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生活总是处处碰巧。

早上刚听严公子讲圣桑。

说这位大师晚年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为了追求诗和远方，搬到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居住，这是一个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

图8⃣️是此处的标志性建筑。

当然，没有战争的地方哪里都是诗和远方，有了战争那就是人间地狱了。

下午看的影片《远离人迹》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做个教书先生的退伍军人达吕奉命押送一名杀亲凶犯。

结果在押送途中才知道犯人为何会杀人，俩人还一路被追杀，还遭遇阿尔及利亚境内两股敌对军事力量的对峙，幸好，他俩都没死。

犯人不是坏人，可是犯人不接受审判就会引起新一轮的复仇（这个逻辑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代代报仇）。

犯人不想连累家人想就此结束复仇，达吕觉得犯人不应该死，想办法让犯人活下来。

影片结尾起码是好的。

（我也相信他是好的）只是，影片中处处充斥的情绪告诉人们，战争迟早会爆发，达吕想要的平静也是一种奢望。

维果·莫腾森和第二男主，真是发挥的出色。

达吕的存在，会让人们觉得，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依然会有人保持心底的善与正义。

版权说明：内容来源网络，本文仅做分享，版权归原作者， 如有侵权请告知，联系删除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

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

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

），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

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

“要我交人，办不到。

”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

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

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

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

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

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

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

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

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

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

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

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

结婚是什么样的？

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

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

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

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

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

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

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

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

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

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

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

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

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

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

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

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

《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

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

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

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

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

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

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

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

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

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

“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

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

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

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

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

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

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

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

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

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

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4年写了一则13页的短篇小说《来客》，3年后收录于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放逐和王国》当中。

同样是在1954年11月，反殖民争独立性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在该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殖民军队间爆发。

因此，这则发生于短短一夜，关于一个宪兵抓住一个当地杀亲凶犯，将其移交给一位法裔乡村教师，要求送往附近城镇进行判决的故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迹》。

能说流利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美国演员维果·莫腾森，成为加缪小说里的乡村教师Daru，而曾在多部法国电影里扮演阿尔及利亚故乡人的Reda Kateb，则是小说中那个因惩戒性族法家规被追杀的Mohamed。

原始的族法与殖民地宗主国的法律，部落对凶犯的追杀与法军对游击队的绞杀，一道在尴尬的时间点涌来，成为Daru完成移交任务、Mohamed苟且求生之逃亡路上的可怖障碍。

维果·莫腾森那张坚毅的脸，非常适合荒凉粗犷的北非沙丘，他注定是一个有着暴力前史的狠角色。

果不其然，逃亡中的两人落入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之手，藏匿于山洞中时，一位位战士上前敬礼，原来在二战的意大利战场，Daru就曾是这些法国外籍军团的指挥官。

如今，他们却成了拼死推翻法国殖民者的革命者。

当然，Daru并不认为自己该是敌人，甚至不该是法国人。

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作为开拓者的父母也葬在阿尔及利亚，这里才是他的故乡。

他和创造他的加缪一样，都是登陆北非时有些穿的“黑脚”（pied-noir），这个名单中的真实人物还包括：路易·阿尔都塞、艾迪特·皮亚芙、伊夫·圣·洛朗、雅克·德里达……他们都曾实打实的是北非土地上的一员，直至1945年5月8日。

这一天，盟军和群众在巴黎和法国各大城市乡镇疯狂庆祝来之不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东部塞蒂夫的市民却为着另外的目的走上街头。

他们一厢情愿的以为，在把年轻的孩子们送上欧洲战场并付出惨重牺牲代价后，戴高乐理应给予他们独立；他们还要求释放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领袖Messali Hadj。

看着游行者挥开“非法组织”PPA那绿白相间的星月旗（现阿尔及利亚国旗）后，监控游行队伍的军警在慌乱中开枪了，并引得住在街边楼上的法国居民也向人群开火，一场混战不可避免的开始了。

102名欧洲人被杀死，法国军队随即展开报复，甚至动用了飞机进行轰炸。

阿尔及利亚人在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双方数据存在相当大误差，法国历史学家认定只有1500人，但阿方数据却坚持4万5千人。

“突尼斯，摩洛哥，我们可以让他们独立。

但是阿尔及利亚是另一回事，这里本来就是法国的地方。

”一位法国军官曾如此坚持。

而这场屠杀的下令者杜瓦尔将军，在年老后毫无羞愧地汇报工作：“我的决定将独立运动推迟了10年。

”这些年，关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纠结关系的出色作品并不少见。

2010年的《法外之徒》中的三兄弟，在屠杀惨案过去后，老大成了抵抗运动成员，被逮捕并送到巴黎关押；老二加入了法军参加了越战，被俘后经第三世界兄弟教育回国；老么在地下拳赛中成为最大胆的赌徒。

