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花之味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18年5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鹏飞导演的《米花之味》有非常明显的北野武烙印，云南大片的油菜花、青山、瓜果物产、傣族服饰，都很适合调配出日影那种鲜丽、饱满、柔和的颜色，湛蓝天空和母女俩的蓝衣一起刷出“北野武之蓝”，还有与北野武多次合作的配乐师铃木庆一做出那种富有童趣的清新、灵动又不失力度的音乐。

但北野武对鹏飞更深的影响，是他不按理出牌的镜头调度，不妥协于“政治正确”的人物个性，和对人世举重若轻的态度。

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个大问题，本片也揭示出他们长期疏于被照顾和管理，价值观道德观模糊，沾染撒谎、偷盗、好斗、沉迷于手机及电脑游戏的恶习，感情也疏离，青春叛逆期的问题因留守状态而加剧，体弱孩子生大病亦无从治疗。

但出门见过世面的大人，也回不去一成不变的传统农业乡村生存，还常被乡亲误解。

该提的现象，电影都展现了，妙在展现手法。

母亲辞职回乡，小心翼翼接近许久未见的女儿喃杭，女儿躲被窝里说“还是听声音好”，我们立刻知道她们这些年的沟通模式就是通电话，一句话概括多年。

母亲招待来做客的乡亲，摆上零食听不露脸的客人吹牛，镜头给地下垃圾几秒，我们马上明白一位在大城市上海生活多年的女人看到乡亲随地乱扔垃圾在她家地板上是什么感受，直到她离开，镜头才切向老中青三个沉默男人，很有趣味。

母亲听说女儿出事，奔去医院，看到一个脸部被包扎的孩子却不敢靠近，接着镜头给了她女儿，我们跟她一起松口气，甚至笑出来。

除了外国人拍的《夜莺》和《面纱》，我很少在电影里看到这么干净、美丽的中国南方小镇，脱鞋入神庙祭拜、各种民俗仪式展现了依然影响着乡民的传统之美。

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残酷，得了红斑狼疮的孩子没钱也没时间去大医院治疗，只能等死。

作为病孩好友的喃杭说自己感受不到她的死亡，也感受不到悲伤，母亲也坦白自己感受不到悲伤。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出现了——谁规定人死就必须悲伤？

喃杭被警察抓走，母亲却忽然下警车离开，更试图逃离一切，女儿也只总结一句“我妈差点就不要我了。

”谁说女儿的浑不吝不是遗传自母亲呢？

最终，一切矛盾化于钟乳洞之舞。

少数民族依然将跳舞视为与“泛神”或自然亲近的途径，这与古希腊精神不谋而合，在石佛面前，舞蹈等于祷告，被游客淹没的幽深肃静地，在休息日归于自然，起舞的母女，定会与生活与生命达成和谐。

坐在影院，看母女炸米花，我掏出从家乡带回上海的倒数第二包米花，默默吃完。

《东京物语》1953 小津安二郎早期的电影一般都将演职人员名单的字幕放在开头，而不是像现在的电影那样将其留到了最后。

现在，大家有种意识呼吁观看一部电影一定要等最后的字幕走完，算是对电影的尊重。

原因正在于此，因为现代电影关于影片各类制作的信息都被独立加到了片尾字幕中。

早期的观众没有看完电影还不能走的担扰，那时的导演似乎早就知道观众的“不耐烦”，于是将字幕放在电影的开头。

先让观众在成片前看完演职人员的字幕条，“以防”他们看完电影后再看长长的字幕会感到不耐烦。

因此，当我们看到《米花之味》反常地在片头打出演职人员和幕后主要工作人员的字幕条时，能感觉出这是一种回归传统的做法，其实回到了早期电影结构的模式。

当然，也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早期电影都是首先在片头打完字幕，然后才放正片。

《米花之味》更加有趣的是，先给观众一组归来的母亲和卖鸡蛋小女孩间的正反打对话镜头，然后才是“冗长”的工作人员的字幕条，最后才是一个正片。

《东京物语》但这都是其次，我们想讨论的是《米花之味》出片头字幕的方式与日本电影有什么关系。

可能还得回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寻找答案，既然小津被认为是最具日式风格的导演，那么以他的电影为比对的标杆总是不会错的吧。

小津的电影出片头字幕的方式独树一帜，似乎已经形成为某种风格。

一讲大家经都很熟悉，这里不妨再啰嗦几句。

小津电影的片头字幕一般都是以织物为底，在上面显出用书法写的中文字体。

《米花之味》出片头字幕的方式与此既相似又有些区别。

相似的地方首先在于字同样是用书法写的，而不是电脑的字体；其次是排版方式，《米花之味》重新使用了老式的从右到左的竖排，而不是中国当下已约定俗成的从左到右的西式排版；最后则是配乐，小津的电影出片头字幕的同时总是伴随着音乐，《米花之味》同样如此。

