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

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

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

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

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

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

互相杀食”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

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

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

“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

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

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

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

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

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

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

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

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

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

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

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

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

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

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

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

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

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能感动华夏子民，未必能感动外国友人；能感动尊敬历史之士，未必能感动嬉皮笑脸之人——题材的选择注定了对屏幕外知识借助的需要，如果如《神枪手之死》那般编纂，更偏重人的内心、而不是紧抓历史，可能会改善这一点。

也有一点故事上的问题：1.没有交代如何救到医官2.在救到医官的同时是将军夫人扫墓的戏，同在野外取景、颜色差不多使得两场不太相关的戏容易建立误读联系。

3.通敌者挟持夫人被杀之前只在医官被劫走的场景捎带铺垫了一下，没有感觉到阵营中有人通敌，事后将军空说有人通敌故事上却没有证据，如果加一场通敌者和劫匪密谋的戏会更好。

医官与将军夜谈一场戏拍的很好，没钱拍决战真是太可惜了，这真是良心电影啊。

怎么没让我去捐票钱

前夜看了个电影，《大明劫》。

据说2013年上映时票房惨淡。

这次的疫情将这部讲述明末瘟疫的电影推到了前台。

我一般不看讲述冷兵器时代乱世的影视作品，玻璃心，看看古人留下来的诗文就已经悲愤欲泣，“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化成影像变为实景真怕心脏受不了。

但是还是去看了，实在不行可以暂停或快进。

影片的主角是两位，一位是游医吴又可，另一位是奉崇祯圣旨讨伐李自成的将军孙传庭。

这两位的出场其实很耐人寻味。

吴又可看不惯官僚机构整天扯皮，辞官做了个走街串巷的游医，不按常理出牌，给病人下猛药，别人指责他，他据理力争。

药方虽然是对的，但到底过于特立独行，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容不下他，于是他也就“性格决定命运”，最终到了孙传庭的眼皮子底下。

而孙传庭刚从监狱里出来，他曾经也是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骑，剿匪功勋卓著，可是却因政见不合被进谗言下了狱。

闯军打开封，崇祯无人可用，只好把孙传庭从牢里提出来委以重任。

吴又可和孙传庭，一个行医一个为将。

战争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

这两个人何尝不是心存好意。

吴又可一心一意治病救人，管你是朝廷还是起义军，眼里只有病人。

他只为无辜生命痛惜。

这是一个乱世还存着人性的人，生长于太平年代的我们自然推崇他。

影片也花了不少的笔墨描绘了孙传庭的形象，对比吴又可，孙传庭却是极为可怜的。

孙传庭一心为公，毋庸置疑，只恨大明江山积弊已久，非一人一时之力可以挽救。

也许是杀敌心切，也许是被崇祯一道道催兵的圣旨逼得烦躁，也许是被军营前方后方上上下下的腐朽不堪搞得光火，又也许是将人本冷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

杀了贺人龙，是崇祯的圣旨，“贺疯子”虽然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拥兵自重不听话（这里有一段猝不及防的贺人龙纵容下属侮辱妇女的画面，立刻暂停，缓了好久），后来的杀人就显得残暴又无奈了。

粮官以沙子充好米，反身就是一刀；乡绅霸占良田，一边坐享富贵一边不肯出钱，掰脖子一剑割喉；得了瘟疫又叛逃的将士，先骗他是要带回去治病，一得手就杀，还砍了两刀；临近出关要上战场，为绝后患，下令烧死了所有因病被隔离的染病士兵；最后，被俘的闯军中的秀才李天佑，也被正法了。

在烧死士兵的那一夜，孙传庭特意把吴又可叫过去一起喝酒听孙夫人弹古筝。

孙传庭作了首诗，吴又可读完后，心直口快道督师杀气有点重。

古语有云，慈不掌兵。

孙传庭固然下得了狠心，但也未必不是无奈。

有两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场景，是大晚上吴又可给一个士兵看病回去，路遇出来散心的孙传庭。

