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
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
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
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
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
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
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
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
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
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
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
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
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
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
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
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
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
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
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
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
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
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
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
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
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
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
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
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
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
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
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
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
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http://brucelaiyung.blogspot.hk/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
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
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
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
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
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
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
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
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
邪惡是有本質的嗎?
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
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
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
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
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
「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
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
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
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
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
「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
」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
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
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
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
鄂蘭似乎被打動了。
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
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
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
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
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一年前,有一位想提前录取北大的同学的家长(是我的朋友),想请我给她儿子做个mock interview,假设我是考官,跟这位搞数学竞赛却热爱这些的同学天南地北神侃。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在镜头里告诉我,他说他喜欢汉娜阿伦特,但只是听说过她的一些观点,没有仔细读过她的书。
后来,虽然这孩子差了1分没进北大哲学,却以高分进了复旦数学系。
我还是很欣慰,哲学和数学是文理最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实内核是一样的——揭露事物最初始的面目。
我说,你喜欢阿伦特,得看看她的几本代表作,我一直说等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送一本the origin of totali,而今却食言了。
惭愧。
扯得有点远——当好友推荐这部传记电影给我时,很多零散的记忆和思绪飘了回来,有大学的图书馆,有某几位老师的脸庞,还有那个在校园里没有统一论调、一切都允许争辩的大氛围。
说来遗憾,我自己也没有完整地读完Totali,年初买的全新版本还没开启。
这部电影整体的故事线较为简单——讲述阿伦特从德国来到美国任教之后,受到New Yorker之约去报道Nazi时期的一个军官Eichmann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随后她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唾骂这位军官的十恶不赦,相反看上去还在为他开解辩护?
但她始终坚持一点:我看他,是看作一个single case. 不要什么都上升到“主义”(No ism)。
以及,在一个大的错误的框架之下,机器上的每个零部件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机械件”,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思考。
最后在大学课堂里的演讲,真的推荐能好好看几遍。
我是看完之后立刻倒回去做了全文听写(当然,听完之后发现网上有全文,好在核对之后发现正确率能有95%)这里谈几个印象深刻的点:1. 媒体的意义阿伦特在片中出现时的大是,她当时已经出版了Totali这本书,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位负责的编辑仍然不鸟她,说philosophers don’t beat deadlines. 可能跟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这部片子再次应证了媒体的取向整体是浅薄的。
媒体的KPI是meet or beat the deadline, 所以面对这么复杂的审判,阿伦特一定坚持看完所有卷宗,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抽丝剥茧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近来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very prestigious media, 大家的操作最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先有一个类似于结论的东西定了调,然后去找证据。
What if it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itself? 而且,媒体的操作符合人类大脑的惯性,那就是去归类。
归类的本质就是做简化和做关联,但越是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两者越是困难。
然而,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里,以及New Yorker这个媒体本身,的确已经是crème de la crème。
总编辑的包容、允许争议、freedom of speech, 才能给阿伦特的首稿开绿灯(虽然,也是巨大争议的开始)。
台词里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真正好的文章,语言语法都非常其次(因为阿伦特是德国人,她的英语并不够outstanding),而是思想,思想,思想。
只有思考缺位,才不得不靠词藻句式去堆砌,背后隐藏的是思想的残垣断壁。
而这还只是当年——前两天跟好几个朋友聊到为什么KOL也能去当主编?
Do we humans progress at all?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再去重看一下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本书。
2. 大学的意义那时大学课堂里的讨论活着 seminar, 不是学生做presentation, 老师挨个点评意思意思就好了。
在德语高级课上,阿伦特用最sophisticated case study, 跟学生做头脑风暴。
其实语言是文化最直观却也最浅表的体现,不懂说这个语言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语言不如不学,真的还不如让位给AI。
片中有一句话说,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要我说,现在大学里能教授knowledge都算不错了,人人都在看skills/techniques, 也就是技能。
其实,思想大于知识,知识大于技能。
对于前两者而言,需要像阿伦特那样,即便功成名就,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话题却还能永远保持清零的心态,一定要从最原始的卷宗开始。
这也是我从18岁以后接受的正统教育:任何东西,除非受困于现实条件,不然必须看原文,或者最最接近于原文的译著(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只能看英语版本的)。
永远,不要去看解读,二手三手n手的思想,更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
Mass Media针对的是Mass, 但大学生——你的意识必须是elite的。
怎么讲,在我眼中95%以上国内的大学都在错配地培养技工,白领技工。
其实,我国的确非常需要好的技工,但是大学和技校不一样,你应该是培养思考者的,哪怕毕业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很普通的职员工作,但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螺丝钉,你知道如何思考。
技工请交给专门的学校,最怕的就是资源的错配。
但我们的大学激励机制如何,老师都是怎样的人,学校的KPI不是就业就是升学还有就是冲进世界前xxx. 如果没有思想的流淌,我觉得这一天会很遥远。
3. 做人的意义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恰在于此。
我们习惯于为自己开脱,觉得作恶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也许就藏匿在你的不作为里。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跳不开大环境的束缚;但大环境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么?
