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

就像我看完印度的《炙热》以后本能觉得那不是一部印度电影，看完《羞辱》，我凭本能觉得，这不是一部黎巴嫩电影，虽然我也没看过几部黎巴嫩，对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爱恨情仇缺乏足够的了解。

影片本身很棒，情节层层推进，隔段时间就有一个包袱，就像你打开一扇外边看来平淡无奇的大门，往里走，才发现这里曲径通幽，风光无限。

说的仇恨，但骨子里是西方式的克制，甚至有点点小温情。

结尾有点被打动，但我并不喜欢，似乎皆大欢喜，然而，民族仇恨，哪儿有那么容易化解。

还有点儿没看懂，老律师到底是什么目的？

为什么最终宣判后，大家都露出欣慰的笑容？

再者，法律方面，不要求双方律师之间近亲回避吗？

过去的经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回忆，更是影响我们行为轨迹的一种力量，无论是积极的或者是破坏性的，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

当这种力量面临审判，我们才开始真正思考他的能量及影响力。

敞开自己，接纳这种审判才是新生的唯一途径。

Tony真正接纳了自己的错误是从自己同样被羞辱的言语刺激到出手攻击对方时...最终两位涉事人都理解了对方，与自己过去的经历和解，与对方和解，与自我和解，迎来了真正的和平和友爱。

相处之道的真谛是尊重，是体谅，是相互友爱，个体如此，民族如此，国家亦如此！

这种“以小见大”实际上非常矛盾。

一方面，若不是这场本是误会口角的纠纷不知不觉被放大到政治层面，去不得不深挖并探讨历史、民族、信仰留下的从未结束“战争”，我们可能不会了解多方复杂纠缠的苦难，也不会理解最后点出的苦难的平等性。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上升”和“煽动”又是否必要，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已经在不经意间绑架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

你可以说两方的对峙是两个民族背后现存问题和遗留问题的缩影，但就此个案而言，巴勒斯坦的工头可以代表所有巴勒斯坦难民或是曾经犯下错误的巴勒斯坦入侵者吗？

而黎巴嫩的修车行主，他的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又真的能够代表他背后的所有人吗？

这种无形的绑架实则混入了太多无关的要素，一则煽动仇恨，加剧国内本就对立紧张的局势，二则重新扒开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所有曾经历过惨痛过去的人的伤口。

同时，当已混入如此之多的民族、历史、政治之类的“大命题”之后，当事人真正的诉求，也就是本案的核心，也难免遭遇裹挟，成为其中的牺牲品。

所以最后的那个尊重伤口，苦难平等的立意在我看来可能就稍逊色于中间访谈中出现过的：“我们并不能改变过去，我们可以铭记它，但不可纠缠于它，以至于受控于它。

过去即过去。

It’s time to turn the page.”#我们何时才能免于不加节制的绑架与裹挟（百子湾电影资料馆放一半机器就坏了，又淋着雨回宿舍补完。

🙃）

写在开始......无论是从逻辑思维的培养能力，还是法律知识以及法庭申辩等事务能力的学习方面，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对国家和百姓带来的不同影响，还是有着不同信仰间的党派之争，还是说单纯的学习地道的中英双语翻译，这部电影都值得我抛开杂念、做好中东历史知识的储备后再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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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片头，很简洁。

“黑色”的基调仿佛有所寓意

这是故事刚开始，巴方的上司代替他去到基方家中企图和解时说的话。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议员、公司上层，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是双方第一次在修车厂见面时，基方羞辱巴方时的言语。

这个英语很地道。

黎巴嫩总统接见了打官司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总统说我有权利中止这场诉讼，黎巴嫩人说你没权利，我们纳税让你坐那位置上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有上诉的权利。

这是二人从总统府出来之后，巴方的汽车引擎出了问题后，基方不计前嫌帮助他修理好了汽车，自此也是影片剧情走向开始出现转折的地方。

这一段的镜头拍摄总让我会误以为我在看《绿皮书》，因为这实在是太像了。

这是影片最后双方相视一笑泯恩仇的暖心画面。

探讨政治是一件让人扫兴的事情。

原本简单的邻里之间的纠纷，上升为两个宗教民族（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你我敌对冲突。

