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迷信马尔萨斯的白左们又在无耻地给穷人们推销计划生育了。

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为电影描述出来的许多真实的苦难流了不少的眼泪，也一直在等待真正的主题浮出来。

所有描述苦难的电影，包括纪录片在内，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诠释出苦难的原因，并激发人们将之改变的斗志。

因为这是人类这种生物的本能思考。

纯粹以折磨角色为目的的电影，只可能是迎合虐待狂怪癖的爽片。

《迦百农》用倒叙的方式制造了一定的悬疑，更是为了突出最终主题的常见手法。

因为观众会带着悬疑去思考，思考在片头看到的这个荒诞现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服刑，还要状告父母，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表面是追问小孩的动机，而深层则是追问什么样的生活造成了小孩产生这样的动机。

进一步隐含的主题，则是如何改变它。

在我观影过程中，基于个人的视野和知识，对最终的主题有很多的猜测。

我本以为这是一部黎巴嫩版的三毛流浪记。

因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原因。

剧中所有的冲突都来自家庭本应有的关爱与贫穷带来的“虐待”。

缺乏合法的身份父母没办法给十几岁的小孩读书，让他们打童工，逼着11岁的女儿出嫁，用锁链拴住婴儿的腿，单亲母亲把小孩寄放在厕所，不得已喂孩子水和白糖……这一切先是让中产阶级观众联想到父母没有文化，或者缺乏道德上的自律与对子女的关怀……随后用赞恩的经历，在贫穷状态下无以为生，憎恨父母出卖妹妹的赞恩最终不得不自欺欺人，把约纳斯交给了人贩子。

这个故事的叙述令人信服，让观众意识到道德不是问题的本质，贫穷才是。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是多么的不堪。

父母出卖萨哈时的自欺欺人，与赞恩出卖约纳斯的自欺欺人是高度一致的。

事实上赞恩的父母早已经过了赞恩和萨哈（11岁出嫁）的一切，才艰难地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电影主角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流民或难民，绝大多数人不会宁愿去一个屎一样的外国贫民窟过着蟑螂一般不敢见光的日子，也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看到拉希尔为了儿子不能给母亲寄钱，母亲也同样难以生存，反而能让观众理解为什么她要拼命来到这个国度。

他们的贫穷来自于远在异乡，没有身份，这些人寄居在黎巴嫩，被各种人（老板，黑市商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廉价劳动力，性剥削，身份勒索），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亲人在贫民窟的生活。

而黎巴嫩只是他们的一个中转站，所有想摆脱当前命运的角色，包括小男孩赞恩，单身母亲拉希尔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女孩，都是希望通过黎巴嫩去前往那些被当做天堂来描述的欧洲白左国家。

传说中那里没有人动不动质问他们的身份，就好像珂赛特的云中城堡没有小孩需要去擦地一般。

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角色们流离失所的原因时，很自然地参考了新中国从二战后的极端贫穷一步步崛起（搞不好是引进这部电影的动机之一）。

我们从二战后的极端贫穷中走出来，首先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一个基本和平的国度，没有中东诸国在西式民主之春后陷入的惨烈战乱，驱赶人去异乡做人见人厌的蟑螂或廉价的奴隶。

然后我们用举国之力，为广大的穷人发展简陋而全面的教育普及运动，医疗普及运动，让最贫穷人们的后代也不会像父母一样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被工业时代淘汰，而成为未来现代化的骨干力量，虽然有时被称之为低端人口，更多的时候即便老板们也得津津乐道地谈论“人口红利”。

更关键的是我们用很长一个时期的坚持和奋斗，打造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

不是只有少数买办靠血汗工厂过着出人头地的日子，而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本土的人才。

穷人的孩子们不是在贫民窟里抽着烟，无所事事地拿着木头枪打仗。

而是期待着工业发展为自己预留的事业，为有朝一实现自己课堂上吹出的牛皮，而勤奋地抄写别人的作业。

参照中国，那与赞恩相似千千万万的中东儿童们，在怎样的前提下才可能改变命运呢？

首先，经历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一个个“春天”的大中东，需要从酷热的战火中走出来。

没有和平，无法解决任何经济发展的问题。

人们纷纷求为难民而不得时，祖国不可能有任何发展。

然后这些国家需要有自己的工业，让庞大的劳动力创造共同的财富。

而像赞恩他们这样因贫穷而没有文化教育的孩子们，需要强制普惠的教育帮助他们具备劳动的技能，而非在监狱里虚度光阴。

这一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高效的政权，需要忠于理想的组织，需要人民的觉醒，需要一场革命……这个循环遥不可及，因为最开始要面对的，就是那些在中东到处点火杀人的恐怖国家们在我看着电影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看着父母不得不卖女儿，赞恩流浪找不到工作，拉希尔果然被关了起来，一个流浪的三毛没办法养活婴儿，约纳斯不得不卖给人贩子……以为故事正引向一个激发人反抗现实不公的悲剧主题时。

电影却用一个个魔幻主义的转折啪啪开始疯狂打我脸。

关怀难民的白左们出现在监狱吹拉弹唱了；监狱里播放的电视节目，开始持续讨论难民儿童的命运了；赞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从监狱里打通call in 了；他的遭遇得到社会重视，专门有律师带着他打官司告父母了；陷被人贩子出卖的约纳斯，终于和拉希尔团聚了。

