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丝带

如果真按照《白丝带》的副标题”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来打头，估计有人不免要大呼上当受骗。

不过格林童话都可以有血腥版，电影也是正话反说、以小见大，它讲的是罪恶与痛苦，哈内克作品的常见主题。

罪恶，从人性恶的推论到孩童的邪恶一面以及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缘起，万物皆恶。

痛苦，哈内克抛弃了奇情的卖弄展示，谢绝了宏大叙事，由身处绝对父权威严下的阴郁，去解释一种国家性痛苦的由来。

《白丝带》有复古的黑白色调，它的黑白与写实或出位完全无关，只为制造一种距离。

影片没有配乐，气氛严肃、形式严谨，能看出创作者一丝不苟到有些不近人情。

普通人从中很难获得消遣的愉悦快感，反而会有冰冷沉闷的直观感受，间杂一些暴力和压抑所引发的惊诧。

然而，哈内克也有示好的地方。

《白丝带》有个说故事的人，片中的老师充当了旁白讲解，他苍老的声音透露了这是多年后的忆起，他的言语暗示和个人推断也有助于剧情理解。

老师的存在贡献了一段单纯美好的恋爱，然而他并非电影的中心主角，他的画外音或许有穿针引线的功能，然而在实际内容中，这电影不存在真正主人公，换以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间所建立起来的具体关系。

电影里的村庄消息闭塞，与外面沟通不多，村民出外办事就得借助马车自行车，偶有闯入者也是警察、意大利女仆等符号功能的人物。

《白丝带》的场景始终没有离开过村庄，它充当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微小样本。

可以试着罗列下逃避或远离的几个人：医生是摔下马住院去了，后面包括和他有干系在内的几个人更是不知所踪；由于儿子受到伤害伯爵一家离开段时间又回来了，伯爵夫人发现再也无法忍受这地方；老农儿子是个被驱逐的人，老师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能打破这个村子的平静似乎只有一战的爆发。

显然，自有一套体系来维持整个村子的日常生活运转，伯爵是土地和物质的占有者，牧师能施行宗教和精神的束缚。

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下来，成年人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可底下的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过很难说清楚那一连串怪事的幕后真相，抑或导致这些孩子叛逆和报复的诱因是什么。

讲述者到了最后也匆忙收尾，所有一切因为一战的到来不了了之。

这些事情好像真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个结论。

只是去掉一战前夕背景的话，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

毕竟再过二十年，长大后的孩子们会找到宣泄情绪的另一出口。

《白丝带》的欲言又止留给观众很大空间，它好像只讲了一些不甚相关的个案，组在一起又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孩子遭受到父权压迫和可怕惩罚，他们用行动做出了反抗，发泄内心不满。

像十字剪刀等几场戏里，父辈还在较量中败下阵来，正如医生好像明白自己何以会倒霉、牧师威胁老师不能走漏口风。

跟《隐藏摄像机》一样，哈内克又在最后一幕玩了小把戏。

很多人的注意力会被占去画面主体的坐席人群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居于上方的孩子们。

未来几十年，德国社会将会由他们的力量来主导。

【理财一周-东方早报-上海杂志】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

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

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

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

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

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

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

”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

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

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

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

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

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

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

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

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

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

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

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

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

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

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

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

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

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

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

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

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

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

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

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

”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

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

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

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

”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

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

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

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

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

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

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

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

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

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

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

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

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有鉴于我很怕大闷片，而Haneke同学是出了名的闷片王，所以电影海报上只要出现伊的大名，其恫吓作用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某些业已作古的“大师”。

没想到这片在gaumont撑了一个多月没有下片，害我误以为Haneke同学转性了，于是买票入场。

硬撑着看完之后，我先要感叹一句：这片也只有在欧洲才可能上映这么久还有观众入场去看——而且还不少！

（中途计离场两人）果然在欧洲看电影，是需要不断接受闷片考验的。

其实影片的前一半还没有让我产生不耐的感觉。

除了很好的黑白质感之外，故事由一起有预谋的“意外”开始，这样的设定多少激发了我的兴趣。

其实就全片来说，也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悬疑片”（是说闷X100的希区柯克）。

片名叫做白色的缎带，根据牧师的解释，这意味着“纯洁”。

就在父亲给Karla和Martin重新绑上缎带时，其实幕后的凶手就已经很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只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医生，为什么是Sigi？

是什么引发了“纯洁”的孩子本不该有暴力，是什么玷污了白色的缎带？

是父辈。

可是父辈的污点从哪里来的？

说到底，有可能只是人性罢了。

而Karla和Martin——准确的说是Karla——则统率着孩子集团：影片一开始旁白就说得很清楚“那一天，围绕在Karla周围的孩子们向村子的出口走去”，在一个集体亮相的背影中只有Karla穿着如大人一样的全黑长裙。

这不是暗示，是明示，表明这个长期封闭的固有的价值体系的崩坏，这个社会将要面临的暴力。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父辈习惯用暴力来体现爱——牧师爱孩子的方式是责打他们；医生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前妻，但是却在她生前对之施以精神虐待；就连男爵夫人对Sigi也是威逼与恐吓。

女人在这种环境中成了斯德哥尔摩患者，而孩子在与父辈的对抗中继承并且发扬了这种暴力，在下一代形成了某种新的价值标准（首先就是其首领是个女人）。

当尘埃落定再回过头来看第一起事故，Anna显然是造成医生受伤的原因——成天跟Karla他们混在一起的她不可能没有看到绳绊，而且这也是在整个故事中唯一一起针对大人的犯案，或者说后面发生的事其实都是这次事故的余波。