Mancor Olson的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读懂的诺奖经济学作品,里面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类似的问题。
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做决定,结果是拉低了全社会的全体效用。
平庸之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
习惯去问“为什么”不容易;去问“为什么不”更难。
但恰恰是思考,却让你距离真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口中的“人”,更近一步。
(这也是阿伦特剧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还喜欢的几个零星的思考点:激情和理性总是相对立的嘛?
我们若要思考,究竟拔到什么高度,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但一旦上升太多,不就容易陷入“唯主义”论的怪圈?
(阿伦特在片中也说了:no ism)最后,还是把最喜欢的几段台词抄下来 每日三省吾身。
The greatest evil in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evil committed by men without motive, without convictions, without wicked hearts or demonic wills, by human beings who refuse to be persons. And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I have called the “banality of evil”.I wrote no defense of Eichmann, but I did try to reconcile the shocking mediocrity of the man with his staggering deeds. Trying to understand is not the same as forgiveness. I see it as my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pen to paper on the subject.Since Socrates and Plato, we usually call ‘thinking’ to be engaged in that silent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self. In refusing to be a person, Eichmann utterly surrendered that single most defining human qual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think.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king moral judgments. This inability to think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ny ordinary men to commit evil deeds on a gigantic scale, the like of which one had never seen before.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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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聊聊那些属于你的笑点、泪点和心塞...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
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
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
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
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
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提示:这是一部艰涩深刻的德语电影,所以我也没法写一篇轻松的评论。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前党卫军“犹太人问题”科的军官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抓捕。
按理说,被摩萨德逮到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当时已经1960年,西德是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中最可靠的盟友,而摩萨德搞的大量暗杀动静太大已经引起关注。
所以,在阿根廷的谴责声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艾希曼被押解(绑架)回耶路撒冷受审。
这场世纪审判立即吸引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首先,她是《论集权主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作者,本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
其次,自己也是 “黑暗时代”里侥幸逃离集中营的一名犹太人,曾亲历邪恶。
于是,她接受《纽约客》的邀请,来到了耶路撒冷,自然感慨甚多。
从小看动画片时,我们常常会先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动画片里的好人慈眉顺目,坏人狰狞可怖,正所谓,相由心生。
而这个事件,好人坏人表面上看似乎不言而喻,一方是受迫害屠杀的犹太人,一方面是邪恶的纳粹官员。
于是审判开始了,世界听着检察官义列举着一桩桩我们早已熟知的骇人罪行,围观群众慷慨激愤,恨不能杀之而快慰人心。
而随着审判的深入, 被关在“玻璃笼子”的艾希曼面无表情,略带口吃地辩解道,自己根本不反犹人,只是纳粹官僚体制下一个奉命行事的公务员。
他对纳粹党教义从不关心,他喂流浪小狗,喜欢动物,并且希望努力工作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不和人吵架,“从未亲手伤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换而言之,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只是你我一样,是一个最最不起眼的普通人。
<图片2>这样一个有点像大学教授般温文尔雅的普通人。
而正是他所供职的犹太人问题科学负责“公文的流传和政策的落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政策。
随着审判的开展,汉娜阿伦特以作为哲学家的敏感和冷静发现了问题远不是一开始的区分好坏,这么简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邪恶已经不再像魔鬼孟菲斯托般舞着疯狂的爪子向你扑来,有一种新的邪恶产生了。
它打着“努力工作,幸福生活”的口号,通过办公室里的公文,电子邮件,通过精密的推演测算,冷静理智地去杀人。
600万犹太人,对于艾希曼来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扣动过扳机。
而最大的邪恶,一桩桩“行政谋杀”却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艾希曼这样不问对错奉命行事的nobody,才最终成为可能。
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新形势的邪恶,命名为“平庸之罪”。
当她向纽约客交出她并不怎么“接地气”的作品,并坚持不做改动地出版后,读者们首先是震惊,其次是困惑乃至愤怒——恶徒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给我们看哲学论文?