最神奇的是，扮演赞恩的小演员赞恩，一家人都去了电影赞恩梦寐以求的瑞X，过上了梦寐以求的街边逗鸟的生活。

结尾小段强烈的意淫色彩，与之前质感逼真的写实剧情产生鲜明对比，原因只有一个，编剧们用光了所有真实的素材，终于开始为主题瞎编了。

而水落石出的故事主题，居然是宣传计划生育。

全篇讲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硬邦邦地退回一个唯心主义的，道德的观念： 如果穷人没能力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和幸福，就不该把他/她生下来，制造一切悲剧。

这就是电影导演的真实意图，不要为他们做任何找补。

从片尾字幕可以得知两个实情：第一， 赞恩是在贫民窟里被剧组挑选出来的，而故事中许多情节来自他和贫民窟的真实情况。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整部电影在立项时，还没有许多现实主义的残酷情节，就有了最后呼吁穷人少生孩子的主题。

他们是为了宣传这个主题，才开始筹备电影，然后再去贫民窟选角的。

第二，演员赞恩和他的家人都来到了欧洲，命运得到了中奖式的改变。

说明他和家人的关系并非仇敌。

“穷人的孩子告父母不该生下自己”，是剧本最核心的设计，而赞恩母亲那句“真主拿走一个就会给予一个，我又怀孕了”这种无皮无血的对白，完全是为烘托主题而由编剧亲自写下的。

豆瓣，知乎上各种小资自媒体的肉麻吹捧，更是能佐证上述判断。

看看他们激动高呼不要让原生家庭绑架小孩之类的话就明白了。

我并不以天赋自由的名义反对计划生育，也不完全否认穷人多子女与生活艰难的关系。

但你这部电影，用现实主义的风格讨论了穷人为何卖儿卖女，你就应该同样用现实主义思维去讨论穷人为何要生儿育女。

这既然本是一个经济问题，赞恩不能用道德改变父母卖萨哈，不能用道德解决不卖约纳斯就无法生存的现实，那他就能用道德的控诉，改变穷人生孩子的社会现实吗？

结论对于辩证法思维而言很简单。

穷人为了经济原因卖儿卖女，就会同样为经济原因生儿育女。

因贫穷而多有早夭，会生育更多的孩子；普遍贫穷之下，子女简陋粗犷的培养不会比周围人活得更差，也没有动机倾家荡产去寻求《起跑线》式的教育。

更关键的是，在无身份的穷人遭遇奴隶式（赞恩母亲所说）的剥削之下，收入之微薄，反而让儿童突出了作为劳动力的价值。

每多一个孩子，就能为家庭分担许多劳动，可以带弟弟妹妹，可以去打童工挣钱，可以跑腿，可以去欺骗药店。

失去了赞恩这个劳动力，对他们家增加的生存强度体感上是非常直接的，编剧根本没意识到。

而而最重要的一点，在阶级社会里，“多子多福”和“门当户对”一样，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剧中那样的穷人并不是没办法让几个孩子都上学，而是没办法让任何一个孩子上学。

他们和子女的未来无法来自个别孩子的出类拔萃，只能靠多个孩子成年后相互扶植帮助，提供整体四五倍于少子家庭的劳动力，来集中力量改变命运。

在古代一个家庭由于抓丁或生病，失去了壮年男劳力，往往直接面临破产。

且不说中国古代一个宗族共同出钱让一两个聪明人考科举，外姓人的孩子只能给东家做暖床的书童；就看看今天为母报仇的张某，为何儿时被对家欺负呢？

所以赞恩父母多生多养背后的逻辑，和卖儿卖女背后的逻辑一样，都是经济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的问题，必须要从物质上加以解决。

多生多养的穷人们，有朝一日一定会用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手段去改变经济基础，那是不希望穷人改变经济基础的人们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他们只能放下经济基础，开始道德说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迦百农》其实是一个郭巨埋儿式的故事。

郭巨一家因埋儿被现代人批判邪恶，其实郭巨夫妻的动机我们没资格批判，这是走投无路的穷人是否要为新生儿而看着老母亲死去的悲剧。

这个故事真正邪恶的地方，在于用“挖出金子”和列入二十四孝的方式，向其他穷人们宣传机会主义，劝他们进一步臣服造成他们苦难的统治阶级“忠孝”逻辑，以期抽中“感动上天”的大奖。

而《迦百农》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明是欧美在中东搞得烽火连天，才制造了难民；是欧美常年觊觎中东的石油，却惧怕中东以资源换取本土工业化；是欧美少子化，老板和政客们纵容难民以非法身份过着蟑螂一样的生活，从而成为廉价而胆怯的劳动力；是欧美操纵着难民祖国的政治，让他们宁愿去做奴隶，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为建设尽一份力。

然而在电影中出现的欧美，只有关爱难民的白左社团；只有人道主义救援点；只有难民口口相传天堂一般的彼岸，号称在那里没有人会时刻盘查你的身份，可以有尊严地生存。

《迦百农》没有让角色赞恩的父母挖出金子，但让演员赞恩的一家全都搬去了瑞典，中了一个比郭巨不差的大奖。

两个故事，一个从孝敬父母出发，一个从关爱子女出发，讲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穷人啊，你如果养不好孩子，就把它埋了吧，不要找我们的麻烦。

人越长大，好似越来越不忍接触一些残忍绝望的故事，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从不缺少残酷，不是我们不去接触就能够回避得了的。

