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台湾电影会让我有一种不满足。

就算是大导演如侯孝贤，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小岛气象。

《悲情城市》我是不太满意的，它让人摇头，遗憾。

台湾电影的思考路径是从个人内部开始，像藤蔓一样将历史紧紧缠绕甚至绑在个人命运之上。

在这一点上，台湾电影驾轻就熟，甚至都没有什么更新鲜的挑战了。

这个视点固然很好，也很讨巧，它是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不管是思考上的还是技术上的，但是不是缺了点刺激呢？

我期待的电影是能够摆荡于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间性场域，那个空间。

如果说个人是一个点，历史是一个点，那么要探讨的就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那条线，可以是直线（但很少情况是如此），大多数是弯弯的缠绕的曲线，像一窝乱头发那样。

强调个人在历史之中那种无奈的沉浮，个人命运被历史牵制着走，为了彰明个人在历史之中不容置辩的主体性还有尊严，为了这种确实正当的还原，不管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台湾电影在这么多年的探索中是不是规避了太多历史途中的风景呢？

我是说，这历史的风景确实是晦暗的，但风暴来临之前，个人有没有可能敞开怀抱？

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意识。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么多年的规训下来，它确实成为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视点。

历史意识是不是虚假的，或者说灌输给我们的意识形态，连同宏大叙事和对个人奋斗的怀疑，对历史整体性的那种信仰，这些东西是不是虚假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但历史意识作为我们观物的一种方式，这个是真的，而且其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大陆人探讨历史，就不完全从个人内部出发来谈，就算是《张思德》《沂蒙山六姐妹》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包裹着“正确”的意识形态，它处理的也还是个人进入历史的那个空间，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这样的问题。

这两部电影的心态更平和，不急躁，和主流意识形态跳华尔兹，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也遭遇挑战，也在变动，于是空间自然而然生成了，它驳杂的面貌需要细心的电影人一一去看个究竟。

再比如我最喜欢的一部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从甲午海战前夕（光绪如何在给慈禧过60大寿和锻炼北洋水师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摇摆和矛盾）开始讲起，一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当然把袁世凯之死作为共和得以完成的那个历史讫点，这个是值得再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个人处在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摇摆的空间中的暧昧、复杂和丰富的张力，表现得非常好。

台湾电影在处理历史的时候过于看重个人内部这一端，主体性的彰明是通过抗议历史而完成的。

这抗议如此显明地出现在《悲情城市》里，但更高妙的方法则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青春与成长，这是台湾电影最擅长挖掘的资源，个人在成长里无声地抗议着历史，一如《童年往事》里在眷村家庭长大的男孩（为什么不是女孩？

）。

显然主体性在历史之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摧残和戕害，所以它以一种消解主体性的方式来重构主体性在历史之中的价值。

个人无法在历史之中延展开来，因为积怨太深了。

大陆也有相似的例子，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

抗议哲学像是延续了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那条小路，个人的痛苦遭遇铺张了整个屏幕，那段历史同样显明的复杂性被遮蔽了。

抗议，然后抗议失败，它要引发观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戕害个人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它做到了，让我们同情、流泪、感同身受，并且把抗议的姿态也加诸于我们自身。

我不怀疑这个思考路径的真诚，但我质疑它的维度。

历史加诸于个人命运之上的力量，连同个人和历史之间的那种纷争和缠斗，它们如何在彼此关联的空间里展开，需要我们放平心态，审视自我，细水长流地去拨开那些迷雾般的细节，它需要相当的责任和担当。

田壮壮对历史的涉险过于“激流勇进”，他的探索显得粗糙，并且急于给出答案。

这不是一个思考成熟的导演应该有的姿态。

空间在《蓝风筝》里被压抑了，这是让我遗憾的地方。

但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却让我惊叹，看不出那种熟悉的可以辨认的小岛气象，而且处理的主题一向是大陆电影擅长的。

这部出品于2011年，仅仅用18天就拍摄而成的小制作电影叫《到阜阳六百里》，导演原来是拍广告的，监制是侯孝贤（相关信息来自豆瓣电影）。

它处理的是大陆人春节回家的问题，在外打工谋生的安徽阜阳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他们身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那种困惑、挣扎、游离，摆荡的人际关系、交往生态，还有两代人之间难以化解的代沟（在电影中，两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以一种看似柔弱的张力稳稳地维持着）。