我们为何对现有的物质世界心怀怨恨，却对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恪守臣服；我们为何无法和我们的邻居和平共处，我们为何总是歇斯底里，抱怨不断，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感到厌倦却又不得不从共产主义的历史总结中吸取教训。

我们真的对这些无名的陌生人心存感激，心怀善意么；又或者我们只是对远方的诗人满怀敬仰，对近处的人类感到恐惧。

最终，我们不得不对现实妥协，我们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母亲同样也哭得撕心裂肺，悲伤不已。

北影展之后，一部名叫《何以为家》的阿拉伯语电影狂卷中国市场三亿票房，如果说《何以为家》是伊朗大师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进行更加激烈的升华，那么这部助男主角拿下74届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的《羞辱》则是将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并存的黎巴嫩更加真实的展现给大家，影片的结尾相比于娜丁拉巴基的《吾等何处去》更加友善，但现实便是这种冲突会在现实社会中上演无数次，并绝不会从人类历史中被完全抹去。

这部电影和伊朗大师阿斯哈·法哈蒂在《一次别离》里设置的戏剧冲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奇得多尔里早年间曾经担任过昆丁的助理摄影师，十八岁时只身前往美国求学，身为贝鲁特人的他深知自己虽游走于好莱坞，但完全不属于美国，这部《羞辱》也算是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震撼。

很可惜一点也不了解那段历史。

会狠狠二刷 当我不再这么文盲😭整部片子节奏很紧凑，像一场很难给出答案和胜负的精彩辩论，全程一直在截图台词。

角色的情绪随着电影一幕幕展开也在流淌转变。

要素的设计也很巧妙，怀孕的妻子，早产命危体弱的婴儿，站在对立面的父女律师…要是了解那段历史应该会更有感触。

法庭上的针锋相对、双方律师登门，总统府上，私下去找男主激怒他…这几幕哇真的太震撼了。

好多句台词都很有感触。

男主那句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才出生的女儿），她是谁？

是政府口中的人民？

是每个民族口中的下一代？

……真的觉得不要轻易随意肆意地自得地把个人和国家民族挂钩。

首先是个人，其次是公民。

管住嘴管住嘴！！

网上乱发言的，极左极右的。

无心之言会走向哪里汇向哪里无人可知，因为没有人能掌握这根线不逾界，一旦乌合之众点燃了愤怒的火焰走向的只有灾难。

《羞辱》是黎巴嫩导演齐德·多尔里第四部剧情长篇，也是他时隔五年的新作。

这部电影倾注了他不少野心，卖力宣传的同时，对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在乎。

比如去年在Telluride，映后他就急切想知道穿插全片的历史政治背景是否扰乱了我们对剧情的理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管从剧本的写作上，人物角色的设置上，还是拍摄节奏的掌控上，导演及其团队都十分精细考究地呈现出了他眼中最好的那个版本。

经过了仔细的“雕琢”，《羞辱》是一部“匠气”很浓的作品。

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并接受美国电影训练的影人（他早年曾是昆汀的助手摄影师），多尔里对《羞辱》的处理其实是有不少“西化”痕迹的——除了故事背景之外，整部影片的观感并不是一部典型的“中东片”或“外语片”，而更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

也许正因如此，这部代表黎巴嫩“征奥”的影片给人感觉完成度极高，章节工整，丝丝入扣，畅快淋漓，又饶有余味。

而更难得的是，大段的台词没有丝毫让人感觉到“说教”或违和，是一部规规矩矩叙事，却不忘“精打细算”地穿插和表达观点的好电影。

剧本和对话，导演自己也坦承从律政美剧里学到了不少。

几段法庭戏是全片的核心，导演对其中角色“戏剧化”“趣味化”的处理，对不必要历史细节的简化，一举盘活了本该是枯燥压抑的控辩过程。

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庭现场的复原，而是导演巧借这个辩论空间，为我们把一段上升到民族间仇恨的个人纠纷仔细地抽丝剥茧。