《浮草物语》1934不同的地方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字体颜色，小津电影中字幕的字体一般是白色，为了从暗沉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米花之味》则用了黑色，是用书法直接写下的字。

这也很可能说明小津电影中的字体并不是书法直接创造的，而是借助了其他方式，在此不表。

其次是字幕的背景，小津喜欢用具有日式特色的麻布当作字幕的背景，而鹏飞在《米花之味》中用的是云南当地的自然风景，而且用了一个从右摇向左的微移镜头。

如果这都说明不了问题，或者说单举出小津的电影意义不大，那么我们还能在其他日本导演的电影中找到相似的处理片头字幕的方法。

另一位日本导演沟口健二被认为是与小津安二郎一样具有深厚日本文化底蕴的导演，他的电影中出片头字幕的方式与小津相似，但他喜欢用绘有图案布做背景。

下面第一个例子是沟口健二最知名的杰作《雨月物语》，字幕后用的背景是一块绘有艳丽花纹的布匹，而下一张图则来自于《残菊物语》，同样是一块有花纹的布，但不同的是《残菊物语》中出字幕方式是像中国卷轴展开那样从右徐徐向左展开的，而不是像幻灯片一样一张张播放的。

《雨月物语》1953

《残菊物语》1939比较《残菊物语》和《米花之味》是非常有趣的。

《残菊物语》中摄影机镜头不断向左与背景的花布平行移动，字幕如同写在布上，两者是一体的。

或者也可以说，摄影机不懂，是下面的背景之布在往右匀速拉动。

这两者效果是一样的。

《米花之味》中运动的是摄影机，于是自然风光的背景也跟随移动了，字幕是后来在运动画面上打上去的。

虽然两部电影制作字幕的方式不同，但产生了一些让人感觉相似的奇妙效果。

片头字幕是我们找到的第三处《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

《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1）：片名“之味”《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2）：片头“特写”《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4）：原创音乐

林老师的普通话第一次看《米花之味》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地方是林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过于标准了，还带点北京腔）。

除他之外，电影里所有人说的都是各地方言，也即非普通话。

如果说方言能够帮助影像构建了一个独特世界，如《米花之味》所呈现的一个远离我们惯常认知的滇缅边境傣族寨子的生活，那么林老师口中的普通话则将这个独特世界撕开一条裂缝，泛起了一丝我们在汉民族影像教育中积淀的沉渣。

即便叶楠从上海打工归来，身上携带着本土与异地的双重文化形态，她在电影中也是以当地人的形象呈现的。

当她回归到本土文化氛围后，她重新“入乡随俗”：她说云南方言，穿民族服装。

唯有她所带回的外国零食，作为尖锐的符号象征着她曾经在异地大城市生活过。

电影中唯有林老师，是真正的异乡人，这通过他说的语言标示了出来。

当我第二遍看《米花之味》的时候，原初感知到的“异样”渐渐消失了。

我甚至为林老师之所以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找寻到了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整部影像所设计的文本深度和意义具有添砖加瓦的功效。

这个理由不识别的，正是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

如此我们似乎才能理解，作为真正异乡人的林老师在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比如提供了许多笑点）。

这完全是可能的。

飞机场的建成，村民养蜂、开采玉石、搞旅游业……整个寨子早已脱离了原始落后的状貌，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叶楠的车便是一个明证，当它穿过稻田卷起一股烟尘，如同现代性穿越了整个寨子（Wifi、西式婚纱）。

林老师作为来到该地支教的青年教师，说一口普通话也便顺理成章。

标准普通话不再是能指责影像失真的地方，反而让影像变得更加真实。

三类语言的使用在角色们使用的语言上，《米花之味》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处理，我们能从这些设计中体认出许多东西。

由于我无法区别云南各地的口音差异，暂时将云南各地说的语言当做同一类来认知，以“云南方言”来称呼。

因此，《米花之味》中的语言包含三类：一类是林老师所说的标准普通话；一类是寨子里的人相互交流时用的云南方言，这是一种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口音有别，但能听懂；还有一类是傣族人说的傣语。

其中第一类只有林老师说，第二类出现最多，第三类只有一处，即喃杭为偷钱花的事向阿婆道歉的时候，用的就是傣族人自己的语言。

让人奇怪的是，林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说的是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切巧克力”场景中，喃杭说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至于教室里是否也是“各说各话”，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林老师在于村民交流的时候，则用了村民的云南方言。

比如他在喃湘露生病未来上学后到她家探望，他与家人间的对话就用了云南方言，而不是他与学生对话时用的普通话。

这说明林老师也是会说当地方言的，而他的方言只有在和村民们交流时才会使用。

这里的原因也许是村民并不太能听懂普通话，因此当林老师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这是林老师融入当地文化的策略，用方言与村民交流显然比普通话更能拉进距离感。

