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最爱的一幕 勇者带着刀把证据推倒最顶峰写在前面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有私心 在看这部电影时代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射 我正在经历一场语言暴力 和电影主角一样 正在经历一场无妄之灾而这部电影的导演 正是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一位毁誉参半 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因为多年前的性侵丑闻被排挤至今的导演,用《我控诉》这么直白的名字作为电影名字；很难不让人遐想连篇……正是因此，人们不仅讨论电影里的主角 、同时也议论波兰斯基；最激烈的讨伐者来自于女权主义者，各种舆论下，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判导演”的争论。

但是,抛开政治正确之外的言论，以一个不同于导演的角度去回看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相比一百多年前，我们和过去所经历过的历史情境根本没有更新，而场“惊世骇俗”的案例仍在“洗心革面”地上演根据外网采访，我们得以看到波兰斯基的心里话：波兰斯基承认拍摄《我控诉》有“私心”，“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部电影里迫害个体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经历启发了我。

我可以看到同样武断的裁决、否认事实、以及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了解我，或是这个案子。

”影片名为《我控诉》，其实这个“我”完全就是波兰斯基自己。

影片一开始，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众睽睽之下，被脱去了军装，拔掉了勋章，象征着军官荣誉的佩剑被折断。

问：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感情宣泄吗？

答：不，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的工作不是一种心理疗程。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展现出的的控诉以及它们复杂过程的运转方式都感到十分熟悉，它们给了我很多灵感。

问：你对控诉的体验开始于莎朗·泰特（Sharon Tate）吗？

答：公众看待我的方式，“我的形象”，的确是从莎朗去世时开始建立的。

那个时候，即便我已经经历了一段糟糕透了的日子，媒体仍然对这悲剧死死不放，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就用最可鄙的方式去报道，用这事件撒旦主义的背景，暗示我是该为她的死负责的人。

对他们来说，我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证明了我是与恶魔为盟的。

这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警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曼森“家族”。

这一切到今天还是我的噩梦。

一切的一切。

它像是雪球一样，每一个季节都会多滚上一层。

我素未谋面过的女人讲出可笑故事，为了半个世纪前据传（supposedly）发生过的事情指控我。

问：你难道不想回击吗？

答：为了什么？

这就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电影开头场景如果电影都能根据个人口味提炼主题的话，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众暴寡。

电影开篇的大场面，恢宏、大气、庄重，像极了盛世帝国的阅兵式，可它只是一场破败的梦，作为背景的芸芸众生，都在欺负那个叫 德雷福斯的可怜虫。

之后，影片出现大量的群众镜头，群众始终给人一种压迫，压到喘不过气来：

主角皮卡尔遵从了自己的良知，他似乎轻而易举决定站在正义的一面，这一方面是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还不算太过紧张的政治环境。

皮卡尔转身离开将军那一幕，像极了库布里克《光荣之路》里的那一幕。

《我控诉》皮卡尔离开将军时反驳了一句

《光荣之路》达克斯转身离开

《光荣之路》达克斯反驳将军影片的光影很像凝重的油画，这种布置很像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或者说，用油画感给历史盖棺论定，但有趣的是，这些画面里总是能隐隐地嗅出一些滑稽来：

一张张煞有介事的脸这似乎又在反驳“盖棺论定”本身，看似板上钉钉的历史，其实无非是群众情绪的投射。

影片结尾是对整部电影的扭转，似乎在告诉观众——你们所看到的，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德雷福斯被集体情绪投射成了坏蛋，皮卡尔又被今天的群众投射成英雄，天知道哪一天德雷福斯不会再次变成坏蛋，皮卡尔变成为虎作伥的反动派。

就像崔永元的母亲教育他的话：“不要觉得老百姓都喜欢你，你就很了不起，就是这群人，刘少奇都被他们打倒过。

”我不想联想到波兰斯基此时的窘境，我只记得波兰斯基曾经评价过《窃听风暴》，他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监视者会良心发现，在《我控诉》里，之所以皮卡尔能良心发现，不过是因为“还不算恶劣“的政治环境，事实上，他的“正义感”终于成为他步入官僚集团的资本……也许，“正义”本身也像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描述的那样——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在大多数时代，强者，就是“众”。

公众号：抛开书本法国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宣布结果时颁奖现场有部分女影人退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以及多位女演员。

事实上，在凯撒奖刚公布提名时，就有不少团体抗议波兰斯基和他的作品入围，而当晚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我控诉》的主创人员均没有出席典礼。

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导演奖由罗曼·波兰斯基(《我控诉》)获得后，《燃烧女子的肖像》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迅速离场，并怒喊“恋童癖万岁，干得好，恋童癖！