电影《何以为家》便是最近在上映的一部残酷主题的片子，看完让人无比压抑，残酷的剧情，残酷的本质。

看《何以为家》前，我并不了解片子的梗概，只看了一眼豆瓣评分，看完之后心情沉重，清晰地听到散场的其他观众，表示再也不要看这样的电影，实在扎心。

但我想，我们仍旧需要这样的电影，去展现那些丑恶与残酷，它们是有记录价值的。

电影故事以倒叙的手法展开，12岁的小男孩赞恩，因持刀伤人被拘留，绝望之下他又将亲生父母告上法庭，在赞恩的控诉里，父母生下赞恩与其兄弟姐妹，却丝毫未尽养育的责任，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赞恩仇恨而绝望的眼神里，你完全想像不到这是一个12岁的小孩。

赞恩为何要持刀伤人呢？

因为他最亲爱的妹妹萨哈，被父母卖给了小卖部老板阿萨德做妻子，萨哈最终因早孕大出血未能及时救治而去世，赞恩得知消息后暴怒，愤而伤人，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反抗。

赞恩一家人是叙利亚难民，逃亡到黎巴嫩后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一家人拥挤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父母只能做着散工，孩子们也必须到街上卖果汁，为小卖部打工贴补家用，家里孩子很多，嘈杂不堪，父母不管不顾，烦闷的时候还会打骂他们而出气，12岁的赞恩有一丝和年纪不符的成熟，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他得知父母将要把妹妹萨哈卖掉时，赞恩想要设法拯救妹妹，他拼命阻止，试图带着妹妹一起逃跑未果，得到的只是父母的一顿呵斥和打骂。

在片中，萨恩离家出走过一次，遇见同为难民身份的单亲母亲泰格雷斯，他住在泰格雷斯家，为她照顾仅两岁的儿子约纳斯。

泰格雷斯由于非法入境需要假身份证，为了攒钱她被迫出卖肉体，结果在黎巴嫩警方扫黄打非的行动中被捕，泰格雷斯被监狱收押期间，12岁的萨恩带着2岁的约纳斯过了一段极度艰难的日子，这也是片中较长的段落，为了养活自己和约纳斯，赞恩不得不拼尽全力，乞讨、偷摸、学着一个人制作并贩卖软性毒品饮料的生意，就像之前协助母亲的那样，为了生存，他们活得就像是蟑螂或是臭虫那般。

电影在展现赞恩与约纳斯一同乞讨生活的段落，甚至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桥段，譬如赞恩骗他人约纳斯为何是黑皮肤时，他说因为妈妈在生约纳斯那段时间喝多了黑咖啡；又譬如约纳斯这个小黑家伙在片中极活跃的身体姿态，实在容易逗笑观众。

但表面上有多幽默，故事的骨子里就有多绝望。

最终赞恩不得不卖掉约纳斯，他想要筹钱出国，逃离这永无止境的日子，生活就像是一滩狗屎，不比我的鞋底干净。

最讽刺的桥段莫过于此了，父母会卖掉自己的妹妹萨哈，赞恩末了却也只能抛下那个不是弟弟却胜似弟弟的约纳斯。

12岁的孩子终究只是个孩子，他能够理解的或许仅仅是眼前所见。

而电影正是以这样一个极端故事展现了中东难民现状的一斑，12岁的赞恩他不会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下他们却不好好养育？

也不知道为何自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他越想要逃离却为何怎样也逃离不了？

赞恩并不知道的是，或许在战争之前，他的父母兴许可以依靠工作给予孩子们基本温饱的工作，而战乱之中，却催生了无数与赞恩同样家庭同样命运的孩子。

赞恩并不是特例，他只是无数难民堆里并不起眼的一个。

若不是这样一部叫做《何以为家》的电影，我们也不会记住赞恩这个名字。

生而为人，何以为家？

这不仅仅是赞恩其一家人的宿命，电影侧面展现了许多其他难民，电影自始至终夹带着一股聒噪而吵闹的人群声，流浪街头的孩子遍地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尽是消瘦而病弱的难民群，等着死去。

在这个世界里，人命最不值钱，赞恩11岁的妹妹被卖做人妻只能换来的几只老母鸡，他们没有身份证明，濒临死亡医院也拒接，他们想方设法买身份，偷摸拐骗赚钱，梦想着偷渡去另一个国家重新开始，可谁也不知道那会不会是另一个梦魇的开始。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且已经做了不少美化，真实的故事只会比电影更残酷，那些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只会比电影所展现的更绝望。

相比之下，赞恩已经很幸运了。

名为赞恩·阿尔·拉菲亚的小演员，2004年出生于叙利亚西南部城市达拉，后以难民身份与家人逃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那里居住了八年，他在片中扮演同名的自己，演着自己的故事。

电影推出后在国际范围内均获得认可，赞恩得以与全家迁往挪威并在那里接受学校教育。

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小孩都能够像赞恩一样幸运，这世界上那么多难民那么多穷苦人家，他们也并不会通过一个偶然事件而改变命运，更多的是无能为力、流离失所，以至于惨绝人寰、饿殍遍野。

世界有时很小，我们只能够感同身受于自己身边的喜怒哀乐，也只能够看到眼前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可世界终归很大，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生活从来都没有那么美好，多得是残酷与绝望。

封面图：《何以为家》剧照你还可以：乘着热气球逃离东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通天塔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赞赞赏转发到朋友圈，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你的沉默会让我也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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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看了短评, 剧透, 预告片后到了电影院会以泪洗面.然而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我只感到窒息. 活着的人不去反思悲剧为何循环而一厢情愿地觉得一切都会变好, 沉浸在未来还没来你怎么知道这样的荒唐假定.在一切都会变好，We shall overcome这样的屁话中，悲剧在一代代人间传递。