而与学生交流时，他必须摆出人民教师的身份，以身作则说普通话，即便学生们依照习惯说的是方言。

这里就有更深一层文章可以做了：学生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说普通话，还是说这条规定由于贯彻不下去只能任由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出现傣语的那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

缘何只在此处，用了傣语呢？

是因为是在和年老的一辈交流，但显然阿婆也是会说云南方言的；还是说因为这是一件道歉之事，按照习俗用傣语更显诚意？

当然，这仅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还不知道。

但明显的是，傣语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使用的地方，而电影为了让观众能听懂，大量改置了生活中稀疏平常的用傣语交流的场景。

语言与文化在何种场合与何种人用何种语言交流，这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至少我们从上面所举出的《米花之味》对三种语言不同的处理和设计：普通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云南方言，带有地域特征的普通话；傣语，傣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个寨子在外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电影想让观众认识和了解到的。

最后，指责女主角口音的不准确，和电影中不同角色说的云南方言之混乱，借用一位读者的留言，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导演的话：

米花之味米花之味于2018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当年的小众影片，2017年曾入围威尼斯电影节。

作为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电影中的一员，有网友称赞这部电影“不给中国‘抹黑’，也能拍出令人欣喜的电影。

”所说的“抹黑”，大概指贾樟柯之类在大陆电影院被普遍禁止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西方获奖，以露骨现实著称，常被人怀疑迎合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暧昧。

比如有人的批评，“为什么专找着负面新闻报道拍。

”再者，负面题材的作品往往容易走向立场大于内容的空洞，最终陷入与正面的政治宣传同样尴尬的状态，作品本身成了表达政治观点的工具。

与前文所说的电影相比，米花之味的电影叙事难得的平淡。

有点像另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没有那么多“悲天悯人”的同情目光，讲述一段本就可能发生的现实故事，故事中既可以看见贫穷所引起的物质匮乏，但同时更能体会到不分阶层，最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在米味之花中，乡村的贫困显得格外真实，一边是家乡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小孩们凑在一起蹲在破庙门前连Wifi玩手机游戏。

一边是用手机游戏、网吧、旷课逃离乡村、学校的家长式教育后，儿童们自身感情的陌生与缺失。

骂人打小报告的大嘴是留守儿童、一起调皮捣蛋的闺蜜是留守儿童，偷祭祀钱与朋友打架的楠杭也是留守儿童。

在叶楠接女儿回家的土路上，小孩们唱着刚学会的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反问。

问及小孩们的父母都在哪儿打工，孩子们毫无感情的回答显示他们对这个敏感问题早已习以为常，认可了学校老师，社会好心人们给予的标签——“你们每个人都有礼物啊？

”“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有。

”“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有？

”“因为我们是留守儿童啊。

”除父母外出务工留在乡村的孩子们，因年轻人口大量外流，乡村的老人连同那些习俗与旧规也被一同被滞留。

在女儿的好朋友喃湘西玲生病寻找医生无果后，村民们请来山神经常附体的老人一问究竟，在“山神”的托梦中，老人说出了真相“因为这里的水变了，不好喝了。

”关于故事的开头，叶楠为何从城市中返回？

导演并未交待任何实质性的消息，只从他人嘴里吐露一些信息让人猜测，“你们离婚了，就把气撒在我头上。

”这一处理手法颇具现代感，完整地叙述故事的起转承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呈现，通过故事展示人的存在状态。

通过细节镜头，导演点明了多年未回来的叶楠与女儿的关系，女儿对母亲的回家没表现出任何亲密感，对她带回来的大小包的礼物也装作不感兴趣。

但睡到半夜，叶楠发现女儿突然起床撕开零食的包装袋，毫无拘束地吃起零食。

叶楠与女儿的隔阂仿佛是难以克服的，就像，尚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贺老弟，做社工组织“帮寨子做些事情”，却响应者寥寥。

叶楠想过一走了之，收拾好东西，离开这个并不需要她的年轻的村庄、家庭，再次回到大城市上海。

“我留在这里也不起作用，还不如出去接着打工挣钱。

”心灵上的相互理解是不需要言语的，导演或许这般猜测。

在一同经历了女儿闺蜜的重病后，她们选择上山祭拜山神，以祈求神灵的宽恕。

大概是这里真的变了，才会有小孩偷祭祀的钱，才会有人得了治不好的大病。

幽幽岩洞深处，乡亲们的祈祷声响起，女儿模仿叶楠的动作在山神脚下一同起舞，弯腰、伸臂，上扬、放低重心、抬头。

隔膜在这无声的心灵合一的舞蹈中被慢慢打开。

整部电影淡而又淡，滋味却难以忘怀，恰如叶楠与楠杭伸了长长的筷子，在油锅中缓缓旋转的米花——米花之味。

电影《米花之味》今天在大陆上映。

几天前，我在北京电影节展映活动中看了这部片子，看完后有点担心。

倒不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地担心票房。

我想，用这种云淡风轻的叙述方式来处理留守儿童问题，也许会引起习惯悲情叙事的中国观众的一些不适？

映后，在散场的人群中我听到了零星的质疑。

回家看豆瓣影评，发现果然有人在杭州的展映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对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否避重就轻了？

