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

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

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

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

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

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

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

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

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

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

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

”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

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

“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

你千万谁也不要说。

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

”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

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

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

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

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

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

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

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

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

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

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

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

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

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

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

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

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

（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

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

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

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

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

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

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

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

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

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

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

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

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

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

药，毕竟是药。

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

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

存活率少之又少。

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

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

死于肺部感染。

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

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

奶奶享年89岁。

也算是驾鹤仙登了。

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

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

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

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观众对《我不是药神》的期待更多源于两位黄金监制宁浩和徐峥，他俩都是在商业喜剧电影领域获得大批观众的认可。

宁浩从最早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开始，就确立了自己在华语圈独树一帜的黑色幽默风格。

徐峥在许多宁浩作品里以及在《囧》系列中展现出扎实的喜剧表演水准，他能“抓住人物的整体性格，并加入自己的个性”。

也正是经过他们这一批电影人的奋力耕耘，喜剧电影已经成为大陆商业电影最突出最卖座的一个分支。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也是宁浩坏猴子72变计划中的一员，加上老熟脸徐峥，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会是一部有着强烈宁浩痕迹的电影。

的确，影片不断穿插的喜剧桥段是有观看宁浩《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时的感觉。

但导演文牧野将类型元素和自身的表达区分开了。

其实冷静的去看，你会发现《我不是药神》的喜剧成分是相对次要的，它的笑料更像是艰难生活中溅起的些许涟漪，让屏息着的人们得以喘息。

电影的主线是一个严格的现实题材，在情与法边缘展现生命的真实。

剧情也并不复杂，讲述了徐峥所饰演的神油店老板，在替白血病人从印度偷运药物“格列宁”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影片的最初阶段，徐峥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在观察世界的普通的人，将影片起伏真正的串联者“病人”呈现出来。

而每一个病人角色的设置也生动描绘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群像，如不靠谱吕受益，横冲直撞的黄毛，总是重复祷词的牧师，这些人物身上的喜剧桥段，像是一种亮相，给予观众强烈的性格印象，也让他们所化归象征的病人群体显得真实可爱，更为结尾悲剧做情感对比。

这些服务于真实感的喜剧桥段设置是与黑色幽默或者闹剧都相去甚远的，即使是两位监制曾合作的现实题材喜剧作品《无人区》，衬底的也是荒诞而非现实。

《我不是药神》中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同情，想来更多是文牧野导演的表达。

这一点可以在导演先前的短片作品中初见端倪：《石头》中老房拆迁的农村青年，《金兰桂芹》中的两个孤寡老人，《安魂曲》中的县城修车工。

尤其是在《安魂曲》中那个县城修车工等待手术费的女儿，让我们看到与《我不是药神》中相似的情感来源。

这一点是有别于前辈之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那部作品中简单地把美国药监局当成问题的罪魁祸首，主角就是一个有强烈求生欲的病人与体制展开黑白斗争。

《我不是药神》中则更多的是记录，将曾经的那个故事还原，让人们看到手中平凡的力量，比如医药代表追查走私药物是为了保证药企的利益，尊重知识版权才能让药企良性发展研制出更好的药品；比如警察，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来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根本。

甚至最后向警察举报的保安都是说“我是看到报道说现在有这个假药，伤天害理，你们赶紧抓了就好”。

就像片尾曲所唱的那样“握紧手中的评分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而在此时导演讨巧的将程勇设置成一个局外人，用他的视角与旁白带着你我，进入到这个被记录的故事之中，也用其他人不同的表现，烘托出他的变化与价值，所以程勇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观众情感的转变。

观影的你我，情绪也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有着感同身受的体悟。

主角程勇首先是个商人，现实里电影也首先是笔生意。

病人想活便有了药商，观众想乐便有了喜剧。

假药从来没有在市场上消失，也有大量糟糕的喜剧片占据了银幕。

《我不是药神》有着大量喜剧元素却充满了悲悯，程勇自己卖着走私药却打了在片中同样卖假药的张长林。

在电影中张长林接手卖药生意后不久，因为没有病人维护他，很快就被警方通缉。

程勇却在吕受益死后如同化身了普罗米修斯，为了病人甘愿牺牲自己，当他被判决后在去服刑的警车上，漫长的病人队伍摘下口罩为他送行。

其实在当下许多恶搞式的喜剧片也因为观众口碑惨淡票房不佳。

是的，虽然你首先是个商人，但是电影和卖药一样，是一场与他人的共谋，电影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也会尊重电影。

