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

根据真人事件改编，2006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短短三周内，从万众拥戴到千夫所指，从“民族英雄”到“国家耻辱”，盘旋在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周围的盛名之风改变了方向，也改变了名字。

因为真人事件改编，本片的叙事的连贯性很强，节奏很快。

从尹PD接到举报，到调查真相，最后当面对质李章焕博士一气呵成，经历了阻挠与社会舆论的质疑，依旧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真相与国益，如何选择？

其实我最赞成电视台局长的话：“真相就是国益”。

如果一个国家的荣誉要寄托在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何况还是造假论文），那么这个国家注定是悲哀。

因为国家荣誉与兴盛是集体所沉淀的。

我最喜欢电影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尹PD和举报者的对话，一个就是李章焕博士对那只克隆狗的独白。

其中一个场景是我在一部类似的韩国电影《孩子们》中也看到的经典对话，结局不同的是《举报者》成功查出了真相，《孩子们》却没有通过新闻的手段公布真相。

李发自肺腑的独白还是蛮有深度的，是自己被成就冲昏了头脑，在取得一些成就之后还想获得更大的成功，没有在应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直至事情超出自己再也无法掌控的地步。

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就存在着千千万万个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嘛？

问他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难道只是利益？

舆论的错误导向和大肆渲染难道不是帮凶.每有一个大舞弊者被揭露出来，就会有一百多个类似的大舞弊者逍遥法外。

而每发生一起大舞弊，就会有一千来起小舞弊得逞……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舞弊，代表了大约十万起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舞弊,人世的盛名只是一场风.随来随走.

这是一部看了开头10分钟就可以猜到结局的电影所以，开篇就会感觉很无趣，电影的节奏也是有点问题。

前半个小时太过拖沓，没能引入精彩部分；中间部分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心理战是个亮点，但随后又转变了方向；结尾升华至民族大义、主旋律感觉爆棚。

经过100分钟的铺垫，却匆忙收尾，片中本来浓墨重彩描绘的“举报者”不见踪影。

曾经一边倒的民众在并没有看到真实证据的情况下瞬间倒戈，这些都成为电影的败笔。

我在台灣呆了快4年了，很多台灣的朋友都會問我，你們那邊政府是不是打壓你們的言論自由等等，我的回覆是，我一直都認為我們的言論是自由的。

同樣是電視臺，可以看到台灣的電視臺多了一個名嘴，怎麼出名就是炮轟當局者，你罵的有理，罵的有據，大家為你拍手，但是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在罵真的事情，有多少揭露政府，從而監管的政府呢，這個我不能夠感同身受。

看完舉報者，我深切的意識到言論的自由的重要性。

看完之後有沒有一種國家正在因為這個播出而倍受鼓舞，我心裏想：對，就是要這樣，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才會變的更好。

我不需要什麼賭神什麼的賀歲片，真正需要的是能夠啟發，能夠告訴我們一些東西的電影。

來客觀的談論下我愛的祖國，不知道寫完下面的這個能不能在豆瓣送發送成功，但是我還是認證的講一講：因為不是新聞從業者，所以我不知道業內是一個什麼狀況，從醜聞來看，最近幾年確實報導出不少貪官污吏，不能從這個就說明我們的言論是自由，你看那大官員也被抓下來了，有人解讀是政治鬥爭的必然產物。

但是至少，這樣的事情再越來越多的發生，至少現在身邊要看到的請客吃飯的相對少了，我們在往正確的方向走。

因為個人比較喜歡看網文，深切的知道我們國家的監管力度還是很強的，有些涉及政治的文章就不能被發表，這不只是個別現象吧。

之前在網上很火的你們摸著的奶，我們看看也不行的武則天。

我不是憤青，但是我會用客觀的東西去看待世界，中國本身的匯率，利率自由化還有待發展，但是我們為了作為一個貿易大國轉型為經濟大國加入SDR，我深深的為此感到高心，國家在進步，有問題我們一步一步的去克服。

如今的台灣因為太陽花運動，這是他們的自由，不願意加入 服貿，但是真的去攻佔立法院的那些人，懂服貿麼，我不知道，這個和晚清閉關鎖國有什麼區別呢，我可以在這裡打打嘴泡，因為自由。

