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转 原作者刘姨摘要：萧红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评电影《黄金时代》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

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

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

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

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

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

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

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

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

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

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

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

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

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

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

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

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

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

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

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

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

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

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

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惊世骇俗的主角。

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

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

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

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

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

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

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

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

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

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

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

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

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

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

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

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

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

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

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苏区内部的清洗，不会有著名的保护人为他们留名。

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

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

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

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

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

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

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

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

《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桑干河》之于国共内战。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

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

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

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

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

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

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

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

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

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

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

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

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黄金时代》上映，引发一波儿萧红热。

凑热闹的人里头，有了解萧红的也有不了解萧红的，当然大部分是不了解萧红的。

他们是因为《黄金时代》才注意到中国文学史上有萧红这么一人儿存在，还有着熠熠生辉no zuo no die的私生活史，真是好大的一盆谈资。

老盯着腾讯新闻新浪微博BB王菲谢霆锋姚晨凌潇肃已经没新鲜素材了，这回来一文坛八卦，还是民国的，哎呦喂，真是bigger than bigger。

于是专栏作家们操着各式各样的小市民价值观、洗脑机构伪成功学、畅销身心灵理论、三流情感专家调调，开始对萧红的私生活指手画脚，怀揣一大摞各式标签往上糊。

有说她是民国第一”作“女的，有说她智商高情商低的，有人批评她不独立不解放总是依附于男性，有人说她是“饥饿的贱货”。

这些人里头，有男的也有女的，但大部分是女的。

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这话还真是百试不爽。

靠文字混稿费的帮闲文人们虽不大富大贵，但也过得起拎着代购名牌包喝下午茶和异性粉丝打情骂俏的小资生活，对于萧红的落魄潦倒和遇人不淑自然是鄙薄的。

而面对45岁的王菲重泡34岁的谢霆锋，则上赶着赞美“女人要瘦要美要经济独立，才会一辈子都有恋爱谈”，认为王菲象征着人类恋爱史上的进步，未来社会的趋势，blablablabla。

心灵鸡汤之所以特别招人烦，是因为总是抽离时代、阶层、经济的因素，忽略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用一套看似滴水不漏实则屁话连篇的理论，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做注解。

比方说吧，也许王菲只是看到小谢在《一生一世》里的古铜色肌肉还不错，深夜拿起微信问了一句“约吗”，又不慎被娱乐记者拍到，可到了心灵鸡汤专家手里，就变成了宣讲真爱和女性独立的黄金范例。

这可真是祖传三代贴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到萧红的事儿上也是一样。

任何一个人，扔到民国，扔到呼兰那个小镇上，扔到萧红的处境里，说实话，你不一定活得比人萧红好，也不一定能写出《呼兰河传》。

不想在小镇上死气沉沉活一辈子，那么就只能逃。

17岁，家里不给生活费，那年代的大学又不像现在，你指望萧红去麦当劳打工还是靠助学贷款？

关于她和汪恩甲，也未必是遇人不淑。

有研究显示，汪恩甲可能是在路上被日伪军抓走，并非故意抛弃萧红。

然后遇见萧军。

有人说，萧红独立性太差，总迫不及待地想依附男性。

但假若萧军没对萧红一见钟情，萧红谈何依附？

萧军身无分文，既不是煤老板又不是李刚的儿子，萧红图他啥呢？

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萧红并非没去找过工作，她的文章《广告员的梦想》，记载了萧军是怎样嘲讽反对，酗酒大闹“有了职业，连爱人都不要了！

”后来，萧红找工作的事儿就这么撂下了。

后来的种种种种，除了电影里呈现出来的那些，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或可考或不可考。

活在没有战乱的现世，用自己的市民逻辑去揣度萧红活得聪明不聪明，真是一件很扯淡的事儿。

若说落魄潦倒，梵高活着的时候也不怎么有钱。

若说依附他人，柴可夫斯基也被梅夫人资助了大半辈子。

若说智商高情商低，汉娜.阿伦特也痴恋了海德格尔很久很久。

你是不是该劝梵高去蓝翔技校学门技术，点拨柴可夫斯基软饭无边回头是岸，再给汉娜.阿伦特注册一百合网账号呢？

子非萧红安知萧红作得不爽，人家的私生活她爹妈都管不着 ，轮不着那么多居委会大妈发表真知灼见。

当然，在其位谋其职，文字工作者总难免写命题作文。

作为一枚码字工，为了赚稿费我也消费过萧红林徽因张爱玲潘玉良的情感经历。

可是，人得分清当婊子和立牌坊的区别，默默告诉自己一声“在职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可别爬了个香山就以为自己征服世界。

