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

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

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

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

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

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

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

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

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

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

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白日之下》。

8分。

简君晋编剧、导演，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作品。

触目惊心，现实主义作品永远都直指人性的恶、社会的暗，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总有人在作恶，也总有人在为除害而斗争，悲痛的是，并非人人都会醒悟。

故事根据新闻记者报道的真实案件改编，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人慈善院残暴对待、伤害甚至侵犯残疾人、智障女的事迹被揭露，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余香凝饰演的晓琪是这起案件的追踪报道记者，她利用伪装的孙女的身份走进了慈善院，扮演了姜大卫饰演的痴呆老人通伯的亲人，过程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彩桥之家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不仅虐待老人，残暴对待残疾人士，林保怡饰演的章院长更是对智障女长期实行性侵。

而这一切，都被慈善院的离奇死亡事件逐渐引爆。

人性本恶。

换句话说，里面有人很坏，外面的就都是好人么？

姜大卫和林保怡奉献了惊人的表演，老演员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余香凝表现也很不错！

值得点赞！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一. 章剑华案 影片中，”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健华涉嫌性侵院内智力残障的女性而被检方起诉，最终在开庭时刻检方决定不起诉。

事后记者凌晓琪质问检方律师，律师做出三点回应：第一，环境证据不足以坐实章健华性侵事实；第二，被性侵的小铃在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第三，香港不允许”一案两审“，所以为了日后追罪的可能性，这次暂时放弃起诉。

这三点成为了章剑华案必须撤诉的理由。

第二点非常好理解，但关于第一和第三点，必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背景。

以下是我咨询一些法律专业的同学整理的答案，如有疏漏和错误欢迎评论补充指正。

二. 环境证据关于环境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被定义为 是指由行为人作案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状况及能够反映现场特定环境的资料而形成的综合性证据 。

参考来源： 利用环境证据断定事实并排除合理怀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pp.gov.cn) 具体可以包括专家证言、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环境证据可以对关联事实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推理来断定作案结论。

参考来源： 香港这个医学专家瑜伽球谋杀妻女案简直太迷，逼我认真学了一会儿法条_风闻 (guancha.cn) 在章剑华案中的，在影片中着重提及的环境证据有垃圾桶里沾上精液和受害人核酸的废纸以及通伯隔着磨砂玻璃拍摄的案发时段的视频。

那么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章剑华犯下了侵犯的罪行呢？

控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行，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讯章健华的片段中略知一二。

在章剑华的口供中，他将废纸上的精液解释为自己的梦遗，将受害人的核酸解释为经常来办公室玩耍和翻垃圾桶；而那段案发视频只能清晰辨认出章剑华和受害人在办公室单独相处，并且二人有比较多的互动（通过磨砂玻璃的影像）。

尽管这些证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疑点，关键在于无法证明二者的互动是性行为。

因此，受害人的口供就至关重要。

但因为前面所提及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导致无法坐实章健华性侵行为。

三. 一案两审（一罪两审）影片中出现的”一案两审“的说法并不严谨，在香港法律中应该叫做“一罪两审”。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项罪行重复起诉被告。

现有的禁止一罪两审规则，作用在于禁止控方在某人已获判无罪或被定罪的情况下，以同一项罪行再次检控此人。

这项规则所源于的理念，是已受刑事审讯之苦的人，在最终裁决之后不应再受困扰；获判无罪的人应可重过正常生活，而被定罪的人则应面对适当惩罚。

参考来源：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法改会刊物 - 报告书 (hkreform.gov.hk) 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并不一样，香港沿袭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一罪两审”的英文原称是“double jeopardy”，大陆经常将其译为“一事不再理”。

关于这个设定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可以参考文章： 【TOP100】张卫平 |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qq.com) 在章剑华案中，控方律师在笃定无法胜诉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未来胜诉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撤诉。

