人，而且，她成功，不靠姿色，不靠身家，更不靠男人。

当兼具感知力、执行力的她被放到被告席上，赢取官司靠的是逻辑，保护自己靠的是刚强，那可是另外两种被认定归于男性的专长。

这个角色的触动人心以及饶有意味，就在于女性主体的特殊性。

换言之，她要是男的，无趣之余，更无法企及这个高度，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影像、文字和见闻里，印证并加固了那种定势。

正因如此，桑德拉的立场，还有思维模式，赋予了角色以及整部电影繁茂的反思价值。

不需要以推翻固有模式为目标，她本身就是一个杠杆，在那里，电影的境界直接往上撬。

所以还是要说，假如划掉「女性」与「女性主义」，甚至以丈夫为主，电影将会缺少许多层次，许多内涵，甚至无法成立。

这样的女性电影，在当下依然是相对稀罕的，无论是放在以戛纳口味为代表的法国，还是以奥斯卡审美为代表的美国，更不用说更加缺乏主体意识的东亚，包括内地，它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声音发出的困难与依然重要，也彰显了女性在处理绝望处境的不同。

它在内地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大概次于法国本土，而与美国大体持平，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期盼这部电影票房高，是希望电影将它的社会意义发挥到最大，真实地推动女性生活的现实层面发生转变。

当我们还在所谓市场规则下海量生产女性爽文，并以此标榜女性业已崛起的假象时，拍片还不多的特里耶已经在一遍遍敲打女性主义表达的边界。

说起女性主义，或者强调女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拐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

且不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譬如单是提出女性，难免就会贴上男性印记作尖锐对比。

特里耶通过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模糊性，将两性从区别乃至对立中解脱出来。

她还明确表示，女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

于是电影一边凸显女性超拔的主体性，也一边凸显女主在抉择过程中，叠合了各种与女性相关的复杂组成。

像是妻子、母亲、作家、成功人士、语言障碍者、异乡客、双性恋、出轨者等身份，都积极参与了人物构建和叙事交融，借由多维立体的形态，持续对抗非黑即白的判断。

说得浅白些，正因为她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单一化个体，所以她会下意识地综合各种身份得失，做出一些大众始料未及或者无法理解的决定。

比如说，在面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和法庭控方的咄咄逼人时，她始终是在有理有据地辩驳、自证，而不是习惯性地怯场或谦让，等到谅解与救赎。

女人至此，连同外来人口、性少数群体等劣势，出轨甚或缺乏充沛同理心等劣迹，更是要置于被人群起指摘的位置。

而又因为女人至此，她镇定自若地舌战群儒，可以成为某种女性主义的标杆。

这里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意思的前提。

虽说桑德拉的存在，本身有在打破女性与道德完美的绝对挂钩，在混沌现实里破除情与理不必要时的纠葛，但她的「污点」，有些并不是污点。

双性恋就不是。

文章最开头之所以先把「别有用心」摆出来，是因为内地院线字幕，拿它来别有用心地遮蔽原话里的双性恋表述。

这不仅是影响观感和理解，也是长久以来的强加之罪，通过道德贬损，获取操控的权力。

法庭上利用性向进行攻击的控方律师，同样遵循了这样的内在逻辑。

而且要看到，双性恋之所以必须先行明确，是因为那是丈夫作为异性恋无法进驻更无法操控的场域。

影片开篇，桑德拉接受女记者采访，嫉妒、不满的丈夫无法进入这个场景，于是通过喧闹的音乐强势宣示自己在场，且具备可以中断女性的威严，而且那首歌，恰是50 Cent对女性有所贬损的《P.I.M.P》。

整个场景，已经为后续发展定了调。

出轨与之相比，性质自是截然不同。

这里无意为此洗白，但是要加入一个背景，桑德拉短暂且坦白的出轨，前因是丈夫失责导致儿子失明后，不再与妻子有身体接触。

桑德拉在争辩中对欲望的诚恳和对不被亲近、理解的再度崩溃，带有女性主义的姿态，也带有更多思考亲密关系、婚姻、两性、灵肉的层次。

立体的桑德拉撑起了电影的生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女性电影传统的被强加的二元视角。

包括庭审片、悬疑片、恐怖片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巧妙搭配，无形中也借这些女性经常被轻视或剥削的类型，形成女性概念、女性意识的延续。