Anna告诉了，至少是暗示了，她父亲对她所做的事，而她寄寓于父亲与其情妇之下，不能做出反抗，于是Karla和Martin干下了第一桩“让村子不安的大事”。

孩子们用石头呼唤Anna露面，也许在影片开头时还看不出来，但影片结束后回头想来那似乎有一种“约定达成”的意味。

Anna和Karla一样穿着大人款式的全黑长裙，她们是影片中唯二两个如此穿着的少女，Anna是被其亲生父亲剥夺了童真。

而Karla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个表面看上去温良恭谨的孩子后来将一步步现出其与年龄不符的世故冷静算计与残忍。

与Sigi的受虐有直接联系的事件似乎是农妇的死亡。

与其他的父亲一样，农民老子直接将矛头指向儿子，表面上这是父子间一次公开的对抗，但这不过是Karla和Martin与父亲的对抗的符号化表达而已——Sigi是被藤条打伤的，而在此之前Karla与Martin刚刚挨过藤条的打，当然，还戴着他们的白缎带。

两个孩子将痛苦转嫁到了可以象征父亲的对象身上——男爵像是某个村子的大家长，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

与之产生对比的则是农民的儿子去破坏男爵夫人的卷心菜地——成年男子即使对权威不满却只敢通过伤害女人的菜地来发泄，虽然尽管他看上去敢于向父亲宣战，鲁莽粗暴，但实际上仍然是在这个封闭的价值圈子里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父亲死了之后他回去参加葬礼，正赶上棺材出来，他先是站在棺材的旁边与众人对峙的位置上，但几个握手之后（只有两个人躲开了，却没有推走他），他便回到了人群当中，且占据了最前首中间的位置，搂过小弟弟的肩膀，俨然是新一代的家长诞生了（嗯，这一段也可能是我误会了，要看过德国史大概会清楚一点吧）。

而与仓库起火事件相联系的则是Martin的手淫。

众所周知纵火是性发泄的一种表达方式。

牧师因为自己的儿子手淫就把他的手绑起来（这一段对话说得极其隐晦，德语听不懂，光看法语字幕我一开始真的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直到有个镜头很故意地带到Martin背后墙上的十字架我才知道是在讨论这个），而仓库的大火则意味着父辈表面上的成功与实质上的失败，同时也很清楚的表示了这不止是Karla和Martin两个孩子的叛逆，而是与村上几乎所有孩子都有牵扯——包括Sigi在内，在医生发生意外之后他在母亲面前晃来晃去心绪不宁就是因为知情却又不敢说，可惜他的母亲更关心舒伯特胜过他，此事就不了了之。

而Sigi之后挨打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后来的小女孩只敢说她做梦，打死也不肯说出真相。

于是为什么是由Martin第一个发现起火，又为什么在起火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要弟弟解开自己，其象征意味就非常明白了。

可以说虽然推翻了父辈，但一个新的控制者与受控者的模式也形成了。

后来一而再地拍孩子们集体在教堂唱圣诗，尤其Karla和Martin身上那刺眼的白缎带，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对于孩子的反抗，大人其实多多少少是知道的。

如同农民直接怀疑到自己儿子身上一样，牧师最初如此严厉地惩罚Karla和Martin撒谎，并不单指他们晚归家的事。

后来在学堂里他更是揪着Karla的耳朵把她单独地拎到最后一排背对着所有人——这样一来在念祷词的时候仿佛她背叛了上帝一般。

父辈一开始还企图用上帝用暴力来恫吓孩子，但先是农民死了，接着Karla用剪刀插死了牧师的鸟并且张狂地在桌上摆出十字架的形状，这场战役胜负已定。

小鸟死后，曾经严厉地训诫小儿子“等它长大了就要放走它。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它的父亲与母亲，要承担起这个重责”（有趣的是紧接着下一句是“准备好笼子来接待你的新病人吧”，说明于牧师而言父亲与母亲的责任就是用笼子装起小孩，直到它们“痊愈”了——也即能永远系着白缎带了——才能让他们自由）的父亲，却要接受小儿子的怜悯，这是上一代已然由下一代所推翻的证明。

在教堂里。

如果说当Martin在独木桥上行走只是在考验上帝的存在性的话，当牧师喂Karla喝下圣水时，上帝确实已死。

这种与父辈暗中的对抗渐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直到哨子事件，终于由男爵夫人说破了关键。

她要离开的并非男爵，而是这种封闭的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一代传给一代的冷暴力最终发酵而成的暴发。

从意大利回来的Sigi有一个意大利女仆，会说意大利语，已经不再属于这个环境了——不是哨子，而是这种“逃离”将他推下水的。

而当孩子的哨声嚣张地在房间内响起，父亲拎着藤条冲上去时，那响起的不止是哨声，而是挑战的号角，是新秩序要冲破与推翻旧秩序的宣言。

即使明知自己女儿可以干下何种恐怖的行为，却依然坚称孩子们洁白无辜的牧师，害怕的是承认自己失败，承认上帝的死亡。

紧紧伴随着孩子们的胜利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民族的暴力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尝试。

医生——也即是第一个受害者，这一切后续的主要原因——与其情妇及私生子消失了。

这似乎是影片最后留下的一个谜团，父亲离家诊所停业而Anna却还在学校且什么都没有说，而母亲似乎也不会抛下残疾的儿子自行出走。

她为什么不敢向老师说出原凶是谁？

为什么出门前要如此仔细地锁好门窗？

为什么说去警察局报案最后却没有回来？

真的要我来猜的话，医生、其情妇还有那个残疾的孩子大约都死了罢——因为在医生刚刚出事之后，Anna就和弟弟进行了一番关于死亡的对话，而影片最后旁白在述说关于他们消失的留言时镜头只是定格在教堂上，一格一格地推远。

至于那个残疾的孩子是否喻示着日后纳粹口中的“劣等民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所谓象征“纯洁”的白色缎带已然染满了罪恶，那些清澈的眼睛与优雅的举止只是欺骗而已。

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故事的老师结果倒是顺利结了婚并且离开了那里。

老师在本片中是另外一种父亲形象——他去向Eva提亲时，Eva的父亲有一句话就是“你都可以做她父亲了”，正是指出了他与Eva实际上是两辈人的关系——因为是没有结婚的大龄青年，可以说他介于孩子与成人之间，成为一种特别的纽带。