并没有避重就轻。

其实啊，是我们习惯了用沉重的眼神，去看待一切自己不熟悉的话题。

我2012年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城中村做农民工调研。

2012和2013年年末，我都在广州东站调研返乡城市劳工。

我也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工厂做调研和访谈。

为了让调研对象降低戒备心，我通常选择多和他们闲聊。

由于我的大学生身份，子女和教育是他们最愿意与我交流的话题之一。

说到小孩，90%的民工父母都和我讲：小孩在老家。

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在身边？

答案也很简单，无非是就学困难和无人照料。

想小孩吗？

当然想了。

想和小孩一起生活吗？

当然想了。

可是老家没钱赚，出来打工才有钱供小孩吃穿上学。

这个逻辑链非常简单耳熟。

但是父母们并没有对这个话题表达出过分的忧郁：他们一边表达着无奈，一边乐呵呵地给我看返乡时给小孩买的玩具，说着小孩的青春期问题。

而小孩子们呢？

没有双亲在身边的日子当然有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麻烦，但是没有小朋友会一年365天哭丧着脸眼望窗外等爸妈归来。

“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里有诸多无奈，但是并不悲惨啊。

《米花之味》反映的是真正的留守儿童生活。

酸甜苦辣千种滋味，但绝不是苦大仇深和悲天悯人。

《米花之味》的叙事，更接近田野社会学的语气。

对事物保持一段距离时，最容易做出立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距离越来越近，清晰的立场会变得模糊不清。

《米花之味》和傣族村庄、留守儿童的距离太近了。

近到没有办法用社会议题的语气来讨论问题。

在电影中，导演和观众一同，变成了观看者而非评价者。

这和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相反的。

在这个速度飞快、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立场”“态度”和“情绪”成为了能在10秒钟内抓住阅读兴趣的内容法宝。

比起多角度地描述面目不清的“留守儿童”，悲惨的标签更能吸引人的兴趣。

但这种信息接受方式成为惯性后，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巨大的伤害。

我们无法接受一个“不悲惨”“不沉重”的留守儿童，因为这个形象和我们的观念标签相去甚远。

当《米花之味》告诉我们：嘿！

其实不是这样！

留守儿童的天空也是蓝蓝的啊！

我们接受不了。

我们本能地排斥和我们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东西。

我们说：导演你在撒谎！

你避重就轻！

其实是我们不敢承认，这个话题可以很轻盈。

毕竟，父母让孩子在家留守的初心是爱啊。

1叶喃正在帮忙洗碗的时候，父亲跑来告诉她喃杭在学校出事了，让她马上到医院去一趟。

还没有换下民族服饰的叶喃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看到了端坐在凳子上头部包扎着白色绑带的女孩，手上还挂着点滴，身型与喃杭相仿。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叶喃神色疑虑，慢下脚步向女孩靠近。

这一切都在暗示观众叶喃把这个头部绑带裹缠的女孩当作了女儿喃杭，而父亲通知她喃杭“出事了”也确实是一件“大”事。

紧接着，画外音介入——“我在这里”，这明显是喃杭的声音，随着叶喃起身，镜头马上切到了喃杭拄着拐杖的镜头。

头部重创现在转换成了腿部受伤，但观众马上发现自己再次被欺骗了，喃杭只是拄着拐杖“随便拿着玩的”。

而在镜头的景深深处，隐约浮现着林老师和一个小男孩的身影，通过喃杭回答母亲的问话，我们知道男孩正是大嘴，他的鼻子受伤了，正在接受治疗。

2最后则是林老师转头看向镜头左侧的一个全景镜头，医生在旁边细心地给大嘴护理鼻子上的伤口。

林老师似乎是听见了叶喃与喃杭的说话声，因此转过头来，并且脸上带有一丝疑惑。

这个表情指出林老师被什么事情蒙在了鼓里。

这三个镜头简洁又明晰，不仅贡献了《米花之味》诸多幽默笑点的其中一个，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几位主角的性格和玩弄权力关系的趣味。

一个终极的疑问是打到父亲那、通知叶喃来医院的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

如果这个电话是林老师打来的，正如我们按常理会认定的那样，那么为何当林老师扭头看见叶喃带喃杭回家时，没有叫住母女两，反而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