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也逐渐发现，导演侧重的不是法理本身，而是历史怎样无形地入侵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和生活中，而这种入侵和渗透又是如何得持久与不可逆。

另一方面，法庭空间也是文明的，丝毫不与外界接触的，没有肢体上的暴力，也没有无意识的煽动和盲从。

导演着重用法庭戏来给我们介绍黎巴嫩，有意虚化现实社会中更血腥和不讲道理的冲突，我想，其中多少蕴含着“好莱坞”式的理想和对个体和理性力量的认同。

全片从小小的个人冲突出发，上升到两个家庭，两个族群，和两个版本的历史，最后再回到个人，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对错善恶，和对自我的审视，实在是工整到不行，理想到不行的一个“回环”结构。

在这里，导演有意把个人的口角与政治民族上的敌对强行“捏合”在一起，直面社会分裂并尝试深挖其诱因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包容了“裂痕修复”的潜在可能。

多尔里创作背后的家国关怀和知识分子式的开放姿态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

最后同样“好莱坞味道十足”的结局，两人的相视和心照不宣，暖心到让人一刹那觉得社会问题不过也就是人的问题，而且似乎也在说，相比于法庭外的和解，法庭上的判决也没有那么重要。

影片的结尾结结实实地收在了个人上，两人在修车行前再一次的会面与“交锋”，Tony对故乡Damour的回访，便是他们各自“重生”的过程。

电影的人物设置想必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两位男主角，颇有点“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式的二元对立，一位冷静沉着，一位勇猛刚烈，水火不相容的同时却也有各自成熟和认真的一面，比如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还有对廉价“中国制造”零部件的嗤之以鼻，这些共性都为后来的互相原谅埋下了伏笔。

两位律师的父女关系给法庭辩论添加了不少“趣味”，但这关系本身或许更代表着对民族矛盾态度的演变，从上一代到这一代，从与战火相伴生的对“政治语境”的习以为常，到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和正视“语言的暴力”，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总归是继承与发展了的。

这段父女关系（尤其是女儿的角色）和影片的另一条暗线——Tony妻子安全产下他们的孩子——一起，烘托出了导演对未来的期许和对“下一代”的诚恳希望。

这部影片的声光效果同样非常出色，明亮的色彩，干脆利落的镜头推移，为我们呈现出一副生气盎然的黎巴嫩。

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影片亦动亦静节奏的把握，完美地呼应了发生在这个国度上粗暴的政治和民族生态，与动荡的社会湍流背后每个人寻求安定和解脱的平常心。

动与静的相互作用还展现在法庭内外，律师和审判官们再思维敏捷，伶牙俐齿，也难以进一步推动“受害者”治愈回忆和与过去和解的过程，审判的决定可以做得很迅速，但创伤的恢复或许要等上一代人之久。

最后，我想这动与静的较量还发生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积极澎湃的社会运动看似红红火火，口号响亮，可到头来催生得更多是彼此的不信任和仇恨，而导演花了心思让我们静下心来两个小时看一部电影，只看和听，什么也不说，却似乎来得更积极和有效。

被问到电影和艺术是否能改变社会，齐德·多尔里也摆摆手说“不能”，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更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

黎巴嫩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东地区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会诞生这样一部看似荒诞却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组成的国家，这两大宗教分庭抗礼瓜分了黎巴嫩，东区由基督教势力掌控，西区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中的细枝末节例如逊尼派、什叶派、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暂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基督教的话语权掌握在天主教马龙派中，原先黎巴嫩全国过半的人都信仰基督教，而随后局势逐渐发生改变，伊斯兰教教众想进行改革以掌控国家政权，从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从高层国家领导军方到底层居民开始了漫长的斗争。

那贝希尔·杰马耶勒是何许人也？

贝希尔·杰马耶勒出生于一个基督教马龙派家庭，他的核心思想是“恢复黎巴嫩对自己国土的主权，恢复其全部国家权力”，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出，随后贝希尔·杰马耶勒被刺杀，以色列趁乱攻入黎巴嫩，向巴勒斯坦难民营开火，被称作“贝鲁特大屠杀”，而这一切的指挥正是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后来的以色列总统。