他之所以能全程以旁观者的身份袖手而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那个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可以说是全片唯一一个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成年男子，在他带Eva出去野餐时，Eva害怕的反应足以说明她生长的环境是如何充满了暴力——即使她这样天真的女孩在将来的丈夫身边仍然不能放松，难怪老师只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温柔迁就就如此感动她，Eva也主动吻了老师，这是全片中唯一一女方主动向男方表示爱意，且举止轻柔的动作（医生跟伊情妇做的时候感觉完全只有单方面享受快感而已）。

老师的这种特性，使得他与孩子们之间没有冲突与对立（老师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自己学生的伤害）。

就Haneke同学来说，这片子闷的程度尚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

而且能将黑白片拍出这种质感也确实难得。

我一直很pf这位同学对光影的运用——特别是在Rundi撞破自己父亲强〇自己的姐姐时，Anna身上的光打得太漂亮了（他一直把Anna拍得很漂亮，有一幕是Anna与弟弟吃饭，就一直从她的侧影拍到特写，每个角度都拍得好像油画一样，不知道导演是对这个演员有爱，还是对这个角色有特别的怜惜）。

还有敢在现代电影中如此长时间的定住镜头不动——而且还是好几次——考验观众的耐性，也确实是很难得的。

Martin他们挨打那一段，先是房门关上，然后Martin出来取藤条，房门再度关上，镜头就这么瞪着房门，观众也屏息凝神，过了好几秒才从房间内传出发闷的叫感。

确实我也明白如此费事来拍挨打这个动作是为了用以表征封闭的表面上看来平静坚实内中却传出被父辈凌虐的孩子们的痛呼的环境，也知道之后但凡再出现这种不动的镜头就表示说Haneke同学是在做“符号化”动作，不过总归是挑战我的观影习惯了。

我以后看到这位同学的名字，还是尽量绕道走好了。

猜测一直伴随着我，因为疑问而非好奇。

是谁设下绊倒医生的绳索？

是谁半夜点燃谷仓的大火？

在清淡的叙述之中，德国电影《白丝带》显示出一些蛛丝马迹。

缺乏耐心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肯定会急忙翻到最后一页。

然而看到凶手落网的愿望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有点落空的意思，似乎已经指明是谁，然而终究不予确定。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寻找凶手，而是寻找造就凶手的原因。

这个原因渐渐如同石头击中水潭形成的波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继而形成更为广大的联想、思索与拷问。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成年人。

对立或许没这么清晰，只是几个家庭及其大大小小的家庭成员们，在一个浑然一体的半封闭的德国村庄里，相互交往，相互勾连。

开始只是分别出现一些人和事，似乎有点凌乱，东一下西一下的，渐渐就在你的脑袋中形成一个大致的模样：这个家庭是怎样的，那个孩子是怎样的，人物和人物是什么关系。

渐渐你就明白，编剧和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思路是清晰的，他只是让你一点一点地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

每一个镜头都有意味，或者其中的一个镜头只是一个陪衬或者烟雾弹，然而它在未来终将说明一个致命的问题。

有点像古典戏剧，每一件道具都不是平白无故设置的，墙上的刀剑如果仅仅说明主人的身份，而不在未来一幕发挥作用，那么它干吗还要出现？

你边看电影，边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或者因为眼前的这个画面而回忆起之前的某一个画面。

有的时候，你的记忆出了一点小故障，有点记不清了，那个人物究竟是怎么说的？

你想按暂停键，如果这是在家里，你会这么做的，但是这是在电影院里，你无法控制放映员，只好带着疑问和回忆的余音继续追随电影的进程。

电影的时间性，你终于感受到了。

它的消逝是无可挽回的，仿佛历史。

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你再买一张票，再次进来，重新经历一切。

那时的你，仿佛一个已经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再次经历这次大战，你会清晰地看见其中的隐秘细节，而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忽略了，或者做了另外一番反应。

那个反应是及时的，是生理与心理的第一反应，然而并非真正的理解。

怎么理解德国人的性格，或者怎么理解德国人的纪律性？

这些孩子长大后真的会出现在波兰战场上么？

出现在盖世太保的行列之中么？

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丝网边么？

这些英俊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长大后究竟如何应对旁人？

如何应对童年时代的犹太伙伴？

一切源于童年。

一切之诗源于童年之痛。

《白丝带》讲的是1914年左右的事，这些孩子的年龄大约在10岁到14岁之间。

等到1923年啤酒馆事变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大约会在19岁到23岁之间。

猜测是有道理的。

如果中国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应该怎么拍呢？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学圻扇夏雨的耳光。

这是当年值得称道而今仍有赞同者的管教方式。

是恐惧，而非爱。

牧师家的男孩马丁的恐惧，是从眼神之中显示的，他表面接受所有的叱责，然而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牧师毫不在意。

弟弟小心翼翼地要求抚养一只伤鸟的时候，牧师的微笑具有何等的权威，或者说具有何等庄严的淫威。

他同意弟弟的要求，并非出于父爱的仁慈，而是出于淫威的恩赐。

是梦，而非真实。

那个女孩没撒谎，她的梦境是真实的，然而警察的逼供又是何等的威严，她只有通过梦的形式才能述说真正的现实。

暴力在成年人那里从来都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认为这是暴力。

他们一向认为目的高于一切，只要出于一种美好的目的，不妨采取任何方式任何手段。

他们完全忽略表面的服从并非真正的服从。

成年人成熟的大暴力换来的只能是孩子们有限而懦弱的小暴力的反抗。

丘处机以杀止杀的阐释不过是为成吉思汗创造堂皇的杀人舆论，而以暴易暴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

这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描述了一个课堂实验。

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如何在一周的时间里，将一群散漫的中学生变成一群极富纪律性的极权主义者的。