因为在环境证据不充分和受害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控方很有可能败诉，而一旦败诉，控方就不得再重复控告章剑华，这起案件就彻底无法翻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律中，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如果感到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重新侦察，将案件移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来源： 补充侦查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四. 章剑华案原型：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最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原型，可以阅读： 「康橋之家」院長兼社工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事件 -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kjcpmh.org.hk) 我觉得影片中最尖锐的一句质问来自智力残障的少年对记者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后都会来？

这句话或许是在问记者，问律师，问警察，问政客，但这其实更是在拷问观众：舆论的潮水终将褪去，正义的目光还会持久落在阴暗的角落吗？

我们是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猎奇之心。

本文应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之邀， 为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写下这篇影评，从社工的角度剖析香港的养老问题与破局之路。

2022年，我到在香港读社工研究生。

乘叮叮车在上环穿行，常见到高耸楼宇中的许多招牌，如XX养老之家等。

那时，课上我们时常讨论养老服务，我常常想：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长者们入住的体验是怎样的？

一年后，《白日之下》向我展示了楼宇内部的景象。

影片中，女记者凌晓琪的卧底报道展现了香港安老院舍中的黑幕，如：虐待、性侵院友，八个月内六人离奇死亡等。

这些情节均有事件原型。

但是，报道并没有带来「正义」。

当安老院被吊销执照，记者却受到了院友的强烈指责，因为院友们无处可去。

记者提出问题，电影展现真实，而谁能够为这样复杂的情况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电影直指香港社会福利署和社会结构；而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

1.香港与安老院影片中的「彩桥之家」安老院，通过收纳尽可能多的长者、残障人士以获得收入。

那么，香港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现状如何呢？

在香港，如果一位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先会申请社会福利署的统一评估，再被分配到不同类型的院舍入住。

这些院舍主要为三类：非政府机构运营的津助护理安老院，竞争投标的合约院舍以及私营安老院。

与前两者的直接监管不同，社署通过【改善买位计划】向私营安老院购买宿位。

那么，对于私营安老院来说，收纳更多的院友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

然而，人越收越多，服务水准却没有提升。

按照规定，每100人的高度照顾院舍应当配有20名护理员，8名助理员等。

特定钟点（早上6时至晚上10时）须有3名助理员，2位护士（或4名保健员）及5名护理员值守。

而正如「彩桥之家」，现实许多机构中2位保健员要照顾100多个人。

每当社会福利署来检查，院方便会从其他地方调人顶替，甚至让患有精神疾病的院友工作。

而对于院友来说，能够入住这样的院舍已经不易。

根据2021年的报道，2020年轮候人数达到3.75万人，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5个月，有7000位长者「等到死」。

而在电影中设定的2015年，残疾人入住安老院的平均等候时间为15年，能够「有瓦遮头」已经不容易。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浊水漂流》。

那些没能成功入住安老院的老人被迫流落街头，面临另一个困境。

2.当院友受到虐待在上述背景之下，院长和工作人员对院友的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一方面，院长和工作人员与院友长期相处，是最了解院友们生活的人。

他们提供的照顾哪怕仅能维持生存，也回应了院友们最紧迫的需求。

另一方面，流落街头是院友们更大的恐惧。

而且，他们大多为缺少社会支持的残障人士或者长者，在遭遇虐待时更加没有反抗的能力和资本。

因此，他们只选择忍气吞声。

而当记者深入安老院，想要帮助遭受虐待、侵害的院友时，面临的是重重制度性困境。

比如影片中设定的2015年，安老院院长多年来侵犯多位患有智力障碍的院友，却始终没有获罪。

过往几位受害人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前后矛盾的证词，导致证词失效；被侵犯的小玲甚至无法完整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小玲的案件开庭时，律师选择撤诉；因为她患上了严重的PTSD，出庭再次见到加害者只会病情恶化。

此时需要的是更多制度性的改变。

比如，针对智力障碍人士出庭的特殊情况，香港警队于2015年5月成立「关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工作小组」，与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等协同参与，评估当事人状况，在审讯中提供专业陪伴。

再比如，2018年，在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与一位求助者的共同努力下，受害者可以隔着屏风出庭，庭审结束时可以走特别通道离开；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或未成年人可以在隔壁房间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出庭。