随着巴以冲突升级中东乱战的开始，大量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依旧涌入黎巴嫩，由此带来了大量的矛盾，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

本片的戏剧冲突正是在这样简化了还特别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片头便是一场大选，一个人在发表政治演说，本片的男主角托尼是贝希尔·杰马耶勒（当然，片头出现的那个人叫做akim？

（我怀疑是阿明·杰马耶勒）是贝希尔·杰马耶勒的接班人）的忠实拥趸，同时开篇一场夫妻搬家的戏和修理汽车的戏干脆利落的交代了托尼的政治、宗教观念和性格，简而言之就是一头倔驴，并且有一位怀胎已久的妻子。

本片第二位男主亚西尔也出现了，亚西尔是一位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师身份，同样是一头倔驴，这在上司谈话的时候也从侧面体现出他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素养，此时二位男主角有了第一次接触。

托尼违建水管还把水撒到了亚西尔身上，矛盾出现，亚西尔找到托尼，语气生硬。

此处出现了第一次“羞辱”（说是羞辱语气有些重，就当是强行扣题）托尼的行为对于亚西尔的职业素养来说是一种羞辱，以及亚西尔生硬的语气、颐指气使的态度令托尼感到自己被羞辱了。

第二次接触开始，老板进行调解，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此时老板想多方努力从托尼妻子那里打开突破口，在这里“男权”或者说是“父权”第一次出现，托尼认为亚西尔不愿意当面道歉，从女人方面入手，这对他的男性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羞辱了托尼的男权尊严，“此房是我买 这管是我搭”，亚西尔的态度使得矛盾再次升级，车库中的托尼看着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讲话，这同样代表了黎巴嫩大多国民的民族主义心态。

而亚西尔的上司为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重建运作妥协，希望亚西尔道歉，在这里，亚西尔的身份再次被提及，亚西尔收到了羞辱，“我们相当于阿拉伯的黑鬼”这话同时也表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国民心态。

第二次接触是通过亚西尔老板的“运作”使得矛盾激化，双方同时施加了一次羞辱，同时在这当中隐藏了又一种阶层性质的羞辱，即老板代表的中产阶级对于下层为其打工的“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式的游说产生了羞辱行为。

接着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托尼百般羞辱亚西尔，并且提到了沙龙下令屠杀难民营的事件，这句话激怒了亚西尔，矛盾激化，产生口角，亚西尔讲男主打伤，极高的叙事效率，17分钟构建起了完整的故事前因、国民心态、阶层矛盾。

接下来准备上法庭，托尼方面与警方接触，民族主义心态一览无遗，在出租车上的争论表明这是本土黎巴嫩人对于巴勒斯坦外来者的普遍态度，而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呈现出一个巴勒斯坦工人工会的小团体结构，而亚西尔也是这群人的领袖，并且为后续发生的事件埋下伏笔。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铺垫，双方第一次在法庭上碰撞，而双方的不合作“羞辱”了法庭的威信，同时本片的矛盾再次激化，而此处的问题在于亚西尔沉默的理由不够充分，推进戏剧冲突的铺垫过少，此时法官的行为也充满争议，并不能令人信服产生接下来的转变，而托尼掏出法律条文教育法官使得法官感到自己被“羞辱”毕竟法官是“拥有”法律的人，此时被一个“底层”教育，虽然肤浅但是也好用，并且矛盾再次升级，托尼与法庭之间也存在了冲突，而在被拖出法庭的时候说的话再一次为矛盾上升至社会矛盾埋下伏笔，法官的粗暴判决方式使得法律公信力失效，法律本身被执法者羞辱。

并且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上层建筑与下层人民群众的脱节令整个社会不稳定，全片紧张的气氛令这个故事充满张力且可以使人忘掉一些小瑕疵（毕竟肯定有人会说在TC这样见怪不怪之类的话，见仁见智）。