特里耶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拓展，还没终止。

她在这样的电影里，特意留了另一些「主角」的可能性，这与戏份多寡无关，但与视角相扣。

比如十一岁的儿子丹尼尔，就可以是主角。

电影的创作缘起在于特里耶好奇十岁的女儿，会怎么看待父母。

电影里尽是丹尼尔对父母认知的不断深入，而且他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后期积极参与现实构建并扭转乾坤的关键。

他的「成长」，带有他者评判长辈与经验，评判外在影响力，评判女性主义及其价值的指涉。

与此同时，小狗斯努普也可以是「主角」。

它具有必要的上帝视角，是唯一知晓真相的存在，而且是萨穆埃尔的镜像、幽灵，是被探寻者丹尼尔利用的对象，是失声者，也可以等同于真相、真理，承载导演的表意。

巧的是，真相又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法庭不需要，角色不需要，它契合了全片高潮争吵戏里的位置，是桑德拉驳斥完丈夫之后的总结陈词「这就是真相」，只是没有谁会把电影的重心单纯落到此处，而且当剧情推进，就被迅速遗忘。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5.27 戛纳20h 场初看觉得惊为天人，6.1 在巴黎为了看导演和第二编剧的映前环节在mk2 bibliothèque 又看了一遍，不再那么惊喜，但惊艳处还是惊艳，动情处还是动情。

1. 直观感受。

悬疑，庭审，都是感情戏外面的罩子。

特里叶的前作都与夫妻/男女感情有关，但是«坠楼»因为有了一些外衣，使得感情故事本身的叙事比重没有那么大，表达的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走进这对夫妻的生活，他们感情的真相，反而使得原本普通的婚姻道理，实践智慧，变得更加宝贵。

是这种探索活动，解密的过程，使得剧情终于有了纵深。

如果是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就没了韵味。

就像导演采访中所说，不止电影中的孩子Daniel 目盲（cécité)， 庭审涉及的所有人乃至观众本身，都身处迷雾之中，在真相面前盲目。

二刷发现了电影的几次点题：Samuel 讲狗狗Snoop的品质其实是在讲自己，Daniel与Marge关于真相，选择和相信的对话既是讲庭审，也是对观众的讲述。

在没有充分证据时，在真相面前目盲时，如何复原（reconstitution) 真相？

影片从未以上帝视角展示Samuel的死亡原因，而这也是特里叶高明之处。

何为真相？

如何证明？

谁见证了死亡，谁又能见证爱？

没有目击者，只有生者留在他人回忆里的残片。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决然的孤独：在法庭上围绕着一个永远离开的人的讨论，像一种另类的追悼：回忆着，讲述着，他人打断着，修正着这种讲述；在谈论着他，他的死亡的动机，手段……他的离开成为了讨论对象本身。

然而逝者永远缺席，女主面对摄像机所讲述的，只是她回忆里他们感情的断壁残垣。

庭审戏的辩方以及Daniel所做的一直是追悼，对于丈夫，父亲，家庭生活以及过去感情的追悼。

公诉方的进攻也是在解构这种追悼，回忆是假，感情是假，爱是假。

关于真假，电影也再点题：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师）说，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区分患者所讲是真是假。

但是女主的回应又破坏了医生科学的权威性：“你来到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经历了什么？

”。

爱情的真不是科学的真，爱情不符合波普证伪性原则。

爱情根本上讲就不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e)不是爱情的本质。

2. 画面/空间。

除了显而易见的模糊和移动镜头，坠楼的摄影充满了空间性。

第一幕，玩具球突然从空中落下，引起悬疑—是谁扔的球—随即才看到狗狗的身影，哦，原来Snoop是球落下的动力因。

特里叶捕捉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性，寻找逻辑先后性是法官，女主家庭，以及观众在影片内外的共同使命。

发现Samuel实体前（后？

），房间内部的空镜；Daniel最后一次证词之前摸着顶楼梁柱的场景……仔仔细细的拍小木屋(chalet) 内部，外部，营造了一种亲密感，代入感，眷恋感，仿佛观众也是房子的主人。

然而如此这般，便让人感到房主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地的深深感情和留恋。

悬疑的设置在体验的层面有了意义：如此的眷恋之情和亲密感如何能与杀夫的行为相容？

但如果如此眷恋，为何死者却对生者曾有如此怨怼？

这便是«坠楼»深入，纠缠，缠绵的地方。

层层套子：雪地，庭审，刑侦，小说情节……都是为了引人入局的手段，陷阱是男女主的家庭生活本身。

3.婚姻之谜—如何证明爱？

I chose him, we love each other, we are soul mates. But how to prove it?男女主的争论焦点，工作（时间分配，夫妻分工），儿子（事故，照看），忠诚（肉体，吸引力）；不停的转换视角，听双方几乎矛盾的讲述，直到录音吵架戏达到高潮—“第一次”身体暴力。