这可能是《我不是药神》点映期间近乎疯狂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来源，虽然期间的参差与不完美，也有人可以发掘，但似乎人们更愿意为这不完美的现实生活摇旗呐喊。

宁浩盗来了文牧野这颗非喜剧电影的火种为大陆商业喜剧电影的灯塔点亮了一个现实主义方向，而这片电影之海还等待新一代的电影人去远航。

“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一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

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

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我不是药神》这部极具话题性的影片，片名曾一改再改，中国药神，印度药神，生命之光……在筹备时漏出的只鳞片爪，已为它早早赢来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称号。

与其说是片方的宣传噱头，不如看作市场的期望和为它预支的赞誉。

毕竟这类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娱乐至上的影视行业向来少有人愿意触碰。

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以过人的勇气负重前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主角程勇，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倒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并非身患绝症的达拉斯牛仔，原本不会有“如果还有明天”那种末路搏命的赌徒心态，然而编剧赋予了他足够的冒险动机。

作为升斗小民，他的生活已经沉到谷底，无以为继的小买卖，急需手术的老父亲，咄咄逼人的前妻，割舍不下的儿子，一切都在催逼这个潦倒的中年男人放手一搏。

吕受益的出现给程勇指明一条生财险道，更由此逐步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冷倔的黄毛默默干活最多，性感的思慧带来了高效的分销网络。

牧师的加盟既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又帮助程勇搞定货源的独家代理，还用他God bless you的口头禅给拍档们做心理按摩，为观众提供笑料。

他的身份与这帮人的行事构成有趣的反讽，让人想起古惑仔中劝陈小春信耶稣的重炮阿叔林尚义。

影片直到程勇收手转行之前的情节也恰如古惑仔式的浪漫历险，徐峥浮夸的演绎方式正适合这段漫画式的风格。

他纠集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以其浑不吝的市井痞气，加上一点经商的小聪明，打出一片天地，既解决了自己家人的燃眉之急，又得以找回久违的尊严。

他在夜总会里扬眉吐气地向领班砸人民币的时候，顺便收获了一刻疑似爱情的心动。

比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本片不存在LGBT和艾滋病部分，也尽量弱化了病患与卫生机构的冲突。

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编剧聪明地树立了假药贩子这个靶子，给主角带来第一波麻烦，也从侧面提醒观众药品审查的重要性。

王砚辉演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反角，他扎实的话剧功底在不多的戏份中充分展示了这个奸商复杂的性格。

然而单以假药贩子为敌，不足以支撑影片立意，药企巨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隐隐成为叩问对象。

吕受益的发病是关键的转折点，愧疚激发出程勇的良知，天人交战，他最终由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变成行善积德的勇士，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相近的人物弧光。

虽然徐峥的表演习惯性流于表面，但剧本整体的设计和铺陈保证了人物每一步的行为都大体合理可信。

影片的表达手法比较克制，没有太过煽情，没有一味卖惨，反倒不断加入黑色幽默以中和沉重感，但由于题材和情节的原因，仍有好几处催泪的地方。

吕受益和程勇谈论做父亲的感受，他妻子对程勇口不言谢，仰首干掉大杯白酒，让人心旌激荡，周身暖意。

警察找病人调查假药时，那个患病的大娘替卖药人求情，句句发自肺腑，闻者动容。

值得改善的地方也有。

吃火锅散伙那一节众人的反应，略有些一厢情愿的刻意。

黄毛之死也稍嫌突兀，但在情绪升温和情节推动方面有其作用。

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可以理解是升华主题的需要，不过在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还可打磨。

一众演员都奉献了相当尽心的演出。

走出爱情公寓的王传君正一步步从当年的小鲜肉迈向准演技派，依稀有点年轻版王千源的即视感。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爱憎分明，且有独立思考能力，无疑为人民公安的银幕形象大大加分。

谭卓的艳舞，杨新鸣的冷幽默，李乃文的道貌岸然，还有包租公宁浩的惊鸿一瞥，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比起优秀的剧本质量，和上佳的演员表现，剧组的选题方向和创作立场更值得赞赏。

影片在保证商业观赏性的同时，始终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草民疾苦，在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艰难地维持住戏里戏外各方微妙的平衡，争取到了最大尺度的表达空间，主创人员可谓有勇有谋。

无谓将这部片捧上神坛，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在华语片进化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把生产格列卫的合规企业作为主要反角，既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适应审查的需要，毕竟批判资本家相对而言是最合理最安全的，不过未必公允，容易误导舆论。

经济学家早已普及过，并非药企一味赚黑心钱，而是经济规律使然，用于重大疾病的每一种新药，其研发成本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