他们从马赛开始，为生存拼杀，最终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阿尔及利亚黑帮。

同年的另一部力作《人与神》，则置于1990年代，战后留在当地的八名法国西多会修士，在政府军和恐怖分子谈判破裂后，成为了惨烈的牺牲品。

而这部置景于同样山区的《远离人迹》，则以一种“明的净化”之高明手法，剔除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将角色置于一场无力抵抗却又屡屡化险为夷的猎杀游戏当中，甚至心怀善意的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后代，升华成为西部片里常见的患难与共兄弟。

只可惜，那注定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加缪小说之外的真实历史，是由铺满荒野的尸首写就的。

首先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知识基础，我是开了1.5倍速把它看完的，剧情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就好像风过留痕一般，这部影片在过程中带给你平淡的感受，但在某一个回想的瞬间，让你觉得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那些好像天大的事、仿佛无解的题，其实不必去纠结，算了吧，没关系，去面对吧。

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起眼的建筑物，唯一像点样子的，就是那一间教室。

很多次两个人在画面的一侧显得非常渺小，整个贫瘠的地区也没有一点温柔的色彩。

但到影片后半段的时候，他拿枪抵嫖资那会儿，在妓女的怀中留下了一滴眼泪，我不懂那眼泪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当时在思想上对这种嫖娼行为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限制，就觉着这两好兄弟就得这样一起扛枪嫖娼风流肆意。

在他们这种环境下奢谈爱情是不可能的行为，不是哪一种生活都能过得如此理想主义。

电影中所描写的生存规则与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实在太残酷了。

中东阿拉伯武装斗争恐怖分子等等因素……所以会感慨人性果然是伟大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展现非凡的毅力，难道这就是人类繁衍至今的生存之本吗？

再次想想又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看了一部电影，而是看了一本画册似的，就这样快速翻阅着，然后暂时放下了这段历史。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最佳觀影體驗！

一次心靈和人性的旅行與拷問。

我們所謂的正義在某一刻可能輕易地就會顛覆。

押送犯人的途中我殺了威脅我們生存的人，我變成了犯人，而犯人竟深感悲傷自责，解下頭巾為亡者做了禱告；曾經一起為正義而戰的戰友，在變化的局勢中成了陌生人、甚至敵人，當立場不同，你所謂的正確、正義，是不是只是你的選擇；當去往刑場的最後一個分叉口來臨，你是選擇屈從于他們所謂的正義而奉獻自己的生命還是願意給自己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如果一個人殺了人，心中沒有悔意，沒有善良，沒有感知，就算被所謂的正義殺掉又有何意義？

如果一個人迫於某種壓力殺了人，心中虔誠的悔過，感知主，傳遞善良，那他能不能有一次改頭換面重來一次的機會？

我們所謂的正義，只是我們的立場。

王者归来扮演的达吕（北欧气的俊毅面孔和深邃目光），比起加缪原著里面的达吕（一个，有点模糊的胖胖的法国人），是有一种提色不少的效果。

剧本比起短篇小说，也更饱满细腻一些。

导演对加缪的理解程度让人惊喜，更让人惊喜的是足以与这种理解能力相抗衡的掌控能力，让整个片子保持着一种不言不语、精致而辽阔的气氛。

很多东西像是从加缪的心里直接拿出来的一样：荒漠，战争，连绵寂静的山谷，单枪匹马的人，照破群峰的晨曦和暮色，还有那些令人疑惑的，似乎无论走哪边都不会有尽头的分叉道路。

山谷中一排小小的白色的房子，活像是一座荒诞主义的城堡，站立在人和岩石之间。

它似乎既不倾向人，也不倾向岩石，就只是在观察，人和这无情大地间的相互凝视，相互吞没。

有一处是两个人遇雨，看到一个房子奔过去避雨，撞开门以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屋顶。

还有一处是独立军和法国人交火，达吕和同伴作为独立军的俘虏躲在石头后面。

结果独立军惨败，仅剩一个头领，躲在和达吕遥遥相望的另一块石头后面，当看到自己的人出去投降法军也会开枪时候，他瞪圆了眼睛望向达吕，一脸的不敢置信和谴责，达吕也不敢置信，对他做了一个虚弱而尴尬的手势。

嗯，惨淡极了的同时也幽默极了，所以就，荒诞极了。

看这样的电影会让人觉得快意，你说法国电影式微了么？

那就给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余威犹在的法国电影。

“对于法国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对于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国人”。

时代、出生的困境，个人命运的困局。

我是谁？

我生从何来？

去往何处？

哲学上的人生终极三问对世人发出的灵魂拷问，对生存在夹缝之中的男主而言，更为沉重难解。

记得在哪看到对这三道经典哲学难题有这么三个回答：“我是我”，“我从我来”，“我往我去”，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从我出发，认识自我，坚持自我，“我是我”；身心合一，言行遵循身心，“我从我来”；不管出生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不管生活在家乡还是异乡异国，不管身处同族之中还是异族，在内心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扭转本性迎合环境和人事，不管世事变幻一生做自己，“我往我去”。

男主生活在那样分裂的社会族群中，生活境遇是那样的困窘，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他一概以自己的人生信念作出选择，向善而行，向死而生。