他们脚不踏土地，也没法升入云端，他们游荡在空间之中的这种疏离的间性使得他们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片暗刺丛生的荆棘林。

历史就在此处发生，它变大或缩小，成为缠斗和干扰之地，它的开放生发无限可能。

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那个状态，那个难以描摹和妄下判断的空无之所。

这部电影的尝试应该得到中肯，时代与人、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紧张的交错，容许历史强力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的那种傲慢，也安静地接受历史暂时的抽身而退。

更有勇气的地方在于，它触摸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一群陌生的人，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境况。

这使我们肃然起敬，并重新唤起对有所担当的台湾电影，它们的责任和无辜的爱，它们的期待。

2014.1.7

1.故事发生在上海。

主人公曹俐不顾家人反对，认识了小混混，怀孕后即被抛弃，父亲得知后愤怒绝望，把她赶出家门。

曹俐先是到了深圳做服装生意，却被朋友欺骗，血本无归。

无奈只能到上海投奔狗哥，寄宿在旧好友谢琴家。

狗哥有个哑巴兄弟叫九儿，为了攒齐弟弟的5000块钱学费，他在垃圾场中找到了一辆废弃的中巴车，并和狗哥商量把它修好开长途挣钱。

狗哥让曹俐张罗客源，并按乘客人数提成。

春节临近，眼看着进城务工的人们提着大大小小行李回家，父母早已双亡的曹俐却感到一阵孤独，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整个影片充满着世间苍凉和悲悯，源于贫穷带来让人窒息的痛楚。

农民工远离了田园农庄篷屋陋舍，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就是因为这里充满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金水平。

无论是为了与外出务工的家人相聚，或是见世面长见识，再或是改善下一代的生活，离开了钱，一切梦想化为泡影。

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曹俐从深圳来到上海，是被人骗了钱；与谢琴差点反目，是因为怀疑被偷了钱；九儿放弃在街头散传单，是因为赚不到钱；找到废弃客车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是因为觉得可以挣钱；狗哥在出租车肆无忌惮地打骂九儿，是想让他付钱；找来屠夫假扮警察把车开走，是为了省下修车的钱；无证运营的客车能拉到顾客，是因为能让他们少花钱；一个大姐听说没票立刻反悔，是怕被骗钱；谢琴和上海人闪婚，因为两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捞钱；她当场发飙拒绝签字，是怕亏钱。

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牢牢绑缚动弹不得。

大家因钱而聚，因钱而散，因钱而争，因钱而乱。

即使是最普通的百姓，如果没有寄人篱下、工作碰壁的经历，也难以感受金钱对于底层打工仔的极端重要性。

钱是谋求幸福的最关键筹码，没有了钱，他们仅有的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也将失去。

向往财富，渴望金钱并不可怕，因为这也许就是从一贫如洗通往幸福快乐的起点，可怕的是，这个一厢情愿的起点，却经常变成从不惜福到不知足的自我折磨，从看不穿到绕不出的恶性循环。

2.跨江大桥对面就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高耸入云，车来车往奔流不息，无限繁忙的城市透露出无限活力和生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的主角们对这些景象早已熟视无睹，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匆匆穿行，眼中全然没有对繁华世界的眷恋向往，只有紧张劳碌的疲惫和自我封闭的麻木。

我们不知道他们爱好什么，欣赏什么，追究什么。

除了挣钱，也许他们自己也找不到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

或许初出茅庐时，他们还怀揣着些许梦想，会由着性子和喜好挑挑拣拣，会趁着新鲜劲儿找点乐子聊点愿望。

但不断碰壁、失败、再碰壁、再失败，几番回合磨平了棱角，从此忘了爱好，戒了梦想，只能填空，不懂选择。

因为只有学会迁就和顺从，感受到的痛才会小一点。

迁就和顺从本身并非不幸的，但如果忘了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就极为可怕。

麻木不仁的思维惯性和淡漠如水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迅速落后于飞速进步的时代，即便有一天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精神世界的空虚只会徒增迷茫和孤独。