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

具体到中国，还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难以厘清的成本，进一步将价格推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无良奸商。

亡命天涯的张长林一语道破天机：“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 影片主角的原型陆勇，与银幕上的艺术形象相比，传奇性有过之无不及。

他34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余万元。

后来他找到便宜十几倍的印度仿制药，不仅保住自己的命，还介绍给无数病友。

他曾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度过135天。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为其上书请愿，检方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撤销起诉，媒体更将其封为“药侠”。

云南省工商联都来请他介绍，与印度药企合作建厂，后来由于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牵涉假药代言，又引发媒体的质疑。

种种离奇的反转，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无论陆勇的行事方式和动机如何，他掌控自己命运的勇气值得钦佩，经其牵线得以救命者不计其数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病急乱投医，重症缠身的普通人不会关心经济学家说什么，也不会在意“药侠”赚了多少，他们只关注如何买到便宜有效的救命药。

患者和家属抗议药企的高价，诅咒着黑心的资本家，转身还是要抱团自救，寻找各种出路。

八十年代达拉斯的牛仔咆哮着“screw FDA”，穿越国境求助于墨西哥无牌医生。

二十年后腾飞的中国龙要同时处理污染、腐败、就业等诸多棘手的麻烦，遑论美国也头疼的医疗体制，无助的病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走私犯，西天取经般山重水远地带回印度象的山寨药。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又是多么真切的世界性难题。

印度政府制定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基本相当于废除了药品专利，是以众多药厂能用低廉的成本迅速生产效力接近的仿制药。

然而这个被称为世界药店的国度，药品市场监管松弛，流程混乱，并没有权威的办法确定药企是否合规，因此全世界穷人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南亚次大陆时，也要自行承担未知的风险。

而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何不效法印度实施药物强制许可，则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药品的注册监管是必需的，药企的高额利润也是合理的，病人的生存权利更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这样的矛盾近乎无解。

程序的正义和人情的怜悯经常会发生碰撞，难寻两全之策，鼓励创新与普度众生如何并行，也有无穷争议。

影片最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是列出了鼓舞人心的事实。

违法者接受惩罚，当权者也做了该做的事，格列卫被多个省份相继纳入医保，受到挑战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文关怀在加强。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依然任重道远。

天地不仁，宇宙有法，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承受代价。

折磨无数病患家庭的远不止白血病，各种癌症的靶向药价格仍是高不可攀，更多奇难杂症尚待攻克。

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

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

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电影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以声光映画记录世间故事，撷取那些平凡而鲜活的生命所焕发的亮色，映照后来人的路，这也是本片可贵之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最近看到好多人在朋友圈推荐《我不是药神》，有几个老师的电影品味还是我比较信任的，我自认为还是能看出他们是真夸还是宣传任务，于是昨天也从善如流去看了。

不得不说，看完觉得很意外，一是我最初扫了一眼海报，还以为是类似泰囧一样的喜剧片，没想到是个正剧，二是拍得确实不错，从制作上来讲，可以说是达到了好莱坞的水准。

当然我说的这个好莱坞水准，不是指奥斯卡的那个顶尖的水品，而是好莱坞七八十分电影的那种水平。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吹捧这部电影，我不迷信好莱坞，只是好莱坞在完善的工业制度下，科学化的管理下，残次品确实很少，大多数电影都能做到故事结构都很完整，逻辑没有大问题，演员表演在线……这个水准，这只是个客观水平的描述罢了。

看电影到动情处，我也落泪的，不过电影看过之后，我倒是也没有像朋友们那么激动，倒是勇哥这个人，让我想起了当年《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段，当时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已经赚到钱，很富有了，有一天，他和王姬扮演的阿春闲聊，阿春手上在削着一个苹果，王启明在畅谈人生，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人是不被良心谴责的，一种人是良心被狗吃了的，因为他们没有良心，所以不会忍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另一种人是从来不干昧良心的事儿的，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最痛苦的，其实是那种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然后还留着一半良心的，这种人获活得最累，最痛苦了。

阿春默默的听完，把削好的苹果往他手里一递，说，“那你意思，是让狗把你剩下的一半良心都舔干净了？

”小时候看到这段只是觉得好笑，长大后知道，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和从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都很少，大多数的人，就像《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所扮演的勇哥一样，是良心让狗吃一半又留了一半的普通人。