两个人在惨淡的月光下聊天，轻松的环境总是能使人轻易敞开心扉。

吴又可感激孙传庭对自己的信任，孙传庭却留个背影给他，说：我信你，谁又来信我呢？

是啊，摊上崇祯这么个疑心病晚期患者，跟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模一样，恨不得杀光了能臣干将，幻想因此江山永固，结果，一个，叔叔起兵反侄儿，侄儿无人可用；一个，内忧外患，孙传庭战死潼关，“传庭死，而明亡矣”，袁崇焕也因为反间计被凌迟处死。

崇祯一个劲地催孙传庭出关，却不给他请求的补给，就是怕他成为下一个贺人龙，不听话，还有兵，万一跟李自成同流合污呢？

另一个场景，是孙传庭叫经历司造册，算出那些乡绅霸占了多少良田，他要收回来补贴军用，然而这群乡绅贿赂了他身边的亲信，一把火烧了经历司。

孙传庭在残垣断壁间怒吼：“投笔从戎十几年，我到底为谁而战？

”于是他只能撕下和善的面具，在宴席上把那些乡绅一锅端，直接杀人抢钱。

他说，“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吃得饱穿得暖，谁愿意造反？

李自成的闯军也是官逼民反的典范，还记得读书时候讲到这段提到的民间歌谣：“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孙传庭杀李天佑，是官方杀反贼，立场不同，可孙传庭和吴又可又何尝不知，自古百姓所求无非是一亩三分地，安居乐业，家和万事兴。

很简单，但很难。

粮官也是无奈，上面贪污腐败不给粮，前线军队也是人也要吃饭，你要他怎么办？

一时激愤杀了粮官，可怜粮官家里人，孤儿寡母，又没有社会保障，又是乱世，生存真的太难。

战争场面不多，对于这个集瘟疫、旱灾、战争于一身的该死的明末，导演对人间惨剧拍得也是克制的。

真要拍出来恐怕是个限制级了。

遥想当年五胡乱华时那些羯族简直是畜生不如……要不是冉闵，北方还有汉人？

简直不能想。

再想想明末，史可法死守扬州，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把多铎惹恼了，进城后就屠城，史称“扬州十日”，传说死者八十万……史可法去向成谜，义子只能建衣冠冢，即“梅花岭”。

还记得曾在史可法纪念馆亲眼看到过的他亲笔写给妻子的遗书：“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

”再看看眼下的疫情，看看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再看看腐烂至极的湖北官场。

“疫情是个照妖镜”，照得一个个身居高位的牛鬼蛇神都现原形，也照得小老百姓的日子真的是难过。

还是读读古诗，正好是在孙传庭战死的潼关写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

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陆续拖走斩首）孙传庭：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得人心者得天下。

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粮食！

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 大明劫是最近10年来，我唯一重复看过3遍的几部电影之一。

有深度有内涵，更可贵的是有良心。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

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大明劫》票房惨败的原因，就是这句话了。

所以，票房惨败，一是不宣传、或负面宣传；二是，不给排档期，不放映。

电影院是谁的？

您就知道了。

推荐大家看看：大明王朝 嘉靖与海瑞

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在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临死前留下最后的四个字是“诸臣误我”.作为一个粗通明史的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五分对，至于另外那五分错的，我只能说，三分在崇祯自己，两分怪天。

毕竟，一个偌大王朝的毁灭及至消失，仅仅一个庞大的外力是不足以成功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道理通俗得很。

反过来说，就像影片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说的——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无奈，难道孙传庭不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再也难以挽救么，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所以才有杀缙绅的那场戏里说的——孙传庭：“自古平天下，人心为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败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一回都不能败！！！

”人心已去，还有什么能说的，缙绅不肯接济官军粮饷，漫山遍野的闯军攻城，而官军却在为五千兵马的粮饷发愁，堂堂大明朝，已经到了连五千人马的伙食都难以供应的地步了，何其悲也！！！