何止是悲惨的儿童?何止是无尽的贫困?何止是愚蠢的战争?何止是美丽的谎言?何止是冷酷的屠杀?何止是贪婪的掠夺?如果所谓的乐观有用, 那么今天早已是理想主义者的大同世界.如果人类有多少进步, 那么早就有了灿烂而祥和的文明.然而, 尽管科技不断进步, 社会持续变迁.人如草芥这一点, 几千年来从未改变.有光明吗? 有的.你看得到光明，是因为这世界的另一半人在黑暗中挣扎。

这部片子和《无人知晓》给我的感觉相同，不过《何以为家》更宏大广阔，《无人知晓》更具体细致。

两部片子相同的地方是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缓慢、沉重的绝望。

用最生活的角度、镜头去拍摄细节，拍摄“真实”，总是能够从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事就能展现底层人物的艰难，给观众精神以震颤。

若是说《无人知晓》是让人有不知所措的揪心和无可奈何的愤怒，《何以为家》给我的感觉，更多是诧异、颠覆、沉痛，以及一份令人羞愧的幸运感。

贫困地区人口爆炸、父母好生育不是稀奇的知识。

可孩子居然已经彻底沦为生存工具，前半部分一度让我怀疑男主和妹妹是捡来的。

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纽带已经摇摇欲坠、几乎不存在。

孩子恨父母让自己出生，父母自以为是打着“没办法”的口号继续生育。

这其中的亲情已经近乎扭曲畸形。

父母为什么明知养活不了孩子的情况下还要大肆生育？

把11岁的女儿卖给中年男人的时候她的父母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说是仅仅为了自己，可是女儿死的时候父母的沉默痛苦、法庭上回忆往事的泪水、情绪崩溃的对律师的指责反驳，难道能说父母对女儿一点爱都没有吗？

可又有什么样的爱可以亲手把刚来例假的女儿推给中年男人、面对女儿的泪水和挣扎只会拳打脚踢置若罔闻？

地狱般的生存环境催生出了畸形的亲情关系。

人的感情本应是复杂的，可这种时刻与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亲情关系却又显得透明简单的可笑。

12岁的赞恩看到妹妹第一次来例假，居然是下意识的遮掩，不免显得讽刺。

例假的来临就代表着妹妹已经成为成熟的“生存工具”，可以被当成几只家畜一样换取资源。

在那样的地区，人的生命到底是作为怎样的存在呢？

生命个体沦为最低贱卑微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对精神的摧残远大于肉体受到的伤害。

没想到电影海报里赞恩的笑容是电影中结尾处拍身份证时候的笑容。

没看电影之前觉得海报里小男孩的笑容好甜，可看完才发现原来只是最普通的一件小事带来的快乐。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等待他的应该是父母的关爱、温暖的家庭和丰富多彩的童年。

笑容应该是每天都应该绽放在脸上的。

可影片中最灿烂发自内心的一次笑容是拍身份证的时候……现在再看这张电影海报，不由得觉得苦涩痛心。

底层群体的艰难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和他们的差距简直是天地之别。

就像两个小孩子打赌请吃饭的时候，赞恩和集市卖纸的小女孩最想吃的也不过是一碗肉饺子。

电影前期赞恩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让我想起白先勇《孽子》中的那群孩子。

同样是被生活逼迫的去行一些令世人厌恶的事情，成为世人眼中的“孽子”。

一开始看的时候，会对这些行为感到不适。

可是越往后看，越体会到赞恩的挣扎无奈，越是多了几份理解。

直到赞恩主动的承担起照顾萍水相逢的黑人拉希尔遗留下的孩子，才发现他是一个如此善良的孩子。

他的善良，也许超过屏幕前的你我。

在自己难以解决温饱的同时担心的还是黑人小孩的食物起居，想把黑人小孩丢掉但又不放心的在一旁看着。

对他来说，温暖是奢侈品。

在拉希尔的家里他确实有几个时候感受到过温暖，那是连亲生父母也没能给他的。

而这份情就促使赞恩对黑人小孩的照顾，可他自己明明也只是一个小孩子啊……

妹妹萨哈的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整个影片中最爱妹妹的人就是赞恩，他即使远走他乡安静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想起和妹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得知妹妹的死亡以后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可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指责控诉，只是为了让他们“别再生了”。

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段话从一个12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为何这个电影会让我自身产生一种令人羞愧的“幸运感”。

我的12岁在思索着什么呢？

那时在想什么我已经忘了，可绝对不会发出“生活是一堆狗屎”这种绝望的慨叹。

那11岁刚来例假的妹妹，以几只鸡的价值被父母卖给中年男子。

婚后两三个月就怀了孕，怀孕期间大出血没来得及进医院在医院门口就死掉，因为是黑户父母也无法让医生医治她。

谁又能体会到她的痛苦呢？

而法庭上中年男子却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甚至说自己的岳母也是这个年龄就怀了孕并且现在还好好的。

11岁在那里也许已经成为了贫困的适婚年龄……如果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爆发出一个“11岁女孩被卖给中年男子，婚后两个月怀孕并死亡”，一定会引起轰动。

可在电影中，这已经是常态。

而且肯定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黑暗的人们难以接触到的角落，正在发生着这样的“常态”……

最后，整部电影最让我诧异的就是赞恩居然是本人出演……和室友一起观影途中，都感叹主角小男孩长得太精致漂亮了，身上就像有贵族气息似的，一点也不像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小孩。