在电影的最初，他虽然以卖假药的loser，讨债，有家暴嫌疑的无赖形象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儿子和瘫痪的父亲又是极好的，发现了赚钱的机会，他卖走私药，500块钱进的药他卖十倍，但其实他确实可以卖得更贵，这个价格就是他的一个良心价，最后的那个假药贩子，也有他的一个良心价，他的良心比勇哥的少，但是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

许多人看完电影，更多的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

不过在我看来，良心其实完全是个私人的事，弗洛伊德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说法，这个超我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良心，它虽然有很多的公共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都是我们每个人打小，从我们父母师长那里习得的，所以良心说白了，就是很个人的事。

比如我因为从小接受父母对文学的定位和教育，搞得我到现在还是个穷文人，跟我爸一样。

一谈钱，内心的那个强大的道德观就会冒出来约束你。

但是有的同行就全无障碍。

无所谓谁更高尚，只是每个人的超我，你内心父母的教诲，不是那么好破掉的。

勇哥通过卖药赚了他的第一桶金，卖药这个事对于他来说是有良心上的痛苦的，单因为他是在救人，所以还可以平衡一下，但是他后来因为安全考虑放弃了卖药，渐渐的富裕起来，良心上的折磨却没有放过他，他很痛苦，最后他又通过卖药把钱还给病友们，这就回到了我之前讲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个故事，他以为他能让狗把自己的良心舔干净了，结果发现没办法，真的，对于那些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如果他真的试过之后，会发现让狗把自己另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也挺难的，大多数普通人，是既当不了大魔王，也没办法遵从自己的良心去生活，最终每天被狗撕咬着内心，因此才备受煎熬。

勇哥一定是一直生活在痛苦中。

于是他重新作出人生的选择，干脆接受自己的良心，从此做一个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

这不是一个高尚的选择，但一定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一个普通人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世间那些最后立地成佛的人，就是经过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做出这后一种选择的普通人。

所以，这才是我愿意为这部电影点个赞，推荐一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那些主流电影，卖座大片整体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像岳敏君的油画里的形象，带着一副没心没肺的假笑的面孔，不愿意碰触一点点人性，不愿意去理解人性一点点的两难的道德困境。

而这部电影，虽然对人性的探讨，是比较浅层次的，简单的探讨，但可以看出还是很走心的。

放上一张岳敏君的画以表达我对这几年来中国繁荣的电影市场的感受，有趣的是，海报上人们的大笑，也很像这幅画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的。

当然了，导演还是有他狡猾的地方，比如说对瑞士这家医药公司的形象刻画是非常的拉仇恨的。

但实际情况是，药的成本可能真的没有很贵，但一家大的医药公司研制开发一种呢新药，都是10亿美元起步，还不保证能够研究成功，还有可能有各种风险，比如出医疗事故你得赔偿之类。

而且一家大的医药公司可能研究五种药，只成功了这一种，其他的几十亿都打水漂了，全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指望着这个药养家糊口，高管是挣得很多，但不挣得多，公司留不住人，也一样开发不出这种药。

如果压根没有人开发这个药，病友们也一样是等死。

你不许大医药公司赚钱，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开发或者资助开发新药了。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导演和编剧只要做足了功课，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电影中对大医药公司是点到为止，因为这个医疗伦理的道德困境就更大，更复杂，更难以讨论了。

但是不得不夸奖一句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导演是非常善于藏拙的，点到为止的煽动了一下观众情绪，又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坑，当然了，观众看过之后如何讨论，就是观众的事了。

总的来说，这还是部简单易懂但颇有意思的电影，如果你最近正好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打算，我推荐你选择这一部看看。

声明：本文一切对人物的讨论都围绕电影作品，不针对现实中原型人物。

想必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拍不出能改变社会的韩国/印度电影。

”这类表述虽然深究起来不够准确，但又的确在社会性这一层面上，指出了如今我们商业类型片市场的一处症结所在。

韩国、印度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这类具有人文关怀的同时兼具温度与力度，即叙事上工整好看、情感上打动人心的类型片，比如《辩护人》、《熔炉》、《摔跤吧！

爸爸》等作品。

这些电影通常能够将社会问题的探讨面向尽可能广的全年龄段受众群，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性上做到平衡。

但在我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市场上，这类影片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

近期上映、取材自现实的《我不是药神》，显然有意于填补这一空缺。

如果说，前些年陈可辛的《亲爱的》开启了这扇门，那么今年的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把这扇门继续往前推开了一步。

影片通过程勇的几年代理卖药的故事，揭开了21世纪以来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着的“寻医买药救命难”这一生死疲劳，并在第三幕进一步上升到人情与法律的探讨之上。