再往前拉回一点，看一下紫禁城中那位天下之主的表现——崇祯：“开封已被围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王承恩：“皇上，照孙传庭所说，此五千兵马新练而成，又缺粮饷，冒然出关迎战，恐有闪失，这可是咱大明朝最后的精锐了啊。

”是的，这确实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后的精锐了，想当年把李自成的闯军打成商洛十八骑时，孙传庭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当年那群随他一起征战的伙伴呢？

卢象升——总督天下兵马却只能靠自家天雄军抵抗满清，缺兵少粮的情况下苦战殉国，一代“卢阎王”终于在抵抗外侮的战斗中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曹变蛟——一军总督，被闯军称为大小曹中的小曹，最后在松山大战中以身殉国，而他的上司却恬不知耻的投靠了满清。

洪承畴——与孙传庭一起打得李自成丢盔弃甲，却在松山畏缩不前，被清军偷袭粮道得手，最终不战自溃，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股肱之臣”。

十年前的明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至少名将云集，三军用命，虽然闯贼作乱，但还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但当孙传庭接到崇祯圣旨从天牢走出时，局势已变，当年的战友早已十不存一，朝廷连五千人官兵的粮饷都无法供给，一年的时间都无法给孙传庭，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迅速出潼关解开封之围。

以五千官兵独抗数十万流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庭绝对称得上是英雄，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英雄。

可悲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曾给孤胆英雄机会，孙传庭能做的只是多让明朝苟延残喘几年罢了。

更可悲的是，他的主子，从来都不曾信任他，让他带兵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了，电影里有一幕，吴又可夜间外出查看士兵伤情，偶遇孙传庭，孙传庭对吴又可控制疫情的表现表示赞扬——吴又可：“多谢督师信任。

”孙传庭：“我信任你，可是又有谁信任我呢？

”其实这么说起来，吴又可对疫病的控制又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样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吴又可一个江湖郎中被拉来治疗大明最后精锐部队的瘟疫，孙传庭以一介戴罪之身从天牢被崇祯拿来保卫江山，结果却如此不同，吴又可最终控制了瘟疫，而孙传庭却无法挽救明朝覆亡的命运，正如吴又可自己说的，王朝的覆亡非一剂猛药可以挽回，这正是瘟疫与动乱的不同之处。

在我看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与电影不相关的：我对电影本身研究不多，所以对一些电影的表现手法确实不甚了解，但对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一些，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有关明末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有想捶墙痛哭的冲动。

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末年有明朝末年这么悲哀，小冰河期，北方数年干旱，赤地千里，瘟疫纵横，生者十不存一，而此时朝内党争激烈，外有满清叩关威胁，明朝实际上实在是在几股外力所摧垮的，而实际上在以前的历史中，只要有其中一种，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

每次我都禁不住想问，为什么这贼老天就一直要不停的摧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

（这里说一句，满清入关时，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异族异国侵略，当时的女真族并不能归类为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祖先用勤劳智慧辛苦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就一次次败给那些茹毛饮血的落后文明呢？

不过所幸，中华民族衰败千年的气运已经到达谷底，我很庆幸自己生活的时代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蒸蒸日上，而不是像几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挣扎在乱世中苟活，即使贵为将军，阁老，皇帝，也对这无法挽回的气数哀叹不已。

最后再补上一些详细资料：1642年，孙传庭赴潼关编练部队，以解开封之围，但禁不住崇祯催促，仓促出兵，于郏县被李自成大败，退回潼关，这时崇祯又再加孙传庭兵部尚书衔，要求其再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适时孙传庭刚逢大败，手中有大量新兵，实不宜出战，孙传庭却道：“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

”再次兵出潼关，柿园之役战死沙场。

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的松山之战，洪承畴步步为营，本已有扭转局面之势，然崇祯催促速战速决，使这场明清战略大决战以明军惨败告终，更远一点，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以新胜之叛军攻潼关，哥舒翰稳守潼关本能保京师完全，唐玄宗却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最终招致大败。

历史这东西，真是惊人的相似与讽刺......