«坠楼» 给了我一种窥探的快感：既是窥探了一对夫妻的生活，女主几乎希望掩盖的生活真相（在录像的时候女主说希望保护-ménager- 丈夫的形象）。

但是这种窥探又是被动的—虽然录像是律师让女主讲这些不要讲那些，但在庭审上，婚姻的细节却赤裸裸一览无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坠楼» 是我心中绝妙的心理戏：既有精神分析一般说出来的心理，又有没能说出来的心理；既有画面呈现出的心理，也有画面之外（之下）的心理。

最后供词之前，Daniel用雾一般的蓝眼睛久久凝视父亲的照片；女主躺下之前，镜头也略过柜子上丈夫的照片；庆功宴律师的手放在女主耳后，女主顺势倒在怀中；女主捧着他的脸，却最终也只是凝视他的双眼……最后女主，律师分别以远离彼此的方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正是回忆和心理带来的距离；一个缺席的男人“在场”了。

4. 婚姻的勇气I want you to do child's things; I want to be a child a little bit longer. 缺乏家庭教育的我因为女主的话，突然有了面对人生和婚姻的勇气。

谁不曾拥有一颗破碎的心，但别像塞林格，别只爱小女孩，不只有饮弹自杀的拥有媚俗妻子的中年男人 。

也许走过再大的épreuve, 生活也不会给人récompenses, 但还能回到家里，一张床，一条狗，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 啊。

你哭了......(流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 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 啊，休息啊!

“I love you.”在Samuel向Sandra抱怨时间不够，希望她多带娃遭到拒绝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后，Sandra走到丈夫身边安抚他并这样对他说。

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她的语气温和平静，和她大部分时候那样，即使是在法庭上的关键审判。

然而，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安抚冷静下来，他坚持己见，并表示不想再围着妻子的安排转了，要求Sandra把他认为原本属于他的时间还给他，“你欠我的。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Sandra，她马上回击丈夫，“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都是你自找的。

”火药味开始弥漫。

夫妻俩陷入了激烈的冲突，Samuel指责妻子自私、剽窃、出轨，Sandra则在辩解中指责丈夫装受害者试图对她进行道德勒索，战争一步步升级。

火药味越来越浓。

当Samuel又一次指责Sandra只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出轨行为给他与儿子Daniel带来的伤害时，Sandra彻底爆发，开始向丈夫猛烈开火，一串串话语如炮弹般射向丈夫，诅咒丈夫目前的一切困境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要怪就怪自己，怪自己放不下自尊，怪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怪自己做不成事。

在愤怒的相互攻击中，Samuel成了Sandra口里的“piece of shit”，Sandra则成了Samuel口里无耻无情的“monster”。

随后，这对作家夫妻在歇斯底里的怒吼声和一片玻璃碎片声中大打出手... ...再回头看看开头那句“I love you”，结局有多惨烈，它就有多讽刺。

这段10分钟的夫妻撕逼大戏，是整部电影的核心，它可能不是Samuel与Sandra婚姻生活的全部真相，但却将他们的关系本质，以及他们各自的人格特征呈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真实，如此残酷，绝望到令人窒息，以至于第二天，当身为双性恋的Sandra与一位女性采访者在家里谈笑风生过后，Samuel选择从阁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幕戏过后，我在心中确信，Samuel死于自杀。

前一天的吵架，是他试图为自己的婚姻与人生寻找出路的最后一次奋起，只是他又失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败，都绝望，他正是死于这种失败与绝望。

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无法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精神内核，又无法对外发出有效攻击时，他只能攻击自己。

而当他最后的防御被完全击碎，也就是他用最极端的方式攻击自己的时候。

而以Sandra的理性、冷硬与强悍，她可能在精神上杀死丈夫，但绝不会对他进行肉体消灭，实在没必要。

Samuel曾经风光过，身为作家、大学教师的他从内到外魅力四射，所以Sandra选择了他。

两位高知结合的婚姻，用她跟儿子说的话是：灵魂伴侣。

无论事后这句话听上去有多假，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曾经非常相爱，非常幸福，只是这一切都在儿子出事后改变了。

儿子Daniel在该Samuel接送的时间，由于他没有及时到场发生意外，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一年的医治又让夫妻俩面临财务危机。

