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为什么椰子比鲨鱼，杀人更多？

”这是前些年夺得金棕榈大奖的英国电影《我是布莱克》提出的问题。

公民布莱克和凯蒂一家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英国，人人平等、循规办事。

电影最终以“布莱克之死”的落幕，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我们会躲开它；而看似无害且甘甜的椰子，我们会迎向它，对它的掉落浑然不知。

这些椰子，就是缺乏柔软性的保障制度和不讲人情的法理，它们本质善好，却会给人带来伤害。

《宝贝儿》同样涉及了这个问题。

它讲了一个因先天无肛和智力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尝试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弃婴的故事。

导演刘杰把由保障制度和法律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摆在了台面之上，构成一道探究人性与道德的选择题，以拒绝煽情的姿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电影围绕江萌，设置了三处困境，这些看似从外部袭来，实际上也都是逼着她面对自我的问题——与孩子父亲不断产生纷争、偷孩子抢救；不能和养母同住的收养规定；是否要坚持“自己是健康的”，还是办理残疾证更容易地工作。

最后，一件件事的落空与妥协，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她身上。

她想要和自己的养母生活在一起，但却逾越不了制度的规定，只能母女分离。

她想让孩子活下去，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和未来人生，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结局。

她想要坚持自己“健康”这一身份认同，却最终拗不过社会对她的施压。

刘杰没有把电影处理成滥情、俗套的“残障人士卖苦片”，也没有偏向对立阵营的任何一方。

他的立场是完全是中立的，只是把人物与事件呈现并抛出来，设置成一个具体的道德困境，并未作出任何解答。

因为在现下，这些还处在一个无解的状态，并不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案。

江萌一直在电影里问“为什么？

”。

对着女儿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对着执法者，问为什么自己不能给半身不遂的养母正常的养老送终。

其实这些“为什么”，指向的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对残障人群体产生保障制度的社会，仍旧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

现实社会的规则是由强者为弱者书写的。

大部分弱者的确都能受益，甚至有部分弱者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会靠残疾证挂名到别的公司获得两份工资待遇、会通过临时改造拆迁房获得“精装修”待遇。

但是，还有一种人，却会成为这些背后的“牺牲者”——江萌，就是这个人。

保障制度缺乏柔性的弊端，在她的身上获得了印证。

不是每个人都能擅于利用规则，越老实和越一根筋的人越不容易保护自己。

而电影里的江萌，甚至已经到了敢于惹祸上身，不断尝试去和制度碰撞的地步。

这个不够讨喜的人设，肯定不会被所有观众接受。

江萌努力地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处境里撞得头破血流，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保障制度的一些问题所在。

它所保障着的，不应该仅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士，这只能算是它的底线。

它更应该具有柔性，去保障这个群体内部，那些因为“不擅于利用”而受到伤害的单纯之人。

这些特殊情况，就像江萌一样，她向这些制度“硬撞”上去，才能发出声响和回音。

电影的两位主角，江萌和小军，不仅是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还传递出了在中国探讨人权问题，尤其是弃婴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对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还有很多的缝隙急待填满，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认知还处在不高的水平。

令我没想到的是，《宝贝儿》在首映后，在豆瓣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

大部分，都是对杨幂的尬黑。

我不想夸杨幂的演技，因为有目共睹的是，她的确演得不好；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她至少在转变。

正如前文所言，她出演的是一个绝不讨喜的角色，低于常人的智商、情商，并不高的受教育程度，都让她更容易一次次陷在两难的处境里。

杨幂努力地进入角色，就算结果不佳，至少能让人对她产生一点点改观。

而李鸿其的表演，则是我更想要提的。

他饰演的小军天生聋哑，和江萌一样被父母抛弃，在成年后靠聪明和残疾证，做上了一份体力活。

可以说，李鸿其几乎贡献了整部电影的“戏眼”：一处，是在江萌决意出发前，手语艰难地打出：“孩子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另一处，是收尾处和江萌坐在出租屋的床上表达真心。

虽然这不是李鸿其最好的一次表演（《醉·生梦死》），但绝对是他作为男配角出演的目前最佳。

他不仅用手语完成了超越台词念白的肢体表演和情感传达，同时也在角色不同的转折点与状态里游刃有余地切换，是绝对意义上的天才演员。

没办法不拿正在上映的《找到你》和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来比对这部同为在法理与人情、制度与现实等问题上产生探讨的院线片。