说到底，挣钱无非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

自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内心的豁达、开阔的眼界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像根植内心的种子，看似微小却充满生机，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条件，便会发芽、抽枝、开花、结出自由幸福的种子。

这三个特质中，“对生活的热爱”是前两者的基础。

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似简实难。

为了能活下来，他们默默承受着压力、风险、劳碌、疲乏，甚至用健康来交换，实在谈不上怎样生活、去爱生活。

可这样是不是就注定无解？

秦海璐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钢的琴》诠释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始终怀揣着给女儿制作一架钢琴的梦想，他自己琢磨钢琴结构，收集必备材料，亲自设计制作，最终梦想成真。

同样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淑娴，却能时常把三两好友请到家中共享美味烤肉，一桌人的温情友情和豁达安逸融化在噼吧作响的烤肉声和清脆明快的碰杯声中，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滋味。

管他生活是生的、熟的、苦的、甜的，时常有意无意找点“小确幸”，给平淡生活撒上一把香料，不仅是生存所必需，也是生活之诀窍。

我并不倡导置现实于不顾，一味追求诗和远方。

那种架空情调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但无论是谁都有追求快乐、享受快乐并被快乐所激励的权利。

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只有向内觉察到自己所爱所思所盼，并为之追求时，生活热情和事业激情才能被激发释放，人们最心底的力量才会被唤醒。

参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除了司空见惯的枪炮、劳具、课本等文物，我意外看到陈庚夫人傅涯留下的一个化妆盒。

开始我很难理解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战争年代，有没有必要如此重视外在美，但有了一定阅历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也许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让遥不可及的革命理想变得切近真实，从而点燃了那一代青年不懈奋斗的热情。

3.更为可怕的是，贫穷会使人的眼界随之变得狭窄闭塞。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片段。

九儿把弟弟的录取通知书拿给狗哥看，狗哥扫了一眼，用非常自信的口气说道：“这六儿真不错啊，还真给考上了。

不过这最重要的是代表他有那个水平，至于上不上大学，无所谓。

”影院里传来一阵笑声，源于忽悠中透露着无奈的幽默感。

5000元学费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可对请客吃饭还要盘算着尽量素多荤少、为了打车钱而大打出手的这哥俩，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这笔钱到底是拿来读书作教育投资，还是“踏踏实实”地用它来打理生活，这不仅仅是对眼前和长远的取舍，更是对眼界和思路的考量。

一方面，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没有机会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极端贫困又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哪怕能轻微改善现实处境的投资。

他们死死地落入“贫困、苟且、再贫困”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当今社会教育投资变现能力有限而干扰了当事人的判断，那么另一件真实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无助和悲凉。

国外一家餐馆，雇佣的女服务员时薪只有6-7美元，可她们却没有选择租房，而住在成本更加昂贵的胶囊旅馆里。

别人问其原因，她们却解释道：“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

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物质基础极为匮乏，致使他们解决当下问题后，没有任何投资未来的资本。

当他们习惯于用未来的发展换取眼前的生存，便会渐渐忽略对贫困根源的思考。

谢琴谈了个上海男朋友，试图成为新上海人过上好日子，可终究被算计，甚至屋内的手机也被偷走。

谢琴努力挣钱，为了孩子能有个好未来，但因为与孩子交心沟通得太少，孩子误入歧途成了小三，毁了自己，也毁了母亲继续奋斗的勇气。

九儿努力挣钱，想出了开长途汽车的赚钱的招，却离阜阳20公里的地方被查罚，还因反抗而被拘留，不知他的亲人在接受恩惠后是否会因此蒙羞。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只管低头看路，从不仰望天空，失去的是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收获的是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悔恨。

4.影片的最后，曹俐没有跟着老乡坐车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2平米的小屋，当她打开天窗，让冬日的暖阳照进来，让街头的喧嚣传进来时，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恬适。

无家可归不如不归，与其在节日的嘈杂中颠沛流离继续迷失自我，不如坐下来沉淀心绪用心感受思考，这样也许会找到让心灵栖息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这部片子讲的是回家，表面上是，其实不是。