在愧疚、悲痛与焦虑中，Samuel选择带着妻儿由伦敦回到法国乡下老家。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写作无法持续，开始与妻子分居。

他们的关系，在变故与冲突中失衡；他们的爱，在不断的磨损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Samuel出于对儿子的愧疚，选择减少课程，在家教育Daniel，同时操持家里的粗重活，Sandra则似乎不受他们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写作之路，一本接一本出书。

在Samuel看来，他在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努力付出，他在为妻子的工作提供了时间上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都在围绕Sandra的安排而安排。

这些认知背后，在向妻子发出一个潜在的需求：在情感与精神上满足他，并给予相应的回报。

在Sandra看来，丈夫选择回乡对她一个德国女人来说并不友善，选择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也不明智，他中断了写作，他郁郁不得志，这都是他选择的结果，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他的情感与精神，那是他自己需要处理的事，而回报，在她看来是道德勒索。

在隔阂与不满中，Sandra选择出轨，她的理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不足挂齿。

这段婚姻，至此已名存实亡。

我不知道好的婚姻该如何经营，但我敢肯定，不愿意相互满足、相互扶持，没有共同婚姻家庭观的两个人，一定无法维持健康、持久的婚姻关系。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突出，而我们也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抱持对方。

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变故，甚至跌入低谷，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对对方不满，同时也是最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爱，我们与伴侣的关系是否还能保持平衡？

我想，每一桩婚姻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考验，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能看到关系的最深处，看到伴侣双方的最低处。

Samuel在看似出色的硬件下，有一颗骄傲、敏感、脆弱的心（法式感性？

）。

当儿子发生意外，事业黯然失色，他在种种压力与自尊心的驱使下，退出了原先的生活圈，不得不说，其中多少带有一些逃避的意味。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自尊心，让他不甘于“退让”，他想重拾写作，夺回失地，但却总是不见成效。

在步履维艰中，他的自尊心进一步受挫，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困扰，甚至曾试图结束生命。

此后他也不断挣扎意图振作，无奈已经力不从心，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失败，他需要一个理由，去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时候，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容易成为他的理由。

而Sandra，她看起来独立、知性、冷静（德式理性？

），但内里不免有些冷漠、自私、虚伪。

在她眼里，婚姻就像一辆由两班倒的司机合作经营的出租车，我开我的，你开你的，你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自己去搞定，最好不要来影响我。

你要是搞不定，那是你的能力问题，要怪就怪自己。

她嘴里说着“I love you”，却不愿意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爱去支持他，反而选择出轨，被发现后又将这种行为对丈夫造成的伤害合理化。

对了，在她眼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她用自己的理性衡量婚姻关系，厘清责任，而忘记了，婚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爱，当责任在关系里的分量变得越重，爱的分量就会相应变得越轻，全然归于责任分配的婚姻，就宣告了爱的死亡。

因为没有爱，Sandra对Samuel的困境袖手旁观，她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缺陷与阴暗面，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同样有着这些东西，看不到丈夫阴暗面背后的正面需求，或者说对此不屑一顾。

我不想探究她要为丈夫的死亡负多大的责任（在Sandra之类的人看来，由Samuel负全责，谁让他自己软弱到要自杀呢），但正是她那番冷酷无情，直击丈夫痛点的话，将站在悬崖边上的Samuel那最后一丝求助、求生的意志彻底摧毁。

Samuel死了，自始至终看不出Sandra有任何悲伤或愧疚，似乎死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一个陌生人，她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从嫌疑中脱身。

她的眼泪，只有在儿子听完庭审，拒绝与她共处一室后，才第一次流了下来。

Daniel是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没有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Daniel面前，Samuel与Sandra都极力去做一个好父母，把自己与婚姻中好的一面呈现给孩子。

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当Samuel留给儿子的是一具血泊中冰冷的尸体，当父母婚姻的、个人的真实面目在法庭上被血淋淋地撕开，这种可怕的伤害，对于旁听席上年幼的Daniel来说，又该如何承受？

对于无限爱着自己父母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呢？

相比之下，用分离妥善解决无可救药的婚姻，何尝不是一种仁慈？

法庭审判最后，由Daniel的回忆与视角去看Samuel的死亡，那简短而平静的描述，仿佛这个几乎看不见东西的孩子，已经看透了生命，看透了生死，很沉重，很悲伤。

而赢了官司的Sandra，在黑暗中将儿子的导盲犬拥入怀中，安然入睡。

这个镜头，意味深长。

曾经自比导盲犬的丈夫已经死去，而真实的导盲犬还依偎在她身边。

也许，一只永远在揣摩主人需要，永远听从主人使唤的狗子，远比一个恼人的伴侣更受欢迎和宠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的悲哀。