”导演瑟琳·席安玛和演员诺米·梅兰特也随她离开。

另有多人离场，场馆外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示威，抗议凯撒奖，场面一度混乱。

同时安排的颁奖人是一名性侵受害女性嘉宾，哈内尔公开过自己被《恶魔的孩子》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骚扰的经历，从她12岁持续到15岁。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于1978年被美国司法机构认定强奸13岁少女萨曼莎·杰默，此后他逃离美国，至今仍被美国通缉，不能入境美国及其他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女性指控波兰斯基在过去几十年有过性骚扰行为，但波兰斯基否认了这些新的指控。

尽管出现如此尖锐的争议风波，《我控诉》在本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大奖，最佳影片大奖花落导演拉吉·利处女作《悲惨世界》，也是今年代表法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竞争之作。

而此前大热入围提名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最终只获最佳摄影奖。

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将于2月28日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然后将进行自我改革，重新选举成员。

早前，有近400位电影界人士，包括影星蕾雅·赛杜、 奥玛·希、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埃里克·托莱达诺等曾签名请愿要求凯撒进行彻底整改。

这不是第一次波兰斯基引发女性抗议了。

2019年八月末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伊始话题几乎被波兰斯基垄断，消息传来令国内影迷错愕不已。

开幕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本届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回答记者关于波兰斯基强奸幼女案件和影片的关系提问时，出言产生分歧。

马特尔：“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

我不会参加电影节为波兰斯基举办的晚宴，因为我还代表着在阿根廷还在反抗和奋斗的女性们。

因此我不会祝贺他，但是电影节选择他的电影当然是正确的。

”她又说道：“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

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我们必须和他展开对话，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沟通和对话了。

”巴贝拉：“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将导演声誉纳入特别考量，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

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100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

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文/东SIR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

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马特尔言语传出，影片制片方马上表示除非其澄清言论，并明确表示本片将得到公正的评审，否则考虑撤片。

之后马特尔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会对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和其他主竞赛影片一视同仁，还表示她的言论被“严重误解”了。

该片的制作方表示接受道歉，事件才得以平息。

这实际上不是波兰斯基事件第一次在世界影坛掀起滔天巨浪。

十年前年苏黎世电影节宣布将授予波兰斯基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27日波兰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到苏黎世准备接受颁奖时，才下飞机就被扣押，美国政府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有司法引渡关系的瑞士抓捕波兰斯基。

消息传出来，世界震惊。

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大卫林奇、王家卫等一百多位世界著名电影人联名发表抗议信。

那届苏黎世电影节全体评委戴着“释放波兰斯基”的红色臂章出席开幕式。

600多名影迷聚集在影院周围抗议，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联合对瑞士政府开展外交斡旋。

（波兰斯基有法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法国文化部长发表公开讲话：“波兰斯基是法国的骄傲，法国不会坐视。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关注此事。

最后，瑞士政府驳回了美国政府的引渡申请，还给了波兰斯基自由。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对波兰斯基阴魂不散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先说其人，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却信奉不可知论。

母亲出生在沙俄，却信奉天主教。

他们婚姻的结晶波兰斯基生于法国，这造就了日后波兰斯基电影里景深处的斑斓。

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举家回到波兰。

后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

母亲去了恶名彰显的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出来。

父亲和小波兰斯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侥幸躲过了焚尸炉。

波兰斯基中间逃出了集中营，在各地流浪。

这段黑暗的经历波兰斯基很久不愿面对。

传说《辛德勒名单》开始属意的导演是波兰斯基，波兰斯基回复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段黑暗。

而等他准备好已是将近十年后了，2002年波兰斯基才推出他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钢琴家》。

波兰斯基有着电影天才。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而后的几部电影也都获得成功。

后来他辗转到了英法，1965年凭《冷血惊魂》拿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66年凭《荒岛惊魂》拿下柏林金熊。

感情上也邂逅了美丽的美国女演员莎朗-塔特。

去好莱坞后《罗丝玛丽的婴儿》也一举成功。

一切似乎长夜将尽。

然而凛冬又至。

1969年的8月9日，波兰斯基在英国工作，有8个月身孕的莎朗和4位朋友在家欢度周末，然而飞来横祸，后来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看到一条从屋顶挂下的绳子勒死了莎朗和她腹中8个月的胎儿；4位朋友也都死于非命，死相极惨，其中二具尸体，分别中51刀和28刀。

事后周围邻居回忆91米外的邻居听到传来一些零星的枪声。

1.6公里外露营的听到了凄惨的呼叫：“噢，上帝，不，不不……”后来凶手曼森家族说是因为《罗斯玛丽的婴儿》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才下此重手的。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欧洲媒体笔下的悲情天才。