这样的人是跨越了国籍种族的，他首先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远离人际》：仿佛被诅咒的土地 宗教把人紧缚 战争把群体打乱再紧紧捆绑 人深陷宿命 在恶中循环 被迫地选择立场 被迫地逃亡和反抗 故事没有局限在究竟杀没杀死那个男孩 而是用接下来的人物举动让观众判断 电影中的细节充足 比如如何握枪 吃饭收拾干净自己的办公桌使用也不用教室里十几张空着的学生的桌子 在本能自卫后摘下的头巾 这部电影没有像大部分作品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周折 （像维果今年刚拍的绿皮书性格就很饱满） 两人在一条被设定的路线 慢慢走 顺其自然地走 潜移默化地将彼此的人格相互转移 在路上被俘虏 被当作人质 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被谁俘虏 只有乱石 枪 和女人 能成为呼吸的缝隙 拍摄拿捏得恰到好处 镜头的延伸表现不俗（很喜欢尾部二人背道而驰的眼神特写 拍的特别宽广 ） 一直以来 穆斯林成为了一种敏感 就像每个民族都有得敏感一样 导演用雨天里漏天的房顶和假装烤火已经算表现的很饱满了

副标题——《自己没得选，有帮别人“选”的机会时则全力以赴》故事背景为1954年阿尔及利亚反殖民独立战争。

男主是阿尔及利亚一个偏僻山旮旯里一所“支教”性质的学校的老师，传授孩子们知识以及资助粮食。

他以法国人的身份出现，但如他自己所言，“对于法国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对于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国人”。

他根本没得选。

中途，曾经和他一起参加过二战的部下（阿尔及利亚人），让他在法国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反抗武装之间做出选择，他也没得选。

在法国人眼里，他是预备役军官，随时应该履行义务去打阿尔及利亚人。

在他曾经的战友眼里，他应该和他们一起像二战时候打侵略者一样打法国侵略者。

男主选择了不做选择——事实上他没得选。

一个没得选的人。

这时候有人送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罪犯，这个罪犯因为他的堂兄偷自己家粮食，于是杀死了堂兄，因为人手不够，相关部门要求男主把这罪犯送去有一天路程距离的警察局。

男主拒绝，来者说不管，反正这是命令，最好执行。

男主对罪犯说，你明天就可以走，你自由了。

但罪犯并不走。

第二天一早有罪犯村子里的人来抢人，男主说你可以走了，赶紧跟他们走吧。

罪犯任由男主和他们对峙，就是不走，他要去警察局。

他请求男主带他去警察局。

男主一路都恨罪犯不争——懦弱，没勇气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遭遇追杀和原野上躲无可躲的大雨后，罪犯告诉男主为什么他要去警察局，他不是懦弱，堂兄来偷他家的粮食，如果得逞，他们就没得吃，他的母亲，弟弟们就得挨饿，那些追杀他的人，是他杀死的堂兄的兄弟们，这边的习俗，兄弟们必须报仇。

如果他死在这些人手里，按照习俗，他的弟弟们得替他报仇，但他们太小了，他不想让他们去送死，所以他希望死在警察手上。

这是他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没得选，他不是懦弱。

听到这种事，估计男主的内心是崩溃的。

于是更加希望能帮助罪犯做出选择——逃命。

于是发生了一场有意思的戏码。

之前罪犯问男主，和女人做爱是什么感觉。

男主说你没有过女朋友吗。

罪犯说没有。

男主说，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因为去警局的话，罪犯必死无疑。

于是男主带他去了他以前常去的一个花楼（酒吧），让老板娘给罪犯安排了一个姑娘。

被姑娘开发过后的罪犯，眼神明显都不一样了。

原先是一心求死的眼神，如今的眼神散发出一种“原来是这种滋味，我得一秒一秒的回味回味才行”。

鉴于男主一直在帮助罪犯逃跑，我臆测，他带罪犯去开苞，有两方面的打算，如果罪犯去了警察局被绞刑了，至少死前也尝过性的味道了。

再则，此等美味，刚吃上，就得去死，这可以激发罪犯活下去的欲望。

做爱当然只是一个引子。

一个代指。

重点是男主一直在把一心求死的罪犯朝另一种可能上推，不遗余力的推，搭上自己也在所不惜。

他在用语言根本无法让罪犯产生逃跑的想法后，想通过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做爱，罪犯还没有过的体验，来激发他的求生欲望。

快到警局了。

男主说往右的沙漠走一天，你能遇到游牧民族，你就能过新的生活，我会跟你的堂兄们说我把你交给警察局了。

犯罪说，但是警察局会追捕你。

男主说，那是我的事了。

那么，一心求死的罪犯会做什么选择呢？

一个没得选的人，冒着搭上命的危险要帮另一个人去做出“选”，会成吗？

自己看吧。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4年写了一则13页的短篇小说《来客》，3年后收录于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当中。

同样是在1954年11月，反殖民争独立性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在该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殖民军队间爆发。

　　因此，这则发生于短短一夜，关于一个宪兵抓住一个当地杀亲凶犯，将其移交给一位法裔乡村教师，要求送往附近城镇进行判决的故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