现在，香港警务处也专门整理了【性暴力求助资讯】，帮助受害人了解审讯的流程及自己的权益。

社会福利署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制度。

不仅留意到工作人员数量这些基本的信息，还要更加关注院友们的真实生存状况。

在安老院这样的封闭环境中，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绝对权力让反抗变得不可能。

而社会福利署的监管是将困境打破的唯一途径。

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社会福利署坦承工作中存在大量延误执管甚或不执管的情况，在跟进一些虐老个案时没有积极了解调查结果。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普通院友该如何反馈这些问题？

这是社会福利署应该努力的方向。

3.照顾的责任相比于指责个体，影片提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谁应该承担老人和残障人士的照顾责任？

比如凌晓琪的爷爷，被她妈妈送到了安老院，最终导致爷爷自杀。

但是她指责妈妈时，妈妈说：「那你只能怪你的爸爸死得早。

如果要骂，把你的叔叔、姑姑一起骂！

」而晓琪自己也因为工作忙没有经常去看望爷爷。

此时，妈妈说出了一句更加无奈的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为了不给女儿增加更多负担，她也决定离开香港，回到中山乡下养老。

再比如水哥，早年间离开自己的家庭，导致女儿对自己心生怨恨；如果他都已经没有付出养育的义务，子女有责任赡养他吗？

而小玲妈妈的话更让人心碎：「我不应该上班，不应该把小玲送到安老院。

」如果自己照顾女儿，母女俩就会失去生活来源；而将女儿送到了安老院，却导致女儿受到了侵犯。

我想起电影中的一个镜头。

一条路上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头发花白身体精瘦，却还在用力推着装满纸皮的手推车；有的孤身一人站在街头，背了好多蛇皮袋；还有的正在翻找垃圾桶。

这样的场景，我也在香港街头见过无数次。

如果他们没有家人，没有子女，没有住所，甚至没有获取相关福利政策的渠道也没有符合政策的身份的话，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除了公益机构，谁能够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这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4.公共制度建设近年来，香港院舍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根据研教所2023年3月发布的数据，现在的轮候人数已经从疫情初期的近4万人减至约1.8万人。

轮候时间也已经缩短至16个月。

居住在私营安老院中的院友在三年间减少了3700人。

究其原因，除了院友病逝、自然离世等原因，还与政府的举措息息相关。

除了增加宿位，社会福利署推出的【社区照顾服务】，能够让长者在日间中心、社区接受照顾，或者进行居家照顾，也缓解了院舍的压力。

与此同时，香港许多公益机构也在关注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探索。

当然，这些都远远不够解决眼下的困境。

在期待制度性变革的同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我与一些香港同行交流时，他们提到，香港照护最大的困难是空间不够。

去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进「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鼓励香港长者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

今年2月19日，7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机构被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

这会是香港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拭目以待。

看到香港上映後好評不斷，帶著少許期待去觀賞《白日之下》，看完出來不至一無所獲，演員們的演出都算是亮眼，不過電影本身的觀點與形式卻讓我有些疑慮。

最大感覺這部電影是對議題作娛樂性處理的電影而非真正探討有關殘疾院社的照護及延伸的社會問題。

全片以作為記者的女主角成長為核心出發，電影是關照著她的，到電影後半，甚至是會讓我思考作為記者的意義，但等一下，原來是講記者啊，我一直以為是講香港老人照護問題…電影也沒有希望我們理解殘疾院舍的問題所在，只點出他們做得多惡劣，沒有試圖呈現他們的另一面，彷彿世界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電影的最後，一眾院友因院社關門而被迫搬遷，鏡頭關注的還是女主角，姜大衛飾演的老人甚至跟女主角說出「不要因為做了對的事而感到愧疚」彷彿只有她是正義的。

因為這是真人真事改編，在真實社會中，這些事情被揭發可能的確對社會帶來正面作用，所以我無意否定真實事件本身，但電影則是導演觀點的選擇呈現，電影通篇沒有打算真正關心真實社會事件受害者的感受，在描述的篇幅中基本上都是說他們有多慘。