但实际上，这三部电影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径。

《找到你》和《药神》高度类型化，分别走悬疑惊悚片和喜剧路线；《宝贝儿》则没有选择投靠固有的类型，而是由着人物来进行创作上的摇摆。

导演刘杰显然创作出了更贴合于真实感的影像，延续了自己《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一路以来的电影观念来抵达现实——被弱化的戏剧性、克制的煽情、紧凑的节奏。

此外，《青春派》之后，刘杰的又一风格是维持“自创作”式的剧本。

《宝贝儿》这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群演，都与自己生活中是相同的身份；剧本上，则基本没有既定台词，只有故事的大纲和走向——这要求演员和全素人的群演，通过临场思考自己身处的情境来创作台词，从而捕捉他们真实的表现。

这可以算是有利有弊的选择吧，而台词也的确是全片最薄弱之处，存在较大的问题。

最后，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片我最喜欢的部分吧，江萌和小军在临近收尾处，坐在床上的那番对话。

我难以自持地流泪，因为影片两个主人公的心，比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温厚很多，但他们却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连阳光都是以一种施舍的样子照进来。

面对这样的群体，我又能做什么呢？

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所呼唤的？

这就是《宝贝儿》向观众，在最终抛出的问题。

这部电影也许会令你感到压抑、不解、疑惑，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面对生命、生活的选择上，所应当怀有的情绪。

而上面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答案。

我们呼唤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每对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社会需要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

没有想到会收获这么多评论，但是看大家好像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杨幂身上，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

可能是我的措辞有些不当，她并不是毫无互动，确实有主动为一位粉丝签名，并向粉丝挥手。

在这里向所有蜜蜂包括我的铁粉朋友道歉。

希望能等电影上映后收获更多关于剧情的评论🌸关于我是不是真的去过，我相信现在应该还没有别的渠道看到整部电影吧。

🍁🍁🍁🍁🍁🍁🍁🍁🍁🍁🍁🍁🍁🍁Tiff首映打卡，果然期待太高。

陪朋友是杨幂铁粉一起去看的，且不论电影怎么样，在红毯旁站了三个小时，杨幂来后全程冷漠脸，毫无互动。

（除了签了一个名，挥了一下手，因为Tiff很多明星来都会和粉丝自拍或者握一下手什么的）有点失望，在放映前后的出场中，不知道是太累还是感冒了，感觉一直不在状态，问题也是按照套路糊弄过去。

再说电影，我认为情节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或者说牵强。

算是一个被寄养女孩的多管闲事，感动自己、拉朋友下水、破坏人家家庭。

其实要展现中国这类问题，不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固执女孩”的故事来展现。

不过看完后我旁边的外国友人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展现了中国的文化。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小孩，似乎放弃他才会对他更好，对整个家庭更好。

何况“我”已经良心有愧了，女主的行为只会让“我”加重愧疚感，破坏家庭和睦。

（只是我的想法，毕竟这类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作为文艺片，我确实没有找到文艺品的感觉。

节奏过于慢，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

杨幂的台词很少，最重要的戏应该算是集中在她的眼睛里，全片有很多近景镜头是给到眼睛的。

但是杨幂无论何时的眼神永远是迷茫，呆滞，让我怀疑没有带隐形眼镜。

全场的冲突高潮就集中在预告片短短几分钟，其实看一下预告片足矣。

杨幂的脸一会黑一会白真的很出戏，导演在问答环节也无法清楚说出自己对戏结尾的认识，到底是为什么最后选择领证？

甚至没有表达一点想法…实在可惜。

亮点在于两位男演员还算入戏。

看在全员宣传辛苦+杨幂真的真人很美很瘦的份上三颗星。

以下内容较为偏激，请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同学观看。

其余观众谨慎观看。

以下为因观影引起剧烈不适的纯吐槽。

这是个屎片。

无力吐槽。

你去医院当个清洁工，就不能把头发扎起来吗？

那样的头发你闹那样啊？

你就不能把头发扎好吗？

医院不应该是个干净的地方吗，头发那样四处乱晃真的好吗？

请注意第三条导演是个近视眼。

除了特别角色，全部都是景深，背景一片虚化，模糊。

真她妈是个屎片。

（原谅我的暴躁）去他妈的(ノ=Д=)ノ┻━┻题材，去他妈的纪实风格。

纪实风格不代表拍摄放水，不代表全员模糊，不代表屎一样的分镜。

举例，在江萌去找徐先生是，徐先生家里是218号房。

当时呈现在画面上的是斜着切出来的一半218门牌号，然后镜头又上下来回晃动，完全是手持摄影的节奏。

你不打光，你不化妆，你有本事拍的跟贾樟柯一样。

没有金刚钻，你砸什么司马缸。

你个环保工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是个弃婴行啊，你有妈照顾啊，你对你妈还那么叛逆。