还在猜想这个小演员现实生活中家境应该挺富裕的。

直到看到影片最后，我和室友都惊掉了下巴……影片中几乎都是他本人的个人经历，天啊……

五月中旬的时候，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已经迈过40亿元票房大关而余威未减，在中国历史票房榜单上位居《战狼2》与《流浪地球》之后。

在诸多超级英雄的合围之下，只有一部似乎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电影、一部由女性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惨片”突出重围——正是《何以为家》。

票房超2亿之后，它已然创造奇迹。

黎巴嫩电影乃至黎巴嫩，对中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末长达15年的内战后，新世纪的黎巴嫩罕见地在叙利亚、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土地上独善其身，但和平的局面依旧无法帮助黎巴嫩电影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确立位置。

似乎只有《羞辱》（The Insult）的导演、一度在国外拍片的黎巴嫩人齐德·多尔里（Ziad Doueiri）在近年来获得声誉，他在2017年的这部作品帮助主演卡梅尔·巴沙（Kamel El Basha）斩获威尼斯影帝。

如今，美丽的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同样在戛纳等各大电影节上收获了世人对黎巴嫩电影工业的注目。

与多尔里不同的是，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从未脱离黎巴嫩的现实，更从女性的视点出发，温柔地关照着这个国家底层社会的女性与儿童。

与关注女性命运的前作《焦糖》《吾等何处去》相比，新作《何以为家》更具尖锐的现实批判力度，以小主人公赞恩的视点串联起难民问题、未成年人包办婚姻、青少年犯罪及人口买卖等严峻的黎巴嫩社会现实。

在这样一部意旨明显的电影中，我们得以窥见由真实出发的若干面向。

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创作倾向必须是批判现实的吗？

如此议题先行的电影会伤害电影的真实性吗？

在“惨”与“真实”之间，电影真正的面貌何以分辨？

一、“黎巴嫩儿童不是职业”——从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创作倾向说起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曾说过：“巴勒斯坦人并非一项职业或是一个口号，他首先是一个人类存在。

”从他的抵抗之诗里，我们惊讶于他意图去除的世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偏见以及本民族的所有孱弱与定势，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生活，摘折杏花，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回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指令去爱……”。

那么相似地，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仿佛也在向我们宣告：黎巴嫩儿童同样不是职业。

他们不是天生地就要生活在破烂的房屋里，生活在父母的强迫劳动与殴打以及无教育、无保障和无身份的局面之中，他们拥有像世上其他所有儿童那样幸福生活的权利。

这几乎就成了拉巴基通过赞恩之口所完成的核心控诉：我根本不该被生下来！

导演本人在片中扮演律师一角于是，《何以为家》借由倒叙形式及法庭戏份所完成的导演对全片真实影像的态度——从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的批判性。

由此再反观电影所反映的黎巴嫩社会现实，即便导演堆砌了种种惨状，我们也无法苛责于此——这本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之前一条赢得经验、资源与国际注目的必由之境，中国在1930年代的左派电影如此，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作品亦是如此。

对悲惨现实的银幕再现，既是导演的道义所在，更是作为媒介的电影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所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媒介对美国一点也不重要，可对于柬埔寨、对于伊朗、对于黎巴嫩，几乎就是其国人反思本民族，以及世界投来好奇之一瞥的全部意义与动力。

即便如此，中国或欧美的影评人仍或许永远都不会走上贝鲁特的街头，因此大可以不负责任地视本片为贫穷与混乱的第三世界奇观。

但实际上，真实在该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学规则。

我们可以直白地说，对现实的批判性影像就是他们首选的创作倾向，电影就是他们的武器！

这是娜丁·拉巴基可贵的创作态度，她与身为本片配乐师的丈夫抵押房子获得资金，并用3年的考察、6个月的拍摄和2年的剪辑完成了这部作品，几乎像独立纪录片制作者那样跳脱在电影工业流程之外；并且，那么幸运地，《何以为家》通过了审查，最终安然地面世了。

从《何以为家》出发，非工业的散点式创作将蕴含着黎巴嫩电影的无限未来。

在戛纳获奖以及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这部电影的中文名还是直译而来的“迦百农”。

那是《圣经》里耶稣曾经传道的地方，后来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混乱与失序的象征——这就是拉巴基对母国的“一锤定音”，是早在剧本写作之前就定下来的片名，几乎就奠定了全片的所有基调。

二、真实的悖论——神性角色与电影的间离在经过上述的论断后，再来审视《何以为家》中真实的维度。

拉巴基在长时间的考察与准备中了解黎巴嫩底层社会的难民与街头流浪者，由此在他们中起用了了全片的所有非职业演员，并让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亲身经历决定了电影的细节——这是一次让电影去了解它的主角的创作。

非职业演员真正地获得了在表演时的天然优势，因为他们以个人经验应对着手持摄影前、自然光效下以及熟悉的破败环境里的所有几乎无确定剧本的情境，好比在镜头前重新过一次人生，以致于他们甚至不惧怕特写，不像侯孝贤电影里的素人一样站在镜头的远方。

最重要的人物是男主角赞恩，小演员的真名就是赞恩，是一位没有身份的真实的叙利亚难民。

他熟悉电影的所有情节，几乎就与电影融为一体了；他那在苦难中历炼出的冷漠与早熟，在所有戏份中都不曾露出笑意的忧郁的琥珀色双眼，帮助赞恩的角色成为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在他瘦弱的身躯后，闪烁着无数的难民儿童的身影。

这是全片最为失真又是最为关键的设置。

拉巴基曾谈及她可能的创作缘起：一个在土耳其海边死去的小孩，她的照片在全世界流转，但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

