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一部充满深度的人类学纪录片，居然会大受欢迎，商业上也挺成功，挺让我吃惊的。

非常简单，让当年在雅加达杀汉人父母的罪人把他们的罪行演一遍。

这种时间上的二重叠加让人更加觉得惊悚和恐怖！

但痛定思痛你会发觉这是最狭隘的人类意志，在自我表演。

如同哈姆雷特在黑暗中的呓语，他的仇恨在哪里？

他的仇人又在哪里？

他要追寻的正义也在哪里？

很多好朋友啊，特别是人类学教授，特别青睐这部电影。

毕竟既说了事实，又洞察人性的片子太少了。

PS续集也很棒，但我为了在这个30部系列中不重复，所以没有加进去。

可以自己看。

CPS课上有放，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很贴切的给了观众一个长时间的缓冲长镜头并顺利过渡到结尾。

整部纪录片想表达的主题前后两部分主题没有延续在同一主线，显得有些分离。

但氛围与电影中的部分对白出人意料的优秀。

这份优秀表现在电影弥漫出的严肃但又写实的气氛里。

前半段电影着力申明片中人物的政治观点，这时影片呈现出的是其客观冷静的“记录者”角色。

后半段却又将视角一转，着重于角色心理描写。

让观众开始怀疑这部影片的定位，“纪录片”或是“电影”？

个人观影时的一些燃点。

1. 镜头对准拍片的人，是对拍电影每个角色定位的分析。

2. 对黑帮如何作用于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模式进行扩张进行了记录。

但是这里的黑帮不同于以往所了解的纯粹的冷血与暴力，它更夹杂了一些自讽与自嘲的意味（但无关系统的脆弱）。

3. 有趣的是，当这两者结合时，多面的视角被呈现。

黑帮本身定位充满争议，但充斥着简单粗暴的元素。

镜头本身定位亦非常有趣，它检视被拍摄者，拍摄者本身以及镜头本身所传达的限定范围。

当观众站在影片之外的更外一层时（直接的放映出片中人拍摄的影像），影片所传达出的印象和它所引起的反思则更为深刻。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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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

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

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

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

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

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

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

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

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

当流氓当了家，效果也许还不如土匪他们为了贬低共产党的形象，他们决定拍一些杀戮的影片，并引以为豪。

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无数小学生在影院看过的一些电影。

政权毕竟建立在杀戮之上。

作者拍这部片子，给西方世界震撼到了。

同样也给了世界一记重拳。

这些屠杀背后的‘自豪之情’和对‘睡眠质量’的担心，必将永远萦绕在刽子手身边。

一部好的纪录片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引起观者的反思。

的确，一件让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往事。

由在多少地方，多少历史上存在过呢。

当胖子赫尔曼坦诚自己竞选的目的时，不需太多联想，就会感到一丝凉意。

看着这几个老流氓在敞篷车上高谈阔论的谈着‘杀死所有中国人’的言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中国人。

最残忍的惩罚就是在你死之前告诉你，你所信仰的都是错的，而根本不给你忏悔的机会。

最后安瓦尔·冈戈回到当初的行刑地，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屠杀的工具，问：为什么我当初要杀死他们。

没有人回答他。

他干呕的声音，正如被他处决的人死前发出的声音一样。

也许他怀疑自己了，也许他渴望一个忏悔的机会。

但，他永远得不到了。

在死寂的处绝地，只有他和梦中瞪着他的眼神。

回应他的是历史的沉默和内心的梦魇。

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或嗤之以鼻，或是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喝一杯咖啡，吃一片薯片，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非常让人愤怒和作呕。

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

让我如此不适的并不是画面，而是那些昔日的刽子手对于自己的暴行，时隔五十年仍流露出的那份洋洋自得。

他们至今还被视为英雄，有权有势，有无数的崇拜者。

他们在镜头前，泰然自若的重演当年的那些杀戮行径，欢歌载舞绘声绘色的展示那些临死之人的绝望痛苦，不但没有一丝忏悔，反而带着兴奋和自豪。

最可怕的是，这帮罪人终将死去，新的一代印尼人在狂热中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份极端的仇恨和愚昧，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人和异教徒的敌意，至今愈演愈烈。

前两年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在他的指导下雅加达有了大的改观，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建设腾飞。

但因为华裔血统和异教徒的身份，就被恶意中伤，甚至锒铛入狱，掀起了轩然大波。

雅加达的经济从此停摆，现在更是陷入大幅度倒退。

即使是面对摄像机，在普通的华人商铺，他们流氓地痞式的讨保护费，恐吓，欺压凌霸依在，肆无忌惮。

只要去过这个国家的华人都会有这种经验，从进海关的一刻，就被贪婪的官员索求小费，处处刁难。

若是在当地做生意，被滋事和勒索都是常有的事。

开口闭口就是讨红包，不给就找你麻烦。

报警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始终深信不疑，只要时机到来，那些残忍的往事会再次发生在这个千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