你就愿意救那个小孩？

你偷他是为了救他，可你又救不了他。

你他妈能救了他也行啊。

你这是犯罪，还拖累了别人。

你传达了错误的价值观！

活脱脱一个圣母。

居然还看到了这样的言论 这位小同学在哪里看到了对亲人朋友的知恩图报重情重义，对生活工作的积极认真？

全剧故事线极其简单，就是一个弃婴拯救另一个弃婴的故事。

这样看来故事不错。

故事涉及了方方面面。

你他妈倒是给我拍好了也行啊。

拍摄手法极其粗糙，除了杨幂周边是清晰的，背景永远模糊，导演看了不恶心吗？

你说题材，《亲爱的》和《药神》怎么没被喷的这么厉害。

昏暗，仿佛没有一丝阳光。

整个色调都是冷的。

你想表达现实的残酷吗？

对不起有一些部分，仅仅是一小段。

剩下的都是脑残女主花样作死。

真的是“没文化，很可怕”先吐槽到这吧。

22:00，降了一点。

我只想说，为什么你们都在关注杨幂的演技。

这个电影他的叙事，他的镜头，他的所谓“纪实风格”你们一点也不关注吗？

你们只关注所谓的题材，社会现实。

可是他反映出来了吗？

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都没有好吗？

晃动的镜头传达出来的不是美感，只有粗糙。

2018.10.20，23:40掉到了5.8分。

还是猫眼厉害，猫眼最低，5.5，逐梦演艺圈圈圈圈都要比宝贝儿高。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看到很多网友说《宝贝儿》是美化天津无肛女婴“小希望”案件，是美化陈岚，于是给电影打了差评。

《宝贝儿》里的女婴（暂且称她为小徐）和小希望都是先天无肛，两位婴儿的家长都是放弃救治，再加上《宝贝儿》女主角江萌和陈岚都是偷走婴儿，最后两位婴儿又都离世了，这两件事有太多共同点，以至于“《宝贝儿》美化陈岚”的评论的误导性太大，从而得到大量网友的支持。

事实上，这两件事表面上相似，但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小希望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假设手术成功也只是延长生命，并不能治愈，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

因此，陈岚救治小希望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毕竟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的。

但小徐不同，她的病并没有达到无法治愈的地步，是可以治愈的。

警察说，徐先生有救她或者不救她的权利，但他没有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对小希望而言，只有快点离世和慢点离世两种选择；但对小徐而言，她还有存活、长大的可能。

第二，陈岚是毫无医学常识，私自给小希望喂奶，导致小希望病情更加严重，是在帮倒忙。

而江萌是偷走小徐，把她带到医院让医生救她，她不但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坏，反而如果不是她，徐先生根本不可能带小徐去做手术。

虽然小徐最后还是离世了，但这至少是所有人尽力之后的结果，并不代表当初就不该救她。

顺其自然，是竭尽全力后对结果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是尽力救治小徐后的不后悔，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小徐等死。

第三，陈岚救小希望的目的是炒作、涨粉、塑造一个爱心人士的形象，目的非常不纯，但江萌是一心一意为了小徐，没有二心。

《宝贝儿》表达的思想是，中国每年有100万缺陷儿童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缺陷就放弃救治，眼睁睁看着他们等死。

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

至于陈岚，她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是一个个例。

不能因为有她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否定所有人救治缺陷儿童的行为。

举个例子，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美德，小明为了扶老太太而扶老太太，明明老太太不需要过街，他还非要把老太太扶过去，从而成为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反面教材。

但小明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所有人扶老太太过马路都是错的。

后来，有部电影是讲主角尊敬老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于是网友说：你这不是在美化小明吗？

用一个反面教材，来否定所有正面行为，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江萌在乎孩子的生命，却被当成干涉别人的家庭。

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人们却说她拐卖儿童。

讽刺的是，她生活艰难，却处处为他人着想。

而那些嘲讽她、反对她，说电影三观不正的人，却连帮助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人们觉得缺陷儿童救活了也没有未来，就应该让他去死。

于是，人们尊重“徐先生们”决定救或不救孩子的权利，却认为“江萌们”是多管闲事。

是啊，身为缺陷儿童的江萌，长大后的确像徐先生说的“没有未来”，没有文化，也没有金钱。

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了人性、善良、正直与爱心。

江萌、小军、小军的残疾人朋友，的确生活非常艰难，但他们不同样活得好好的吗？

徐先生说小徐没有未来，他的考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并不全对。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的确很苦逼，会自卑，甚至会轻生，但同样可能会像江萌那样热爱生活，并且帮助更多与自己相同的人。