内核上其实讲的是父辈与子女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来的相生相杀。

为什么？

听我慢慢道来。

在说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电影的故事叙事。

叙事其实比较简单，线性叙事，没有太多的花哨套路。

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一辆废弃的大巴拉老乡回家来展开。

主要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赚钱。

几个人物都是缺钱的主，曹莉生意失败缺钱，狗哥KTV底层，九儿弟弟上大学也要钱，矛盾设置比较充分，怎么解决矛盾？

九儿发现了废弃大巴，接下来修车、卖票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整个影片中，开大巴回家的故事本身，仅仅是个工具，像是一辆车，那么承载的是什么呢？

是千百年来父辈与子女间的隔阂，互相不理解的难题。

这个可以从两个主角的设置来一窥究竟。

曹莉，子女辈的代表，当年父亲以断绝关系来反对她和混子的感情，而曹莉一意孤行，结果被混子骗，生了孩子，还被抛弃，父亲到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谢琴，父母辈的代表，含辛茹苦自己一个人打拼吃尽苦头，做钟点工，二婚，为争拆迁款被打，只是为了给女儿多弄些钱，口头上说着不想让女儿知道为她吃的这些苦，可心里怎么会不想呢？

在看到女儿居然被别人包养，根本不需要她了，她存在的意义和心理的防线彻底崩塌。

她所吃的所有那些苦，也化为鸿毛，随风而逝。

两个人物，两个群体，彼此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诉求。

父辈们总是拿自己几十年积累的人生经验，教导、管制、限制子女们要走的路。

而青春期叛逆的子女们总是会不走寻常路，把父辈们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勇敢地撕破父辈们经验所密织的罗网与牢笼。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好，儿孙自有儿孙福。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烟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与驱力，像是不同的烟花，有的是钻天猴，有的是二踢脚，而有的则是彩珠蛋，大地开花，滴滴金。

生命开始燃烧的那一刻，就有了自己的驱力，而父辈们总想改变他们的路线，驱力小的还好，驱力大的，那基本上属于螳臂当车，被子女气的丢了半条命也是常有。

而该升空的就会升空，该爆炸的也会爆炸，在夜空中绽放自己生命的绚烂与惊响，噼里啪啦燃烧过后，化为星星点点的灰烬，尘归尘，土归土。

而永恒不变的，只是那深邃暗蓝的夜空。

四年前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离家有839公里，火车需要坐13个小时；现在我在北京离家1534公里，坐火车需要坐20个小时。

我们常常会用时间来衡量距离，甚至发明了光年这个距离量词。

似乎对我们而言，回家的路有多么远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到占用了你多少时间才能更准确的表达。

毕竟，走过的路还能走回来，而丢掉的岁月却找不到真正的小偷。

到阜阳六百里，其实应该有另一个名字，阜阳人在上海。

电影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在讲述这样一群远离家乡的人们在上海的生活状态，准确的说是生存状态。

他们做小时工、当服务生、发传单、开黑车。

他们要忍受这个国际大都市光鲜外衣下的阴晦，用自己孤弱的肩膀承载着一座城市带来的沉重。

久而久之，也许自己都麻木了，如同谢琴在片中那般天蒙蒙亮就得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越过黄浦江，将自己甩进几千万陌生人之中，堙没在时代滚滚的轰鸣声里。

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挟裹着离开家，正如纪录片《归途列车》中那个纺织女工坐在回家的轮渡上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没得办法。

每一个人离开家乡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琴），有的是为了让别人有更好的生活（小九），有的则是为了逃避不好的生活（曹莉）。

背井离乡无外乎好与不好而已，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地图上画直线，那条线是你离家的距离，也是你心里最隐蔽的地方。

当我们在外面遭遇到背叛、欺骗、污蔑和最常见的失败之后，心里头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说，回家，回家。

导演邓勇星是台湾人，监制是侯孝贤，当用台湾特有的人文角度来扫描这样一个外来群体在上海的点点滴滴，好比在一杯苦咖啡里添上一小包糖，让整部电影不时透着一股阳光的暖意。

而这束暖意如同片尾秦海璐在送走所有人之后，一个人回到阁楼，打开天窗后，那道照射进心里的光。

据说导演是看到了春运图片后萌发拍此片的想法，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冲着春运去的电影，有人说它秉承了台湾电影的小气，完全没有戴立忍拍《不能没有你》时那种对社会刻骨的描画。