正常人與壞人/被害人的界線分明，有種站在高處悲天憫人的感覺，連片頭片尾的白日意象都忍不住讓我有這種感受，片中多次說到院方沒有把院友當人看，但在我的觀影體驗上，電影也沒有把院方以及院友當成立體的人看待，他們只是單純擔任了加害者/被害者。

在現今關注社會的方式如此之多，一部電影利用真實事件去達到娛樂性以及歌頌記者揭發黑暗事件、歌頌站在道德高地之人，到底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電影開首女記者訪問從事社服的人員香港有關照護的問題是什麼，點出如土地、人手不足、政策跟不上等等實在的問題，但後面卻沒有打算要真正探討，實屬可惜。

從形式上看，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議題電影，以我所理解的最港式劇情片形式被呈現，就是以戲劇張力掛帥，再以專業演員的賣力演出動容觀眾，一切的出發點都是要好看/娛樂性，這在以娛樂性為主的香港電影中可以說十分合理，但作為議題電影，個人會期待看到更真實的影像能被呈現，該如何面對一個如此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只是在獵奇的社會事件裡走一遭。

2023年最出圈且对内地观众暂时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港影除了刚刚定档的《年少日记》以外就是这部《白日之下》，两者都关注社会议题，并且无论是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的港片市场环境相较于往年似乎是有了一些好转。

可惜《白日之下》的真实水准着实难以令人夸出口。

看到选题时我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在真实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选择改编成电影，到底要选取当下社会怎样的剖面来与之产生勾连才能显得表达不那么过时。

原事件又是当时相当轰动的社会新闻，其中的各种角度早已被充分挖掘与讨论，10年后的复写又要开辟出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才能让故事观感不透着陈旧。

而令人尴尬的是，导演根本没想着满足以上任意一点，最终选择了做顺拐的吹哨人视角作为主线，并且没有刻画该事件折射出的表达与当下香港社会的任何呼应便草草收尾。

甚至连将原事件涵盖的最基础的几层议题都讲不清的讲不清、故意回避的故意回避。

看到结尾女主角彻底化身为短视频新闻评论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会情绪出征不懂礼法的小将时我觉得又滑稽又疑惑，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改编这起事件，输出着毫无意义（甚至有反作用）的价值观。

影片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议题的并行推进，分别是“人老了成为累赘后该何去何从”、“私立护理院中的利益涌动”以及“第四权利的逐步消亡”。

三个议题随着女主角卧底进入彩虹护理院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谈本片为什么一个都没拍好。

既然是社会议题片，影片首先要关照的自然是该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是最重要的一环，本片这部分的表达落在了通伯和水哥两个角色身上。

两人都是被子女遗弃在护理院的留守老人，而通伯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现状相对豁达，也有一套cos司马懿的“装疯学”应对窘迫甚至危险的处境。

水哥则没有通伯那么自洽，虽然嘴上总讲认清现实，但是还是渴望与家人一起的生活。

通伯的前史在他的人设面前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无需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已经看淡，余香凝这个假孙女的存在也能令他万分喜悦，而水哥则是由一场想要参加真孙女婚礼的戏带出他的详细遭遇。

水哥得知孙女婚礼就在当日后因为顾虑自己没有合适的礼服与会而不敢前往，余香凝帮他找到了一身旧西服穿上赶到后却被其女儿严辞赶走，话语中可以得知一家人对水哥的恨主要来源于其对妻子的亏欠。

这场戏似乎将老人被黑心护理院虐待的矛盾核心直指子女的失职甚至是恶意遗弃，但是同样值得在意的是水哥曾经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似乎也没有完成，才会导致如今的“现世报”，子女将其送进护理院却已经尽到了最基础的赡养职责。

这样的互相比烂虽然未必能争出谁更有理，谁更吃亏的真相，但是这种家长里短导致的恶果作为展示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