按照惯常的逻辑，老师打到家里让家长来一趟，应该是想商量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才是。

如何还会放他们走呢？

3这说明电话并不是林老师打给叶喃父亲的。

除了林老师，剩下的可能只会是喃杭。

再加上电影前面已经向我们交代了喃杭因为林老师让她抄一百遍“我错了”怀恨在心，便偷了林老师的手机。

这是林老师没有打这个电影的另一证据，虽然这个证据还不太充分。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林老师因为要忙于立即处理大嘴鼻子上的伤口。

喃杭打了大嘴，做错了事，她没有理由主动打给阿公。

这些都说明只有一个可能：林老师让喃杭找母亲来医院，处理伤人事件。

喃杭自己是不是有手机，还是说用的公用电话，这我们不做推测。

甚至，很可能她拿着偷来的林老师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

当然，林老师肯定是让她在电话里说，她把大嘴打伤了，让母亲速来医院。

可事实上，她很可能是这样告诉阿公的：我出事了，在医院，林老师让妈妈来一趟。

叶喃匆匆赶到医院看见满头包扎的女孩坐在条凳上，就是导演想“欺骗”观众做这样的构想。

4喃杭非常聪明。

叶喃一旦知道喃杭把大嘴打伤了，肯定会责备她，因此她不想让母亲知道，故而撒谎说是自己受伤了，等到母亲来医院了，再告诉她是自己把大嘴打伤了（这是诚实的，撒自己受伤的谎不好圆）。

并且不让母亲见到林老师，这样就不会当面受苛责。

当她说林老师已经带着大嘴回去、自己在这里等母亲的时候，观众看到这一幕再次发笑了，因为背景中很明显林老师还在医院，喃杭是在向母亲撒谎。

叶喃被埋在鼓里，但观众是知道真相的。

喃杭的调皮、叛逆在这里显露无疑，与此同时，观众还会因她的这股“聪明劲”喜欢上她。

推门撞到大头只是无心之举，不是反叛做出什么错事，喃杭没必要为此受苛责，观众对此是认同的。

喃杭通过自己的聪明把叶喃和林老师都“玩”在鼓里，反而有一种活波可爱在里面。

师生、母女都形成某种权力关系，喃杭通过自己的举动反抗了这种原生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我想这是这组镜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令他们回味、喜爱的一个原因。

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

——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 1952在看过第二遍后，我仍然惊叹于《米花之味》的神奇，它所赋予的奇妙体验完全从留守儿童的民族志影像中超脱出来。

这是华语电影中从未有过的一种风格：在日常生活的贫瘠表象下潜藏着富足的幽默与俏皮，其可爱的盎然趣味令人不断回味。

在鹏飞的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发现他如何放弃掉处女作中从蔡明亮身上接受的滋养，并发展出一种“反现实”的影像风格：表现在过度明亮的摄影、戏剧点的铺陈和自然化的表演三者相互违抗获得的奇妙效果。

我们找到了导演鹏飞的“先驱者”：首先是那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导演伊利亚·苏雷曼，擅长于营造一种基顿式的冷幽默，并不时表现出雅克·塔蒂电影中的“童趣”；然后是日本导演北野武，总是在让人一阵摸不着头脑的镜头剪辑后突然给予你一个用特写来突显的回答，让人会心一笑；最后很可能是是枝裕和（在访谈中，鹏飞多次提及），他电影中的演员如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自然感或许给了鹏飞一种策略，来抗拒苏雷曼与北野武电影中不甚自然的僵化风格。

《米花之味》虽然铺设了一条明显的叙事线索：外出务工的母亲回家后遭遇到各种问题，最后与留守的女儿相互和解；但电影反常地放弃了这个可以生发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戏剧套路，转而开发一个个幽默的戏剧点。

这自然是高妙的手法，一反常态，成功瓦解了叙事咬合精密的惯常逻辑。

在苏雷曼的《神的介入》（2002）中，便是由相似的手法完成：整部电影描述了一组生活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幽默插曲，但没有完整故事和叙事动机。

这种依靠一个个幽默点的铺陈方式自然与稀疏平泛的日常生活相违背，苏雷曼丝毫不介意电影是在现实之上的重新建构，因而《神的介入》中出现了许多超现实的画面，表演也完全以僵化的方式展现。

对于鹏飞，僵化是他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缓和剧情上的刻意设计，又能获得自然的效果。

他找到的对策也许是从是枝裕和的电影借鉴，让演员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表演，从而获知一种温情，而不是像苏雷曼或北野武电影中表面冷酷的幽默。