后记：本片是我个人2023年度最佳影片，看的时候联想到前几年的《婚姻故事》，但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表演，我认为水准都在后者之上，除了死亡的悲剧意味和更为吸引人的悬疑氛围外，影片整体所表达出来的内涵也要比后者深刻得多，它不仅揭示了婚姻与生活难以言说的隐痛，还进一步指向人物最深层的人格精神，这是悲剧的根源，也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魅力所在。

另外，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也相当巧妙，将儿子的角色设定为失明，他几乎没有视力，只能靠听觉去感知，而法庭上播放的那段10分钟的吵架录音，全场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捕捉声音呈现出来的真相。

导演在最后夫妻俩矛盾总爆发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由事件回放画面切回法庭现场画面的做法非常聪明，这时候，连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判断，去感受那绝望到令人窒息的关系破碎（BTW：现场女主的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做法，更具思辨效果。

导演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真相，包括Samuel死亡的真相也一样。

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即使是看到的，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冰山一角，更多时候，我们得用心去感知，去判断，这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对事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女主这个段位的表演，值一个奥斯卡。

记者：csh编辑：dmc/郭亨宇 本文首发于NOWNESS谈及影片的放映时，特里耶想到了中国观众与女主角桑德拉的镜像关系——她们都需要身临其境，经历其他文化的环境与故事。

跨越语言隔阂的过程，有时是有趣的，有时是残酷的，后者正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重要主题。

来自德国的女主角桑德拉，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

她面对着复杂的异国环境、多语言的交流与冲突，还有转译过程中意义的增减。

当她身陷亲密关系的窘境时，不熟练的英语塑造了障碍；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时，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暴力。

桑德拉的困惑，在翻来覆去的转译中，化作影片里那些短暂而尴尬的场合。

我们看到她摸索发音时抽搐的肌肉，听见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

语言的窘境在《坠落的审判》里体现为一系列视觉与听觉的元素，对导演特里耶来说，两者的结合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

特里耶指出，自己会在片场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风格策略。

但她不会给任何技巧设下确定的规则，在特里耶看来，她的电影语言基本源于女性的直觉，很难被理论化。

她和桑德拉一样，想方设法地要跨越隔阂，翻译那些最隐秘、最微妙的东西。

女性主义学者露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曾论述了译者和女性的相似处境，她们共享着相似的痛苦，譬如那些对译者的从属感、忠诚度的要求，同样压迫着女性。

但她们也共享着相似的力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文字令人震撼：“当女人写作时，她们会翻译黑暗……而男人从不翻译。

”在特里耶看来，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服从他们的规则。

因此她没有像许多其他电影一样，转译男性的语言，而是使用“女性的语言”翻译黑暗。

那是两性关系、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甚至人性与存在的黑暗。

影片中，语言的错位非常直观，但它也具有象征意义：桑德拉无法完全听懂丈夫、法官、检查官等人的语言，因此显得万分疲惫。

不过，她听见了隐藏在话语背后那些结构性的压迫，但她始终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展现出发声的渴望，还有试图沟通的力量。

Q：影片引进前的民间译名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引进后的官方译名是《坠落的审判》，两个片名中使用的四个词语似乎有不同的侧重点，您可以谈谈自己对片名的理解，以及对两种中文翻译的看法吗？

A：在“坠楼死亡的剖析”这个译名里，译者强调了坠楼死亡这种具体的行为，强调从技术上分析死者坠楼的过程。

至于“坠落的审判”这种译法，则是想要强调审判这种行为，其实也有一定的双关性，不仅涉及女主角是否犯罪的审判，也涉及她在生活中受到的审判。

很难评价两种中文翻译孰优孰劣，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译者的看法，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前者更强调坠楼和死亡，后者更强调情节内容里的审判。

相对来说，法语原名“坠落的剖析”（Anatomie d’une chute）比较宽泛，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坠落”（chute）一词在法语里至少就有三重含义，一是死者的坠楼，二是夫妇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三是男性统治权的坍塌。

“剖析”（anatomie）也有分析案情、分析女主角的心灵、分析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等不同维度的含义。

在我看来，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法语原名则相对暧昧、多义一些。

Q：从翻译问题引申来看，影片中的语言环境也很复杂，台词相当密集。

大多数中国观众其实都是盯着字幕来观赏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方式？

A：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时，确实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