尤其是这场戏从表现手法上有带有偏袒水哥的色彩，就更加背离此处本应起到的戏剧效果。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我父亲在我婚礼当天突然出现要强行进场，我的表现也未必会比水哥的子女友善多少，并且我会认为这次看似残忍的拒绝和他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该进监狱的人只是被丢进黑心养老院虐待，已经便宜了他。

所以综上所述，只要转换视角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事件，在《白日之下》中被导演如获至宝般当做挖掘到的当前社会版本答案般书写，是现实题材片最令人不耻的笔触。

而且相对于刻板化的恶子女形象，片中护理院里的老人形象和孩童形象其实也是刻板化的。

老人都是和蔼可亲却碍于身障无力反抗的可怜人，孩子们都是阳光可爱却由于残疾无可奈何的被害者，他们在人设上都非常完美，在性格上都毫无缺陷。

看一部由一群完美受害者组成的群像戏，就如同进入了兵马俑遗址的一坑一般，凝视着那些毫无情绪、不具灵魂的空壳，得不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法。

以至于看到《白日之下》后甚至对内娱都产生了几分希望，内娱甚至已经拍出了《不完美受害人》这样虽然成色不尽人意但意识略显先锋的社会题材剧，港影居然还在1.0时代原地踏步。

关于受害人如何无辜如何可怜是本片前半部分的核心内容，而后半部分则将镜头转向了林保怡饰演的邪恶院长，企图揭开滔天罪行背后的幕后主使的真面目。

首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全部转向院长后，老人们从角色到身上背负的议题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在电影中无影无踪。

因为导演着重刻画的院长的罪行是虐打和性侵害智障儿，完全和讲了半部戏的虐老事件无关，加上在群戏铺陈上老病人和儿童病患两组角色也毫无交集，最终导致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两部电影剪接在了一起。

《复仇记者:无限虐老》+《复仇记者:终局之战》，背靠背拍摄的两部电影共享大反派灭霸林保怡。

但其实虐老事件又怎么可能与院长无关呢，分明只是导演思维所碍，根本不会写院长介入其中后的戏剧冲突。

一直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女护工和院长之间是怎样达成一种帮助对方助纣为虐的默契的；院长自己作为有被遗弃创伤的老人却在行虐老之事他是如何自洽的；院长之上有更高层的体制内保护伞，他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麾下猛将的...以上都是值得展开详细讨论的极具张力的细节，但是本片一概略过，揪着最具膻腥色、最煽动直男恶趣味、最能作为营销卖点的性侵儿童大书特书。

整个段落构思地也依然非常刻板和猎奇，这边院长侵害了小女孩，那边小男孩就刚好坠楼自尽，然后维持了经年累月的畸形平衡的护理院就突然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各种想当然的写法只暴露出导演认知的局限。

紧接着就进入了香港版《坠楼死亡的剖析》（北大法学教授，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坠死剖》北大映后嘉宾，与杨紫琼聊起过奥斯卡的董强会译为《坠亡剖析》），余香凝在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后讲院长请到编辑部对质，想要搞清这无锋的大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理。

院长的回应中除了一些如同尊者上身般的诡辩以外，给出的对自己罪行解释的有效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承认虽然彩虹疗养院的硬件落后，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七八十位老人一处居所，总好过将他们遗弃的子女；第二是讲出了由于公立疗养院申报困难，而私立疗养院又被体制遗忘，所以总是处于供不应求且资金短缺的窘境中，以至于无法尽到正常疗养院应尽的职责的现实困境。

很显然其实以上两点都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客观真实的，第一点回绝了子女作为事后诸葛亮声讨疗养院的可能，第二点堵死了记者作为公众监督理中客地审判疗养院的视角，并且将悲剧背后的难处交代的也非常明晰。

虽然现实在困难也不能成为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的借口，但是当巨大的显示阻力被摆上台面时，起码应该就事论事的找出解法才能做出有力的回击。

（包括大状最后提到的女孩因为有应激可能性而无法作证，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是为了养精蓄锐而非向不法低头也有扎实的逻辑，但女主同样无脑回绝）

而本片对于问题的讨论却戛然而止，女主角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不断输出着被情绪裹挟的毫无内容的正确废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院长行为的可耻。