甚至，正是因为江萌曾经是个缺陷儿童，所以才能在小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她感谢抚养自己的养母，所以也会义无反顾的救治小徐。

想要救治小徐的，不是医生，不是警察，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和小徐同样有缺陷的人。

你救了她，她长大后就可能会回馈社会。

江萌找对象不在乎对方有没有车房，也不在乎对方有没有离过婚，只看他愿不愿意照顾她的母亲，这么孝顺的人哪儿去找？

她知道自己先天残疾，所以对辛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养母更加感激。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生活会很困难，可是，选择活着与否是他的事，但你首先得给他选择的机会，救治他，养大他，他才能自己选择是否活着、怎样活着。

澳大利亚人尼克·胡哲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天生没有四肢，但他会冲浪、游泳、溜滑板、踢足球、潜水……他还读完了大学，并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成为全世界最励志的人之一。

如果他能对1982年12月4日那一天的父母说一句话，他一定会说：我想活下来。

如果江萌的父母在考虑是否丢弃她的时候，她也一定会说：我想活着。

甚至我相信，任何一个先天缺陷的儿童都希望父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私自决定他的生死。

《宝贝儿》的确有很多缺点，所以我只给了三星，但我认可它的立意、题材、思想、三观。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

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

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

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

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

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

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

《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

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

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

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

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

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

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

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

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

《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

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

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

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这是一部真的没有套路的电影。

刘杰说，电影有两类，一类由创作者牵引观众情绪，另一类由观众自己掌握主动权。

电影产业化发展带来的是艺术创作导向的阵痛：商业效果被放大。

许多电影创作者为了迎合投资人的票房需求，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剪辑，每一步都在精准制造观众的情绪释放点：何时捧腹，何时落泪，何时惊吓。

我们在以秒计算的销售策略中心甘情愿地释放情绪，满满的笑料是套路，满满的感动是套路。

套路恰到好处的投放甚至成为创作成功的标准。

于是，当你把一切的惊或喜看清摸透，情绪高潮释放完成，这次交易就圆满结束。

二刷？

除了真爱粉以及真的很有钱先生与真的很闲小姐，一般是很难做到的。

多数观众一般都自愿成为套路的消费者，无论是套路还是反套路（反套路也是一种套路惹），压抑崩坏的生活节奏让现代人急需注意力的极速转移，套路就是利用设计好的情绪调动迎合这一需求。

但是嗑嗨和真嗨确实不一样。

这个电影让人真嗨，不是情绪上的，而是想法上的。

如果明天我要向我的朋友介绍这部电影，我会说，这不是一部你会一见钟情的电影，抱着放松心态的观众不推荐观看，毕竟没做好欣赏准备真的很影响观影感受。

于是，欣赏准备请伸手：1.呈现方式：电影用足够克制的节奏处理和情节取舍非常安静地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完整的剧本，但是它完美包含了制度思考，人文关怀和价值选择。

2.背景介绍：故事的创作灵感源于导演的一位精英朋友，他有令人羡慕的学历，幸福的夫妻感情，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但是他有一个不完美的孩子。

因为脑积水导致出生后留有残疾：智商不高并且伴随严重后遗症。

这位父亲在医生尽职提示所有风险后果后，用三天时间做了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用这一辈子让这个孩子活下去（感谢北大少培养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后来，他们的生活过的并“不好”。

这是一个真实的残忍又真实的纠结的故事。

导演说，他不忍，所以他选择从被抛弃的孩子作为叙事视角。

3.卡司：非粉即黑体质但本来就高颜值的杨幂小姐出演只有一分钟没有镜头的江萌小姐；失眠三天也不猪鳖蛋的郭京飞先生出演真的很纠结的孩子父亲；第一次见原来是金马之光的李鸿祺先生出演真的很想跟江萌过日子的小军哥哥；马鞍山警察先生友情出任每天被骚扰的警察先生；福利院院长女士友情出任擅用社会舆论武器的院长女士。

4.友情提示：电影中有大量方言以及手语台词，视力不高又死不愿意戴眼镜的不建议后排观看。

我观看的这个版本电影中，电影从头至尾没有直白地交代江萌执着救孩子的动机；也没有让处在两个立场的江萌和孩子父亲来一场充分的观点交流和道德辩驳；更没有搭配煽情bgm在各种亲情时刻催泪；甚至在影片最后，当江萌听到孩子父亲带来的噩耗时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