这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普遍的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文化隔阂恰恰是《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之一。

我们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也是电影想要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观众和女主角桑德拉其实非常相似。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和字幕的关系，因为在电影中，最重要的是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但在观看外语电影时，我们的听觉和听觉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要频繁地阅读字幕。

Q：您可以更深入地谈谈影片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吗？

A：在《坠落的审判》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听到好几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等等。

桑德拉是德国人，她丈夫是法国人，但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会使用中立的、非母语的英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体现了这对夫妻的交流困境，他们都无法使用自己最亲近的语言。

我刚才也提到，中国观众与桑德拉其实构成了镜像的关系，我想展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但它在英语国家的放映，和在中国的放映给我的感受非常不同。

桑德拉在亲密关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而且在官方的审判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而且很有侵略性。

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可能也有些类似，在一系列密集的外语台词间，大家会不时觉得困惑、喘不过气。

这一点上，也许中国观众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能和桑德拉感同身受。

当然，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不懂法语与英语，但字幕依旧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外，那些意义相近的重复台词，也会传达相似的情绪。

在画面、节奏与译者的帮助下，中国观众还是能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

Q：影片中的桑德拉确实要不断面对语言的窘境，有趣的是，女主角除了作者身份外，也兼职翻译工作。

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和译者体验着相似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A：两者的处境确实有共通之处，我想起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曾经说过，在许多会议上，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

在我看来，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

相较之下，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

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常常会被忽略。

当然，如今的时代已经与五十年前不一样了，我其实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大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发生变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男女平等的整体趋势还是进步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也在越来越少。

Q：您在中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校园交流、与女性影人的网络直播交流，当然还有媒体访谈。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刚到北京的那天，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学院环境的交流，一开始就非常有趣。

当时两位老师进行了一些争论，他们抛出观点后，现场的学生就会鼓掌或是起哄。

虽然场面一度很混乱，但给我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第二天，我参与了与女性影人的直播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创作者，所以就能更聚焦地探讨女性视角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媒体的访谈，这种形式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可以更细致地交流电影中的各种细节。

总之，这些不同形态的交流都很独特。

Q：您本身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创作者，近几年您的创作思路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A：近几年，相较于剧本的内容，我会更看重电影的拍摄过程。

拍什么当然也很重要，不过我现在更强调怎么拍。

在当下的电影产业里，各种虚构电影和电视剧集非常丰富，但其实故事都大同小异。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创作者的区别，恰恰在于讲故事的方式。

以《坠落的审判》为例，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我觉得如果交给其他的导演，很容易会拍出那种照本宣科、毫无新意的电影。

这部作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会有意在片场制造一些小小的事故，就是那种随机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

我让专业的演员和非专业的演员合作，我还增加了小孩与狗的视角。

无论是狗、小孩还是未受训练的演员，其实都是影片中不可控的因素。

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真实，也不会总是按照专业创作者的逻辑行事。

这样就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剧本来拍，最后呈现的影像可能会非常僵硬。

我希望创作一部灵动的作品，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电影。

Q：您提到怎么拍更重要，这部影片的法庭戏也拍得较为特别，您可以谈谈调度的思路吗？

A：影片中的法庭戏其实非常难拍。

因为情节要求，人物都不能进行幅度太大的移动，但我还是要统摄全局，记录下不同人物的反应，而且还要拍得足够有趣，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我记得在许多往常的法庭戏中，都会看到那种宗教式的、从天而降的视角，这种拍法塑造了人们看待法庭的传统观点。

我在看这些经典的法庭戏时，总会觉得它们的凝滞感太强。

我希望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场景中，呈现一系列的运动。

所以我不断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

这种拍法可以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Q：这部影片几乎没有任何闪回，但我发现在一场法庭戏中，桑德拉陈述证词后，画面切回她的家中，我们看到一个迅速的推镜头，带着我们从呕吐物出发，飞快地穿过客厅，最后观察到垃圾桶中的阿司匹林药盒。

您认为这个镜头是否有些闪回的特质？

A：尽可能不用闪回是影片的风格基调之一，包括法庭戏也是如此。

其他聚焦于法庭的电影，如果出现类似的举证场景，会用闪回的方式来追溯角色的部分记忆，而你提到的这个段落，虽然有回忆的元素，但我认为也不是闪回，我是用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模拟瞬间的举证思路。

这种风格技巧不是我发明的，我的灵感源于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ischer）的《勾魂手》（The Boston Strangler, 1968），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位导演经常使用这种相似的技巧，在两种差异很大的运镜方式间切换，你提到的这个在动与不动间切换的场景，其实也受到了这些经典电影的启发。