我也希望媒體，也像舉報者裏男主向社長說的那樣：擁有廣播電視編製和報導的自由權，自由權僅為國民的權益和利益，有著人的行駛，無論何事都要守護自由權，我們用迅速準確的報導和有品質節目對社會和文化做有貢獻的專業人員，是實質實踐，地址從內到外不正當的壓力和干涉。

願越來越好

影片改编自轰动韩国的2006年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博士干细胞造假风波，追求真相的故事，反派李博士并非穷凶极恶，倒是玩弄人心和舆论的一把好手，正反派之间有冲突但危险系数不高，所以，在一些观众的眼里，不免平淡，这个片子的看点除了对真相的追寻，也在于举报者基于正义的坚持，以及电视台团队的同气连枝。

片中最高光时刻和最大的泪点，是尹PD追着社长的车说出的那番话：“ 判断是由国民来做的。

我们铭记观众是节目的主人，基于公正性正确性客观性，用事实说话。

我们，由刑法和广播电视法规定，拥有广播电视编制和报道的自由权，自由权仅为国民的权力和利益，有责任性地行使，无论何事都要守护自由权。

我们是用迅速准确的报道和有品质节目，对社会和文化做贡献的专业人员，用行为实践，抵制从内到外，不正当的压力和干涉。

”很遗憾，我们这里追求真相的媒体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盛产的是王乐（汤兰兰事件报道记者）和芮苏文（把鲍毓明性侵未成年少女事件报道成玛丽苏文的记者）这类。

这部片子里的那种闪闪发光的稀缺精神，那种明知危险而甘愿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力量，稀缺因而珍贵，即使是在影片中感受，也是好的，也可以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看完此片又想到了那个关于真实与谎言的故事：一天，真相和谎言一同到河里洗澡。

谎言洗完，穿上真相的衣服走了。

真相洗完，不愿穿上谎言的外衣，于是，就这样光着身子走了。

结果，人们吓坏了！

人们普遍愿意接受穿着真相外衣的谎言，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赤裸裸的真相。

面对一般真相时，人们的反应尚且如此，当需要在国家利益与真相之间进行选择时，国民又应该如何取舍呢？

本片在最后给出了一个既政治正确又具普世价值的答案：真相就是国家利益。

我们哪怕要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真相也不能去自欺欺人地相信一个被包裹着秀丽帷幕的假象。

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改变未来，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明天；面对幻象，最终只会幻灭而死。

感悟∶1.打击国民积极性、打碎国民希望的真相很难让人接受2.新闻人对于真相的坚持，那一份真诚与热忱，是打击犯罪、暴露丑恶的助力。

新闻人对于举报人的尊重也让人感动。

3.很多罪恶都是因为太贪心，不要被一时小利所迷。

就算干细胞没有被质疑，等到后面被应用时，还是会被大家发现，到那时更是很多条人命被葬送。

4.真相是国益不足∶最后的反击太快了，本来走投无路，“王牌”发几张照片就反转了吗😶

看完影片后很感动，并不是剧情所左右，而是片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坚持和信念。

记者接到举报时，一没直接证据，二来李教授当时已经受到了万众瞩目和崇拜，没有人相信记者的调查是在揭露真相。

调查的过程中记者遇到了各种困难，有证人的翻供、有博士的利诱、有来自上层的压力、有民众的不理解和谩骂，是良心和正义最终驱使记者揭露了真相。

电影中一句话说的很好：真相和国益哪个更重要？

越是在逆境，越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真性情。

于是我们看到了尹PD和举报者，他们在面对挫折时的坚持、乐观，相互鼓励；我们也听到了尹PD看着抵制他的人站在电视台外面示威时，那句感人的话语：我第一次觉得这些人好可怕。

我以为我把真相说出来，他们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没想到却这么难。

确实如此，很多时候让别人相信一件事儿，确实很难很难，即便那件事儿是真的，即便它对大家是有利的。

教授最后向克隆狗忏悔那段也很走心，人类一切的麻烦都是贪欲所致，正如李教授所说：走得太远了，应该适可而止的，因为都在看着我，所以没能停手，稍有一点成就，就想再要一点，向我索取得越来越多，结果错过了停下来的时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治层面的一些内幕，比如民众的知情权，国民的真正自信等等。

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权也是本片涉及的一个亮点。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在尹PD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认为一部好电影会引起人们的反思，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

