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很意外的一次观影，被拉进群里的B站直播间看的《美国女孩》，原本以为是一次惬意的休闲，但是剧情却让我陷入了我从高中开始的不堪的回忆... 那是高中前夕，我妈妈生病了，于是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转移到了爸爸头上，原来井然有序的家庭进入了梦魇；爸爸是个很自私的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喜欢逃避，这也是妈妈过于操劳生病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压力突然增大，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没有缘由一批咒骂，没有因果一顿毒打；十几岁的我生活几乎没有尊严，那时叛逆成了我那个年纪全部的情绪，对的，我要复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高一开旭一开始，我便进入了堕落，翻墙逃课，打架，网吧，足球，在外边漫无边际的晃荡，只要不回家，怎么都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好好学习的，三年后你就会知道结果了。

高中那会有从初中和我一块升到高中班的同学，见过我都在说一句话“王X，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看着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我对我自己满是迷茫和痛苦，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直到高三结束，一个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留言“强者生存”，我那时知道他的好意，自己内心也满是无奈，我亲手毁了我得青春，仅仅为了愤怒；从按时起，我似乎习惯了别人的轻蔑，习惯了埋藏自己的存在；高考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但是好于预期，也能马马虎虎上个三本，我没有去；我记得那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找补习班，看着她的背影，我满是悔恨和麻木，你知道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悔恨，是麻木，我恨我当时的自己，恨自己的无知；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无线循环的梦，我回到了高中，重新学习，重新高考，在梦里我似乎记得我高考了无数次，我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再回到班里坐下，我傻傻的站在空旷校园，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补习的时候，我住校，远离了家庭，心情好多，成绩也在向上，然后一个人去考试，填写志愿，上学... 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刚考完四级，那年我记得有流星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也看到了它，像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飞剑，但是流星对于我并不是好兆头，爸爸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经济直接崩溃，那会又赶上家里拆迁，刚买了两套房子，我说卖一套吧，妈妈默不作声，其实她不同意；我知道爸爸得脑溢血之前和他们单位一个女的暧昧，傻子才看不出来，也知道爸爸当时打算要和妈妈离婚，有那么几年，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以为爸爸要杀死我，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对爸爸是极度的不信任，还有自己极度的不安全感；那会我还在想：现在好了，他得病了，遭到了报应，也没法离开妈妈了...直到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如我所愿，但是代价太大了，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亡羊补牢； 大一在文艺部呆了一年，大二是学生会主席和之前的部长问我要不要竞选文艺部部长，我那时懒洋洋的对他们说“没兴趣，马马虎虎干个副部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请不起底下的干事吃饭；后来有在大三开始当班里团支书，其实里面曲曲折折这里不说了，其实都是因为钱； 大四毕业前，家里要我考研，我其实没有心思去学习了，当时内心的消极能量太多，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自然又是一败涂地，我已经习惯了失败了；大学四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啊”，我对他们尴尬的一笑，算是一个回应，内心在对他们说“其实,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是啊，我的人生多么可悲，居然已经笑不出来了，脸部的那块肌肉早已找不见当初的记忆，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伴随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转变；姥姥那时候一直念叨，虎虎你长大了就赶快出去吧，不要在家里，出去了，你就好了... 毕业后第一个春天，自己去西安找工作，在那边的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冻成了狗，家里一直有股臭味，我以为有死老鼠，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脸盆的尿；我无奈的笑了笑，把脸盆扔了出去，又看到了在城中村飞檐走壁的小偷，那个地方，阴冷潮湿，龙蛇混杂，夸张招牌是大红大绿的霓虹灯，照着我半边的脸和半边伤透的心，那里是我心中的“九龙城寨”； 培训完成后，我就去了湖北，盛夏湖北，火炉的湖北，没有空调的湖北，那里有下不完的暴雨，还有睡不着的酷暑，还有工作的漫漫长夜，近乎半年的昼夜颠倒的生活后，得以让我逃离了那里，逃到了寒冷的东北，那里有松花江，那里有零下三十度的雾凇，那里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那里还有我慢慢融化的伤疤；（那会的日子其实有有意思，深夜迷失在梁王墓的山里，汽车被拒马石挡住去路，我摸摸索索的用手机照着看上面的字，赫然写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当时还以为进了阴曹地府；在江陵的长江边睡了一夜，后来一艘江上游轮在这里遇到了大风沉没，淹死了好多旅游的老头老太太；在靠近湖南的边界的山里，看到动画一样的桥，下面是奔涌的河流；我们驾着车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飞驰，我当还合计着这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冬天里，我套着两件羽绒服，区分着那里是雾凇那里是雪花） 写到这里，电影忽然结束，看上去他们家庭忽然和谐了，我笑了笑，怎么会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们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女儿以后可能会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因为妈妈去世会自卑，进入社会会有各种问题，生活没有一步到位，问题还得慢慢解决，逃不掉也躲不开； 将近20年，我内心的恨在慢慢消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忍耐和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以为忍耐就是谅解，但是我内心的恨并未消失，宽恕对我内心的广度挑战太大，我也只是初入门径，慢慢尝试，像煎鱼一样，反反复复，焦灼着我的人生；看着爸爸日渐萎缩的身体，他总是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刷抖音，不在愿意出门遛弯，妈妈看着我总是一脸歉意，让我心中总是不好受，家里总是刻意去跳过那个历史，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死的时候大脑会在几秒内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忽然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生活，为了那最后精彩的几秒钟... (五张面净纸，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一个大老爷们)