私以为，认知一个作家、艺术家，理应通过ta的作品，而非私生活。

从道德角度，罗丹是个渣男，但他的雕塑依然牛逼闪闪。

徐志摩也是渣男，他的诗就实在不怎么样。

渣男也好，作女也罢，跟艺术成就，并没有直接关联。

换个角度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人生，可能就是ta亲手导演的一件作品，只能用“美”或“不美”来评价，而非“对”与“不对”。

萧红的一生，是悲剧的，但毫无疑问是美的。

同样是双子座，林徽因呈现了双子座富有理性秩序和聪慧的一面，而萧红完全活出了双子座的酒神精神。

她在人生的戏里是演员也是导演，像是精神分裂出两个真身，一边演，一边看着自己演。

一会儿入戏，一会儿出戏，巨痛的撕裂，冷静的调侃，酸涩的微笑，莹然的温暖，俱在。

演到极致，当然豁出自己，豁出一切，生死亦置之度外。

萧军也好端木也罢，只不过是搭戏的男演员，爱谁谁。

长期的颠沛流离和精神紧张，我揣度萧红是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隐患的，抑郁症或双相人格障碍。

对于一个精神构造非常态的天才，你无法用惯常的逻辑来衡量她。

小资情调的汤唯小姐，自然也演不出萧红的神经质，所以只能用不停地发抖和嘴唇微张来呈现。

但你只觉得，那是汤唯，而不是萧红——写作这件事，原本就不是可以被“表演”的。

萧红如果长成汤唯那样儿，估计就去当美艳女特务了吧，还要啥自行车啊？

萧红的文字，无疑是上好的。

只说一篇小文《初冬》，一字一句重若千钧，有返璞归真的干净，又有秘而不宣的张力。

于是当你看到《黄金时代》里，汤唯捧着杯子穿着文艺毛衣抖啊抖，对面的表弟梳着都敏俊的齐刘海，操着生硬的民国腔劝说“莹姐，你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也不去修理"，只觉得，这样的影像，无法抵达文字的分毫。

因为两种介质的使命原本不同，试图越俎代庖，只能是无功而返。

有人说，你知道许鞍华有多努力吗？

我说，她又不是韩庚，为什么要知道她有多努力？

有人说，你知道黄金时代的拍法很先锋吗？

我说，“间离”嘛，武林外传也用过。

你别说，《黄金时代》里边儿沙溢一出场，还真挺像武林外传的。

还有人说，《黄金时代》能让更多人了解萧红，这不是很好吗？

我想说，还是别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火了林徽因，《画魂》普及了潘玉良，可是大家都在津津乐道林徽因的三段情，潘玉良的救风尘，还有谁关心她们在建筑和绘画上的成就啊。

真不希望萧红步她们的后尘，真的，grace 姐姐说了，“拜托拜托”。

今天的男女真的看起来挺平等的。

女性朋友们可以在CBD带着精致的妆容吃外国饭，可以在朋友圈为了敏感词摇旗呐喊，可以和男性公知在同一平台上吵嘴打架。

但当女作家萧红来到面前，我们最遗憾的还是：她没有像40岁的周迅一样嫁个帮她擦干头发的暖男，也没有找到那个提醒她穿袜子的凯歌。

真难为这么多人惦记着她的私生活，萧红地下有知，是死不瞑目呢还是瞑目呢瞑目呢？

---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帝都囧事（didujiongshi)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

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这部电影非常过瘾，有些在文章里间接看到的场面，都成为了直观的画面。

萧红和她的那些男朋友们，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

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八卦心理，在电影《黄金时代》里，这些都“非常堂正”地表现了出来，连小小的细节都很到位。

萧红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传奇色彩，她31岁就已经完成了一生。

悲剧也罢，喜剧也罢，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她的。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

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

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

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

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

”的问题。

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

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

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

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

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

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

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9.28去看。

無限期待。

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已看。

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

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杨早《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

散场出来，相视一笑：“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

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

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

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

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

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

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

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

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

“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

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

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

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

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

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

”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

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

），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

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

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

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

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

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

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

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

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

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

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

“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

”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

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

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

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

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

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

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

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

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

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

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

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

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

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

’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

《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

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

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

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

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

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

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

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离合悲欢忆萧红》）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

