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
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
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
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
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柏林,国安局为了掌握人民的思想动态无所不用其极地监听、审讯,很多艺术家“被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文革期间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受到疯狂迫害。
情报员在监听艺术家夫妻的过程中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保全两人。
给脆弱的女艺术家力量、支走监听同行、隐藏窃听到的内容,因此被部长怀疑、丢了工作。
这或许是台词最少的一个主角了,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却是极大的。
与脆弱妻子的行为形成对比,妻子不愿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了重回舞台,不惜出卖身体、出卖枕边人。
但也无可厚非,我谅解她的选择,这之于艺术的热烈值得我们敬仰。
影片中情报员的默默守护传递了一股人性的力量,我常常想,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仅保护了艺术家夫妇,更让情报员压抑寂寞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情。
他得是有多寂寞啊,当时的国安局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他不苟言笑、与外人的交流极少,招妓后,甚至妓女都不愿留下来多陪陪他。
这一守护或许也是情报员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柏林墙倒后,吉欧德瑞曼很偶然地得知其实并没有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被侦察。
而是有那么一位秘密警察,默默地隐瞒了所有重要信息,在暗地里保护着他们。
作家坐着车,在街道上远远望见了那位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他们、甚至因此丢了工作的人。
随后,很久没写作的吉欧德瑞曼出版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魏斯曼经过书店,翻开书本,书的扉页赫然写着:致HGW XX~/7特工,那正是吉欧德瑞曼在档案局得知的他的编号。
“先生,需要包装吗?
““不,这是给我的“是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在黑暗压抑岁月里,以一己之力,保护着他人的好人。
如此震撼的结局是我没想到的,魏斯曼人性的光辉、传播的力量可以被世界上每一位读者读到。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作家最后没有与特工见面?
写到这里答案不言而喻了。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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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
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
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
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
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
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
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
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
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
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
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
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
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
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爱不释手的电影,似乎让人反倒没有太多话要讲.也许是整部片子稍显严肃而沉闷的气氛,导致了我的失语,或许是什么别的.一部看上去非常“政治化”的电影,表现了斯塔西部门的窃听行动,但在“迫害”这一方面却没有给人以尖锐的刺痛感.冷寂的影调和节奏的掌握都很出色,气氛上的渲染也着实很到位. 不能不提的是演员的表现,代号为“HGW XX/7”的窃听专家威斯勒的扮演者从始至终面无表情、看上去无比冷漠,却让大多数观者读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潜藏着的丰富感情.想说的不是电影,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当柏林墙倒塌,斯塔西随之消失时,钳制人民思想的前东德文化部长对剧作家德瑞曼说:“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是你们想要的么?可是,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德国,还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听起来讽刺有加,显得“话外有话”.德瑞曼并没有作答,倒有些像创作者自己的概叹.不讲道理的文化部长此刻的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令我不禁想到另部片子<生活在别处>里的话:那是政治诉讼的时代,迫害的时代,禁书成堆的时代,到处都是通过所谓的法律进行谋杀的年代.我们应当为它作证,那不仅是恐怖时代,也是抒情时代.在19cm*19cm的特殊编码打字机,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打字机下,打出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的报道: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像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斯卡,一个伟大的导演,我今天要写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古代的某些文人才子不是文必秦汉便是文必唐宋一样,近代国人也经历了一段文必西方的时代.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总是认为创作源泉的遏止最根本在于社会体制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我们需要走墙外开花的路子,比如地下电影.除了应付社会体制问题,体制内的后院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问题.体制既然是不可用一个转身视而不见也无法用一个中指就能鄙视掉的,那么与其诅咒诋毁,不如从容应对.创建事业的激情终究要靠个人的热爱与诚挚.在一条看似艰难的路途上举步维艰却艰难举步.战胜的最终是自己而已,而战胜自己往往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南周>做到了,龙应台做到了,李银河做到了,阿伦特做到了.还有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似乎言语中有过多的压抑,那么就一起来回味下片中的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讽刺总书记的笑话吧:昂纳克起床后,推开窗户向太阳说:早上好!