接着是一个过渡段，这一段就比较生硬闪回托尼的过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也不知为何晕倒然后引出托尼的妻子早产婴儿病危的段落，而接下来的全片的第二幕律师团出现一段显得过于突兀，人物动机其实是多样的，但是并没有与后面寻找律师团打官司很好的联系起来，如果只是为了争口气中间加了这么早产一段反而打乱了叙事，初看律师团的一段感觉是又一次将叙事退回到了“建制”中来而非“复杂化行动”和“发展”，而事实上是应该是在晕倒事件一段时间之后后续剧情为律师团打算利用托尼的晕倒谋取更大的利益，影片在故事时空构建上有些含混不清，律师团角色出现的有些突兀了。

并且律师团的行为与托尼的目的背道而驰，民族主义思潮与“利益”产生冲突，更高层次的戏剧张力是有的，底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民粹思想在上层看来不过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上层的利益是什么也是一个悬疑点），隐藏的这一点也是值得玩味的。

再接着以为女律师找到加西亚，同样，双方步调一致，律师的诉求与加西亚的目标并不相同，并且在此时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一段普通的法庭辩论之后引来了一个小高潮，女律师是律师团头领的女儿，这时叙事主体转向了父权中来，父亲想“控制”女儿，走他规划好的路子，而女儿不同意，成为了被告的辩护人并且很有可能会输，而有意思的是父亲与女儿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终于“律师”这个职位并且只忠于自己想要“赢”的理念。

女儿想战胜父亲，而父亲也想赢（同样是一个悬疑点：一个大律师为什么会接这么一个小案子），双方都忽视了被代理人的意见，整个叙事的核心已经被巧妙的转移，讽刺的是二位只想争口气的辩论不知不觉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关于另一个家庭、两个宗教势力、本土人与难民之间的冲突，这二位反而在影片中后段“失语”。

二者的私人空间同样被羞辱，这是公众层面的舆论浪潮对于个人的裹挟，同样是一种羞辱。

接下来前期埋下的伏笔即加西亚的手下们来到法庭门口闹事，并且被人记录下来，事件被彻底放大至整个社会，很有意思的是“媒体”也加入战争，父亲律师的话被断章取义无限放大，而在接下来的环节父亲律师的动机被解开，同时引出了另一个事件：加西亚过去的黑历史，并且试图证明巴勒斯坦来的难民充满原罪。

父亲律师是想要达成政治诉求，而此刻再一次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黑历史被女儿律师陈述，本片至此就有些跑偏了，因为这个话题是在是过大，并且牵扯到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羞辱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政治上的羞辱行为，而在本案件中推进、上升的速度过快，与案件无关，本片核心叙事再次转移、上升，目前是三个层次之间“羞辱”关系同时在法庭上辩论，但是父亲律师说的话实在是有些过于功利，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而冲突，好像预料到事情不可发展接下来也不再可控，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的对抗，而此时托尼、律师、和与他们对立的一方反而变得模糊，过快的上升到了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斗争其实究其核心正是因为父亲律师的言论？

那么后期整个事件的动机没有踩实也令人遗憾。

后期解开了托尼阴影的扣子，1976年、达穆尔地区等关键词，说明托尼的阴影来源于1976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有意思的一点出现了，黎巴嫩的人同样流离失所成为其他国家的难民，并且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巴勒斯坦军队的影子，而在这之后黎巴嫩在以色列的主导之下又对逃亡过来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打击，至此中东乱成一锅粥的历史算是简要交代清楚了同时也可以看出要是讲好这么一个故事需要多么庞大的信息铺垫，而本身该电影也只能简要提及，若是对于中东地区的人来说可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需要的额外信息量太过巨大，影片本身没有交代清晰，或许这也是本片令人遗憾的地方吧。

再一次，在法庭上，托尼的童年阴影被公之于众，伤疤被撕开，是一次公审各怀鬼胎的各色人马对于他的一次羞辱。

或许这是本片最后一次提到“羞辱”。

而在加西亚与托尼私下一次见面之后“愤怒”的根源被揭开，源于嫉妒，对于和平的向往，同时在最后一幕也要达成父女的和解（而父女线其实消失很久了，只能草草结尾）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本土居民的冲突，至此似乎只能草草结束了，并且在最后落实之处，女儿与父亲的冲突似乎默认被消除了，只能通过大段鸡汤式总结性台词扯扯国外扯扯时政表达本片最大的中心思想。