可是这种浓浓的乡愁只会在我们每喝一杯酒每抽一根烟每吵一次架每掉一次泪的时候默默散发开来，它寄托在我们的足迹和字里行间，寄托在一条条报平安的短信和一通通长短不一主题是“我很好不用担心”的电话中。

当狗哥劝曹莉回家的时候，总是在说当年深圳太远，现在上海离阜阳不过六百里，转眼就到了。

可是回家的路哪里是这样的计算，这段路程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跑表了。

离家时间越长，路途就越发遥远，家渐渐成了一个符号，而距离却再也无法计量。

那辆非法改装的中巴就像一个关于归途的载体，带着所有人不同的念想开往回家的路。

而曹莉始终没有上车，她拿着老乡塞给她的麻绳一步步朝自己的方向走着。

片尾曲响起：当我踏上归途，熟悉的路会让我却步。

而镜头中那辆巴士踉踉跄跄驶出上海市区的场景是作为曾在上海呆了四年的外乡人看来那是上海滩最柔美的画面。

看完电影后和朋友去新疆驻京办吃饭，看到排的长长的等号队伍，心中不由一暖。

想起我经常横跨一个北京城去吃的赣菜馆。

乡愁是味觉是一切和你心里那个符号有关的事物。

每一次靠近它，都是为了让自己离家的距离再近一些，都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的脚步不再那么匆忙。

PS：想起前段时间铺天盖地的“蝗虫贴”，我只想说，当你们受了委屈遇到挫折，你可以回到家大哭一场，而我们在电话里还是只能说，我很好，不用担心。

所以，都彼此宽容一点吧。

秦海璐眯缝着眼睛昏沉沉的斜倚在大巴座位上，车窗外缓缓流过上海街景，她没有多看一眼，她似乎有些疲累。

“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关于乡愁与归家、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主题在今天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中国的大背景下愈发显得恰如其分。

它所书写的，正是小人物，或曰底层、边缘人物遇到的精神困境；它所折射的，正是急遽变幻的时代与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厮磨与妥协。

每到春节临近，新闻里占头条的基本上都是“春运”。

当我们看到屏幕上摩肩继踵的人潮时，心底里总会升腾起一种别样的滋味。

既有对他们奔波一年返乡回家的艰辛的感同身受，又有对铁路运力的担忧和归家路途中的安全的隐忧。

看到“春运”，就看到了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

《到阜阳六百里》讲述的是一群在上海打拼的底层人物琐碎的生活经历。

片名有些误导，因为初看到片名时，以为它是一部纯粹的公路片，但打开以后才发现，它所承载的内涵已超越了公路片的范畴。

女主人公曹俐在深圳经营一家成衣工厂，生意冷淡，她辞职来到上海，经狗哥介绍在KTV里做打扫卫生的工作。

她与中年妇女谢琴一同租住在一个狭窄破败的二层阁楼上。

谢琴的女儿在美容院工作。

狗哥还有一个小兄弟，是个哑巴，名叫九子，经常上街发传单。

为了拓展财路，狗哥弄来了一辆报废的大巴车，请人修好后，由九子驾驶，承揽起从上海到阜阳的客运业务。

曹俐靠着为狗哥介绍乘客从中赚取微薄的提成。

演员的阵容并不强大。

唯一的较有知名度的演员秦海璐屡屡演绎这种带有一些“风尘”和“市井气”的女子形象，倒也浑然天成。

影片到最后，九子驾驶着无执照的大巴车摇摇晃晃的开上了环路，此时音乐响起，这辆大巴渐渐淹没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

到这里，真正的归家之途才刚刚启程。

曹俐刚到上海时的窘迫，在KTV里打扫卫生时差点被一个年轻的服务生占便宜；与曹俐同住一屋的中年女人谢琴每日艰难的蹬着自行车去看望在美容院工作的女儿，为她带去热腾腾的馄饨和新买的毛衣，到最后却惊讶的发现女儿已经被别人包养，心灰意冷之余，决意踏上归家之路；狗哥头脑机灵，他不仅自己生意做的红火，还时不时的为曹俐的工作考虑，满足于烧烤摊的世俗生活，倒也过的惬意；九子是一个哑巴，他虽然只会啊啊的叫个不停，但当他开上了大巴时，他自己倒也十分心满意足。