太阳。
太阳:总书记早上好!
中午, 昂纳克:太阳,午安!
太阳:总书记午安!
黄昏, 昂纳克:晚上好!
太阳。
太阳:…… 昂纳克又问一遍:太阳,晚上好!!
太阳:总算到了西边(西方),不用鸟你了看,残酷的时代里,人类造就出了多么经典的文本.
能看到这部电影纯属意外,因为我几乎不看任何片名中带有"风暴"字样的电影..这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前些日子先是读<弑君者>,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产生拉1些兴趣,考G的时候又考到civil disobedience,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是个巨大无比的坑,越来越糊涂乐,,,然后看了1961年版的<纽伦堡大审判>,对里面的Bertholt夫人一见倾心,这个版本和1995年的版本相比,审判的对象是最高军事法庭的法官,这就从国际法问题转移到了自然法问题,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不得不开始啃西塞罗,奥斯丁,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边沁,朗富勒,哈特,以及菲尼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哲学著作,,要达到我的目标"成为一个常识健全的人"到现在也只是十去其三,看样子起码还得再攻一个月,才能有个大概齐的了解,这个按下不表,等我形成大致的历史观再来写影评好了...言归正传,看窃听风暴是因为里面有Sebastian Koch,和我的另一位精神导师Sebastian Bach只有三个字母之差...而这位,正是在《黑皮书》里饰演德军上尉的帅哥,昨天看了黑皮书我就迷上了他...说他帅其实也有四张多了,有人说他长了一张充满肉欲的脸,这个我非常同意,不过,肉欲是多么好的一个词啊.在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
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
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
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
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
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
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
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
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
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
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
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
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
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
他的妻子简妮?
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
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
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
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
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
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
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
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
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
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
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
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
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
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
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
《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
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
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
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
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
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
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
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
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
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
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
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
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
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
音乐何为?
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
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
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
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
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
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
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
新德国有什么好写。
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
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
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
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
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
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
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
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
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
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
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
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九月的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洋李树下一片静寂依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影片又译《别样人生》、《别人的生活》,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
但作品让深不可测的黑暗迎来一缕人性的曙光,颠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横行的“冷血特务滥杀无辜”俗套--不经意间同情上窃听对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获的所谓情报不过是一段真挚爱情时,开始反思该行为是否正义,并最终参与到这对无辜鸳鸯的生活中,为保护他们而不吝冒险。
in the end we remember ,not the words of our enemies ,but the silence of our friends.
看的想睡觉 这是实话。。。
假(从多个意义上说)
并没那么惊心动魄,只是人文意味十足。
每一次OOXX,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给10星
这个特工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典型的叛徒
抛开影片失不失真,还有棱镜门的争论之类的问题不谈,影片本身拍的也tm不好看啊……楞是黑了一把各位就升华了?
电影倒是好电影,可惜拍的略过沉闷,德国人的自省意识真的是不得不让人感到敬畏。电影终究是理想主义的,可当年又曾真有过伸出援手良知未泯的特工魏斯曼吗?
其实逻辑上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但是人物在历史背景下的心理状态表现得还不错,此外配乐很赞
专制意味着有些人可以做另一些人的主人。
唯一的女角色也只能做边角料,她的作用就是为了拍一些性感镜头,最后死在男人的怀里也是为了剧情的高潮服务的。彻彻底底的工具人。左男跟右男比起来,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他们没啥区别。
所以我不喜欢德国电影(根本就没看过多少吧喂)……
.....智商低,没看懂。。
天哪这分数真的虚高到离谱。用历史和政治背景包裹并不能掩饰一个孱弱无力的剧本。这部电影我看了3遍,第一遍分了8次才把它看完,第二遍凭着极限的耐心一次性拿下,第三遍带着豆瓣人的影评又分了3次才看完。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凭着其无聊程度申请世界之最。虚高的分数和故弄玄虚的影评真的害人不浅
节奏太慢了。
下不为例,我的朋友
片中留下的伏笔,是我观影到现在最好的之一。
什么才能打动石头?又是什么让我们坚持?再是什么让我们出卖?
那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