波兰斯基悲痛欲绝，为缓解痛楚。

以250美元每小时的天价跟莎朗介绍认识的李小龙学习中国功夫，但显然中国功夫不是疗伤良药。

波兰斯基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一时间美国报纸上充斥着波兰斯基骄奢淫逸的报道。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美国民众眼中的花花公子。

强奸幼女案发生在1977年3月的一天，穆赫兰道杰克尼科尔森私宅的泳池。

女方为当时年仅13岁的萨曼莎盖曼。

对于事件发生双方说法不一，波兰斯基说对方发育成熟、动作熟练，不像未成年。

（波兰斯基这方面可能确实没有太在意年龄，后来他和娜塔莎金斯基发生关系时金斯基才16岁，只是《苔丝》的成功，让金斯基对波兰斯基始终心存感激，没有追究罢了。

）女方却说是被迫的。

但不可辩驳的是事发时波兰斯基诱骗女方喝下了有安眠酮的香槟酒。

波兰斯基只能认罪。

进入司法程序后，波兰斯基的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女方的律师是罗杰古逊，二人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高手。

一番寸枪舌箭双方达成缓刑协议。

然而很不幸，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劳伦斯特里邦德。

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法官。

再加上波兰斯基在美国民众中花花公子的口碑发酵，劳伦斯特里邦德断然拒绝了协议，放话要把波兰斯基投入监狱100年（有说50年的）。

波兰斯基闻讯大惊，连忙跳上汽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往欧洲，至今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土地一步，哪怕1981年凭《苔丝》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2003年凭《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亦不能回美国出席颁奖礼。

波兰斯基回到欧洲后，悲情天才的人设开始起作用，加上法官在处理上确有瑕疵，所以他和他的电影在欧洲受到很好礼遇。

在2002年凭《钢琴家》拿下金棕榈、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10年凭《影子写手》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2011年凭《杀戮》拿下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2014年凭《穿裘皮的维纳斯》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影片在欧洲三大、凯撒奖、戈雅奖、欧洲电影奖中更是多次入围。

然而他在美国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哪怕后来受害方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没获得美国司法的免罪。

这就是波兰斯基的悲剧人生，这里面有命运对他的不公，确也有他犯下的错误。

作为影迷我们对他直接的认识就是他惊人的电影才华，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的黑暗。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波兰斯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也是复杂的。

我们很少遇到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十恶不赦的恶人。

我们自身的知识亦有限、精力亦有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评判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是困难的。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如波兰斯基的司法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司法人士来解决，既然专业的说在欧洲因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不需要服刑，我们就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他的电影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应该给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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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看完了。

比较缓慢的安静的电影，但不闷，因为信息量一直有。

对细节的还原非常好，服化道很精良。

这个左拉就是那个大作家吧…“我以我是法国人为耻。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正义？

因为一些事情是可以预见的，而这会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你，我，都是要上史书的。

克制，冷静，同时震撼，所有的平静为了喧哗时的情感，个人认为好过《聚焦》。

前半程设计了很多信息在后半程可以得到答案，所以后半程会获得愉悦，但后半程其实也留了很多信息在前半程才能找到答案，所以会让整个故事有些难懂，比如在前半程那个将军说他不想要第二个德雷福斯事件，后半程主角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事件，请注意主角从始至终一直是是在调查艾斯特哈吉，对德雷福斯的审判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中间那段庭审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插叙，早于故事最开头的审判，理清这些才能弄懂故事，所以这部电影二刷可能获得的观影感受更好。

5.5分。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

现在社会似乎兴起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洁癖的倾向，私德一旦不入正统道德的法眼，必糟口诛笔伐，这也体现在国内外对波兰斯基新片《我控诉》的批评上。

法国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年轻时妻子在好莱坞惨遭杀害，七十年代在美国被指控强奸幼女，之后一直遁居欧洲。

今年新片《我控诉》获凯撒奖殊荣，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但也有人认为电影是波兰斯基为自己叫屈洗白。

但如果放下波兰斯基的成年旧案只说电影，《我控诉》是一部极优秀的历史反思电影。

不管是不是出于导演私念，电影让今天的法国人，甚至整个欧洲人，回望曾经的反犹传统，体会被偏见和体制压迫的弱势者的境遇。

电影讲述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反犹错案的平反，按好莱坞套路很可能会拍成鸡血的个人英雄主义颂歌。