实在是有些可惜。

本片涉及到的历史、宗教、政治内容过多掌控不好实在是有些可惜，想来中东乱战似乎好像确实就是为了一个“尊严”：耶路撒冷之争，宗教之争，在这些战争中究竟谁才是赢家？

或许是最后那位父亲律师提到的“骂了婊子还得道歉”的国家吧，国家尊严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缺想要争取“小确幸”的尊严？

或许这同样也是对于中东地区人们心态的一种嘲讽吧。

一件小事，有时候就因为一口气难平搞得自己失去的更多，生活中我也遇到很多，一直告诫自己越生气越要冷静，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只要活着就一步一步来，不要顾此失彼，得不偿失，我很羡慕那些知难而退的，惹不过立马软下来不硬碰硬，这其实很聪明的处世之道，没有必要过分去计较长短，人活一世难得糊涂虽然不懂他们的历史，但也能从电影中看到很多感悟很好的一部片

《羞辱》是黎巴嫩2018年的申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导演齐德·多尔里凭借此片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主演卡梅尔·巴沙更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影帝）。

虽然这是一部小语种电影，却不需要观众多了解黎巴嫩的历史。

只要对巴以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隔阂稍加了解，就能看懂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片名为《羞辱》，其实就是讲两个男人的一次言语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表面上是一件小事，重点在于这两个男人的身份：一个是黎巴嫩基督徒，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难民。

黎巴嫩人托尼（阿德尔·卡拉姆 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怀着身孕的妻子居住在首都贝鲁特。

因为首都气候炎热、公寓狭小，妻子一直想搬到托尼父母的老家达慕尔，但是托尼始终不想回去。

谈到老家时，妻子用到了“重建”、“赐福”这样的字眼。

这正是导演在影片开头埋下的伏笔，为揭开托尼的过去提供了线索。

作为黎巴嫩基督徒，托尼是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坚定支持者。

在他工作的修车厂里，时常播放巴希尔的政治演讲，内容充斥着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敌意：“他们（巴勒斯坦难民）在我们的井里喝水，然后在里面吐痰。

”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亚西尔（卡梅尔·巴沙 饰），他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黎巴嫩的法律不允许难民找工作，因为这会让难民在当地站稳脚跟。

不过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以及亚西尔的土木工程学学位，建筑公司还是让亚西尔当上工头，负责首都街区的翻新工作。

亚西尔负责的地段是基督教社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亚西尔处处小心，还特意把工人们做祷告的地点改在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当地人故意找他的麻烦，这个人就是托尼。

有一天，亚西尔正在街上工作，托尼故意在阳台上洒水，污水顺着下水管浇了亚西尔一身。

亚西尔并没有愤怒，而是好声好气的找到托尼，告诉他阳台的水管坏了，污水已经洒到行人身上，工程队可以无偿帮他修好。

托尼却回答：“那就走另一边啊，路很宽。

”亚西尔和工人们没有办法，擅自修好了排水管，托尼却当场用铁锤把管道砸碎。

亚西尔被激怒了，于是骂托尼“你这混蛋”。

被骂之后，托尼立即向建筑公司投诉。

因为亚西尔的难民身份，上司决定大事化小，劝亚西尔向托尼当面道歉，否则就把他解雇。

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世界各地，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亚西尔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想妥协，却毫无办法，只能向妻子抱怨：“我们相当于阿拉伯人眼中的黑鬼。

”

亚西尔被上司带到托尼的修车厂，亚西尔本来想要道歉，但托尼得寸进尺，继续对难民进行羞辱。

托尼甚至还说：“如果沙龙（以色列前总理）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亚西尔忍无可忍，一拳打断了托尼的两根肋骨。

托尼挨打后，马上去警局报案，警方却回复：“我们没有权力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托尼对警方的态度十分不满，他愤怒的表示，如果一名黎巴嫩人打了巴勒斯坦人，那黎巴嫩人很快就会被逮捕，反过来警方却无能为力。