影评讲述了移民海外的母女三人因母亲患癌返回家乡。

母亲的患病、女儿的叛逆、父亲的工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得家庭的矛盾慢慢加剧。

影片的表达清晰，并且剧情可以支撑其表达。

但可惜的是，影片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得“过”，另一方面在深度上显得“不及”。

家人的争吵是影片表现角色矛盾点的主要形式，但每一场争吵，角色都像是准备好的演员一样，入场、爆发、出场，整个过程过于流畅，争吵的台词表达的也过于娴熟，削弱了真实感，进而使观众无法沉浸其中，感同身受。

影片无论剧情亦或人物都过于平铺直叙，缺少层次。

女儿在影片开场就显得叛逆，这可以理解是人设，但是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爆发、在学校被边缘化以及最终与母亲和解这整个过程中，始终看不到女儿这一角色的变化。

这样的表达可能很贴近真实生活。

确实，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一个现实中的人物不可能有非常大的改变。

但对一个角色来说，其整个生命的全部就是影片中这90分钟，如果其行为没有分层次分阶段的变化，那么观众会觉得这是一个“碌碌无为”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不精彩，影片自然也难有深度。

《美国女孩》讲述了一个台湾创作者感同身受的身份焦虑的故事，但这样的水准无法将这种焦虑的深层次原因剖析清楚，只能是表达了创作者自己的焦虑罢了。

看到梁芳仪我仿佛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考砸掉的分数，老师的板子打下去，芳仪委屈地喊“我又不是没有学！

”那时候我的困惑也是如此。

大人们都过得很难。

孩子们也挣扎在困惑的青春期里。

谁都想要逃离生活的束缚，做一匹逃走的白马，走得远远的。

芳仪在演讲稿里写，“她的恐惧让我恐惧，她的软弱让我软弱。

”小时候爷爷得了癌症，每次往返医院的路上，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高三上期我在重庆集训，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让人很难熬。

妈妈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切掉子宫，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她很虚弱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我去医院看看她，我拿着电话，不耐烦又慌张地的拒绝了她。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挂掉电话。

可能因为恐惧和爱一样，都会传染。

我害怕面对虚弱的妈妈，害怕面对我承受不了的结果。

逃避至少能让我喘口气。

去年下半年妈妈又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次我准备买票回去看她，结果疫情严重又没法走掉。

后来终于回家，妈妈还在医院住院，我和妹妹出去散步，她说有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水来袭，妈妈被水卷跑了，只留下我和她还有我们家的猫三个相依为命。