说白了，纳粹其实可以随时随地复活，这就是这部深刻的电影告诉观者的。

至于是什么使当年的孩子长成现在的成年人？

这种追索的意义是什么？

我还有许多疑问。

还有那些红卫兵，如果活到现在，差不多六十多岁了，是否就是在公共汽车上需要年轻人让座的老年人？

还有现在的孩子，在今天的环境中长大，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孩子反抗成年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天性；成年人约束孩子，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只是按照社会要求塑造孩子——又谈到教育了，还是打住吧，还是说说这部黑白电影。

选择如此平静而冷峻的影像，肯定是出于对电影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对票房的不屑一顾，对寻求娱乐者的不配合。

如果喜欢思考的人多了，票房自然也就高起来了。

公认德国人善于思考，而思考的德国人对德国人也是不满意的。

然而这些却不是我们不思考的理由。

即使人家黑暗，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光明起来呢？

攀比有时候是下流的。

好像又说及道德了。

道德这个词用得多，然而用对的时候确实是不多的。

牧师的家庭看起来严肃，然而其中的不道德是显然的。

那些用来约束孩子们保持纯净的白丝带，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公开的羞辱，与海丝特•白兰胸前红色的字母A没什么区别。

对于教师的善意提醒，牧师的反应比较激烈。

我以为牧师的反应会与我们有所区别。

仔细想想，区别是有的，就是牧师只说话不动手，或者貌似文雅地说话，而非粗鲁地说话。

也就是这点区别吧。

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区别。

还有马丁被捆的手，弟弟没有一点儿同情的意思，等弟弟略大一些的时候是否也会遭遇这样的管束？

还有医生与接生婆通奸之后，对接生婆是多么的蔑视。

我其实是想理解这个禽兽不如的医生的，但是他道貌岸然的痛苦，在女儿安娜锥心的痛苦之中，不过是一张伪善的惺惺作态的面具。

实际上，孩子是成年人真正的继承者。

在德国作家乌拉•哈恩的长篇小说《模糊的图像》里，卡嘉•维尔德追究父亲的纳粹史时自我质询：“为什么她在她的学生时代不刨根问底呢？

而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她保持了沉默。

就像父亲一样。

那其他人呢？

那些提问过的人呢？

他们的质问是不是太毫不留情、太充满成见？

他们是不是没有给自己的父亲说话的机会？

他们是不是为了尽快地保障自己的无罪，而把整个一代人都毫无分别地打成罪犯、随大流者和旁观者，好摆脱跟他们的干系？

把父亲们视为有罪，把自己视为认真。

有的人甚至把自己也看成受害者，受罪犯父亲的害。

”（引自米夏埃尔•奥斯特海默《德国新家庭小说——纳粹时期的家庭史当下如何在文学中被历史化》，潘璐译）追寻历史真相的时候，反省自身是必须伴随的，而且是更为主要的，否则这种追寻将毫无意义。

波澜不兴的窗帘后面究竟掩盖着怎样的秘密？

究竟是谁应该佩戴白色的丝带？

唯一的温暖似乎来自教师，来自他和男爵家小保姆的感情，然而这些和他的叙述者身份有关。

农夫之母的死亡，农夫之父的自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还有男爵家的男孩的失踪，牧师家的女孩被父亲扯着耳朵离开，接生婆的弱智儿子被弄瞎了眼睛，一个孩子为了争夺一只自制的笛子而将另外一个孩子推入河中……全片笼罩在一种近似于死亡气息的压抑氛围之中。

没有光亮，没有配乐，只有平静之中的暴虐。

农夫砍杀蔬菜的泄愤与男爵家的欢庆仪式形成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哈内克没有渲染欢庆，没有像勃吕盖尔的油画那样卖力地表现粗俗与卑贱的快乐，而是淡然的演示，而且绝非牧歌式的。

马丁危险地走在桥栏之上，想看看自己是否会跌下来。

他知道自己错了，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结果却是他没有跌落，这使他误以为自己获得了上帝的肯定。

其实，不是没有惩罚，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惩罚的时刻没到，上帝再次来临审判的时刻未到，正如叶芝的诗中写的，“显然第二次来临已经很近”。

2010.1.28.

鲁迪和安娜。

开篇乡村教师的画外音已经让我们不要指望最终有真相大白，我纠结的是哈内克自己有没有答案，是否留下足够线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以下所有猜测都是我个人的。

）医生骑马被绊倒摔伤，但他并没表现出任何希望找出陷害他的人的欲望。

男爵的孩子sigi被人倒吊起来脱掉裤子鞭打，他没有告诉人们谁打了他（我怀疑这个真的无法解释），男爵也只是不了了之。

接生婆（医生的情妇），她的残疾孩子卡里被弄瞎眼睛，她声称自己知道凶杀是谁，之后却消失了。

没有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

对暴力事件感兴趣的人是外来者。

来了又走的警察和我们的乡村教师。

教师是一个拥有很多privilege的人。

他得到男爵允许去他的河里钓鱼，他得到夫人的允许和她的保姆跳舞，他能从他们的管家那里借到马车、自行车，他甚至有信心说服男爵一家不要赶走伊娃，他的父亲在外村拥有一家裁缝店，意味着他随时可以离开并且永远不再回到这个村子（正是他最后做的）。

他的好奇只是旁观者的好奇。

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怀疑牧师的孩子克拉拉和马丁，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说服了观众，但他并没有去揭发，面对克拉拉和马汀的谎言，他显得完全没有力量。

他向他们的父亲告发。

牧师，这位平时因为迟到、贪玩以及年少的最小的罪恶惩罚孩子们的父亲，这时候却在庇护他们，威胁教师。

马丁。

观众第一次怀疑马丁是他和教师在河边的相遇，那是刚发生医生事件不久。

他在桥的栏杆上张开双臂行走，他给上帝一个杀死他的机会，“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