这就是赞恩形象的意义，一个复活了的、替所有遭罪之儿童发声的神的孩子。

因此，赞恩代替所有孩子，以质疑生命起源的方式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生下了他；以及，如先知一般让妹妹隐藏来月经的事实，因为她会被父母以已经长大、可以结婚了的理由卖掉。

让人困惑的是，现实中的赞恩实则在身边遇上过不少这样不幸的女孩，那么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的赞恩一角，又以拼凑起他的神性的那些现实的碎片为根基。

这是《何以为家》中的真实的悖论。

我们来审视赞恩在全片的所作所为：阻止妹妹被卖而失败、逃离原生家庭而依附于一位埃塞俄比亚单身母亲、独自照料她的孩子约纳斯却最终因移民欧洲的诱惑而将其卖给人口贩子、因妹妹的去世而向其丈夫持刀行凶、被关进少年监狱并最终起诉自己的父母。

在如此大体量的影片情节中，赞恩一角一直超负荷地承担着全片意图呈现的所有黎巴嫩社会议题，这在其他议题先行的电影中往往会把角色压扁，并伤害电影的写实调性。

《何以为家》却成为了例外，即使赞恩的形象才开头成熟到了结尾，未经任何逐步塑造的过程，但我们依旧被沉重与肃穆的现实感充盈，因为这些事件就是黎巴嫩底层难民生活本身。

面对移民诱惑时卖掉约纳斯的挣扎、面对约纳斯母亲时的躲闪、面对妹妹身死时的愤慨与爆发，以及面对再次怀孕的母亲后毅然决然地做出起诉父母的决定……太剧烈的戏剧性，却又是那么具有可信度的底层写照。

我们不曾坠入电影堆叠惨状而达成的悲剧里，反倒因为太过密集的情节点与具有神性的形象而天然地感知到电影所完成的间离，乃至思索现实本身——这是《何以为家》与一众“卖惨”的电影的本质区别。

于是，电影中两处借由航拍镜头完成的对贝鲁特废墟般地景的描绘得到了一个妥帖的安置：这是电影在分明地阐释它的上帝立场与现代“贫穷”神话的塑造。

这一切无碍于真实，甚至让我们更加反思真实。

电影的自反性更加惊艳地体现于全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机化身成为赞恩拍摄护照的相机，照相师的画外音指导着赞恩，然后他终于极为罕见地对着镜头露出一丝颇为复杂的微笑。

这是朝向观众的笑容，是朝向中产阶级精英子女乃至所有正常地度过了幸福童年的孩子们的瘆人的笑容。

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在一个猝然的闪光灯快门中才缓了过来。

于是你理解了这个特写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亚于德尼罗在《美国往事》结尾处的那个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微笑。

（发于《文艺报》2019年6月12日第8版）

每年的北京电影节都会盲选一两部不熟悉国家的电影来看，这次是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电影的原名叫《迦百农》，看电影之前，我去查了下资料，主要说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地名，是耶稣被迫离开家乡后曾经停留过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传道，据说这里出现过很多神迹。

我看到还有一个引申的意思，是杂物堆积的地方。

而根据导演自己的说法，这个片名的意义是一种失序，在文学领域里，很早就有人用这个词来表示混乱，她只想表达混乱，和那个具体的地名无关。

如果导演真的是这样想的话，只想记录混乱和苦难的话，那么我只能认为，这部电影是冥冥之中，有神明捉着导演的手拍摄出来的作品了。

因为在整部电影中，始终有一道人性之光，透过小男孩赞恩的一举一动，照进坐在黑暗中观影的人们的心里。

许多人观影后说这部电影太悲苦了，而我感到的却不仅仅是被这些苦难所震动，还有人性的救赎。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最让我感到治愈的一部电影，上一部大治愈作品，是韩剧《请回答1988》。

生活在黎巴嫩贫民窟的十二岁小男孩赞恩的原生家庭，是典型的豆瓣某控诉父母的小组里的故事，而且只会有过之无不及，他的父母不仅仅是穷，而且是赤贫，却没完没了的生孩子，把刚刚十一岁的女儿出卖给房东的儿子当童妻。

赞恩没有学上，在杂货铺帮工，被父母非打则骂，但是这个早熟的男孩，极爱自己的妹妹。

发现妹妹来月经了，就偷偷的把她带去洗干净，帮她偷卫生巾，嘱咐她不要让父母发现。

可是小孩子怎么能斗得过大人呢，最后赞恩的妹妹被爸爸拖上摩托车送走，赞恩和母亲打吵一架，离家出走，在外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整个电影将近两个小时，可以用全程无尿点这样的粗俗但却非常说明问题的方式来形容。

电影是低成本制作，没有什么大场面，也没有什么特别戏剧化的清洁工，但是整整两个小时，观众却被紧紧的抓住，无时无刻不牵挂和担心着男孩的命运。

作为一个成年人观众，看到他那么弱小的身躯在街头游荡，不知道他要往何处去，担心他下一个镜头就会被拐卖，会被残害，我总希望电影里出现一个大人来帮助他一下，然而好心的清洁女工的出现，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大人，面对着苦难的生活，也是自身难保，没有能力帮他太多。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奇迹，他足够聪明，又机灵，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自己活下去，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这些都是我看这类电影里，可以预想到的。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导演还能在这个贫穷的男孩身上让我们看到一种高贵和尊严，这的确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世界被践踏和被伤害的儿童，但是当他看到比自己还弱小的孩童时，他却比那些大人还懂的什么叫做责任。