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

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

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

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

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

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

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

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

《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

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

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

剪剪还差不多。

”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

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

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

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

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

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

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

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

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

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

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

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

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

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

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

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

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

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

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

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

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

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

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1.选角。

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

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

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

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

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

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

《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

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

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

上次看三个小时长电影，还是看《霍比特人》，音响效果和打斗场面轰轰烈烈，看完倒也没有觉得累，可是这部片看完，感觉都需要担架把我给抬出去了。

大概还是太心塞，心理活动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身体机能了。

如果没有读过萧红的书就贸然来看片，恐怕会纳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拍悲惨的时代里这样一个悲惨的女子，整部电影的重点都不在她的才华，藏起了她的这个利器，你只会纳闷这从北到南的无尽漂泊是为了什么，这凄风苦雨的感情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朋友接纳她照顾她又是为了什么；想看美女的人也注定要失望，大银幕上的汤唯苍白失血的两颊满是痘痘和雀斑，她总是那么苦，开头是穿着脏而旧的棉袍棉鞋，打着两条小辫子，后来是穿着极为朴素的不显身材的旗袍。

只有和端木在西安好起来的时候，因为端木是全剧里最布尔乔亚的一个，那时候的她穿着西装裙和高跟鞋，斜戴着窄边小红帽，是相当美妙的。

郝蕾演的丁玲非常丑。

田原演的白朗，袁泉演的梅志，也都非常不好看。

想看三十年代的旖旎民国风情的观众，注定要失望，大银幕表现的是肮脏、敝旧、落魄的民国——那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民国。

原来编剧是李樯，这些肮脏敝旧的场面和人物，也都可以从这个源头去理解了。

他写过的最好的人物，是《立春》里面，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里的唱高音的王彩玲，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面，肮脏的上海楼道里面闪过的小骗子潘知常，写这些有弱点的、善良的、滑稽的、失败的小人物，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萧红、萧军、端木他们，则在这些困苦、痛苦、在对普通生活的愚蠢和无能为力之上，有一个更为核心和宝贵的东西。

“那一种东西”，很遗憾，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就更别说鲁迅了。

这部电影里的王志文版的鲁迅实在太糟糕。

一个扁平的、话剧体的、刻板印象里的鲁迅，他说着鲁迅书里的句子，一个字都不改的，非常非常拗口，非常非常别扭。

抽烟啊，咳嗽啊，然后再像念话剧一样念出一句“鲁迅名人名言”，戴着慈祥的面具，完全是假人一样的鲁迅。

啊，对了，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糟糕的印象。

里面很多人物都像是假人。

好像他们说着“名人名言”，穿着旧衣服，知道自己“在装一个三十年代文化名人”。

回到萧红这个人本身，她两次怀着孕换情人，对小孩也完全没有感情，这肯定是要受人诟病的。

可是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很强的母性，她没有也就没有吧，要怪就怪没有避孕套的时代太可怕。

她其实一生都还是个小孩，渴爱，身边不能缺男人，感情也处理得不利落，永远需要人善后。

她当时和萧军关系不好了，就从早到晚待在鲁迅家里，善良的鲁迅和许广平都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

所以也许她31岁去世并不是早夭，因为那是一个31岁的孩子。

有天才的，可爱的，也很残酷的孩子。

萧红一生坎坷，对于她，人们认识太少，误解太多。

当很多人没看过她的传记，读过她的作品，纯粹以猎奇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种视线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偏差。

关于她的故事，虽然我们难言真相，但史料中的萧红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她的命运就是被社会和生命中一个个男人屈辱、践踏和抛弃的轨迹，死于三十六岁的韶华反倒成了她的幸运。

换句话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黄金时代。

对任何编剧来说，萧红的传记都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掩饰其自作自受的事实，仅这一点就会让电影的基调极其负面。

于是想令观众接纳人物，势必要忤逆史料——这同样不可取。

最妥帖的方式，大概是放大她苦命的属性赚人同情，犹如《松子》一样，事实上李樯确实做了妥协，但他妥协得更彻底，为了一个人物，牺牲了整个剧作。

片名中的《黄金时代》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人们期待的那种以萧红为线索带出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的那种思路并没有在电影中表露出任何迹象，它仍是一部“萧红传”，其他人物的出现，只是为她起到“照明效果”——不是萧红见证了他们，而是他们眼里的萧红，编剧选择用人物主观性的视角，替代了客观性的史料，这种做法，把电影里的萧红悬置在众人目光的中心，可以任意涂饰和美化。

在这里，编剧选择让每个人面对镜头开口说话，这也意味着隐藏——所说相对于所思，必然经过了过滤，因此电影最终呈现出的萧红，并非是那个史料意义上的萧红。

她一生经历三个重要的男人，每一段都有戏剧性，她的反叛，甚至说为反叛而反叛的生命，构成了直接的冲突。

霍建起的《萧红》建构在这种冲突之上，就自然而然呈现出人物自作自受的景观，在那部电影里，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那场洪水里苦苦寻觅对方，呈现出一种革命时代的浪漫爱情。