我的心触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明白她的心情。

其实我也很害怕很害怕。

后面出院妈妈修养了半年，但左腿也大不如从前。

她常常说，自己已经是个残废了。

这种时候我只能大喊着反驳她。

我害怕曾经印象里那个强壮健康的妈妈，会真的有一天消失不见。

今天我在客厅弄电脑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句妈妈，“像你们这么大岁数还父母双全的人是不是不常见了”，她说嗯。

我没有再说话。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做那么幸运的人。

幸运到自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和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拌嘴。

永远永远。

《美国女孩》讲述了拥有美国梦的母亲因得癌症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到台湾生活，而且在这过程中家庭如何磨合的故事。

电影对人物情感的叙述十分细腻，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父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鲜明的情感特色。

电影中还使用了白马的意向作为母亲与大女儿间关系的反射。

在亲情中，不仅仅只有爱，同时也有恨的存在，但在这部电影中，大女儿恨本身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爱。

电影平淡的叙述却时刻揪着观众的心，或许在电影中，观众也能找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

直视生活是《美国女孩》的浅层意图，虽然它发生在“非典”时期，近二十年后的我们却仍然能在这个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难以或者说是不愿意看清——家庭，而在影片中，突降的病痛压缩了逃避的空间，家庭中每一对关系无所遁形、逐渐清晰，母亲王莉莉和大女儿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便是其中最细腻的一段关系。

显然，美国女孩是梁芳仪，但美国女孩又何尝不是王莉莉？

2022年，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人类疫病的阴霾，仍未能对西方完全祛魅，仍在尝试走出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男性中心）社会。

这也恰恰是《美国女孩》构建的叙事背景。

母亲的癌症和无形的传染病是深植入文本的，它们埋下导火索。

要是简单粗暴地说，那就是一切病都是穷病，不过，不幸福的源头终究来自欲望和现实的不平衡。

虽然王莉莉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富足，但只要两个字——癌症，便能让十年甚至更多的奋斗化为泡影，美国极高的手术费用让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也让她的期望值从美国梦的云端跌入“活着”的谷底。

在绿植包围着的玻璃房中，她笑了：“当我摸到硬块时，我知道一切都要回到原点了。

”这场生理的痛也会让她发现，哪怕在健康的从前，她的梦想也不与现实匹配。

因为无论她的梦想是什么，都绝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庸，不是无私地履行母职。

但最终她默默无声地成为了，和大部分步入结婚生子阶段的女人一样，陷入家庭的魔咒。

她总是把“死”挂在嘴边，是否母亲总是这样？

而我们就像梁芳仪，做不出安慰的姿态，而是讨厌这种自怨自艾，没来由地满腔怒火。

丈夫则以看似再合乎情理的不过的“你不会死的，不要总是想这些……”来应答，分别多年他却连她的手都不愿再触碰。

当他推掉工作陪妻子看病时，我们竟会下意识地认可他，至于对失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家庭的女人，没有人觉得惊奇，随着时代“进步”，公众主流态度从习以为常到鄙夷轻视，没有人会去共情家庭妇女做出一个决定时内心巨大的挣扎。

当一个女人距离死亡如此近，生理上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家庭里的人却都选择了逃避，没有一个家人主动伸出双手抱抱她，没有一个家人想倾听她。

因为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角色，她只要负责唠叨、担心，她只要活在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可因为她难以割舍从对男人到对孩子的爱，又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所麻木，所以她甘愿被困在角色里。

或许用文字书写家庭中的女人时像一种解剖，或许会让人觉得小题大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更习惯看到生活的表面，尽管那是由妥协和逃避织就的表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是家庭关系的放大镜，而从母女两代人贯穿影像时间前后的动机之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这段母女关系。

王莉莉作为一个逐渐被抹杀自我的母亲、妻子，她无法倾诉的的痛是埋得最深的焦点，而梁芳仪作为一个几近成熟的女孩，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去宣泄。

看似一攻一守，她们却是一样的，她们只是活在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交汇点是去美国。