最让我对这个孩子打心里喜欢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仅仅有善良和慈悲，更有反抗的勇气，保护妹妹和父母做对，保护比自己弱小的小男孩，当他得知母亲又怀孕的时候，他更是向法庭提诉，控告自己的父母，勇敢的向整个成人世界喊出自己的心声：“我要控诉父母生下我。

我想让那些无法抚养孩子的父母，不要生下孩子。

”面对大人的世界，他是无力脆弱的，也是无奈的，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绝望的，他始终在反抗，他倔强的脸上没有惧色。

甚至就连这句话，他都不是为了自己喊的，他是为了那些比自己更弱小的弟弟妹妹，为了母亲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奋力的大喊。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人格的魅力，竟然让我这个老阿姨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依赖之感。

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谁来救救他，后来我慢慢相信，他是来救我们的。

他被父母虐待，当童工，失去妹妹，流浪街头，如果他遇到坏人，受到勾引，成为贼，去偷，去抢，去骗，对人无情无义，对大人憎恨，怨怼，对比自己的孩子心狠手辣，我可能不会怪他。

但是他并没有。

如果他走向犯罪，成为社会的毒瘤，甚至成为连环杀手，可能就是我们现如今最常见的那种自媒体喜欢的套路文章，每次有恶性犯罪出来，就很挖罪犯的原生家庭是多么不幸，父母太溺爱的，太冷漠的，太控制的，反正罗列一堆，都变成了一个罪犯任意践踏别人的原因，仿佛他才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人，而受害者只是个无足轻重倒霉蛋。

我真是烦透了这一套。

感觉心理分析中的原生家庭论是彻底的被滥用了。

难道那些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孩子，最后就都成了反社会人格的魔鬼吗？

记得《犯罪心理》里有几集，讲一个非常天才的连环杀手，最后抓住他的时候，Hotch审问他的时候就对他说：有一些你这样经历的人，长大会变成杀人犯。

他反问：有一些？

Hotch回答：还有一些，变成抓你的人。

这个时候观众才会想起来，《犯罪心理》小组里的成员，几乎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混乱肮脏，令人绝望的迦百农，是可以出魔鬼的地方，也是个出天使的地方，是可以见证神明的地方。

黑暗之中，能看得到的那一抹人性之光，仿佛一个奇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电影是非常治愈的，《迦百农》这个电影名，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混乱，贫穷，绝望和苦难，它比这些更意味深长。

我并不觉得赞恩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就能够和原生家庭幸福的孩子一样，完全没有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身边许多原生家庭非常不幸的朋友，他们需要用一生去治愈自己的童年，带病生存，但是他们从没放弃过，靠自己的意志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他们依然相信善良和努力的去成为一个好人。

在我的眼里，我的这些朋友就像这个十二岁的男孩一样，他们才是人性之光，他们都是我心中真正了不起的人。

就像中岛美嘉在那首歌里唱到的那样：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是因为还没有遇见到你，像你这样的人存在这世界上，让我稍微的对这世界感到喜欢。

像你这样的孩子存在这世界上，让我稍微对这世界有了些期待。

本文收录于

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8.0水木丁 / 2022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生育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人口迅速膨胀，极速从40亿到70亿。

人口迅速增长，会带来“人口红利”，会吸引人口密集型产业的扎堆注入，人口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财富迅速的增长。

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负面效应源源不断。

最直接的，必定是生存环境的恶化，犯罪率高涨，房价的高企，家庭幸福指数也渐渐降低。

所以，才有了中国的“计划生育”。

虽然当年这项国策带来的问题也很多，但一定程度上强行抑制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保证了更少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人们切实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然，收入的增长完全被多孩对冲掉，奋斗的积极性会降低，生活的重压会让家长完全喘不过气。

当然，也有人不怎么想，不认为“少生孩子多种树”是为他们好，而是觉得多生孩子可以“啃孩子”。

孩子可以为家长劳动、挣钱，多争取政府福利，大孩子还可以帮忙带小孩子。

至于，如何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质量，让孩子吃好住好，完全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他们不会避孕，也不会在乎如何将孩子养大。

《何以为家》就是这样的电影。

虽然黎巴嫩常年战火，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但电影里的赞恩父母完全不受战乱影响，想生就生，五六个孩子满地跑。

孩子没地方住怎么办，在地方铺一张毯子，让孩子挤在一起，头靠着脚，脚靠着头。

父母晚上在旁边做爱，丝毫不避讳，孩子只能装着没听见。

孩子不上学怎么办，父母根本不想让你上学，只想让你干活挣点钱养家。

孩子吃的不好怎么办，有啥吃啥，什么都往孩子嘴里塞，营养价值算了吧。

主人公赞恩一家的生活很惨了吧？

还有更惨的，电影里的黑人女工来自埃塞俄比亚，没有合法身份，领着更低的工资，住的棚户区，孩子都无法照料，只能藏在行李包里，偷偷喂一口奶。

黑人女工为了合法身份去卖淫，被警察抓，孩子没人照料被卖，生活陷入绝境。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生小孩，为什么要生这么多？

本来，生育权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权力。

世界三大宗教都没有限制生育的教义条款，佛教“不杀生”，伊斯兰教出了名的能生，基督教也反对堕胎。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你都有生育的权利。