或许可以说，伊利亚·苏雷曼与是枝裕和这两位导演的结合，让鹏飞的《米花之味》获得了北野武电影中的影像效果：冷酷又不失温情，戏谑又不乏细腻。

而北野武正是鹏飞心目中最为挚爱的导演，他不仅将自己所有社交媒体中的头像都换成北野武，还不乏幽默地把微博的昵称改为“北野鹏”。

在此，鹏飞将自己安置在了由基顿、塔蒂、苏雷曼……等导演组成的冷面喜剧谱系上，并将其改造为一条走向现实的“反现实之路”，来表现那些最为困顿、难解的生活难题。

《米花之味》的出现，自然是今年华语电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给予了那些仍在不自觉地用影像写实的方式探测现实深度的惯常套路当头一棒。

就像鹏飞自己在映后交流中说的，他的内心“还是个孩子”。

82年出生的他，现在看来仍像20刚出头。

一个凭其天性拍电影的导演，我们能在他的电影中发现这种天性。

每当我们被他在电影中设计的幽默弄得哈哈大笑之时，就能感觉到背后那颗年轻又有趣的心灵。

让我们期待他以后的作品吧。

写在前头现在很多电影公众号或者电影影评对一部电影会进行大量的剧透，或者对一些镜头语言进行解读。

而这些内容，对于还未看过那部电影的观众，我个人不建议去看。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看过影评解读再去看电影会严重影响电影的观影质感。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说回电影，整体而言，《米花之味》的质量非常不错。

没看过的建议去看看这一部排片很少的电影。

（所以，没看过的影迷们就此停住阅读吧）这部电影的导演鹏飞并不忌讳自己在电影中“模仿”的风格，从有关鹏飞导演的采访中就可以看到导演对一些日本导演非常的喜爱。

所以，从电影开头的特写那一段，就能看浓厚的日系电影感觉来，加上配乐是铃木庆一，整部电影的日系风格是国内电影中少见的。

同时这样的风格也是非常具有活力的，这种活力在国内电影风格相对成熟稳定的体系下无疑是极好的。

这和我看《大佛普拉斯》后对台湾电影的活力赞叹是一样的。

（台湾电影看的不多，但从看《一页台北》时，我就觉得台湾电影还是一直有活力。

同时，现在广为传播日本电影走下坡路的论调，我也一直不敢苟同）这种活力虽然是建立与导演潜移默化对一些导演的模仿，但放在本土环境中，对于故事的构建却是极好的：日系电影那种人情世故的平淡，配合精美的画面和音乐，会悄然的融入观众的心中；而本土故事中对于女性、留守儿童和信仰等问题，以谐趣克制手法处理，“隐”而不发，增加了立意的深度。

这两者结合，便相得益彰。

具体来说，日系风格多在特写镜头的时长和转换以及背景音乐等，熟悉日本电影的影迷都很熟悉。

其中还有很多小桥段也很类似日本电影，比如喃杭同学大嘴上下车那段，总感觉是像极了北野武的手法（所以，新电影就要先看而后读影评，不然观影过程中可能会出戏跳戏）。

而克制的处理，以女主夜寻喃杭，最后在网吧外等了一夜。

以及喃杭好友死去，女主和喃杭在台阶前穿鞋时的对话，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处理手法的存在。

特别是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导演用很小的一段平淡的转过，很克制不煽情。

至于电影想要表达东西，也因为这种偏日系的风格和克制的做法，变的有些散。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电影，总会觉得电影看完，得不到明确的主旨。

这可能是被现在的一些商业电影养出了刁口味。

其实，这种风格的电影更多的是在观影过程中将要表达的东西像日常感悟一样，由观众在观影中接受。

这种感悟不是明确而刻意，而是平常且主观。

一如是枝裕和一些电影的做法。

而这些表达的方式，注定会有一些观众不喜欢。

综合来看，这部电影虽然不错，但属于一部模仿大于开创的电影，不过两者的结合确可以相得益彰。

毕竟这只是鹏飞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很希望鹏飞导演可以走出一条自己风格的道路。

毒舌电影推荐《米花之味》，说是今年国产片最佳，我去看了。

一个云南边陲傣家寨子里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喃杭，一个离异之后回到乡村曾经的傣家女儿叶楠。

这一对母女在屏幕里的90分钟，好像什么故事都没有讲，我只是旁观了一段她们的生活，又好像什么故事都讲了，妈妈的爱，青春期的焦虑，生死，信仰。

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最后的那段舞蹈，母女俩自然地起舞，在石佛面前，没有观众，天地生灵是观众，没有祈祷，心里却都是满满的佛意，看得我泪流满面。

留守女童喃杭，偷窃，跟同学打架，成绩倒数，能看得出来，她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感觉到了，外公也感觉到了，或许老师也是明白的。

只是大家好像都没有过多地去跟她谈她的情绪，谈她的想法，大家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默默地守护她。