但在《黄金时代》中，这段戏拍得轻快甚至有些轻佻，配合着节奏散漫的剪辑和配乐，萧红挺着大肚子从窗户爬下老人的船，这种略显超现实的场景，基本上奠定了影片的基调——淡化了戏剧，改用散文的笔法，于是每段关系的冲击力都被无缘无故弱化了，这也意味着难以表达她的激情，以及抗争。

这是许鞍华有意营造的间离效果，因为只有这种间离，才能平衡史料带来的负面印象，达到拔高人物的要求。

但萧红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创作才华，这一点偏偏无法做到合理的表达，片中有这样的台词：“谁都会写饥饿和贫寒，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萧红那样写得触目惊心”，这种感受，读过萧红作品的人都可本能地知觉，就像她写和萧军在哈尔滨蘸着盐末吃列巴以及端着脸盆喝热水的文字带给人感同身受一样，在电影里却被处理得不痛不痒。

萧红与萧军的相见，更是靠几张画表明“我认识到了你的才华”，在这里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铺垫，但下一场戏萧军就跟孕妇萧红上床了，这段场景直接切往另外两个人物对观众的口述，让人怀疑这根本是个喜剧。

很多人自然不会认同这样的叙述方式，让片中人物打破第四面墙，直接面对观众说话，等于暴露了摄影机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打断人们的观影经验，令人无法投入剧情本身。

这种剧作方式，削弱了电影语言本身，令其变成了一个“口述史”，这种严重违背常规的结构，与其说是文学化的语言尝试，不如说是缓解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黄金时代》几乎是在通篇低沉的调子下进行，它需要一个个节点让观众开放式呼吸。

这种对剧情的分解，或者肢解，从根本上解决了令人物进入扭曲状态的可能，保住了人物的正面意义。

换句话说，为了立起一个人物，整个剧作结构轰然倒塌，这是绝对意义上的得不偿失。

许鞍华是格外不喜欢用字幕的人，她的语言方式，几乎要通过画外音来实现，在直面镜头的口述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一、第三人称的画外音。

电影中有两场戏，一场是萧红看着萧军，独白却指向观众，说着他们的生活琐事；另一场是丁玲对萧红诉说自己的理想，也同样指向观众。

这种错指产生的间离感隔绝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叙述效果其实格外怪异，电影中这样的不合理叙事还有多处，譬如萧红的弟弟对着镜头说起多年后萧红把他们见面的事情写成文章，破坏了时空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全知的“上帝视角”，除此之外，多位对镜头口述的角色也都拥有这种“上帝视角”。

这些口述情节和画外音让整部电影在拖沓和冗余中历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上帝视角自然不能保证真实客观，电影最终造就的萧红，成为一个纸面意义的符号，有情、孤寂、可怜却又不卑不亢，那种我们读传记时no zuo no die的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对完美主义的形象，经由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不负责任、固执和懦弱映衬出来，成为乱世中孤芳自赏的花朵。

主演选择汤唯大概也是这个意图，她两眼中流露出的惊恐和单纯符合我们的想象，而且除她之外，大概也不会有其他演员能赚到如此多的同情。

但这种印象也不过是虚有其表，我们无法从灵魂深处，窥到她骨子里的细腻和悲天悯人。

对于“黄金时代”的定义，来自片中萧红在东京时的呓语，那段时间的她闲淡度日，没有经济压力，是她口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她的孤寂则令其成为一种纸醉金迷的幻象。

对萧红来说，真正的黄金时代不是安宁的日子，而是生命中的苦难，她与饥饿、贫困、颠沛流离之间的相处，这种痛苦的相处构成了她生命的意义，也成就了她的作品，从苦难中抵达不朽，才是她的黄金时代。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写完《呼兰河传》，那部不符合抗战意识形态的电影，令其和周遭作家格格不入，却也让她能够遗世而独立。

http://yule.sohu.com/20140930/n404765202.shtml【搜狐】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

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

“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

”李樯解释说。

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

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

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

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

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

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

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

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引文略）”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

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

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

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

”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

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

“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

”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

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

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

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

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大家就闲聊起来。

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

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

”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

”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

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

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

可以写出来，加讨论。

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

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

”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

”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

”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

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

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

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

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

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

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

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

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

【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

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

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

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

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

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

《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

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

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

《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

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

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

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

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

”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

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

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

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

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