正是凭借几个小人物的生活化的演绎，支撑起整个故事的脉络。

从一开始，这部影片就显示出它有别于一般的文艺片的特质：半纪实的手法，昏黑的影调，充满底层气息的生活质感。

影片中有几处细节演员拿捏的是恰到好处的：曹俐放在衣柜上充电的手机和压在床铺下面的两千元钱不见了，谢琴在一边呼呼大睡，听到曹俐问她，谢琴翻身起来，先坐在床上愣了一下，然后到抽屉里拿出一包纸，对曹俐说：“这钱你先拿着，以后这事再也不要提。

我们处的挺好，以免伤了和气。

”曹俐怔怔的盯着谢琴看了有好几秒钟，黑暗的光线中，她慢慢的坐了下来，一语不发。

第二处场景是谢琴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去某处高档小区做工，她兴冲冲的找到那户人家，没想到开门的是自己的女儿，女儿穿着浴袍，头发上还挂着水珠，谢琴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没等女儿说话，她抱着东西跑下了楼。

在上坡的过程中，她拼命的蹬着自行车，眼睛里夹杂着愤怒和悲伤的泪。

上海与阜阳的六百里毕竟不是太远，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衡量。

在热气腾腾的烧烤摊上，狗哥含着泪对曹俐说起曹俐父亲对曹俐的想念与挂牵，曹俐父亲说：“家乡的路也改道了，怕曹俐找不到回家的路。

”于是老人家就蹲在巷子口，一蹲就是一天，直到晚上才回家。

说到这里，曹俐的泪珠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与父亲多年的恩怨似乎在一瞬间得到化解，然而父亲已经逝去，再多的话语，再多的歉疚已是枉然。

如果说，欧洲导演已将“乡愁”化作他们生命信仰的一种弥足珍贵的个人记忆的话，那么中国导演还是借“乡愁”这个外壳去表达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病痛的反思。

在表现的方式、角度和探讨的层面都无法与欧洲大师的电影作品相提并论，但我依然要为这样的作品点赞，为了它对生活的诚恳和始终如一。

就这个故事，11年能拍，23年能拍吗？

过时吗？

不过时，大部分人生活还是那样的差的。

但有意思的是，影视里的生活可越来越好了。

底层人在影视中是缺位的。

更有意思的是，底层人同样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读到这里的你，认为自己是底层人吗？

消费着和上层同样的文化产品，享受着同样的祖国强大的荣誉感，所以我怎么会是底层呢？

最多算普通吧，可还有人吃不起饭呢。

所以底层总在别处，没人是底层。

“那拍个屁的底层生活啊，不存在的东西，总不能生编吧。

”“谁掏钱买票我就拍谁的故事。

”

平淡的镜头，平淡的表演，平淡的情节，平淡的人物。

一切的平淡放在一起，炸开一部完全不平淡乃至惊艳的片子。

这才是真正的小人物啊。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小人物，越边缘越渺小越好。

这些“小人物”全都有着夸张的代表性，作为原本猎奇的谈资一下子冲入人们眼中，真正的“人文关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最初以为阜阳是导演的家乡，但后来看到导演是台湾人。

可能只有真正地爱着人们，愿意理解这个世界的每一处尘埃的人才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

什么是“小人物”真正的问题所在？

首先是生存。

生存在夹缝里，生存在废墟中，生存在高楼林立的魔都上海。

他们安静地生存，安静地承受，安静地妥协，安静地活下来，过完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位导演看到了他们，他把他们的故事拍成影片。

就如这里有一片荒原，而这部片子让我们看到电影的工具性已经涉猎到了这片荒原，导演和“小人物”们一起让荒原开出了花。

所以全片才如此安静，所以才悲伤得可怕。

拍“小人物”是为了提出问题的，不是为了呻吟生活不易，不是为了感慨你自己为他们附加的忍耐煎熬和苦楚的心路历程。

谈什么叛逆和反抗，谈什么爱与自由诗和远方，真的俯下身，才能看到群像上积满的一层灰垢。

真正的关怀是什么样的，《到阜阳六百里》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作者：大坨子 个人公众号：太阳黑子的野马尘埃，除了硬核哲学，还有诗和爱情。