所有的人物和镜头都表达地足够克制，不论是爱的表达、痛苦的表达、纠结的表达、不甘的表达。。。。

没有多一秒的镜头让观众沉浸在某种设计好的情绪中。

享受套路的观众似乎会误认为这是技术表达上的拙劣，但这种特殊处理恰恰是讲述一个故事最好的方式：一切都点到即止，一切又恰到好处。

我的情绪始终在我掌控之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有无数想法在迸发，关于制度设计，关于人文关怀，关于价值取向。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另外一点是，整个电影拍摄过程没有完整剧本。

我想杨幂小姐刚被刘杰骗到剧组时，一定很想在百度知道发帖：没有剧本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或者知乎留言：没有剧本拍摄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我想杨幂小姐拍完后应该会给三字好评：挺棒的。

无剧本拍摄对于科班演员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毕竟即兴表演应该是入学考试的环节之一？

但是要即兴两部电影的拍摄长度（导演说可以剪出两部惹，少一部我不赔），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颠覆。

没有剧本就意味着无法提前逐字逐句揣摩人物内心活动，无法提前设计台词的抑扬顿挫以及对应的表情及其幅度，演艺经验失去了意义。

没有剧本还意味着你在拍摄现场既是镜头下的演员又必须是特定场景下的台词创作者。

这是一个演员极少遇到的困境，毕竟镜头下的哑口无言或者语无伦次都是对演员专业修养最严峻的鞭笞。

唯一的出路就是演员与角色的辩证统一。

当演员兼任创作者，这样的化学反应并非要求简单的角色上身：不仅要做到情感的完全投射，还要求通过人物已知但粗糙的背景介绍再运用逻辑推理能力、想象力和共情能力，引导人物在特定场景中说出符合逻辑和情绪的台词以及相应作出反应。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考验又激发创作欲的过程，演员只要在导演的指导下做到前述要求的80%，都将会创造一个非常流畅又严密的故事。

我庆幸刘杰和杨幂都做到了90%，剩下10%交给观众眼中的哈姆雷特一千个。

江萌出生时即因周身的先天疾病被亲生父母抛弃，但她被善良的王院长救助，寄养在一个农村家庭，寄养父母对她很好，王院长对她很好，小军和残疾朋友对她很好，她长到十八岁，除了亲生父母，她并不缺爱，所以她不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人，这造就了她积极乐观的本性。

在去医院工作前，她在福利院帮助院长监督寄养家庭中残疾儿童的生活状况，发现情况及时上报，还会拍照存证，所以她不是一个习惯于置身事外的人，这造就了她具备“多管闲事”的善意和执行力。

她的先天缺陷带来的后遗症之一是智力不够，所以她不是一个思维敏捷善言辞的人，这造就了她行动上略显迟钝多数情况下少言寡语的应对方式。

因此，当江萌遇到一个住在高楼大厦又有着可观经济基础以及不少亲朋好友支持的父亲决心将自己医学上并未宣判死刑的新生婴儿，在向孩子母亲隐瞒真实情况（我倾向于认为父亲是为了独自承担痛苦）下放弃治疗将孩子扔在临终关怀医院，以及结合她自身患病和最终治疗成功的经历，她有充足的理由判断这是一个“能治不治”的问题。

寄养家庭的养母视她为己出，唯一用来养老的房子都会考虑着给她作嫁妆，这种非亲生胜似亲生的母女关系正是江萌执着地寻求孩子亲生母亲对这一事件真实态度的动机。

这是她试图成功劝服这个家庭不放弃治疗的最后手段，同时也是她内心对自己亲生父母的一次“质问”。

江萌的成长背景和人际关系绝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对这个事件的立场、态度和处理方式，看懂的观众自能理解。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在人物刻画和细节展现上的流畅和严密。

江萌在医院拖地，没有监工也拖地异常卖力，因为她实诚又努力；江萌等人吃馒头的时候，嘴里的一大口还没有咽下去就又一大口咬进去，因为她急切又笨拙；江萌在报警后签字，弯下腰低下头像小学生一样一笔一画，因为她单纯又较真；江萌每一次激烈动作和情绪起伏都会伴随明显的喘气声，因为她先天的身体孱弱；江萌在看到孩子父亲主动上门后的以背示人，因为她内心的自我怀疑。

这些情节设定和细节处理上的衔接非常流畅，类似的还有很多，足够反映出演员对于人物的深刻理解和连贯刻画，可以说，杨幂根本没在演江萌，而是完全以江萌的身份呈现了一个属于她的故事。

我从来不怀疑杨幂接这部电影的动机。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部让演员讨好观众的作品，也不是一部让演员有所发挥表现演技的作品。