医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他的15岁的女儿安娜乱伦，而安娜和马丁是同学。

马丁在片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妮怎样了”（此外只有安娜的弟弟鲁迪称她为安妮）他有着陷害医生的动机。

Sigi。

佃农的妻子被男爵管家安排做事时摔死。

这件事在祖祖辈辈都是佃农的家庭里，过去和将来都可能发生，这是老农夫所接受的，但是他的儿子砍掉了男爵的菜地。

即使那真的是一场意外，该被报复的人究竟是男爵的管家，还是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男爵？

第二件暴力事件发生在sigi身上之前，马丁和克拉拉被父亲用戒尺鞭打，这其实就是sigi的受伤方式。

马丁和克拉拉恨父亲，但无法反抗他的权力。

宗教的权利在牧师手中，而赋予这些权利的人则是统治者即男爵的阶层。

男爵在片里看似一个软弱的封建老朽，权利不在他本身，而是他赋予了特权的那些人，医生、牧师和教师。

sigi事件上，马丁和克拉拉看似没有任何动机，被怀疑的人首先只能是死了妻子的佃农和他们的儿子。

Ferdinand，Sigi，Georg。

管家的家庭。

管家是与男爵最亲近的人，最有特权的人，他的两个孩子是能够看出明确动机的真正的坏孩子。

新生的男孩被两个哥哥嫉恨，于是他们打开窗户差点将他冻死。

sigi拥有的口哨能够吹出优美的乐曲，为此他被扔进池塘里差点淹死。

这两个男孩有动机、很残忍，但同样也会害怕，相反马丁和克拉拉，他们的所做所为看不出动机，他们不会害怕，他们唯一的审判在于“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

管家的孩子被父亲的皮鞭统治，他们偶尔依然敢于当面反抗，牧师用来统治则是“白丝带”，马丁和克拉拉从来不在父亲的面前反抗。

在《白丝带》不得不提的纳粹隐喻方面，我们能够预见管家的孩子和牧师的孩子将来扮演的角色。

克拉拉。

《白丝带》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童话》，暗处的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活动，就好像许许多多的类型恐怖片。

教师一开始就观察到村子里孩子们总是聚集在克拉拉周围，仿佛她有某种神力，毫无疑问让我想起亚瑟米勒《The Crucible》中薇诺娜耐德的角色。

克拉拉非常冷静，马丁似乎总是藏在她的后面。

在被父亲当众羞辱之后，克拉拉用剪刀十字架杀死了医生的小鸟。

之后，接生婆的儿子——智力残疾的卡里的眼睛被刺瞎了。

卡里是医生和接生婆的孩子，差点被打掉而留下残疾。

卡里和小鸟一样是无辜的，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弱小，就是他们的充分的被伤害的被报复的理由。

马丁和克拉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这么做。

Gustav。

小的罪恶，实施惩罚的是人，但对于足够大的罪恶，惩罚者只能是上帝。

牧师最小的儿子Gustav问爸爸自己可不可以养一只受伤的小鸟，他问孩子“伤养好了，你会舍得放了它给它自由吗，你拿它怎么办？

”孩子看了一眼就挂在父亲身后的鸟笼，回答说“关在笼子里啊”。

这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最完美的关于伪善的解释。

当父亲的鸟儿死了之后，Gustav愿意把自己的这只鸟儿送给父亲，不要让他再悲伤。

一切无辜的生物都是那条白丝带，用来提醒人类的伪善的白丝带，他们的清白和丧失保护刺激着人们的罪恶欲望。

在这个“德国童话”当中，有着懦弱的封建统治者和强大的权利爪牙，有着外表圣洁得可怕的家长，有着宗教的终善面具之下的极端的伪善，当最小的罪恶受到惩罚，而最大的罪恶总是能够逃脱之时，就是这个民族失去它的最后的童真之时。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当于贝尔将金棕榈大奖交到汉内克的手上，我并不认为那是为了自己曾经的最佳女主角的一次回报，我坚信《白丝带》将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

在今年欧洲大热的《预言者》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技巧高超的黑帮影片，或许对于习惯小情调的法国影迷而言，雅克欧迪亚这部具有史诗气节的影片是对法国风格一次强烈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在整个黑帮电影史上，它能够与辉煌的《教父》或悲怆的《美国往事》相提并论。

黑暗暴力的《反基督者》与《白色带》比较起来显得幼稚而无病呻吟。

而肆意为之的昆丁新作《无耻混蛋》在内涵层次上与《白丝带》相差甚远。

尽管其它二线导演的作品我还没有看过，我不认为会有那部电影能够替代《白丝带》在2009年的地位，甚至对于汉内克而言，这部电影也将是他整个导演生涯最重要的影片之一。

在确实的讲述影片涉及的暴力事件之前，先来梳理一下影片主要涉及的几个家庭1. 男爵家，男爵对于家庭有绝对的控制权，甚至对于整个德国小镇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有一个儿子Sigi是影片中受害者之一。

2. 男爵管家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都是少年团体的成员，而妻子刚刚生下一个男孩。

3. 牧师家，信奉路德教义的牧师对孩子的管教甚为严厉，他的女儿Klara和Martin，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这个少年团体的核心。

白丝带是他的一个做法，在鞭笞做错事的孩子之后，他会在他们的手臂上绑上白丝带时时提醒他们。

4. 医生家，医生与接生婆通奸，流言他们害死了医生原配的妻子。

更为恶心的是医生性侵犯自己的女儿Anna，而医生与接生婆有一个儿子，由于怀孕的时候想要偷偷打胎没有成功，而导致Karli智商低下。

5. 教师，教师是整部影片的线索，也是将所有暴力事件指向少年团体的唯一一个人。

6. 农夫家，农夫的妻子给男爵家工作时意外死掉，导致了大儿子的暴力行为电影讲述了一个平静的德国小镇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从医生跌落马下开始，直到低能儿Karli被毒打，影片冷静的描述了8件暴力事件1. 医生骑马回家的时候，马被拴在树上的细绳绊倒，医生骨折。