但波兰斯基没有煽情，他只是克制和沉郁地试图还原卷入冤案的个人，以及他们与之搏斗的那个充满虚伪、偏见和仇恨的体制和社会。

就是这种不事渲染的手法，让观众从老套的个人英雄主义里抽身出来，关注官官相护的体制、煽风点火的媒体，还有那些在爱国的旗帜下充满偏见和愤怒的乌合之众。

这不正是波兰斯基带来的现实讽喻吗？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

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

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

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

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

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

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

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

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

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

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

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

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

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

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

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

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

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

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

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

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

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

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

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

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

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

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

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

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

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

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

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

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

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

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

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

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

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

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

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

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

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

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

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

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

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

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感谢你看到这里，下期敬请期待。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

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

（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

）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

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

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

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

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

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

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

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

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

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

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

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

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

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

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

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

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

仗义执言，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良心的代价到底有多大，真相的意义又是什么，看完这部影片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这是一个与权力，与群众，与世界对抗的故事，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巴黎，那是印象派的时期，也是著名的“美丽时代”，巴黎受到世界的瞩目。

“我控诉”取名自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的著名文章标题，改变自描写德雷福斯冤案的小说《一个军官和一个间谍》。

从任何角度该片都是波兰斯基的回归之作，善于描写人性探索其中的堕落与阴影的他，这次将焦点集中在了一名被诬陷的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与为其奔走抗争的法国军官皮卡尔之间，高层因为自己的偏见与掩盖失职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卑鄙的手段，错误地指控了一名忠诚的军官犯下叛国罪，开除军队并将他判处了长期监禁。

皮卡尔从影片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更不接受污蔑和背离真相的曲解一个无辜之人，从而踏上了为德雷福斯寻找真相的自毁般的道路，其身边之人无一幸免。

可能很多人并不解那个真正的间谍埃斯特拉齐为何不能被定罪，所有人都要去维护他，查资料发现了真实历史中的细节，匈牙利王子埃斯特拉齐是奥地利和匈牙利最高贵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一位代表在1890年到1895年间搬到了巴黎，费迪南德·埃斯特拉齐是一个放荡的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债台高筑的球员，但同时也是一个法国陆军的炮兵少校，阿尔萨斯的省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是有着黄金背景的贵族后代，另一个是勤奋认真的犹太军官，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与歧视至今仍在欧洲像幽灵般的回荡着，所以当权者选择了贱民，选择了所谓的“人民”的对立面，选择去用权力打压一个好人，而放过恶人甚至不惜为恶人去站台摇旗呐喊。

但还好那个时代有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媒体人，去为了真相不惜自毁，左拉的报道被疯狂的群众比拟为替“犹太人”呐喊，收了“犹太财团”的黑心钱，甚至其妻子的死亡都跟这篇报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到为了真相和良心不惜将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毁掉的人，是一件十分令人唏嘘的事情。

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导演，波兰斯基其实非常容易就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弱势群体自诉的角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同情分，但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把《我控诉》变成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或另一种“政治正确”的影片，这些对于他来说一方面太容易，另一方面他是不屑的，所以我们才有了如此精彩的一部电影，甚至在影片结尾，皮卡尔不辜负对自己的承诺和良心，将自己的生命和爱人，朋友置于危险之中，揭露了政府卑鄙的掩盖行为，最终把德雷福斯从魔鬼岛救了出来，可是德雷福斯对其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只是询问他八年的牢狱生涯为何不能算作服役（这一笔真的是太绝了，太妙了）。

德雷福斯获得了自己的应有的名誉，而皮卡尔收获的是人格的完整，相比较皮卡尔这一路情人家庭被毁，朋友被杀，军中老领导甚至整个部队视其为叛徒，平明百姓对其冷嘲热讽最后却并未换回一句“谢谢”，只是为了一名跟其连熟悉都不算甚至是从骨子里并不喜欢的人，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偏见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皮卡尔会有些惊讶于德雷福斯的不知感恩，但归根结底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已，虽然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影片中的美术真实还原了巴黎“美丽都”的原貌却不失风格，从家具室内陈设甚至到门把手的细节无不考究，影片拍摄十分大气，几段群戏都显示出波兰斯基深厚的导演功力，而灰暗的冷调与并不抢戏的配乐为影片的叙事与氛围提供了强有力的输出，演员从主演让·杜雅尔丹到配角艾玛纽尔·塞尼耶（波兰斯基的老婆）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马修·阿马立克的笔记鉴定师角色非常出彩，每一个对手戏都令人沉醉。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人，甚至是“务实”的人，大部分人做事情也都是在乎别人的眼光为了别人而做，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转换角度只是另一种躲在群体中的懦弱和呐喊，在那个年代歧视犹太人就是“政治正确”。

非黑即白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非要说出真相，还被冤枉者以清白，这时总会有人用卑鄙的内心去揣测他，去污蔑他，去诋毁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或动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有人可以为了良心，为了一个对自己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人去仗义执言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不理解，人做事情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