普通观众对于演技的理解总是肤浅而表象的。

也许很难理解，最难演的不是精神病，而是普通人；最难刻画的不是表情，而是内心。

如果没有讨好的人物设定，没有情绪的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冲突制造，我们又该如何去体会和评价演技？

江萌这个人物，她不完美，她从不讨好，她执拗，她倔强，她简单，她也内敛。

她从不习惯表达爱意和感激，也从不擅长解释和掩饰，她从来做的比说的更好。

这不是一个适合演员炫技的角色，如果只为镀金，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吸引力会打动人的好故事，它揭示了很多不被人知但绝对震撼的现实细节——残疾人的生存困境；它直面了中国传统亲子关系中一个被长期回避又被习惯粉饰的人性弱点——养儿防老。

如果观众能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她就已经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我足够喜欢这个让人有欲望参与讲述的故事，所以我相信正是这个好故事走进了她的内心，让她成为了这个故事中最冷静的叙述者。

刘杰导演回归现实题材的影片《宝贝儿》是一部关注边缘人群的电影，影片主题是弃婴和缺陷儿童。

本片让我想起他多年前拍摄的《马背上的法庭》《透析》，叙事层面一向比较平淡的刘杰导演，在《青春派》《德兰》之后，沿袭《马背》《透析》的创作思路，创作了戏剧冲突更为明显的故事线，从平凡人物的言行举止中挖掘戏剧张力。

刘杰导演为本片筹备多年，早在2009年他就有了故事雏形，这几年他一边拍其他作品，一边念念不忘这个故事。

灵感来自他的一个朋友，生下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医生给他三天时间决定是否放弃。

他和妻子三天没睡觉，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放弃北京高级白领的优越生活，卖掉家产带着孩子移居郊区。

后来他到北京郊区探访某福利院，了解到总共1200多个残疾孤儿，都以寄养的方式生活在当地村民家里。

他把这两段经历戏剧化为两个主要人物，构建情节上的关联，捏合成一部短小精干的电影。

为了让表演更贴近故事原型，刘杰导演用江萌式的办法塑造演员，前后三次建组拍摄的过程就像是重体力劳动，模拟他三天不睡觉的朋友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演员也三天不睡觉……种种体验派的办法让演员获取真实的精疲力尽的状态，本色出演精疲力尽的角色。

女主角江萌的人设很有韧劲，固执得有些犯傻，当这样的人物需要长途跋涉、跨越重重阻碍做出某个行动，她不会对所做的事情本身有过多犹豫，不去考虑是否应该做，做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后果，她是一定要做的；行动过程中她不会精心设计自己的行为，往往跟着直觉前进，显得笨拙而粗糙，甚至有些滑稽和怪异。

从编剧角度讲，江萌这样的人物自带非常多非常适合营造戏剧冲突的情节点。

刘杰导演利用江萌跋山涉水寻找先天缺陷婴儿的桥段，为她量身定做持续性的戏剧冲突，迟迟不让她找到婴儿，很有耐心地调动观众的紧张情绪，为这个人物加入十足的感染力。

刘杰导演说，如果一个问题已经被解决，那么拍出来的就不像电影，更像是一种宣传；如果一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么就值得把它拍成电影。

很多编导本想在影片中提出问题，最终还是会把影片拍得力量过于强烈，看上去像极了口号式、宣传式的影响。

毕竟，使出吃奶的劲儿向观赏者强调问题很严重、问题需要解决，这本身也是一种偏执。

《宝贝儿》则完全没有这种企图，得益于刘杰导演对素人演员的大量使用，以及对故事进行平淡处理的一贯风格，片中人物的举止都是一个人的抉择，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他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融入自己的群体。

病患及其家属的群体本身是个边缘社会，他们是这些边缘社会里人微言轻的个体，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人还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

问题也许就在于此，这样的现象在一个完全正常的社会本不该出现，然而我们觉得他们的选择都是再平常不过，这样的人每天都存在于社会新闻中，每一个苦难故事可能仅仅化成推送里的几个字符进入我们视野，连我们都麻木了。

编导成功消除了自己的存在感，为观众呈现的故事不夹带自己的观点，看完电影甚至感觉不到编导是否替他们，或者替这些小社会提出了问题，现象就摆在银幕上面，观众对待故事的态度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