这些事情只要但凡不是个哑巴都可以做，为什么非得要你来呢？

你口口声声代表的正义也好第四权也罢，进场一件引起民愤的社会事件，扮演的角色就止步于最基础的互联网嘴替吗？

跟着民一起愤居然已经是记者身份的终极追求。

况且帮助观众和网民共同用口水淹死可恨者这样的叙事财富密码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大家已经进化到要看阮经天这样的互联网杀替才能解恨的程度了。

真是硬蹭都赶不上热乎的。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蕴含更高层次矛盾的，直指最高权利机构的社会问题的避而不谈，背后只有两重原因，其一是导演自己对于议题的认识不足以支撑其将这些内容拆碎讲清，其二是深度讨论或将触碰审查的红线并且未必讨好市场，这样的“双输”局面令导演望而生畏。

当然我也早就过了慷他人之慨，逼迫他人行自己为竟之事，超越自己未企及之勇敢的傲慢阶段，所以我也十分理解尤其是在当下香港的环境下，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困难，甚至是不能讲，我们也应该看清创作者无法尽善尽美的背后确有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存在。

但倘若是这样，影片中便不要提什么为了正义做新闻、为了社会做调查云云。

人总是要知行合一的，看着犬儒、窝囊、自费武功者升起大义凛然、感召全社会雄起的论调着实是令人感到不适和愚蠢。

那么便也借此丝滑过度到对影片最后一个命题“第四权的死亡”的讨论。

女主角和报社众人初登场时的状态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她们不同于经典的主流的记者为主角的电影中那些充满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的圣人记者，而是对于“哪还有人看新闻”、“调查小组不赚钱还总惹祸”这样凉薄的现实认命后摆烂。

女主也一早亮明如今还在做记者就是为了赚钱的意图，不断地给上司和下属一起浇冷水。

其实无论是就现实情况还是导演个人情况而言，这条线索都应该写成一丧到底的模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人没得住，穷凶极恶的罪人没得告，女主想赚钱的行当自然也没得干。

可是导演大约还处于我上文提到的那种傲慢阶段，虽然自己折戟沉沙，但是笔下的小将出征的旅途必须刚刚启程。

于是他让女主角在参与这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职业存在的初心，寻回了利用记者的权利和能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快感与价值，树起了要为日薄西山的第四权争一口气的信心。

滑入了同题作文的窠臼，十分的顺拐、了无新意且生硬。

我个人非常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对记者行业的存在失望心死多年的职场中登，会因为替疗养院中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发声后遭遇了几次重磅打击后，居然会重新燃起担负第四权监督社会重任的责任感。

现实中这种心态的人到了曝光露台洗澡轰动后就会见好就收了，享受这次作为轰动性事件发吹哨人带来的红利，成为网红，成为公共平台kol，成为语言类节目座谈嘉宾，才是这种人的标准结局。

因为混迹职场这么多年，没人不知道如果继续追这条新闻会将要把刀刃划向怎样可怕的深渊，要面临怎样庞大的压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出力不讨好的。

所以女主其实在进入这个故事时就已经被导演打上了圣人的底色，起码也是个被奥丁打入凡间的索尔，只要稍微感受点人间自有真情在，滴一点淡尸斑精华就会瞬间恢复为复仇记者。

所以在我看来很多人为之感动、愤慨的雨中诀别其实毫无意义。

慈祥的兵马俑们忽然活过来，为老不尊起来指责女主角“拯救不彻底，不如彻底不拯救”，通伯则一面继续看破红尘，一面继续把余香凝当女儿养地讲“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愧疚”，其实都根本无法在如此虚伪和悬浮的故事里成立。

无论是作为摆烂老油条的女主角，还是网络评论员小将的女主角都根本撑不起通伯的这句金句，只是既不会写议题也不会立人物的导演此刻化身姜子牙，强行要为女主封神，可是阿斗他扶不起啊！