这种在两极间变化的风格，可以呈现出交织与冲突的感觉。

Q：除了剪辑之外，景别的变化也有展现冲突的倾向。

您有时会用远景展示温情的场面，譬如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拥抱；有时也会用较近的景别呈现冰冷的瞬间，譬如桑德拉被审视时的身体特写。

这些效果是预先确定的设计，还是相对即兴的创作？

A：谈到思考风格的思路，我确实会预先确定细致的分镜头剧本，可是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我会反复升级自己原先的设计，让分镜不断地进化，最后达成我想要的影像。

在这种升级、进化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会依靠直觉行事。

我会根据演员的状态、天气的状况、片场的变化，对计划进行大量调整与修改。

所以，我不是那种一定要将某种景别与特定情绪绑定的导演，我会随着场景的不同，选择最佳的风格效果。

我刚才提到，我喜欢根据意外调整电影的故事，我同样会针对不同的意外，改变影像的风格。

我对空间与颜色的感觉，是非常感性、非常本能的东西，很难被理论化。

不过，我也有一些相对理性的偏好，譬如在拍摄某些关于爱的场景时，许多导演可能会喜欢用较近的景别，但我总倾向于把镜头放得远一些，因为这样会更有意思。

在《坠落的审判》这种展现复杂情绪的电影里，这种逆反的策略更容易奏效。

Q：在影片中桑德拉与丈夫塞缪尔争吵的那场戏中，情绪状态就非常复杂。

您认为那是一个“爱的场景”吗？

A：在我看来，它首先是非常残忍的一场戏。

桑德拉显然很残忍，她在这次争吵中说了很多真话，在亲密关系中，这些话是非常伤人的。

她的丈夫塞缪尔也很残忍，因为他居然在桑德拉不知情的状况下录音。

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感情的，虽然存在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媒体版访谈稿略有调整）

1.狗的视角

影片第一个镜头，小球从楼梯上面一格一格地掉下来，小狗也跟随着球冲下来到妻子的采访间。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狗狗跑进书房，安静地和妻子一起趴在沙发床上。

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

纵观全篇，我觉得狗在首位部分的出现是「丈夫」的化身。

狗出现在第一个画面，它那满脸惊愕的表情就像一个人类的表情，代表了「丈夫」感受到了妻子在和采访者调情然后他惊慌失措，所以才有了后面音乐大响的桥段；在男主人去世的时候，救护车场景里面，就像灵魂转到狗身上，镜头跟随狗在场景里面移动；随后狗通过它的呕吐实验，又证明了妻子的“清白”；在庭审过程中，Daniel转述父亲在车中的陈述也用狗隐喻自己的未来；最后狗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像是达成了某种谅解之后，重新两个人又睡到了一起，回归了爱意。

虽然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狗就像一个情感的化身。

当妻子Sandra怒吼"Stop！

I did not kill him." 的时候，辩护律师极其冷静地回复道"That's not the point."她的无罪陈述在这个片子里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所有证据和事实堆叠之下，陪审团，检察官和孩子相信的是什么。

这不是一部关于「真相」的片子，借助庭审抽丝剥茧洞察两性之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部过程大于结果的片子。

导演非常巧妙地设计了开放式的可能性，Sandra是杀人凶手和Samuel自杀都可以找到支撑的证据和动机，甚至导演刻意剪辑了一些想象画面穿插在现实画面之中，更令真相扑朔迷离。

这样处理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导演并不想让观众知道真相。

观影者也只是坐在庭审席上的一名观众，观影者不再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来看这场审判，观影者也只能看到呈现在审判中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排山倒海地指向了Sandra，但是Daniel没有因为Sandra是他母亲而具有天然立场支持她，幼小的他十分理智认真在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离去的那个人是他最爱的父亲，他必须对自己的感受绝对忠诚。

「法律不能和某个人做朋友」，这一点让这部片子某种程度上成为绝佳的普法材料，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古代中国，儿子举报父亲作恶，官府第一先抓儿子，以不孝定罪，再处理父亲。

中国社会往往亲情高于一切，高于规则，高于真相，高于理智。

当然这个片子里面，他也无法绝对客观，天平上是父亲和母亲的选择，而不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的选择。