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

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

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

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

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

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

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

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

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那么《宝贝儿》呢？

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

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

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

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

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

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

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

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

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

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

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

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

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

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

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

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

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

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

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

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

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

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

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

“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

”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

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

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

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

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

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

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

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

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

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

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

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

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

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

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

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

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

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

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

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

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

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

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

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

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

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

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

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

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

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

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

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

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近年来，关注弱势群体的影片多了起来，去年有《嘉年华》，今年又先后有关注重病患者医药问题的《我不是药神》、关注作为母亲的女性生存压力问题的《找到你》。

由侯孝贤兼制，著名文艺导演刘杰执导，杨幂、郭京飞、李鸿其主演的关注社会的隐形人群“残疾人群”的影片《宝贝儿》将于10月19日即本周五上映。

01 国内的“残疾人群”在哪里？

国际著名影片中，《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雨人》里的哥哥都是残疾人士；国内关注于残疾人的电影作品着实不多，《孔雀》算一个。

对比国内外对待残疾人士的态度、看法与方式，我们不难觉察出其中的差异。

阿甘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开始教导他要坚强与自立，并教他做人的道理；而《孔雀》里的哥哥始终被爸妈视为需要被特殊“关照”、“宠爱”的对象。

这导致的不同后果是，阿甘从小就很独立，在人前也能够有自信，知道自己虽然残疾但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人；而《孔雀》里的哥哥，却始终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平等看待，哪怕是自己的弟妹，都活在哥哥的阴影里，视哥哥的存在为丢面子的事情。

这与国内外的不同文化背景，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和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有着巨大的关系。

欧美，尤其是美国，尤为强调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对个人意志与权利的尊重；而国内，主流仍更多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也是近年来才慢慢提升。

于是，国内的残疾人士，很容易活在整个社会无形的巨大压力中；他们曾经，且仍活在这样的“歧视”压力中。

一起来看看以下这组数据★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 *此报告未有更新版本)★全国每年近100万出生缺陷儿，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身残疾，只有30%可以治愈或矫正。

★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

既然仅新增缺陷儿人数就高达100万例，那么这些庞大的残疾人士，为何我们在生活中并不常见？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依数据可知的是，他们中的至少10%，在一出生便被遗弃了；另有30%，在出生前后死亡；剩下的60%幸存者里，也仅有30%有机会被治愈或获得矫正。

那么另外既没有得到救治也没有死亡、注定面临终身残疾的30%呢？

他们又活在这个社会的哪个角落里？

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并未能融入正常人所处于的社会中。

02《宝贝儿》的核心视角与关注点在影片《宝贝儿》的创作过程中，文艺片出身的刘杰导演极为克制。

他并没有试图传达残疾人士的悲凉，亦不希望过度煽情激发人们对该群体的怜悯。

影片《宝贝儿》试图探讨的，仅是一个关于“一个可能救治不好的孩子，我们还救吗？

”的问题的探讨与疑问。

从未演过文艺片的杨幂，此次饰演的是一个名叫“江萌”的先天残疾但后来得到成功救治的女孩。

因先天缺陷治疗耽误了太多学习和成长时间，这个女孩的智力不高、性格也极端执拗。

但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曾被关爱的经历，当一个和自己小时候情形相似的孩子出现在自己生活中时，她所想所做的，是无论多难、自己的力量多么微小，也一定要去救助她。

江萌所传递出来的是一种必须救孩子的坚定。

演技派郭京飞饰演的孩子父亲（后文统一用“父亲”代替表达），显然并不冷血，然而他经过审慎思考后的决定是放弃对孩子的治疗。

面对孩子所遭受的厄运，他似乎已无力呐喊，更无力再解决了。

父亲的决定表达是一种无力、逃避，向命运低头认输。

这与江萌的决定截然相反，这样的决定更令江萌感到费解。

我们尚且不去分析为何“江萌”会和孩子的父亲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因为单纯这个问题便足以能单开一篇去讨论。

面对两个主角完全相悖的决定，导演刘杰的选择是保持中立。

他极度冷静，只是将不同人物的态度与行为通过影像艺术呈现出来，引导我们思考，却并不强加给我们任何观点。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还安排了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来呈现的不同观念。

警察是执法机构，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父亲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福利机构则向来偏感性，所以会尤为关心婴儿的死活，希望防止弃婴的出现，却不会插手其中，只停留在适度的道德劝说。

这些或对立或中立的不同声音，是社会大众的缩影，更是导演努力构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对立关系，是影片想呈现给我们看及思考的。

03 刘导提出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作答？

既然刘导没有通过影片给出一个答案倾向，说明至少在影片的后期制作全部完成时，他的心中仍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如果我们非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先进行解题。