艾希曼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你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为他辩护?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一时之间,“婊子”,“卖国贼”的骂声响彻全世界。
最后,甚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跑来威胁她,最好的朋友在也误解她无法原谅她。
汉娜在乡间林荫道上孤独地走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众叛亲离。
思考,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行动,但有时却比行动更需要勇气。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德语Denken,被她的恩师海德格尔诠释为对于存在的领会和铭记,思想是把握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唯一道路。
从哲学角度理解很复杂,此文中难以尽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任何权威,为自己树立独立的人格和道德。
正如影片中汉娜的闺蜜,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所言:你们这些骂她的,大多数根本没有看过她文章的人,批判她的,批判的都是些她根本没说过的话。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能思考,能说真话,这更需要很大勇气。
影片的结尾,阿伦特来到大学课堂,以一场慷慨激扬的演讲解释了自己“平庸之罪”的哲学观点。
汉娜认为,艾希曼把自己当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罪,他的罪在于“思考的匮乏”和“拒绝行使判断力”。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齿轮,拒绝思考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把自己“非人格化”,主动放弃了作为人的资格,从而顺应集权主义暴政,从而带来了极端恐怖的恶。
阿伦特断言,唯有思想能够对抗“平庸之罪”,在整个国家机器逼迫你去犯罪时,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以思想来行判断,指挥自己的行动,才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邪恶。
也许你问,反抗“平庸之罪”就是死,不服从怎么办?
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第一军团的风暴士兵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会思考不会去问对错,也不会去问反抗军是不是该死。
“执行任务是军人天职”,况且背叛就意味着与整个军团为敌,螳臂挡车,no zuo no die但是构成这庞大军团的,正是他们自己,每个人成为自己觉醒的绊脚石。
一照思想之原力觉醒,才能尽破藩篱,冲散一切阴霾。
<图片1>集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国家暴力,而在于用洗脑让普通人停止思考。
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反抗,最后只能被异化为“非人”,沦为国家意志行凶作恶的工具。
主动地去思考,哪怕不行动,也是对邪恶说不,保全自己的人格需要莫大的勇气(如《辛德勒的名单》),而当每个人都能尝试真正去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集权主义的根基就轰然倒塌了。
《铁皮鼓》中写到很多二战后的德国人来到杜塞尔多夫一家叫洋葱餐厅的饭店里,花钱干什么?
切洋葱。
为什么要切洋葱?
因为洋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创造了人的滚圆的泪珠”,德国人终于又在体面地哭泣了。
的确,战争中,需要忏悔需要带着负罪感生活的,不仅仅有纳粹党卫军,那些逆来顺受地听任着一切发生的普通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不说德国人,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提拔为小吏,去压迫,甚至去按下塞满自己同胞的毒气浴室的开关,活下来的人常常会在夜里一个人羞愧地自问,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日军在华屠杀时,帮忙抬尸体的是中国人,起哄围观的也是中国人。
我们建国后的30多年集体浩劫,几乎大部分人都间接参与了对“右派”的迫害,此后,邓公拨乱反正,运动结束。
因为有“平庸之罪”,每个人,甚至被迫害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历史时应负的责任,所以巴老提倡建议XX博物馆,而我们却选择集体遗忘。
只要有人在,集权主义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死,停止思考,dark side of the force就一定卷土重来。
或许,这才是这部不太轻松的德语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对“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所有人尤其是犹太人,都希望阿伦特能痛哭+痛骂。阿伦特则选择了思考邪恶是怎么诞生的。阿道夫·艾希曼和很多人一样,并不觉得自己在犯罪,他们只是在执行领袖的命令,而领袖的命令等于甚至凌驾法律,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错,阿伦特称之为“任何人都不犯罪的邪恶,既中庸的邪恶”。思想之风的出现,并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正确与错误,美好与丑陋的能力。希望思考能带给人类,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去预防灾难的能力。
独立思考何时何地都弥足珍贵。
可能是片源的原因,音轨总觉得怪怪得,平庸是恶,拆开即是那些无思考的植物人,善恶也觉非对立。这片摄影非常棒,不抢戏,到底什么是恶,我觉得强加施予就是恶的萌芽。。我这样武断的决定,对思考的再思考。。
電影語言非常平庸。舉一例,結尾課堂演講一幕,學生集體深受感動熱烈鼓掌雙眼放光,校董灰溜溜離場,這麼粗糙的二元對立,想表現真理站在青年學子這邊,還是阿倫特不過是不諳世事的愣小子們追捧的偶像?