这可以看作是少年团体对于医生的卑劣行为的一种报复，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暴力事件。

2. 农夫妻子的意外死亡，或许是整部影片唯一一次死亡，却是最为自然的一件事故，并非有人刻意为之，但这却是一个导火索。

3. 农夫大儿子毁坏男爵家的菜地，是一次个人宣泄，并非一次有计划的行为。

后果是导致父亲事业，但德国下层与上层的矛盾昭然若揭。

4. 男爵的儿子Sigi被虐打，可以肯定是少年团为了男爵对于农夫妻子的死漠不关心的一次报复。

5. 农夫失业的情况下无法承担家里的支出，上吊自杀，因此男爵家谷仓的起火肯定是农夫儿子所为。

6. 男爵管家新增男孩，但另外两个儿子对此异常不满嫉妒，因此在冬天将婴儿间的窗户打开，婴儿差点因此而死亡。

管家的女儿向教师提到自己的梦，并非是梦，只是她良心发现但又无法直言而已。

7. 男爵管家的两个男孩嫉妒男爵儿子Sigi的笛子，将其推入池塘，抢走笛子8. Karli的被虐打失明，并留下字条“为其父母偿还罪恶”，肯定是Klara的少年团体所为，报复他父母，也就是医生和接生婆的通奸行为。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当Klara用剪刀将父亲的小鸟杀死并摆成十字架的形状之后，牧师还要在教会上给女儿吃圣餐宽恕她的罪恶，象征了父权在这些孩子面前的动摇。

紧跟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团结残忍而且计划周密的少年团体象征了社会上一个新生团体的即将走入德国社会，那就是纳粹。

纳粹的上台可以看作是原有的国家政治权力瓦解的产物。

而当教师向牧师报告他的发现之后，牧师由于恐惧而将其逐出房间，这便是父权的彻底妥协。

《白丝带》中的故事发生在191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以后，当这些孩子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时候，正是纳粹上台将世界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恰恰印证了影片中少年团的诞生，也是印证了纳粹党的诞生。

冷静克制可以看作汉内克电影的标签，但暴力的宣泄总是可以在他的电影中最终找到出口，如《大块人心》从头到尾的虐打，《钢琴教师》中最后于贝尔将剪刀刺入自己的肩头，或者《隐藏》中突然喷薄而出的血液。

但《白丝带》中，汉内克并没有给暗涌的暴力寻找最后的出口，而是将其始终遮掩在生活的表象之下，因为它的真正爆发要在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影片所充斥的浓重的宗教感与肃穆感，区别了其与90年代后电影的讨巧性，而通向伯格曼那个时代。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白丝带》是近几年中最具有大师相的一部电影。

估计很多人看完《白丝带》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重看一遍，一定要找到凶手！

当然只要复习影片的前五分钟，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导演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

凶案、悬疑这些商业电影的惯用元素，在导演哈内克看来是过于廉价的东西，所以他不屑于安排一个神探在片末来个谜底大揭晓，而是让接近真相的教师无功而返，如果观众要抗议，可以设想哈内克的回应是：你寻找小溪，我却给了你大海，你寻找花朵，我却给了你春天，你还不知足么？

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白丝带》的马步扎得很稳当，导演胸有成竹，剧情缓慢推进；片中很多长镜头、空镜头，摄影机似乎被焊住了，难得挪动一下，挪动起来也是慢悠悠的、小心翼翼的，犹如觅食的蛇或者打猎的印第安人，哈内克略去了风浪汹涌，只呈现风平浪静，他只让你看到橡木桶，而不揭开盖子展示发酵场面，但你知道出来的肯定是好酒。

再加上影片采取了黑白色调，画面却极其优美，有些镜头直接可以截取下来做风光明信片（麦田、雪景），有些构图又极具油画效果（如安娜的灯下轮廓），使得影片的整体格调既压抑又典雅庄重。

这种过于克制内敛的风格，让观众望而生畏并深深体会到“美是难的”，有论家说，以后见到这位导演的作品都要绕着走哈内克善于表现畸形扭曲的东西，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也对观众进行敲打甚至虐待。

《钢琴教师》表现师生的不伦之恋，毫无浪漫因子，剔除风花雪月，只剩下被欲望鞭打得体无完肤的疯狂女人，反观自身的欲望，观众会发现自家“壁橱里的骷髅”；《大快人心》中两个疯子虐待一家人，并在剧中暗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观众，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恶趣味，这无疑是在拷打观众的良心；而《白丝带》对观众的虐，则表现在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郁闷无比，看完后要得了强迫症似的再看一遍。

――哈内克犹如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把观众虐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痴心不改的观众还要把大师的桂冠奉送给他。

按照德国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观众接受、品鉴、反馈之前都只是文本，形成互动之后才是作品，即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类，也适合这一理论。

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是一堆胶片，放映之后才是作为光影艺术的电影，而且电影对观众的依赖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

不知哈内克对接受美学是否深有研究，不过其运用这一理论却十分娴熟，他对观众的要求很高，看他的作品，观众要更费力，几乎要费力到受虐的程度才能深入其作品，才能勉强抵达他作品内核的边缘，他告诉我们：导演不好当，称职的观众也不好当。

《白丝带》中哈内克一如既往的引导观众一起反思，这一次他指向了乡村的隐秘罪恶，他暗示了牧师的白丝带与纳粹的红袖章都绑在同一个位置。

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乡村，按照德国人的思辩传统来理解，选择这样的故事发生地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切东西生根发芽的地方。

这个村庄有着稳固的权力结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牢牢的掌控着其治下的每一个人，不过每一种权力都遭受到了挑战，并溃不成军。