黑色幽默的喜剧类型外壳之下，是这些社会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与敬意。

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身无分文的他面临着儿子抚养权即将被夺、父亲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悲惨境遇。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从此“卖药五人组”开始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的生意。

他的初衷不过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命。

在国内售卖未经得许可的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正版药厂与警方的追查、竞争对手的诬告，太多“毁掉一生”的转折点在等着程勇。

当他为了自保而放弃代理权之时，众人命运开始渐渐转变，影片的后半部分具体展现了这一过程。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是片中另一个药贩子对程勇说的话，也是影片对现实投射最为见血的地方。

高价药，有形之中是救人的途径，无形之中却是杀人的利器。

救富人的命，交钱、拿药、住病房，是天经地义；救穷人的命，违法、走私、吃牢饭，是无可奈何。

作为新人导演的文牧野，在首部独立处女长片中，就选择这么一个拥有巨大话题度与争议性的社会题材，无异于行走在独木桥上。

如何拿捏权衡生与死之间的情、理、法三者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限制之中创作出尽可能保有突破的态度？

这些即便对于老导演而言都是巨大的难题，他却能面面兼顾，以商业类型片的姿态，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文牧野努力的创作方向，便是让影片在文艺气息和商业关注中找到平衡。

我们能看到这部电影虽然是现实题材，但其中的大量桥段却并没有采取写实的拍法。

它在不少时刻运用黑色冷幽默，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之间，加入催泪弹，从而达到了以喜剧诉悲情的效果。

这些混搭使得整部影片在类型元素上的多样与丰满，保证了它的传播度与可看性。

而最难得的，则莫过于他在对法理与人情的“中间灰色地带”背后故事的挖掘与立场的选择上，处理地非常坚决与勇敢——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质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病患与“违法者们”发声呐喊。

在几场重要的戏份上，比如大闹假药贩卖会场、两位配角戏剧化的去世方式等情节点，电影一度被引向了较为刻意的境遇之中，但却丝毫没有令人心生厌恶。

煽情模式能够奏效，与导演对小人物的洞察与塑造、演员们精彩的群戏是分不开的。

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取决于题材的稀缺（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好题材被拍毁），更取决于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转变的精准摹写。

主人公程勇的形象在电影的前后半部中大相径庭。

这是徐峥近年来在大银幕上完成度最高的一次表演，举手投足间一个市侩幽默、重情重义的活生生的小人物被塑造。

身为大腹便便、前途茫然的中年男子，面对慢粒白血病的病人们，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利己主义者，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大起大落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改变，将影片的核心之一展现出来——何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

徐峥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给出了答案。

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的表演，则是我个人认为的全片最佳。

电影中的重疾患者吕受益，被王传君演绎得生动真实、富有特色。

他小家子气，但又特别在乎维持友谊，一心想要活下去。

买药的点子因他而起，最后也因他的自杀促使程勇在心理上发生巨大转变。

在散伙的雨夜，面对程勇的“滚”，前后从不敢置信的尴尬的笑，到激动地嘴角一抽，再到巨大的失落，不多的表情变化中却拥有着多个层次的心理转变。

另外一幕令人感到惊艳的，是他在自杀前，看着家人时的平静，眼神中又充斥着复杂的情感，一言不发的沉默中就暗示了他要选择自杀，不给程勇和家人造成后续的负担。

饰演思慧的女演员谭卓，虽然低调，却在今年不断地予人惊喜。

她在近期出演过的《暴裂无声》、《西小河的夏天》中，都以不多的戏份献出了精准的表演，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样如此。

即便只是配角，但谭卓依旧将一个性感而又朴素的母亲演绎地恰到好处，几场在夜店、会场里具有细腻感的爆发戏也都叫人印象深刻。

机缘巧合之下，在六月就看了两遍《药神》，每次观看到结局，都难免会心生感慨。

在这个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长街送行的场景中，无数患者前来目送并相继摘掉口罩，而去世的吕受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大家都开心地笑着。

以笑写悲，以群体性的纪念来传达更坚定的理念来升华人物，无法令人不心生动容。

最后的字幕，更让观众了解到这十多年的对抗慢粒白血病的长跑，是无数人努力、滴水成河的过程。

虽然《我不是药神》并没有在各个层面上做到完美，但却在当今有着“多一部是一部、走一步是一步”的意义——我们的观众需要这类具有现实主义质感的同时，兼具社会性的类型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我们的市场则更需要有创作者站出来直面社会问题，拍摄这类稀缺存在的“良心电影”。

它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敢于直面他人不敢发声题材的冒险，更是一次对我们时代发展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理解与关怀。