好电影就应该成为一面镜子，照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以前总是在想，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但是又无奈于自己实在是太过渺小。

我想这期节目也许会奠定我以后电影解说的风格：不过多的去探讨电影本身的好坏，而是以严肃客观的态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精彩的细节表现，来深挖电影背后带给我们的人性启示......本文由【苏瑞】原创，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苏瑞带你看韩国电影】(微信号：suruioba)，几分钟带你看完一部韩国电影，绝对走心！

期待这部电影很久了，所以一上映就滚去了电影院。

恰好三号上映那天上午，在微博上看到了日本小保方晴子的八卦，没想到晚上看电影居然看到了与小保八卦里类似的桥段。

（日本人赶紧也拍一部，省得被韩国人把桥段都借用光了，都木有版权了。

）韩国人这几年真是喜欢拍现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而且都拍的不错。

比如之前的《熔炉》，《素媛》等等。

（说到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悲伤的消息，《熔炉》参考的现实案件，那几个小姑娘的国家赔偿案败诉。

就此省略掉骂人的十万字。

）不过这部电影比起前面几部来，缺点在于把个人英雄主义描绘得太强了。

我就不信男主，即致力于揭发教授抄袭的那位记者，在整个揭发过程中一点动摇都木有，就那么坚信不疑？

另外，男主质问教授的时候也太夸张了，我不觉得男主能懂那么多专业知识，就算是为了揭发教授而恶补生物知识，短期内能取得那么大进步？

个人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把普通民众的从众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要单说是韩国，天朝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加上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民众很容易陷入到盲目的歇斯底里中。

记得看到过一段《纸牌屋》的剧评，有段话非常真相：做为资讯的接收者，新闻本身的内容远远没有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样的消息？

”“和信息发布者希望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后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和“这条消息指向的观众是谁？

”这三个问题重要。

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这后三个问题往往更能揭露新闻背后的真相。

它以2005年韩国大学黄禹锡造假事件为原型，揭露了事实的真相。

可痛心的是，过程并不简单，障碍重重。

没有证据，就可以确认真实性吗？

难道不需要去证明吗？

“这段时间褒奖李长焕博士的媒体们呢？

有关举报者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国民已经相信了才是最重要的。

”对，最可怕的是国民已经相信了。

他们只需要打着一根火柴，就能够熊熊燃烧。

吃人的话，选择相信李长焕博士的认识他们，最后又被真相推翻的也是他们。

他们的态度随着真相在转变，讽刺的是，在最初的质疑中，没有人提出一点疑惑。

辱骂声、骚扰、攻击统统对向了PD与举报者。

人们可真好被操控啊，谁都不愿往坏处想。

活在美好幻想的世界里，毕竟李博士的干细胞啊，在他们眼里，能救人。

国益与真相，孰轻孰重？

这是在片子里出现最多的问题。

如果真相的掩盖是为了国益，那才是国之大悲。

这是一个需要真相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敢于质疑的时代，可少有人敢去质疑，为何？

怕？

不是。

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吧，想到了也当凭空虚妄，安危总归重要。

影片中的李长焕博士善于操纵舆论，在国民面前装模作样，享受着虚假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成就感。

虚荣作祟，名利当真如此重要？

李博士掩盖他的方式有很多，想要瞒过别人，就得先瞒过自己。

收买人心、欺骗世人、自杀骗取同情，都是他为了隐瞒而使用的手段。

他们看清了吗？

没有。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只要我们还存在，永远不会停止。

真是可悲，可叹。

整部影片最后事件发展过于急促，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叙事过程还是有点不清不楚。

不过我只是个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并不是影片里身为上帝的编剧或导演，到底为何这样设计，他们自己更清楚罢。

下面附上事件原型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

其后，该台被揭发采编人员在采访期间以威吓方式向研究员逼供。

随后，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指出2005年论文中有造假成分。

首尔大学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

如果可以，我，不想沉默。

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7-27 6:13:59□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 《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事件篇“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首尔不相信眼泪□本报记者 洪蔚2007年9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乔治·达利教授的研究团队，确认了黄氏干细胞有效，“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2009年10月26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仅以挪用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指控，判决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