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中，它的象征性大于其本身所指。

父女俩挑选书桌时还不忘挖苦母亲，我们从父亲的话语得到信息——母亲原来对美国的向往不输女儿。

《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选择离开那不勒斯，而在这里王莉莉选择去美国，她们的选择是相通的，处境也是相似的。

她们过上了家乡人眼里“上等”的生活，所以当她们发现自己本质上和所有的困在家庭里的女人别无二致时，她们更加无法言说。

王莉莉的梦想藏在影片时空之前，像被埋葬了，我们却能比照着现实去挖掘——王莉莉的美国意味着逃离家乡、机会、眼界、自我价值的实现……梁芳仪的美国意味着自由、家乡、朋友、做优等生的资格,而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则是被奇观化的，这也是影片在另一层面对文化冲突讨论的氛围。

其实去美国无法改变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只能由自我掌握，正视生存环境或许才是永恒的出路。

影片最后，在经历了一段父母和女儿三人关系的爆发后，梁芳仪和母亲走向和解，她躺在母亲的大腿上，让妈妈帮忙掏耳朵——这是十分亲昵信赖的舒展状态，她们再次谈到下辈子，梁芳仪说下辈子想当马，她也记得母亲说过——下辈子想当男生。

可王莉莉避开了这个话头，事实上，她在整部片子中的挣扎也只有蛛丝马迹，她早就慢慢习惯了失去自我的事实。

也许梁芳仪察觉到了，她在演讲稿中书写“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正如朱殊所指出的“在母女间的窥视和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中，女儿试图逃避母亲，也就是拒绝母亲所担负的社会角色。

”，但逃避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因为年龄，我们自然无法苛责一个正被两种文化挤压的小女孩，但当我们看向自己时，是否又有反思的勇气？

最终影片在清风拂过的阳台空镜处结束，一扫之前沉闷的影像气质。

妹妹的回归看似让这个家庭得到了喘息，可是不自由的每一个家庭角色真的能被“爱”所紧密连结吗？

《美国女孩》有着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多维度主题呈现，但它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是最值得被看见的。

在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王莉莉和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从代际传递无效所导致的疏离，到回归庸常而温馨的生活中的和谐与认同，虽然此处的转折比之《瀑布》显得生硬，但这样的母女关系却有更普遍的意义。

《瀑布》中的母女最终携手站立，《美国女孩》中的母女最终相依偎着取暖。

苏西认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被阐述的，必须通过作品去感觉，在《美国女孩》中，林嘉欣和方郁婷出色的诠释，让我们得到了深思母女关系的机会，它正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复杂的生存状态，让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质疑和解构更加有力。

剧情延伸热点很好，本是一部可塑性很强的影片，可挖掘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发效反应，但是，影片所呈现的表演张力却太差强人意，剧情面面俱到，都没有深层次去剖析人物内心，很好的故事，却没有让人产生过多的共鸣！

可能换一个人演女主角妈妈的角色，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殊荣吧！

本片讲述妈妈早年领着两个女儿去美国定居留学，留下爸爸一人在国内打拼承担她们娘仨的费用开支。

而因生了乳腺癌的母亲，为了治疗只好领着两个女儿回国生活，氛围环境下的落差与不适，让女儿们倍感失望，心心念着要回到美国生活。

在妈妈做手术时与化疗期间里，大女儿依然像个斗士一样顶撞咒骂着母亲，丝毫没有体谅家里任何人。

依然我形我速着，故事由此展开……本片做为患上重病的母亲，没有演出真正患癌时遭受折磨及内心复杂情感，只用了两三个镜头交待而过，而却无法让人産生共鸣与理解，这一段是很大的败笔。