真正的好电影需要接地气。

我说的并不是一定要反映底层生活或者聚焦平凡，而是创作者尤其是编剧导演能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生活的枝丫和细节中，只有沉下去，才能捕捉到生活表象下面的暗涌，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真实的立体的具有说服力的角色和情节。

影片情节并不复杂，没有多线叙事没有峰回路转没有跌宕起伏，有的只是打工人的打工和生活，平淡平凡却又暗潮涌动，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回不回的矛盾，生活的失意，职场的失意，父女的心结，母女的代沟，职业歧视，打工人的狡黠等等，通过女主角的视角，通过女主人公自身以及经历的形形色色的阜阳老乡，像一副现实主义油画，慢慢摊开。

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你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当时社会环境下打工人的心理状态，你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

第五代导演或者之后成名的导演，大多很难再拍出这样的作品。

还好，还有贾樟柯，还有李睿珺……

托电影节的福，看了这部《到阜阳六百里》，我想这一定是自己近年在影院看到最好的电影。

如果要打分，我打满分。

我知道题材怎样与影片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见到有人如此真诚地描述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也很难不被打动。

故事发生在上海，一个依靠出卖信仰得生存的魔都。

狗哥在此地锤炼多年，修得一身的痞气常能助他蒙混过关；谢琴的女儿试着卖力气讨生活，但最终也找到捷径；最可悲的是谢琴老阿姨，让女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是她仅存的信仰，为此她可以忍受各种艰辛和屈辱，而现实无比残酷，当她发现自己以命相维持的东西已经消失的时候，信仰瞬间崩塌。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这部电影是积极的，因为至少证明有人还在关注这部分群体。

必须承认在对待外地打工者的问题上，上海人正表现出一种无知，以为假如他们不来，那双方的生活环境都会好很多。

更可悲的是这种毫无理智的声音控制着发言权，隔离了基本的尊重，更不谈尝试性的关注或思考。

而这一切竟被一个台湾人看在眼里。

台湾导演向大家介绍，整个电影源自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

他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镜头里。

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公交车，满载着等待重整旗鼓或就此偃旗息鼓的斗士，在城市繁忙的车流里，往六百里外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艰难前行。

至于片尾的字幕，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反正不用去看，每个人都能为它写上自己心里的结尾，这并不难。

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移动电视在放一个叫做《上海协奏曲》的MV，郎朗在琴键上忘情地挥洒，画面中不时能看到机场，磁悬浮，外滩陆家嘴，F1，还有光鲜的白领和欢乐的小学生，而我脑海中所浮现的却从未出现，恍然两座城市。

或者说，这些已经是协奏曲的全部音符，而那些，则如同台下的交头接耳、咳嗽声以及手机铃响一般，属于杂音。

是抱着一丝期待搜索这部片子的。

期待那个陈旧的/过去的/但又熟悉的地方，期待能听到乡音。

但没看到也没听到。

一句都没。

听到了一些南方的口音，芜湖的。

但没有一句纯粹的阜阳腔调，很可惜。

现在你可以在任何城市的任何角落，感受到阜阳的存在，甚至比在阜阳还真实，因为真实的阜阳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了的普通话。

有个玩笑说：安徽孩子的成人礼是一张去上海的打工的车票。

这玩笑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后，剩下的只有心酸。

这是个很特殊的小城市，皖籍中的北，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太想承认，亦或我从没听到过有人正常陈述：我来自阜阳。

对这里每个走出去的名人我们感到诧异，但走出去的人没有身份认同，只想摆脱这个让他自卑的标签。

同乡狗哥是千禧一代小时候经常见到的那个在村口爹味十足的“厉害大叔”。

大叔说话声音很大，人脉仿佛很广，牛逼吹的很大。

人也又坏又会演戏，时不时在饭桌上抽吧抽吧嘴角煽情两句。

现在阜阳之所以没像东北如此凋敝，或许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过辉煌的资本。

他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交通重要枢纽。

所以送出去一批又一批的同乡人，我们遍布天涯，有一天在街头，靠乡音互相辨认。

或许以后再见到有关阜阳的影片，是拍城乡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