自2002年开始，砸钱堆明星的古装大片长期在内地影院肆虐，在最近一年终于消停。

《大明劫》叫人想起去年的《柳如是》，单从题材选择上，它们就跟清宫戏以及多数古装大片区分开来。

它们严肃、正经，有真实人物，同时针砭历史。

这类投资不大、反馈良好又足够深度的历史制作，它们本应是大流，如今却是屈指可数，足可见当下电影创作的空白，乃至于对历史的漠视和回避。

拍摄一部古装片，遇到外景拍摄、需要大量群众演员，成本低不下来。

在中小成本电影里，《大明劫》算是投入不小（编者注：3000万），不过，它并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大场面，也缺乏动作设计等本来可以有的看点。

整体上，人物绷得太紧，主题显得过于严肃，风雨飘摇，令人放松不下。

面对官、民、兵、匪的多方冲突，倘若缺乏明末历史的背景知识———尤其是对进了电影院就不愿动脑子的观众，这样的影片恐怕不好理解。

过去几年，无论导演王竞还是编剧谢晓东，他们的电影制作（如《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往往和“良心”、“诚意”之类的评价挂钩，有着难得一见的电影人气节，几成特色。

我尊重《大明劫》，它沉稳、平静且有厚度。

电影抛出“救国还是救人”的问题，直面一个知识分子乃至一介凡夫的内心困境，暴露了传统的道义两难，围绕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充满感染力。

祖宗之法不可行，下完猛药也不灵，沉疴痼疾，病体难治，说的是明朝事，又何尝不是当下。

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电影带给我的触动是生与死的一念之间，直至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朝覆灭结局。

落日长河，兴与亡烟消云散，谁能得永存？

我会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然而认真来讲，《大明劫》有太多匠气，离真正的好电影尚有距离。

譬如电影感的欠缺，王竞总是缺乏想象力，难以把电影拍摄得更好看———充满才华、不乏棱角的那种好看。

因为看完仔细回想，我跟朋友都有这样的发现：几乎想不起哪一场调度、哪一个技法或者是哪一场戏能让人印象深刻，疏于节奏，难以挑动情绪。

看下来，就只记得戴立忍的放和冯远征的收，这不能不说是《大明劫》的遗憾了。

【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6/content_1958620.htm】

作为一名伪资深明史爱好者，这种电影出来当然是要支持一下了。

大明的灭亡不想多说，土地兼并、流民泛滥、赋税沉重、军队纪律涣散、崇祯志大才疏、百年一遇的瘟疫、千年一遇的小冰河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万历的抗日援朝、天启的党争，总之就是四个字”气数已尽“。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一对情侣聊天，男的说这电影太难看，看得想睡觉。

女的说我觉得还可以啊，挺细腻的。

在短暂的不屑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了解那一段历史，大多数人评价电影的标准只是好看吸引人而已，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豆瓣高分的电影票房都不太理想。

作为一部历史片，我不得不说预告片坑了我，描写战争的场面也就开头那3分钟，剩下的都是围绕孙传庭杀戮救国和吴又可济世救国的争论。

在吴又可去寻找他的老师的时候，女2号云舒出场了！

不得不说，云舒刚出场的时候还是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古代的女子出嫁后都是从夫姓的，可能由于她丧夫的原因这里还是叫她小名吧。

云舒的名字应该出自于明朝的一副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出生乱世，先丧夫后丧父，独自抚养一个小孩。

那份淡定与从容，完全诠释了这个名字。

这里插个小故事，记得上学那会我同桌看到这个句子来问我是什么意思，前排那同学跑来凑热闹，一看说，这还不简单嘛，就是说一个人怎么哄他骂他都没用，自己家的院子都懒得打扫；自己要去那也不知道，成天傻乎乎的坐在院里看天上的云飘来飘去。。。