我们可以唯一明确的是Daniel的选择，这部片子关乎的是在Daniel面对「Dilemma两难困境」之中，他选择相信的是什么。

而且Daniel的事故是父母矛盾的根源，所以他听到他们的争吵一定也带着愧疚的心理，从他每次听到父母争吵离开房间到一直蜷缩在被窝里面，可以看出这种愧疚自责的心理在一步步蚕食他幼小的心灵。

所以我关心的不是真相是什么，一定可以找到两派喋喋不休地分析每一帧去争论真相，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和Daniel一起经历一个凭自己的感知来寻找真相和正义的。

他冷静，理智，克制，忠于自己的直觉，甚至有超越成年人的清晰逻辑，令法官目瞪口呆。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很可能就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电影，导演另外一根埋藏的线是利用Daniel之嘴说出了Samuel的话，这段话让判罚反转，是关键性的陈述。

我倾向于相信车里面Daniel和父亲Samuel这段对话不是出自Daniel的编造，因为镜头给到了Daniel的客观镜头，而影片前面所有的想象镜头其实都是第一人称的主观镜头，然后移动非常快速，这明显是导演有意区隔不同镜头去表达不同含义。

“你知道吗？

它会生病。

甚至会死，你知道的吧，你要做好准备。

”“我不想听这些，Snoop已经好多了，它还小。

它不会死的。

”“你要知道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而且Snoop总是很累的样子并不奇怪，按狗的年龄，它已经不小了。

你能想象它的生活吗？

它不是随便一只什么狗。

它是一只优秀的狗，了不起的狗。

它会预判你的需要，你的行动，保证你的安全。

它一生都在猜想你的需求。

思考有什么是你看不见的。

也许它累了，它总是在照顾别人。

也许有一天，它也会死去，那是有可能的。

有一天，到了它该离开的时候，它就会离开。

你无能为力，做好准备吧，你会很难过的。

但那不会是你无法承担的事。

”这里父亲Samuel之口将自己比喻成狗，更加印证了影片开场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的设计，父亲将自己的形象融入狗的形象中去，赋予了狗更多层意义。

所以当结局狗狗回到女主人身边的时候，我感到了一阵暖流从心里经过，Daniel希望父母依然相爱的心愿仿佛达成。

2.书本的视角

这是开场部分的一个问句，这同样是导演高明的地方，让我们在书里的虚构与真实之间徘徊，同时这也作为法庭上检方攻击Sandra的一个点，作为呈现她动机的一个点。

证据事实是无可辩驳的，而书里的文字是夹杂了事实改写和杂糅的情感，让Sandra 和 Samuel作为作者的设定，让片子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而这部片子探讨的就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最为深邃和不可预测的。

导演的镜头很少用非常特写的镜头，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方式去拍摄，更难让观影者从影像上面判断导演的立场，观影者只能从证据和陈述里面去寻找蛛丝马迹。

甚至在这里，导演刻意让焦点模糊，在如此纪实的片段里面这样的虚化非常罕见，肯定不是拍摄事故而是导演有意而为之。

以下摘录了Sandra书中的内容，来自于检方在法庭上面的朗读。

“我的书与我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人有关。

”“他停止了抱怨，他放弃了，她对他进行了研究，对他的妥协感到作呕。

她脑中萌生了一个念头，一个解救自己的种子，他死亡的可能性。

”“要如何杀人，尸体该怎么办，它有多重，她的脑中没有其他的念头，她看到他死了，他的尸体是一块无人在意的肉块，她曾爱过的身体。

如今挡住了她的去路，必须要处理干净。

”以下摘录了Sandra书中的内容，来自电视台的辩论当中。

“我的工作就是掩盖痕迹，从而让虚构摧毁现实。

”就像婚姻故事里面，话剧导演和演员的设定也为剧情的推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值得创作者学习。

3.如何在法庭上面证明爱事实证明，爱是无法在公共空间被证明的，在讲究事实的法庭，爱不会作为被考量的因素。

爱是无法在公共空间被证明的，但是在私人关系中可以被证明。

当私人关系，被拿到公共场合去检视，是不堪一击的。

4.“我是无法想象我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但是我父亲的自杀我可以想象。

”孩子的决定，到底是基于什么，这是全篇的核心。

从他似笑非笑的表情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当他说出“我害怕你的归来的时候。

”内心的恐怖却又跃然纸上，他的直觉告诉他，可能他的母亲就是杀人犯，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他又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的事实，这不是一个出于理智的决定，我感觉是一种一次自我说服，他知道他的世界会崩塌，如果她的母亲是杀人犯的，是他无法承受的事情，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父亲自杀这个结局。

（待思考中，这是目前不成熟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