握有政权的是男爵，他是容克地主，半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雇员。

他所从属的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敌视共和政体，是希特勒政权的强力支持者。

这位老爷由于用工不当，致使一个农民的妻子发生事故死亡，他漠不关心、毫无表示，以牧师女儿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把他的儿子拉去虐打一顿，他极力缉凶，毫无线索，还不得不远走意大利避祸；牧师是神权的代理人，对儿女们实行斯巴达式管理，他发明了用绑上和解开白丝带的方式来约束警策一众子女，牧师的变态严厉并不能令孩子们心悦诚服，表面的臣服下是加倍的反抗。

片中，其实白丝带和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纪律的象征，是权力压迫的物化表现。

但貌似威力无俦的神权也遭遇了滑铁卢，克拉拉把父亲的小鸟儿用剪刀刺死，成十字架状摆在父亲书桌上，面对这种挑衅味十足的示威，牧师还是要在洗礼仪式上给女儿喝圣水，甚至牧师在得知所有凶案的策划者是女儿和儿子后，却不敢声张，还要极力掩饰，严禁教师泄露口风，色厉内荏，一败涂地。

在西方，对神权的反抗由来已久，第一次喊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德国人，希特勒借鉴了他的超人哲学，公然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当最高的监督者审判者缺席后，就无不可为，一种呵佛骂祖的哲学为盛大的罪恶开道，哈内克隐曲的表示了神权的衰微为现代性的罪恶打开了大门。

男爵对妻子的咆哮和医生对情人的弃之如敝履，则展现了夫权的冷酷，女人们也是被统治者，和以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一样，她们也选择了反抗。

至于父权，多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牧师、管家、老农都对子女责打、责骂，而医生以父权的名义对女儿行使夫权，更是一种邪恶的性暴力，片头医生的坠马，就是儿童团对他的惩戒，他心知肚明却也只能吃哑巴亏，片末医生为了保命，最后还带着儿女和情人秘密逃窜到外地去了。

――孩子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乡村的大人们教给了他们纪律、规矩以及对破坏规矩的人施以暴力，孩子们用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父辈，他们深谙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训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今训，儿童团的神出鬼没、滴水不漏让人见证了高度纪律性的可怕，他们运用所学打败了男爵、牧师、医生、教师，烧缺了权威阴影的一角。

在展示父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出现：马鞭。

牧师、管家的儿女们挨揍的时候，都是马鞭伺候。

马鞭是和暴力机器相关的意象，将军马鞭一指，百万军队如洪水一般掩杀过去，是常见的战争景象。

这些被虐打的孩子，后来会长大，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暴政机器，拿起当初挨揍的工具去满世界揍人，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同时影片还展示了，暴力是缺乏伦理、缺乏规则、缺乏怜悯的，父辈对弱者蹂躏，孩子们对更弱者蹂躏，他们对男爵的小儿子、智障小孩卡利甚至是新生儿、小动物下毒手，其残忍令人发指。

孩子们在父辈的威权管制下，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而是在暴力中学会了暴力，并且将单独的施暴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暴力不变，只是施暴的人薪火相传，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会遗传变异并升级扩大的。

回头看看那根马鞭，不免有着接力棒的象征意义。

暴力这头恶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饲养，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内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哈内克像一个营养学家，精确的分析出是什么饲养了人们内心的魔鬼。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教师，一个过客、观察者、见证人，影片在连续的神秘行凶事件中，穿插了他和女仆伊娃的恋爱婚姻，是整个压抑故事中唯一明媚的、暖色调的、圆满的桥段。

片中还有一个温情的小插曲，牧师最小的儿子悉心照顾受伤小鸟，并在牧师的宠物鸟被杀后，把自己的小鸟送给了父亲，缓解父亲的寂寞痛苦。

――哈内克的用意何在？

是为了表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世上毕竟还存在纯洁这回事？

――或许都对，当然也只是他要表达的较浅的层面，深究下去，则是哈内克在这三个人身上寄寓了对人类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这几个“正常人”的所为，是重重黑幕中的一点烛光，导演要呵护这一点微光，让人们看到乡村的魔爪也有它鞭长莫及的人和事，即便是罪恶的发源地也有希望的种子在孕育。

古板的德意志，冷峻的哈内克，古典的电影，深沉的命题，《白丝带》把极权暴力这个人类永恒的心腹大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找出来，暴露在银幕上，展示其威力，告诫人们不要太乐观，它的威胁仍然存在。

很多人把《白丝带》看成纳粹前传，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不要让第三帝国出续集，其实影片反映的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关乎纳粹的养成，而是一个关于一切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

伫立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敏感于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疯狂荒诞，卡夫卡发愿做人类的守夜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同伴，德国导演哈内克。

迈克尔·哈内克 Michael Haneke带着对暴力本源的追逐以及对“幸福”这个词汇的不信任感，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实现了大师级别的跨越。

之前作品从个人、家庭、阶层的透视，在这里变成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同时叙事也更为宏大，多个家庭带着各自模糊的指向性，构成了导演心目中的“罪恶”世界。

影音本身仍旧带着他独有的特点：画面冷色调、清晰的镜头；配乐的缺席（或者是极简）；行动代替心理活动；暴力简单化；开放式的主题……即便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色彩浓重的画外音，也被他充分利用于减少冗述。

1.白丝带：可以象征犯错受罚后向纯洁的回归；2.视觉风格：奥古斯特·桑德的摄影作品的灵感，处理人脸上的光泽和清晰度；黑白制造间离效果，禁止一切“自然主义倾向”。

3.彩色胶片拍摄：黑白胶片无法表现计划好的光源（蜡烛、油灯、火把）；哈内克自《隐藏摄影机》之后不再用数字摄影；将彩色胶片转成数码格式再转成黑白。

（“在拍摄之前，用黑白形式放映了几部故事年代跟《白丝带》一样的片子，其中包括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