看吧，此时我们多少能明白托尼的怨气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外国人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能找到”、“为什么少数民族就可以高考加分”，你身边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托尼”。

有时候制度的偏颇性、滞后性，才是社会上戾气的根本来源。

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托尼理亏，因为他的挑衅行为本来就像个“混蛋”。

不过亚西尔这一拳让托尼得了并发症，导致托尼在工作时突然昏迷。

而托尼怀孕的妻子在救丈夫时意外早产，初生的女儿奄奄一息，生死未卜。

从这一点看，亚西尔又可能成为间接杀人的凶手。

此时亚西尔如果曝光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为自己免除牢狱之灾。

但亚西尔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自首，并且向法院认罪。

亚西尔想用自首彻底解决这件事情，托尼担心女儿的安危，也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

但是和很多公共事件一样，当本来就像火药桶的大众关注到这件案子，这就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了，而是整个社会发泄戾气的窗口。

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的女律师找到亚西尔，劝说亚西尔接受她的辩护。

女律师曝光了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曝光了托尼妻子曾经堕胎的隐私，将过错抛在托尼一家身上。

这位女律师的理由很崇高：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权益经常被侵犯。

而托尼这边也有一位名为瓦吉迪的著名律师帮忙，还要免费为他辩护。

因为瓦吉迪律师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他和托尼一样，都不喜欢巴勒斯坦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会知道双方律师是父女关系，而让他们当庭对峙的理由，除了女律师对父权的反抗，还有双方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瓦吉迪作为资深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挖到了很多猛料。

他的手下查到了亚西尔的过去，原来亚西尔并非无辜。

他年轻时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食物的炊事员，并导致炊事员终身残废，理由只是这名炊事员穿着约旦军装，而约旦军队袭击过巴勒斯坦人。

此前亚西尔选择自首，也许就源于这件事让他一直背负的愧疚感。

而托尼之所以会仇恨巴勒斯坦人，是由于他小时候正值黎巴嫩内战。

内战期间，托尼和父母生活的小镇达慕尔被巴勒斯坦游击队攻陷，他和父亲逃了出来，母亲则死于巴勒斯坦人对达慕尔的血腥屠杀。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双方死伤无数。

战争使黎巴嫩经济遭到巨大损失，无数黎巴嫩人逃离家园。

如今国际社会只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到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达慕尔制造的大屠杀避而不谈，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无视，是幸存者托尼对巴勒斯坦难民仇恨的根源。

旧账越挖越多，双方律师的参与，不仅没有让当事人达成和解，反而让火药味儿更浓。

媒体的曝光也点着了街上人们的怒火，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冲突，政客纷纷站队，国家陷入了动乱。

每个人都代入了自己的情绪，每个黎巴嫩人都觉得自己被“鸠占鹊巢”，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觉得自己被“种族歧视”，于是双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一起喝杯茶、聊一聊，而是开始烧汽车、掷石块。

就连总统都坐不住了，他亲自邀请托尼和亚西尔来到办公室，想要调解双方的矛盾。

托尼在总统面前依然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

然而从总统办公室里出来，托尼看到亚西尔的车出了故障，还是掉头回来，帮亚西尔把车修好。

修车过程中，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看着托尼离开后的背影，亚西尔脸上有了一抹微笑。

如果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如果他们只是在路上偶遇，没准儿还能成为朋友吧。

其实不去管对方什么族裔、什么身份，大家和睦相处，你帮我修水管，我帮你修汽车，这样的日子不好么？

得知托尼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亚西尔独自来到托尼的修车厂，以他自己的方式道歉：先是用言语羞辱黎巴嫩人，然后狠狠地挨了托尼一拳，最后对托尼说了一句“对不起”。

理清托尼与亚西尔的恩怨比较简单：你骂我一句，我就还你一句，我给你一拳，你也还我一拳，从此两不相欠，恩怨翻篇。

可惜两个族群的恩怨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

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对比战火纷飞的中东，我们的幸运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大一统的和平国家，一切矛盾都可以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幸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有着和平的社会环境，却依然存在着滋生偏见与歧视的土壤。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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