未来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我不是药神》，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社会不同的角落。

首发于：深焦

（文/杨时旸）如今，中国的电影圈谁还愿意谈及现实主义？

这个术语本身就显得过气、无聊、灰头土脸。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并不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被整体性地抛弃，而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它不得已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

在外力的挤压和自保的躲闪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变得愈发塑料化，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人们已经不相信，当下，我们还能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些充满粉饰和装点的所谓现实故事早已让人意兴阑珊。

而正因为如此，《我不是药神》才凸显了自身的价值。

它不抹彩，不涂粉，不抛光。

让现实主义重现粗粝的尊严。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电影背后的那个真实事件，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审判涉及法理、人伦和生死，以及某种难以撼动的困境，但我们太善于遗忘，或许，遗忘是无助者抵抗苦难最简单易行的武器。

所以，那些苍茫又令人唏嘘的事件总被人阅后即焚。

我们慨叹韩国电影对于现实的映射，感佩印度电影对于现实的推动，但人们已经不太敢去奢求中国电影对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出回应。

所以，《我不是药神》的口碑绝不只是因为电影本体，还关于它的道德勇气。

这个故事对于很多人物身份的呈现都是溢出成规的，也因此让人们感到惊喜。

警察，在此之前的电影中一直被谨慎地使用，以一种国家机器的形象，笼统地存在，象征抽象的正义，但在这里，周一围扮演的曹斌第一次出场，就以违纪的面貌出现，他殴打徐峥扮演的程勇，以小舅子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气搅乱了派出所，这种犯忌的出场模式奠定了这个故事的叙事基调——每个人都是感性的、遵循于内心的，而不是理性的、受束于规则的。

这种混搭着朴素正义感、社会痞气和体制性规范的复杂形象，在中国近年的大银幕上并不多见。

而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极其罕见的大面积长时间地允许一个牧师登场，当代故事中，中国的牧师和宗教系统是缺席的，即便出现也注定以小心翼翼的古板面貌，但是这一次，牧师像警察一样被人格化了，刘牧师是贩药集团的重要成员，信仰者，抚慰者——病友的自己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佩戴白色硬领的本分男人罢了，他把人们心中那些对于宗教不通人情的刻板印象彻底瓦解了，以一种柔韧的调试性化用了教义，只留下一个善良的核心，只要向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规则与教旨都不那么重要。

这样的特征在所有人物中都是共通的——不止于警察与牧师——为女儿筹措治疗费用的刘思慧跳艳舞谋生；为病人谋福祉的程勇曾经的生意不过是兜售毫无疗效的神油；不吭不哈一直默默帮助大家的黄毛看起来像个标准的小混混儿；那个鼓动这一切开始的吕受益看起来猥琐又懦弱……所有人都在拼命掩饰自己的善良和柔软，竭力把自己表演得世故、贪婪、无情、坚硬，但他们比任何人都要纯真。

这样的表现方式是这个故事成功的基础，因为这些角色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人。

而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那个男人被塑造成这群善良者的反面，几次出场都被涂抹成冰冷的算计者。

某种程度上说，他担当了这个故事里的反面人物，戏剧冲突跷跷板上的另一端，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暧昧的。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有什么问题，或许就是有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态度。

这部戏是感情驱动的，而不是困境驱动。

换句话说，故事朝前行进的动力是人本身朴素的良知，而对于造成那些病人困境的原由，并未做更深刻的追究，以此为基础，就需要有人站在良知的对立面，表演冷酷无情。

但是，瑞士药厂的这个代理商以及他所代言的势力，决不应该是被憎恨与鄙夷的。

这涉及到故事背后的另一重常识。

药物是商品，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备普通商品的属性但也具备人道主义物资的属性，人们在消费药物的同时，必然具备道德主义的诉求，但是，针对绝症药物的开发，需要高昂的资金和时间作为研发成本，在短暂的专利期内必须以高昂的价格进行销售才可以维系自身运转，如若不然，将没有人再会愿意对其进行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士药厂不仅不需要批判，更需要尊敬。

因为那些生产仿制药的工厂之所以有药可仿，是因为有瑞士公司那样的机构首先研发出了正版药物。

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被认定为奸商。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呈现他的复杂与挣扎，而不仅仅呈现势利与冷漠，将会使一切更上层楼。

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困境中的一重。

其实，关于仿制药，也有不同的类型，WTO曾允许诸如孟加拉等欠发达成员国可获得发达国家医药产品和临床数据专利保护的豁免，可生产仿制药到某个规定的年限。

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有一些就是此类，而有一些则是另外的情况。

中国不在那个专利豁免序列中，所以中国的病人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便宜的仿制药。