不出所料，简直惨不忍睹。

每一个为了强化灯的光晕而追加的隐藏光源都一目了然，但如果是彩色，这些小把戏就不易察觉。

色彩会分散注意力。

而黑色会把所有人造的因素放大。

”）4.服化道：选择面部轮廓接近过去人的演员和龙套，发型都梳到后面；5.对白和旁白：多受到《艾菲·不李斯特》作者西奥多·丰塔纳影响；6.取景：莱佐夫村（Netzow）,在普利希尼茨地区。

原本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被挖掉铺上了沙子，铁皮屋顶组成城堡，数字技术再抹掉这些屋顶。

7.时间设定：1913-1914年间，哈内克希望探讨二十年后纳粹掌权的那一代人的童年。

电影里的孩子的报复行为，源于他们所接受的僵化的新教教育。

（同时，哈内克强调“教育是人类的一大问题”。

如何将一个生来带有潜在的强烈的利己主义的个体变成社会的人？

这向来都是个问题。

指责《白丝带》里的牧师的严厉做法不人道是容易的。

但我这一代人的父母，1968年之后抛弃了教育上的一切权威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幸福。

相反，成年后，后者经常感到迷茫，无法融入社会。

”）8.医生龌龊的两面人格：人们总是忽略真正的人性，属于潜意识的一面。

（接生婆对医生说“能做出如此额恶毒行为，你一定会感到很痛苦吧！

”）9.拍儿童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他们需要做的演示给他们看，需要需要重拍，就用简单的词给他们解释。

10.

题记：对于这个电影我已经筹备了12年，我希望影片中展示一群孩子不断被灌输极端价值观，并在内心被彻底接纳这种观念的故事。

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它都会变得缺乏人性。

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会导致恐怖主义。

影片本来叫《上帝的右手》，故事里的孩子把自己当作上帝的右手，他们明白了规则然后一字不差的照章执行，对于那些不按规则办事的人严厉惩罚。

恐怖极端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源头中形成的。

---迈克.哈内克1913年德国某小镇。

一切在那阴冷、诡秘、带有浓浓看不见的血腥气中展开……先是本地医生在骑马回家的路上，被一根绳子绊倒，而且受了重伤，然后是地主的儿子被人捆起来拿鞭子抽打。

片名“白丝带”此时登场了，它意味着纯洁和无罪，却更是屈辱的象征，那些被怀疑跟这两件事情脱不了干系的孩子必须戴上它，以时刻提醒他们，他们背负了深重的罪孽，需要净化心灵。

理所应当的，报复性的暴力事件接踵而至。

出轨、通奸、背叛、剥削和严厉的体罚管教，为这个宁静的乡村，为这些环绕在公爵、佃农、医生、寡妇、牧师和一群德国孩子们之间种下了不可预知的祸因。

于是，血腥开始了，仇恨也开始了，还有那模糊了善与恶的价值观在若干年后化做一排整齐的铁十字架践踏着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将要成为纳粹恶魔的孩子是怎么出现的。

《白丝带》里上场了十几个孩子，三四个不同背景的家庭，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

牧师、贵族、医生、女仆、农夫、这几个代表社会阶层的成年人表面上统治着小山村，却在女扑意外身亡、残疾孩子被虐时无所作为。

儿童间的对白成了解密的钥匙，他们可能知道真相却不敢说，也可能他们就是凶手。

哈内克精心布置了一个迷阵，封闭的环境下，舞台上的人都畏畏缩缩，观众是猜谜者。

谜面是静谧的农场、残死的鸟儿、诡异的火灾、畸形被挖眼的男孩、以及和孩子们的哭声，只能从那些细节里去联想他们幕后的所作所为，并给出逻辑上的解释。

电影直到结尾都保持了紧张感，而且有種破案式的推理和高潮。

许多平静,明明不恐怖的镜头, 却充满了暴力，越是平靜越是恐怖。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团结残忍而且计划周密的少年团体象征了社会上一个新生团体的即将走入德国社会，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以后，当这些孩子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时候，正是纳粹上台将世界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纳粹的上台可以看作是原有的国家政治权力瓦解的产物。

　　冷静的克制是整部电影的基调，在这个层面上，哈内克将大量的空镜头把画面打造得如同舞台剧，但又不同于拉斯.冯提尔在《狗镇》中那样刻意。

空旷的乡村远景，如同素描写生里的留白。

哈内克之所以如此描绘，就是想突出细节的繁复和冷峻，保持一种距离感。

空镜头和画外音的多次运用，每每在沉闷的剧情里埋下一个“诱发点”，真相要靠观众自己去寻找，哈内克绝不会轻而易举的让人看懂他的影片。

谁是幕后黑手，乡村教师带着疑惑离去，观众也是。

同样，哈内克并没有给暗涌的暴力寻找最后的出口，而是将其始终遮掩在生活的表象之下，等待它爆发的是在20年后的二战。

影片结尾穿插进的历史事件与其后整个欧洲在纳粹阴云笼罩下的畸变。

对孩子的严酷惩罚，体现着宗教极端主义下所谓统治者思想行为权力的强大和虚弱，孩子被在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学会了“无条件接受”。

但是他们也同样在怀疑，就像片中男孩在独木桥上行走时是为了让上帝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死，说明上帝并不想惩罚他的过错。

于是他开始怀疑这些规矩制定者本身是否尊崇了道德和行为的约束。

当他们发现成人们有违背传统的价值形态时，他们的行为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叛逆，而是暴力反抗。

我们的世界是否要有统一的规范，规范的价值标准又该怎么制定。

其实影片阐述的并不单一的特指1913年的德国，它需要引发我们对人类发展约束的探讨。

也许统一的意识形态需要建立在特殊时期，但多元化的自由发展才是保持社会进步的疏通渠道。

不然的话，那高度集权下的思想和行为会因为封闭堵塞而变的发臭和变质，最后犹如癌症般蔓延全身。

突然想起了我们的国家，和谐社会，需要和而不谐？

还是需要不和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