整场戏一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姿态，好似女主角真的是为了虐老事件鞠躬尽瘁到要身故于五丈原了一般，但其实就是个毫无专业性，毫无新闻调查能力的浪子稍微回了一点头就被现实打回去于是找干爹求抱抱的巨婴哭奶戏。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尴尬又悲凉，真正的如鲠在喉并非有苦说不出，而是群体性的苦难被一个外人以偏激傲慢的姿态荒腔走板地说给了大众，而大众还真的信以为真。

希望这白日之下的创作者可以少树错碑，以至于让大家少哭错坟。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所谓“白日之下”，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这成了一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

十年前，香港导演蔡敬文拍摄了一部名为《不是白痴》（2014）的电影，其题材与《白日之下》（2023）密切关联，讲述了一个贫病母亲和她的弱智儿子的故事。

影片以笨拙而刻意的白描手法拍成，只能算是勉强及格的写实之作。

影片的制作成本极低，以半数预算请来黄金绿叶陈丽云主演，但陈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远不如她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出彩。

影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演技比较生硬，或者是导演指导能力不足所致。

但影片所彰显的社会现实与社会良心还是让我颇有触动。

我因为这部影片才知道香港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床位是如此难申请，轮候时间往往超过十年。

影片中的弱智儿子若不是因为母亲患癌即将无人照料，根本无法提前入住公共福利机构。

而《白日之下》中的残疾院舍“彩虹之家”，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外包出去的私人经营的残疾院舍。

为什么要外包？

当然是为了省钱省事。

政府经营的公共福利机构，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管理、监督也比较到位，但运营成本也高。

外包的残疾院舍，政府只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资金补贴，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床位。

花更少的钱，做更少的事，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一（床）‘位’难求”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私营残疾院舍还要盈利，除了极限压榨不幸的“舍友”们，这些私营残疾院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舍友”们只能吃过期的食品，遭受护工的打骂、凌辱（暴力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参加毫无尊严可言的集体淋浴，甚至，在长期的虐待中或意外或“正常”死亡。

他们为什么不说？

首先，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最没有声量的边缘群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

其次，如果他们揭露、反抗，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搬入正规的残疾院舍，而是流落街头。

他们的家属为什么不说？

住在这种条件恶劣、护理欠缺的私营残疾院舍的“舍友”们，要么来自底层家庭，要么是家庭的嫌弃者或遗弃者，他们的家属要么无力发声，要么不想发声。

这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是他们的地狱，却也是他们的港湾。

所以，当记者凌晓琪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开给公众看，并引来社会福利署的取缔的时候，一些“舍友”并不感恩戴德，甚至怨恨她把他们的“家”弄丢了。

“彩虹之家”的院长章剑华是性侵惯犯，却总能够洗脱罪名，因为他抓住了性侵对象难以有效控诉或不便作证的“命门”。

凌晓琪试图以小铃被性侵事件对他发起致命一击，最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让他轻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它实在得让人深感无力乃至窒息。

私营残疾院舍的脏、乱、差难以得到真正的治理，公营残疾院舍的床位紧缺依旧，甚至，坏人继续逍遥法外，法律的“有限的正义”得不到声张。

去年内地上映的同类题材的《不止不休》（2020）虽然也没有迎来圆满的大结局，但国内一亿多的乙肝患者在近十余年的待遇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当然，《不止不休》成片于“破局”之后，而《白日之下》拍摄的时候，香港残疾院舍的问题，仍然是“困局”。

电影改变社会？

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X级影片《强奸》（1993）便意外地推动了保护女性权益的立法。

但香港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部电影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我个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但乐见它推动香港相关政策的变革及慈善机构的介入，让那些可怜的人们活得有尊严一些。

“Happy ending”是很多观众的心愿，但对于一部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来说，电影结束于残酷的现实与尖锐的问题也许更有力量。

影片以16项提名领跑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影片在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影片的能见度将会大大增加，也许真能够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变。

记得在“双非”年代，那些协助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中介总是强调香港的社会福利多么好，孩子生在香港成为港人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事实上，香港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福利政策和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孩子生在香港远没有达到“躺赢”的程度。