不遵守纪录的时候，老师只让她把‘我错了”抄写三百遍。

老师是理解她心里的不安的。

外公劝解妈妈说：“小孩子嘛，总会有犯错的时候的，你小时候还把别人家的草垛给点着了呢！

”妈妈看着因为偷钱被公安带走的孩子，气得只想再也不管她。

只是当她发动汽车开到半路，看到那个在路边卖东西的小女孩脏脏的小脸，扒着车窗卖东西的时候，妈妈还是流泪了，掉转车头回去了。

回去了也是没有多余的话，在女儿的教学楼前站了站，又回去了。

可贵的是喃杭也懂得身边人的爱，也珍惜这种守护，所以她看着慢慢从教学楼离开的身影，长舒一口气说：“我妈妈差点不要我了。

”所以她会走到阿婆的面前道歉：“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

”所以她会盛装跟着队伍走那么远的路去祭奠石佛，所以她跟妈妈一起翩跹起舞。

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想起那个半大不小的自己，虽然不曾偷窃，打架，成绩倒数，但是心里也是有很多激烈的情绪。

那时候父母长辈们都忙着把孩子养大，似乎没人在乎你的情绪，也没有人来过问你的情绪。

后来慢慢走着走着，这些情绪都慢慢被消化了。

不是因为时间过去，情绪会自动消失，而是因为虽然没有人来过问，但是他们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一切看起来还是像原来一样，只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喜欢《米花之味》，希望这样的国产片能更多一些。

首发：后浪剧场《米花之味》从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开始，就受到了国内影评界持续的赞誉。

甚至在一些评论中，带上了“最”、“新”等颇具里程碑意义的词。

从它的影响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谈论《米花之味》，是今年华语电影最为重要的事。

《米花之味》，讲述了一个外地务工的母亲回到地处中缅边境村寨的故事，在母亲返乡期间，和自己的孩子，和村寨，发生的种种事情。

这样的题材，在近两年的华语电影中并不罕见，《石头》《旺扎的雨靴》《那年八岁》《冈仁波齐》都算是其中的代表者。

它们或表现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内在碰撞，或表现边陲的一隅。

无论成色如何，起码我们在大银幕上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

而《米花之味》，则拥有了更加轻盈的姿态，这也是它最为难得的一面。

这期后浪剧场，我们向《米花之味》导演鹏飞、女主角英泽，抛出了对这部难得作品的好奇和疑问。

那些使电影成为电影的动人瞬间，也应该是我们留意和抓住的。

体验生活后浪剧场：我看完电影，对片中母女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种沉静之美。

台词很少，动作很少，但能感觉到沉静中有一股强大的内心力量，我就在想演员是当地找的吗，后来查资料吓了一跳，发现女主英泽是高材生，专业还是社会政策和犯罪学。

英泽：我上大二的时候，就挺厌倦周围的生活，自己又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就想做一些创作，加入了电影。

找电影实习时，认识了鹏飞导演，参加了他的第一部片《地下香》，本来一开始想做制片的，结果做了演员。

后浪剧场：为了拍这部电影，你们有过两次实地考察，体验生活的经历。

英泽：对，少数民族非常热情，但要真正深入内心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用当地的语言，学习当地的技能，包括打扮，每天穿着当地的衣服，挨家挨户的串，慢慢让自己融进去。

到后面就把自己当本地人了，有很多当地人还问我，“你是哪个寨子的”。

后浪剧场：除了一起干活、生活，有没有哪个瞬间产生“我变成了他们的一员”这种想法。

英泽：应该是思想上的靠拢吧，作为外来者总会带着偏见，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很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其实不是。

很多价值观其实是外来人对他们的误区。

后浪剧场：所以是你先适应他们，不是他们适应你。

英泽：对的，我每天基本都被当地人所环绕，完全融在了这个环境里，中间只回过北京一次。

后浪剧场：你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吗？

英泽：没有，穿他们的衣服。

后浪剧场：这个很重要吧，衣服就像一个符号，如果你穿着耐克进去，他们会觉得不是一路人。

英泽：对，而且我会把自己涂黑，一边晒，一边涂助晒油。

比如和我搭戏的小孩，当我们的肤色接近时，在情感上，她也会觉得很接近。

但当我卸了妆，她就有点感到陌生了。

鹏飞：这里有个误区，其实他们也穿耐克、阿迪达斯。

后浪剧场：我的偏见。

鹏飞：那里的年轻人都很潮，棒球帽还歪带着，特别嘻哈。

有一个男生，平时声音很细，到了摇滚节就开始嘶吼。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英泽：对，到了拍摄后期，我在候场时，有个人还过来拉着我说，“别往那走，他们在拍电影呢！