这项判决中并无对黄禹锡学术造假的指控。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极速“落马”的民族英雄回过头来，重新审视2005年舆论对黄禹锡造假的狂轰滥炸，科学史专家江晓原，作出了这样的评述：“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黄禹锡就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环中，跌落下来，其被颠覆的速度，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这背后种种“诡异”的情节，也一一展开。

最先对黄禹锡发难的是他的合作者杰·夏腾。

2004年，在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夏腾加入了黄禹锡团队，成为主要研究人员，并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

对黄禹锡团队的工作，夏腾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2005年11月12日，夏腾忽然对黄禹锡提出指控，指控他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问题。

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在黄禹锡的论文受到公开质疑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夏腾，却从各路媒体中隐身，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黄禹锡事件中，不再发表任何话语。

2005年12月18日，首尔大学介入黄禹锡事件调查，调查过程进展神速，5天后，便公开了调查报告，称黄氏11个干细胞的实验数据中，有9个系伪造。

随后，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又过了6天，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宣布，黄禹锡根本没有培育出与患者体细胞基因相同的特制胚胎干细胞。

2006年1月10日，在调查进行了23天后，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除了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所谓“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24天，美国《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

时任《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

时至今日，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整整4个月后，2006年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指控他在干细胞研究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

其中欺诈罪就是针对学术造假而言，检察官认为，黄禹锡是整个论文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欺诈罪。

2006年7月18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此前授予黄禹锡的科学技术勋章和创造奖章。

至此黄禹锡跌入了学术与声誉的最低谷。

飞速发展的干细胞研究2007年，就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不久，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的拐点。

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就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

当天，哈佛大学的乔治·达利教授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于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科研方向。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一缕曙光。

不久后，消失了的夏腾再次露面。

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2009年8月31日 9月3日，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对黄禹锡作出一审判决前一个多月，韩国在2009年首尔干细胞论坛上，向全世界高调推出“一切为了患者的科学与技术”。

在韩国继续向2015年进入世界干细胞研究三强、相关产值占领全球市场15%份额的宏大目标全速迈进的时候，昔日明星黄禹锡已经出局。

2010年5月，夏腾故技重演，在《自然》杂志上用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来评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

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进展的脉络中，黄禹锡当年的实验，清晰可见。

而此时，距首尔大学公布黄禹锡事件调查结果，时间整整过去了5年。

访谈篇在世人谴责学术造假的激情消退以后，两位学者持续五年跟踪黄禹锡事件，梳理史实……周旋于东西方话语之间“2007年11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岁月，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功成名就。

”江晓原、方益昉持续5年跟踪黄禹锡事件，今年年初，以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表述开篇，将题为《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

近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转载了这篇学术论文。

采访人：本报记者 洪蔚受访人：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韩国制造记者：韩国法院判决结果，没有对黄禹锡造假指控，为什么在2005年世人都说他造假时，他似乎无力为自己辩护？

方益昉：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

当他成为科研项目“老板”的时候，这种对“西方范式”不敏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当时的黄禹锡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

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江晓原：世人都说他造假，但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参与检验他造假的证据，甚至大多同行科学家都无法参与。

所谓造假，不过是极少数“权威”科学家的指控。

方益昉：黄禹锡对西方范式不敏感，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触犯了西方文明的规范，和这种违规可能带来的后果，被人抓住把柄，以伦理发难，卷入学术争议的漩涡，最终在科学与经济竞争中落败。

记者：判决后的黄禹锡失去了什么？

江晓原：他失去很多。

当取消造假指控后，当年他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

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卷入丑闻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焦虑的西方？

记者：二位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关键词，黄禹锡，干细胞，科学政治学。

什么是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我们所说的“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

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他从一个科学家，到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作用。

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跟上，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禹锡事件看，科学的竞争是存在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则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

而被用来首先发难的却是东西方伦理冲突。

记者：回顾当年对黄禹锡的指控，夏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益昉：从夏腾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上看，这个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像棵“墙头草”。

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争议的。

一般理解是，夏腾本应是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而2009年夏腾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记者：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在学术争议中的举动，应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评价2006年初《科学》杂志的反应？

方益昉：《科学》的态度代表了西方权威科学杂志的态度。

在黄禹锡事件上，《科学》杂志的表现非同往日。

在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后就宣布撤销其论文。

一个著名反例，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

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寻常“，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失语”的东方？