蛮可惜的！

感恩讨论里的豆油，让我能在第一天就看到正片TT 回家计划和妈妈妹妹一起重看！

（有部分剧透喔^^）

导演自编自导，改编自己的成长历程。

真实最动人。

阮凤仪导演和演员们都很棒！

看到了大家的用心！

美中不足就是ending太仓促了，总觉得哪里没交代好（仅代表个人看法）。

也许是导演特别的设置，戛然而止也不一定，理解理解～落泪三次... 其实妈妈很温柔，就是有点情绪化，但不知为何我感觉，这是生病给她带来的。

小妹妹芳安好可爱，说英语也可爱，还会反击嘴欠鹦鹉学舌的无聊小男生！

芳仪可能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性格比较直，不遮不掩。

自私，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再因为青春期，就更是可以理解了。

我和她的生活有某些片段类似（吵架、怄气不理人、一度家庭关系紧张、一样有一个小妹妹、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还有体检结果让人担心，那时脆弱爱哭的妈妈，以及彼时无助的我），看到就特别有感触，会哭。

另，爸爸做番茄酱蛋炒饭的情节太好笑了，妹妹的形容也好玩：“看起来像蛋死了，把血喷在饭上”（后面妈妈才揭晓，原来妹妹最讨厌番茄酱，委屈她了，哈哈）。

机智厨神

可爱妹妹SARS已经是我出生年代的故事了。

前些年问过妈妈，她说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天天上班。

和当下的视觉结合起来看，不禁感叹：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p.s.实话说，是因为绮贞的歌（《尽在不言中》）才来看的这部电影，也期待了很久。

从上学期末到现在一直都只能通过mv后台播放听歌，第一次听是在中午没人的教室。

当时天气有点凉了，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够。

把窗门紧闭，外面是呼呼风声，每听一遍都被感动到无声落泪。

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7。

cheerego.com的邮件啊，写到这突然明白为什么歌名是《尽在不言中》了！

剧情里，芳仪虽然写出了老师赞许的演讲稿，但因为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也有点怄气的关系，不希望妈妈来。

只能在全家因为妹妹隔离的事情慌乱时，不赶巧地旁敲侧击一句“妈妈，你不来吗”。

术后恢复期心累体虚的妈妈每次被芳仪激到，都完全抛掉温柔关心的形象，和女儿陷入争吵。

和“一根筋”的爸爸也是一样，虽然彼此依赖、心怀对方，还是免不了嘴硬、误解的僵局。

这样一看，好像就剩下妹妹最坦诚了。

还好，最后大家都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坦白了心底的话。

And，幸运的是在不幸的疫情下一家团圆！

感情真实、细腻的一部家庭电影，很难想象导演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得如此深刻。

大多数时候场景是沉闷、压抑的，昏暗的家不仅体现了家庭在分崩离析的边缘，也使得角色之间的紧绷与压抑凸显出来。

故事发生在2003年，移民美国的母亲抱病带着两个女儿芳仪和芳安从洛杉矶回到台湾，与疏离多年的丈夫宗辉团聚。

抛去文化的冲突，影片中着重强调的是母女间的矛盾。

妈妈是典型充满威严的中国母亲，她对丈夫和女儿的诸多不满全都写在脸上。

大女儿芳仪的兴趣爱好是马术，从美国到了台湾，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台湾的马场。

在电影临近结尾时，芳仪离家出走到了马场，遇到了一匹很像Splash的白马。

芳仪想要骑马出去遛一遛，可白马匹始终不愿意戴上护具，正如芳仪心中想返回美国的美国梦始终无法实现，她只是想逃避这样的家庭和母亲生病的现实。

导演用了一种非常巧妙且浪漫的方式——芳仪和马匹互相凝视的瞬间，表现无法调和的理想和现实。

她从白马眼眸里看到的不仅是它的不情愿，同样是自己的不堪与狼狈。

这个画面暗示着芳仪内心对家庭冲突与矛盾的最后理解，对那个无法实现的美国梦也不再坚持。

委婉与诗意的表达，将故事引向了结尾。

芳仪枕在母亲腿上说：“妈，你不要死好不好？

”，母亲回答“你知道我很爱你，好爱好爱。

”最终母女还是和解了，为电影画上句号。

一部好电影，好就好在真实的情节，加上诗意的表达。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

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

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

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

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

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

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

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

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

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

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

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

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

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

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

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

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

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

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

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