而如此大规模的购买，过关，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悖，这就是最大的困境，守法只能等死，搏命注定违法。

如果说，应该去拷问什么，或许是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为什么无法涵盖这样的药物，以及怎样的社会机制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无论健康还是患病，都能获得相应的尊严。

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电影完成这样的拷问，《我不是药神》将问题呈现，已经非常难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材方式，有情理法的冲突，看似尖锐却又能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敏感，化作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就像那位老人所言“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它以这样切近于每个人的方式打动人，然后让人们沿着感情进入理性，自己进行另一段拷问的接力，完成一次微小的启蒙。

这故事中其实没有谁真的十恶不赦，也不应该要求谁必须慈悲为怀，所有人都是挣扎于困境中的求生者，无论是那些痛苦的患者，还是为打击仿制药而奔走的药厂经理，都是如此。

《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其中患者与药厂的冲突又令人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击》，我们终于在国产电影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

如今，现实题材的电影都要怎样小心翼翼啊？

《红海行动》里写到恐怖分子，都会绕开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名，而虚构一个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写个犯罪故事，车牌上的简称都无法印上真实的城市简称。

而《我不是药神》大大方方申明这里是上海，让东方明珠在灰霾中露出剪影，让角色操起方言，在车牌上写着沪，直陈药厂就在印度……是啊，现实题材可以虚构故事、人物，但怎么能架空背景和地域呢？

哪怕单纯从这样的细节上讲，它都在让现实主义回归常识与尊严。

徐峥扮演的程勇以钱的原因入行，以情的原因重返。

说到底，这故事有关于一群犯规的人，在帮助一群被放逐的人。

同理心与良知让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

《我不是药神》以一种少有的悲悯让人看到了人这种动物的良善与尊严。

（本文首发腾讯 大家 专栏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新书《孤独的影猎人》上市 

中国电影要学习的是伊朗电影和日本电影，而不是韩国电影和印度电影。

在《我不是药神》中，患病的普通人是缺失的。

他们艰难地活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一方面是药厂把药价定得过高，使得他们买不起原研药，另一方面贩卖仿制药的药贩子因为能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的平价仿制药，而成为了“英雄”。

两者都以自己利益出发，但对患病的普通人来说，前者的恶与后者的善形成了鲜明对比。

电影将造成患者困顿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了药厂身上，是他们定的高药价让患病的普通人陷入了倾家荡产的深渊。

电影没有提及药厂的原研药价格之所以这么高的原因——药厂研制新药要花费巨大财力——这个价值导向是没有的（它本应该有科普义务）；同时对于中国政府在制定药价方面的强力介入也丝毫没有涉及。

这就是说，问题产生其实有政府的原因是被遮蔽的，而可怜的药厂被当作恶的靶子抬举了出来。

这个靶子的树立无非是为了引出它的对立面——药贩子。

原本作为非法行为应该遭受谴责的贩药举动现在变成了救治劳苦大众的英雄壮举，药贩子顺理成章成为英雄。

这是观众击节称好的地方，它看似在反抗强权，为百姓谋福利。

可以说，《我不是药神》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总与政治相关；况且，为非法的贩药行为“树传立碑”也恐尚在政权的允许范围之内。

想想去年《大护法》的上映吧，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是对极权政治的批判，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陷阱（见此）。

电影传递着扭曲的价值观：救患者的是药贩，而不是药厂，只要不是政府背锅就行。

创造英雄向来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专利（后来是韩国电影和印度电影），这位英雄往往由问题一大堆的普通公民在陷入特殊的危难情势后转变而来。

《我不是药神》步了微末的后尘，陈勇就像那位著名的大饼脸🚕司机，由谋私利的普通公民变成了拯救（民族／）弱势群体的平民英雄。

在药厂和药贩的两相博弈中（通过政府在中间协调，这不是还给它说好话了吗，还能不过审？

），患病的普通人没有立身之地。

《我不是药神》中的他们是一群戴着口罩、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谴责药厂的高价药让他们倾家荡产，赞赏药贩子的违法举动，称呼对方是恩人。

每个人只为自己的私利驱动着。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这样表现：患病的普通人徘徊在购买原研药还是仿制药交织下的道德两难困境之间（电影根本没有表现）。