记者：在论文中，多次提到话语权问题，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上的争夺是如何表现的？

江晓原：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现代科学体系是按西方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式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从政治层面而言，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

方益昉：具体到韩国国情，它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难处境。

江晓原：从黄禹锡事件看，韩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站出来指控黄禹锡的时候，韩国迅速进行了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

记者：对这场话语权争夺进行反思，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方益昉：我们研究韩国的案例，但更关心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科技界，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开拓思维，把握主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经验及教训。

江晓原：对中国的借鉴，简单总结就是要有东方的自信，不应容忍西方长期独霸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出了优秀的科学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

黄禹锡科研年表1995年 2005年1995年，开始牛克隆技术探索并取得成功。

1999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牛。

2002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猪。

200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抗疯牛病牛”。

2004年2月，成功利用SCNT技术复制胚胎干细胞，从克隆人体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个人体胚胎干细胞。

这一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5年5月，黄禹锡团队宣布，成功把人类的体细胞移植到人的卵子细胞，提取出世界首例与病患者人体基因一致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并成功把细胞培养成为胚胎。

论文发表在《科学》上。

2005年8月3日，黄氏团队成功完成了狗克隆技术。

在3000多颗受精卵中，有三颗成功长成胚胎，并有一只狗出生，起名史纳比（SNUBBY）。

黄成了韩国民族英雄，头像上了邮票，被韩国科技部授予“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2006年2011年2006年3月1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资格，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

2006年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重新设立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

黄的律师李建行说，本月早些时候，黄禹锡在首尔南部的生物研究设施已经开始运转，有30多名他以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工作。

当日，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Kogene）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

该机构由私人出资25亿韩元设立。

2008年6月18日，黄禹锡的Sooam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加州的“生物艺术”公司通过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拍卖5条狗的克隆服务，每条狗的克隆服务起拍价为10万美元。

2008年6月19日，黄禹锡博士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功克隆出了17只中国濒危动物藏獒。

2008年9月25日，“人类干细胞研究以及制造方法”获得澳大利亚专利号。

发明人共有19人，此项发明的全部股份都归黄禹锡所有。

自2003年12月起，黄禹锡等已就人类干细胞研究技术向11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2009年4月底，韩国卫生福利部有条件接受查氏医学中心（Cha Medical Centre）申请，从事人类成体干细胞克隆的研究工作。

项目主持人李柄千博士曾为黄禹锡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

2006年至2009年6月，黄禹锡继续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28篇。

2011年3月，黄禹锡在两年缓刑期间试图重新开始他的研究生涯。

但是因为利比亚战争的爆发，黄禹锡失去了最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系Sooam生物技术研究会与利比亚双方共同资助。

公众舆论：一个失衡的砝码？

江晓原、方益昉的这篇论文，在2009年10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不久，就已经完成。

尽管论文的主题人物——黄禹锡，曾是国际舆论界的“风暴之心”，然而，刊出几个月以来，这篇论文，却少有人提及。

然而几天前，《新华文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先后全文转载了江晓原、方益昉这篇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论文。

在江晓原、方益昉跟进黄禹锡事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尽管一些同行学者表示出兴趣与支持，但二人也遇到了不少质疑，质疑的理由大多并非出于学术上的探讨，而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为黄禹锡鸣冤”的不解。

在黄禹锡事件的观察中，江晓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热热闹闹，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

甚至在韩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中并无造假指控时，公众与媒体似乎也都对这一重要事实失去了兴趣。

江晓原认为，其间有很多东西值得大众舆论去反思。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在本报采访了江晓原、方益昉后，又联系了几位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征询他们对黄禹锡事件的看法，几位受访人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推托了。

近年来，江晓原和方益昉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开创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方向。

曾在生物医学领域从事科研20多年，随后在生物医学企业创业10多年，方益昉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科研竞争、利益纠葛、政治博弈体会颇深。

因此在弃“科”从“文”后，便将兴趣点放在了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政治上。

用方益昉的话说：政治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处在学术、资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媒体等等问题中心的生物医学，恰恰是研究这种平衡的理想范本。

近年来，生物医学在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进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江晓原看来，媒体与公众舆论也是这种平衡中一个重要的砝码。

在涉及黄禹锡事件的种种表现上，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砝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洪蔚）《科学时报》 (2011-07-27 A3 科学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