”完全把我当本地人了。

后浪剧场：跟小朋友融入会不会比大人要更容易些。

英泽：是，而且我和这个小朋友非常有缘。

在磨合过程中特别有默契，她有时会偷偷学我。

比如最后一段的双人舞，有时我跳错，她也会跳错。

长期在一起，就会越来越像。

后浪剧场：这也是我在观影过程中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整部片里，母女形似且神似。

到了溶洞跳舞那段，这种感觉就到达了高潮。

英泽：谢谢，好多都是现场发挥。

像溶洞跳舞，本来是有台词的，后来导演说让我们自己发挥一次，我们就没有说话。

鹏飞：那条我拍了八次，每一次对白都不一样，最后一次就试试不说话，让她们发挥。

后浪剧场：后来选的是最后一次。

鹏飞：对。

后浪剧场：说到留守儿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沉重。

据说中国的留守儿童有八千万，当时就觉得这个数字非常沉重。

但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小孩趴在车窗外，就打破了我的印象，整个影片都体现了一种轻盈。

而且没想到边陲会这么美，鹏飞导演刚到那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吗？

鹏飞：我一开始听说要去中缅边境佤族的自治县，想到的是牛车、雨淋和泥土，结果完全不是。

高速一路就开到那里了，既有酒吧、KTV这些很现代的元素，又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

后浪剧场：有可能是我们被媒体的视角所控制了，很多电影和宣传片就是那种感觉（泥土、牛车）。

相反，这种很轻松的氛围是不常见的，包括电影里有很多幽默的桥段。

鹏飞：其实是不经意间出现的。

本来是很认真在拍的地方，没想到大家觉得很好笑。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魔力吧。

所以，我不太愿意说是去体验生活，这就是生活。

我去那时，没有和当地人说是拍电影，而是说一个志愿者，就像英泽一样，把自己当成本地人。

我记得吃第一顿午餐时，傣族人民很热情，拿出一个白色的罐子，说你一定要吃，这是我们傣族的特色。

我打开一看，酸蚂蚁。

没办法，我就来一点吧，安慰自己是在吃鱼子酱。

结果还挺好吃的，在嘴里砰砰砰的。

后来在学校，和小朋友们做活动，校长给我做了一汤，挂了一爪子，咬呀咬的，咬不动，我说这什么肉啊。

校长说，蝙蝠，吃吧。

我说，哟！

这蝙蝠能吃吗？

吃吧，昨天吃的松鼠你也不知道。

后浪剧场：就是上来先把饮食上的习惯给统一了。

鹏飞：对对对。

如果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地方，我可能就拍不出来了。

后浪剧场：这个也需要很多成本，现在的电影比较追求速食，可能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体验。

最后一场戏用舞蹈来表现 千言万语都能汇聚 后浪剧场：电影里有很多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比如各种仪式、山神，让我想到阿彼察邦，而且泰国也属于亚热带气候，也多山，是不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呢，您是怎么理解和捕捉这种情景的。

鹏飞：首先我是不相信的，但很多寨子里的朋友都和我说，山神每次来都是附在阿婆身上。

其实就是当地的传统，他们很相信这个东西，我要做的就是去还原。

其实，当我写完这个山神戏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去拍。

拍摄前一天，依然没想好，大伙都在等我，我说再等一会。

这时，我就去要了三炷香、两根蜡烛、两杯茶，偷偷地跑到竹林后边，说山神大哥，小弟在此拍戏，请保佑我们拍摄顺利，请给我点力量，这样子。

拍的时候，我把卷烟的烟丝给阿婆抽，她抽不惯这种，一抽就咳，但她摆了摆手，示意副导演继续，她就一直忍着，脸红了，声音也变了，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

后面又拍了一次，就不行了。

所以，在我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当地的方法给自己信心。

后浪剧场：我个人非常喜欢最后那场舞，最近以舞作为电影结尾的片子，从奉俊昊的《母亲》到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是表达一种情绪的释放和抒发，而在这部片子里是作为关系的和解。

这场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鹏飞：对， 没写剧本前，就决定以舞蹈来表达人和人的情感。

我第一天到傣族寨子是个晚上，我放下书包就去旁边的寺庙看他们跳舞，当时是在准备泼水节，后来我发现，不管是节日、演出，还是结婚生子，他们大多都是以舞蹈的形式来表达情感。

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舞蹈，可能这种肢体语言在表达情感上会更加虔诚，比语言要更准确，用舞蹈表现的话，千言万语都汇聚在这里了，每个人的心声也都在里面。

后浪剧场：看这场戏的时候，两个人在跳舞，光打过来，两个人的影子都印在了墙壁上，下边又是水和倒影，有一种柏拉图的东西在里面，蒙昧与文明，各种观念的揉杂就像影子一样，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层表达？

鹏飞：没有（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就是肢体语言的力量，或者最原始的表达的力量。

能展开自己的理解。

后浪剧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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