购买原研药是合法的，但太贵负担不起，购买仿制药是非法的，但价格低买得起。

如果一个公民接受过专利制度的知识，知道原研药药价奇高的原因，同时他们对法律规定也是认同的，当他们钻空购买仿制药的时候，不会不产生问题。

矛盾应该从这里入手，去表现患病的普通人陷入的这种两难困境（同样也可以是药贩，在良知和律法之间）。

这就不再是好莱坞电影或韩国电影拍摄的套路，而变成了伊朗电影的模式。

伊朗电影里没有英雄，只有实实在在生活着的普通人。

但即便是普通生活，也够我们每一个人挣扎的了（“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样拍丝毫不会影响到电影的社会价值，相反它还能“以小见大”。

对患病个体的深入描摹，连带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即便不明确涉及，观众也会发问为什么原研药价格那么高？

政府能对此做些什么？

为什么现在没做到？

老百姓为什么宁愿犯法购买仿制药，为什么印度有仿制药而中国没有？

我想，这是伊朗电影可以为我们带来的遗产——去展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而不是去创造什么“英雄”。

英雄只会煽动虚假的情感，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能静静涌流入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这会是真正的日常生活的颂歌，即便流淌着悲伤的曲调，但也比激起民族热情的眼泪要好。

单纯就电影来说，剧本可以打五颗星，导演只值两颗星，演员们表现可以四星好评。

但是作为被抹黑的医疗口，我只想打两颗星。

电影看完感觉很丧，非常丧，丧的不想说话。

感觉丧并不是因为泪点，实话说电影全程我虽然有几次感动，但并没有哭。

可是最丧的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无力改变我们医药上全盘被西方压制的处境，也无力改变人们对医疗体系的偏见。

不剧透，单纯就格列卫说一说，印度是因为他们是在瑞士研发成功后无视专利保护仿制的，研发费用低所以便宜。

瑞士是私人公司研究的，自然考虑的是盈利的问题。

我个人就是医疗口搞科研的，我们科室每年科研经费也有几百上千万，这还是小实验组，这种重大研发必然经费更高，我去查了查资料说足有十几亿美金。

所以就瑞士的公司来说他们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生在没有帝国主义扶持并且还在努力崛起中的tc。

是的，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无视专利保护都可以被wto允许，而我们的中兴只是倒卖就被几十亿美元制裁。

国内愿意药这么贵，愿意治疗的时候把大把的外汇送出去吗？

然而有办法吗？

科研口看似经费投入越来越高，sci越发越多，可是我们用的以微升论价格成千上万的试剂，我们用的几十上百万的仪器，全部是进口的。

甚至同样的实验结果，因为你是国内的实验室，你就需要比国外实验室更多更完整详实的实验结果才能发表同样分数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杂志是人家国外的。

我们赶上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工业上，在网络化上确实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对于积弱几百年的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领域，我们还差的很远很远。

然而在电影里我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反思，导演单纯的把炮口对准了医患关系，对准了按照法律要求执法的pc，把他们塑造成了瑞士医药代表的帮凶，刽子手，反派，连唯一看似有良心的pc也是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之后才成为电影中的正面形象，似乎干掉了这些人，患者就能迎来自己的春天。

医院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活下去吗？

事实上现实中的医生会主动向你介绍使用可以纳入医保的药品，会暗示你去买印度仿版并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你使用，远不会像电影里的医生形象那样冷冰冰的让你去等死。

真正解决困境的途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全方位崛起，我们科研实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这样我们才能自主研发出这种革命性的“救命药”。

是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药物绝对不会卖那么贵，因为国内的研究经费来源基本全是非盈利性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研发实验室的个体投资，也就是高昂研发成本是国家担的，患者只需要负担药品本身的价格。

只有这样，患者才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生命的希望，而非靠几个药贩子或者pc的大发善心。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完全偏了，你凭什么让人丧？

你凭什么把矛头对准无辜的群体？

你难道不该激励人们，为积弱而努力？

为不足而奋发？

还有那句曾经觉得又土又空，此时却不吐不快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打完影评，明天继续做一个努力的科研狗，希望粉丝们骂我的时候想想你们曾经说过的要提高科学家待遇，口下留情，拜谢————————7月7日早更新————————其实很多评论无意反驳，网络上确实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对别有目的的人与之争论毫无意义。

刻意歪曲我的意思的，莫名辱骂的，反正都摆在这里我也没删，明眼人自有判断。

最近几天出现了好多跟我意见相同认为电影片面化脸谱化的影评，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总而言之，正常的善良的人应该同样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对这样一部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社会矛盾热点刻意扁平化脸谱化所谓“反派”形象的电影，指望其成为改变社会的突破口简直滑稽。

不能反应真实的电影，它能改变的只是出品人的腰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