如果这个问题确定是关于“到底该不该救孩子”，那么答案一定是确定的：毫无疑问，该救！

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救助。

然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该不该”，而在于：“能不能”？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每个孩子都有活着的权利，然而，ta抑或ta的父母，有让ta活下去的能力么？

换言之，这个话题还可以扩大到：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然而，每个人都有好好活着的能力吗？

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却是否定的。

我们自然是希望世间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活着，然而摆在救助先天不足的孩子们面前的，始终有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治疗与抚养先天缺陷孩子需付出的所有成本。

依据国内的状况，这个成本多数情况下主要由孩子的父母承担，于是与孩子父母的能力便密切相关了。

一个成年人尚且未必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死，何谈在国内现有制度下幸福度严重依赖父母的幼儿人群，即便有些父母有心去救助，也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做到，无论是经济上的、行为上的还是心理上可能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

第二，孩子的人生质量与人生意义是否能有所指望。

这个能力便不仅仅是父母能够独自承担的了，这是整个社会的能力问题。

诚如我们在“01”里谈到的，不同社会文化和习俗，对残疾人群的评价、看法、接受度，给他们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人类，他们也需要在人群中获得尊重、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非躲在暗处以自卑身份自处。

影片的最后，江萌和小军规划着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又究竟会是什么样？

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答案，这也是导演拍摄的一个巧妙之处，再一次把问题抛给了观众，让我们直面这些问题。

实际上，对于每个生命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希望。

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物的伟大，又有谁会因他们是残疾而“不完美”的便歧视他们或者阻挡了他们绽放出生命的光彩呢？

对于《宝贝儿》里谈到的这样令人痛心而看似无解的问题，如果我们非要解题的话，也唯有一来，提醒广大父母，为了让你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请尽力提高自己为人父母所需的各种能力。

二来，对于尚未婚配生育孩子的年轻人，提醒大家，记得在要孩子的各个阶段，都要做好各项检查与筛查，再小心谨慎都不为过。

最后，提醒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我们能做的，便是尊重他们、爱护他们、理解他们，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创造一个不带偏见的、完全接纳的社会环境。

每个人都有活着的能力，但如果有的人能力还不够，我们要帮ta提升，成为ta的后盾与支撑。

《宝贝儿》这样的影片存在的最大价值或许就是在提醒我们，对于帮助残疾人这样没有足够能力好好活下去的先天缺陷人群，我们还不够有能力。

那么，让我们一起为此加油吧！

如果有空，也不妨去影院支持一下有着这样温暖视角的刘杰导演及其制作团队带来的《宝贝儿》。

“如果我不完美，是否还是你的宝贝？

”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非“口是心非”的回答：当然是！

文｜打开君图｜来自网络THE END一张电影票的正确打开方式花对钱 看对电影 走对人生微信搜索（dakaijun666）关注我们

10.19，我终于走进电影院，来看这一部对杨幂很重要的电影。

整个故事比较平淡，也很压抑，表现人物矛盾最激烈的应该就是之前我们都看过的预告片段。

但是不愧为一部好电影，就我个人喜好来说，我第一次这么完整的看完一部纪实片子。

对于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其实徐先生和江萌都没有错。

导演也没有去偏向哪一方，更多的是让观众去思考。

我觉得作为亲生父母，将孩子送往临终关怀医院也是有太多的无奈，父母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一点罪的，哪怕是孩子感冒发烧这种小病症父母也会心疼。

孩子父亲就是想让孩子安静度过这短暂一生，不想再让她受到痛苦。

而对于江萌来说，看到一个和自己相同经历的孩子，几乎没有怀疑的想去拯救她，她坚定甚至固执的认为这个孩子也会像自己这样活下来，千方百计的让孩子父母同意治疗小孩，甚至做偷孩子这种违法的事。

杨幂的江萌最让我打动的地方就是那一句句相同的台词相同的话，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我活下来了。

听得太让人心疼。

这是多么执着还有点偏执的女孩子。

只有经历过，才会这么的笃定。

有她这么的坚持，其实作为观众的我也同意去给孩子治一治，万一能治好呢不是么。

影片最后，江萌妥协了，她去办残疾证，侧面反映她同意接受了政府的帮助。

我想她还是有许多的无可奈何。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让你坚持了许久的东西还是不得不去改变。

江萌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会因为自己残疾就轻易接受帮助，她也是有脾性的，骨子里就是不愿服输，热爱生活，想要努力活下去。

我个人因为工作原因，也接触过一些残疾人，这类人群基本都面临着生存和养老问题。

看完片子也是感触很多。

感谢杨幂带给我们这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本评拒绝尬黑。

最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关爱他们，关爱那些脆弱也会很顽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