香港与内地复关以来，赴港旅游风光不再，而港人北上成为了新趋势、新现象。

就拿近日的复活节清明节假期来说，港人北上消费越演越烈，已经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食肆（餐厅）倒闭。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港人北上吃喝玩乐之外，看病就医也成为了一些港人的选择。

香港市民是享受免费医疗的，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花钱看病？

这个问题和残疾人及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有点类似，就是等不起！

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真的，但就诊、手术等同样要轮候。

小病忍不了，大病等不起，有时候还是得花钱解决问题。

套句时下的流行语，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说完了社会问题，谈谈电影吧。

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刻板印象是：打打杀杀、搞笑胡闹、爱来爱去，分别对应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大类。

其实，香港也拍摄过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影片。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香港电影中的社会边缘人》的文章，介绍了《何必有我》（1985）、《癫佬正传》（1986）、《听不到的说话》（1986）等几部反映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的影片。

香港关于边缘人群的社会写实片，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

但此后30年间，香港再也没有同类的佳作出现，直到《白日之下》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意思的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和主演姜大卫，正分别是《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的导演，而且，他们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尔冬升和姜大卫还有一个大哥，叫秦沛，是《癫佬正传》的重要配角，奉献了神乎其技的演出，他也凭借这个角色同时斩获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这一家子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社会责任感”可为香港影坛的楷模。

《白日之下》是导演简君晋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

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歌曲，低沉、舒缓中有悲伤，也有期待，这样的起手式和收势，和影片的主体故事看似疏离，却起到了淡化情绪、冷峻叙事的效果。

“水哥”胡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他自1953年入行，一直到近年还戏约不断，演了70年有余了！

他现在演戏已经不需要演技了，演啥是啥。

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看到一半时我才认出来，其实，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肢体动作，和半个世纪前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最近看他的戏少了，记忆的刻度变浅了。

通伯看似糊涂，实则是大有智慧的老者，可谓藏而不露，而他确实演出了大侠（智者）归隐之感。

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了，这一次，希望他也能捧回小金人。

林保怡很少饰演这样猥琐、变态的角色，这一次也算“毁容”演出了。

这种高反差的表演是最容易获得评委青睐的，在五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中最有竞争力。

《白日之下》也许成不了经典之作，但大奖加持之下，说不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对于电影史留名，这个成就更有意义。

这个片子必须在影史留名，也许注定会在影史留名。

感觉明年会拿大奖。

很多人都在说香港电影的没落。

其实我并不觉得。

大家所关注到的所谓的没落的部分更多的是商业电影和商业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部分不可能再有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快速来钱的电影少了，却让更多的电影人会放弃这一部分，转向拍更多的非商业题材的电影。

从讲香港因为人口问题大批学校关闭的《五个小孩的校长》，到独居底层人士的《幸运是我》，到关注情绪病患者的《一念无明》，再到描写在香港工作的女佣群体的《沦落人》，讲述残障运动员的《妈妈的神奇小子》，以及香港和内地青年现状的《金都》，还有关注老年人的《杀出个黄昏》，再到关注联合国难民的《白日青春》，以及現在的这一部《白日之下》（我还漏掉了很多）。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其实是过去这十年香港电影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印证。

《白日之下》里讲述的真实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正好是确诊抑郁症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却不敢点开来阅读全文。

会让我想起来香港的第二年，在地铁上和表妹闲聊。

就读社工专业的她告诉我她跟随老师和同学去探访笼屋的居民的见闻。

只是听她寥寥几句描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再到后来，专门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尔冬升导演的《癫佬正传》，还有一部讲述避风塘渔民上岸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

感觉现在这个时期，虽然像许导《投奔怒海》这样艳惊四座的电影也许没那么多，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和《白日之下》都是对现下香港最好的记录和反思。

这部电影尔导是监制。

还是挺有他的风格的。

直白，不弯弯绕绕不过度煽情，也从不遮遮掩掩。

电影的配乐很不错，我的表达有限，能想到的词是“恰如其分”，给电影加分但不喧宾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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