正准备抽空细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就在女性电影展看了大银幕的《汉娜·阿伦特》,可巧。
果然没拍和海德格尔的床戏,差评
之前看完《无主之作》一直想谈的话题是影像艺术,以其媒介特有的属性,如何能够创造性地讲述视觉艺术家的故事,看完这部感觉也要加上影像如何更好地展现哲学思辨的激荡。又想到罗新老师前几天在“随机海啸”里提出的,学者面向大众的写作之要务也许不是传达具体知识,而是让大众意识到学者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本身具有莫大的价值和意义。影片中展现出阿伦特受到的批评似乎皆是出于情感、道德、直觉、“常理”的,“一场审判不是一场哲学课”的论调本身证明了同僚和大众从根本上拒绝了她提出的问题,而非她提供的答案;历史上有没有与她的学术水准旗鼓相当的政治哲学角度的驳斥呢?片子像大多数传记一样在视听上乏善可陈,旁听和观看审判的过程本身感觉还可以有更多新意,有点浪费了。海德格尔打的哪门子酱油?
看后能有所想,便好。
不谈汉娜·阿伦特,就电影本身来说,极度平庸无聊,对角色人物的刻画(尤其是主角让人堪忧的演技水准)尤其失败,剧情的高潮根本谈不上紧张,也无法表达出思考的深刻性。这是一部4分水准的电影。
机械化程式化的一部叙述。以及 那个年代的人好爱抽烟😷
汉娜·阿伦特有着传奇的人生,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者之一,她的传记片其实不好拍。影片以阿伦特晚年的一场风波为切入点,并以此为主线,辅以追溯她德国时期的生活的几个点,基本勾勒出了汉娜·阿伦特的个性与思想肖像。不闷,一般观众应该也能够接受。
糟糕的叙事节奏,加上二流水准的阿伦特“道德哲学”,不知咋得奖的。
她让我看到了我一直在逃避的独立思考和进行争辩的力量
拍得太琐碎没有支撑起这个人物,不是一部好传记片
最深刻的学者总是孤独的,比起理性的思想,平庸与伪善总是更容易蒙蔽人们的双眼,令他们抱持民族主义不能自拔,而无法触及到邪恶的根源,于是邪恶终将一次次重复上演。可笑的是,那些自诩为道德卫道士而指责阿伦特傲慢自大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评语恰恰该加诸自身。
毫无疑问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然后,在这个电影里,被演绎成一个带有明显妇女气,自负、琐碎、毫无魅力的中年阿姨。整个故事从艾希曼的审判开始,穿插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绯闻。然后,啥也没讲明白。还是去看阿伦特的著作吧,这个为世界带来不同思考角度的金光闪闪的女人。这个电影实在是配不上她。
浮夸,肤浅,跟von Trontta1980年代以前的作品比没法看。纽约高校教师/知识分子圈的戏拍得很造作(包括趴踢、课堂等)。演员也不在状态,比演罗莎·卢森堡时差很多。甚至作为女性导演,性别意识都比之前几部倒退了,不在于是否以女性为主角,而在于如何呈现性别权力关系。
三星都给原型人物的弧光。非常平庸的一部片,视听保守,剧情比起阿伦特跌宕经历堪称蜻蜓点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文本上的犀利深入思考,在电影中仅以大众熟知的“平庸的恶”来概括,且阐释得浮于表层;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能不能少提一些海德格尔???
印象最深的是那句我们要去理解,但理解不意味着宽恕。这部片子重新唤起了我做人文的初衷。很棒的片子。
拘谨,胆怯,导演只是把该拍的都拍了,却又拍不出思考的高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