这场戏里面女人的戏份比较少，圣母式的善良并不能改变什么。

孙总督的老婆对敌人的同情换来的却是自己差点没命。

云舒也从开始的坚持留下来到最后选择跟冯远征离开潼关。

估计也是意识到在这乱世之中，个人的作用实在渺小。

一个良将不能拯救大明，一个医生也不能。

历史永远会朝着他固定的轨迹前行。。。

这是我读学术历史著作之后，第一次看相对严肃的历史电影。

《大明劫》，浩大的标题却没有多少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只用于渲染开封告急。

明末的兵荒马乱中却只关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切入点独特而新颖。

对话精当，留白悠远绵长。

战争与血腥场面的处理也恰到好处，戳心但不伤眼；吸口气，隐隐有内伤。

首先要称赞的是制度背景的解说十分清楚，三两句话即交代清楚明代财政体系的主要后果。

乱世之所以乱，在于财政、土地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崩坏。

前现代社会的信息收集成本实在太大。

开国纵使一派新鲜气象，但难免地方官员追续乏力无力维持，中央政府渐而无力监督。

于是每个王朝开始时的朝气和紧凑在历经一代代皇帝之后开始逐渐平常与沉闷，继而松散解体，乱了秩序。

明代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凡看过明代财政人口的都知道，明代看上去统计数据甚多，但是靠谱的有限；因为到后期完全无力追索税赋、更新土地所有权，黄册鱼鳞册上的数字怎么出来的，只有州县官才知道。

而面对已经乱了的王朝，该怎么“正本清源”，其实没有人知道。

孙传庭下一剂猛药，也只不过是解燃眉之急而已。

好皇帝，盛世；坏皇帝，乱世。

这样的局面因何如此，如何收拾，今后如何避免，是我在研究中无法直接面对却又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

纵观全剧，从崇祯，孙传庭，吴又可，再到挣扎在乱世中的每个士兵，每个人都不是脸谱，都是活着的。

没有人天生大公无私，大家都想“活得好一些”，这是很自然的追求——但这似乎是通识历史教育中被刻意淡化的追求。

似乎皇上就该圣明，官员就该尽职尽责，地方士绅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就该被杀，有了贤明盛主国家自然大治——这都是什么胡话。

《大明劫》的优点正在于着力避免这样单一刻板的认识。

它告诉我们“好人”想做成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多不容易，看起来靠谱的下属照样欺瞒。

最后又说，即使都是“好人”，因为所处的位置和信息不一样，想法也会如此的不同。

回到一个普通观影者的角度，最被打动的大概还是乱世之下人物的挣扎。

从一直在踱步的崇祯，到不知道该投奔谁的百姓，每个人似乎都在刀尖上煎熬和度日。

面对家家户户因瘟疫蔓延而陈尸遍野寂静一片的村庄，我只觉得从头到脚的凉意升腾上来，怎么都止不住。

有些东西，无论数据多么详尽精确、历史书的描述多么详尽，都不如直视来得直接。

《第十放映室》说这电影拍得好，是国产片少有的佳作，但是票房实在太可怜，甚至都无法收回投资——我猜，是不是故事讲得实在太清楚，题材实在太沉重，所以在当下的“太平盛世”才没人愿意去电影院看这样的电影吧——何必花钱给自己找不舒服呢。

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

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

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

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

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

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

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

《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

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

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

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

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

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

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

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

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

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

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

《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

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

”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

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

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

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

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

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

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

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

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

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

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

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

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

”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正值兵荒马乱的大明王朝在这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便手足无措，赵提领的死无疑讽刺，孙传庭和吴又可像是两路人，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恰是最宝贵的人心。

面对地方官员的推脱捐粮，孙传庭无奈道：＂大明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人心就是粮食！

＂吴又可又在临危受命时慷慨道：＂逃是死，到军营治不好也是死，不如为国殉职。

＂在影片的最后，选择了拒绝并退隐。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这部电影放在今天这种时刻意义也极大，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无良商家哄抬口罩防护设备等价格的行为何异于明朝地主想方设法发战争横财？

李文亮医生的死真真正正讽刺了政府的无所作为。

病毒的宿罪是蝙蝠，难扶的其实是人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