但是，你生多少个，就在你的决定范围之内了，也关乎贫富差距。

很大程度上，孩子的多少决定你生活质量的高低。

电影把多生孩子的原因归结于赞恩父母的自私和麻木不仁。

父母的辩解是，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忘了我们的养育之恩了么？

忘了我们工作有多辛苦么，都怪你自己不争气，走上犯罪之路。

原因真是这样么？

电影从上帝视角揭示了这一切。

当然，父母的不称职是主要原因之一。

父母完全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嘿嘿一时爽，哪管孩子死活。

妹妹13岁就送人，嫁给猥琐男，生孩子大出血也就是哭哭而已，然后父母再生一个。

讽刺的是，还起了一个跟死去妹妹一样的名字。

儿子出走多日，也不报警寻找，孩子一回来就打骂。

父亲只知道酗酒，母亲只知道哭，冷血到了极点。

其实，宗教原因是深层次的。

中东国家基本信仰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估计多生，反对堕胎。

所以，根本没有避孕节育之说。

搞得你不生三个以上，愧为中东人似的。

生多了怎么办，在街头卖东西，送水送煤气，还能挣点钱给爸爸买酒喝。

为什么不生呢？

万一有个孩子争气，混好了还能让大家庭鸡犬升天。

孩子健康的身心成长，who cares？

国家的积贫积弱也是孩子生活困苦的原因。

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长期战乱，内战频频，外敌入侵。

小孩子玩的玩具都是木头枪，姿势都很专业。

有一天，他们参加恐怖分子组织，你丝毫不会惊讶。

黎巴嫩虽然没有沙漠，但也没有石油。

人民的日子很艰难，只想着作为难民逃亡西北欧。

国家没有希望，人民的生活不会好，孩子也就成了牺牲品。

对于我们这个“计划生育”曾经是国策的国家来说，这部电影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赞恩兄妹，就跟八九十年代的山区儿童差不多。

父母拼命生孩子，只想着让你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挣钱回来哺育父母，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

孩子长大了继续打工，哺育父母，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

看不到尽头的山的另一边，看得到尽头的未来。

黑人女工，则对应北上广深的新市民。

当然，这些新市民有更高的学历，更强悍的劳动能力，做着白领甚至金领的工作。

工作在金融街，生活在五环外。

穿着名牌西装，端着星巴克挤地铁。

生孩子么？

有心无力吧。

女金领请假几个月去生孩子，回来发现自己的工作被人顶替，项目被人接手，奖金遥遥无期了。

男金领老婆生孩子，自己估计还在外地出差，连小孩的第一面估计都见不到，更不谈悉心照料母子了。

生孩子，这是个权利问题，更是自主权问题。

对于家庭来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有生孩子的权利。

但对于新时代的都市男女说，什么时候生，生还是不生，则是一个自主权的问题。

但你有权利是一回事，对自己负责是另外一回事。

一部电影，可以读出很多内容。

有些社会问题，比如超生导致赤贫，中东有，内地也有。

有些父母，对自己不负责，对社会更不负责，根本没资格多生孩子，自己生活已惨不忍睹，还连累子女也过得水深火热。

赞恩的父母是这样，你身边也有夫妻是这样。

面对赞恩的兄妹那些面孔，适龄的你面对父母催生，还有勇气生二胎么？

你真的准备好了么？

算好经济帐了么，买好学区房了么，有实力给孩子买房么？

想了那么多，你怕不是得了焦虑症，就是像赞恩父母麻木不仁了吧。

管它呢，生下来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仿佛像听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十二岁勇敢男孩的故事。

小男孩的名字赞恩，生活在一个难民家庭之中，家里的孩子挤满了所租的房子，他有一个十一岁可爱的妹妹，因为年龄相仿他最疼爱这个妹妹。

而他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一旦妹妹“开花”就会被父母卖给房东以换经济上的宽松。

于是赞恩偷偷帮妹妹洗干净了内裤并把上衣给她垫着以免太潮，另一方面他打算带妹妹逃离这个家，逃离房东那个人渣。

但事已愿违，在准备逃离之前妹妹被母亲拉着去房东的家里，妹妹一边哭一边哀求，在短短的几层楼道里，赞恩不停的让母亲放手，但一次次被按倒在地，最后他父亲来把他收拾了一顿，接着把妹妹抗走，他哭着踢着墙，又被母亲一通羞辱，他失望的离开了家，这是他第一次无能为力。

后来他在外漂泊流浪，遇见了好心的拉希尔，拉希尔是一个非法入境的别国人，带着一个只会走路的小婴儿，这个小婴儿非常可爱，名字叫约纳斯，刚开始他在家看着小约纳斯，拉希尔出门打工，三个人其乐融融还给小约纳斯过了一岁生日。

然而好景不长，拉希尔因为非法入境被抓在牢里，拉希尔万般痛苦，想到没办法回去照顾小约纳斯，她一边流泪一边双手不停的掐自己的乳房。

之后下赞恩和小约纳斯相依为命，赞恩不停的想办法为他们俩能生存下去，用一个小车拉着小约纳斯，用自制饮料赚钱，最后钱却被房东锁在家里，在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赞恩把小约纳斯交给了人贩子，人贩子答应给小约纳斯找一个好家庭，在最终放弃小约纳斯的过程里，他从头哭到尾，一边剪头发一边哭，然而就算是他当初带着约纳斯在街头流浪被大孩子羞辱殴打时也没有落一滴泪。

他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吃泥巴的小约纳斯，仿佛生命都走到了尽头，这是他第二次无能为力。

当他回到家里，他迎来一个噩耗，妹妹死了，这是他第三次无能为力。

最终他提起刀砍了伤害妹妹的人渣，并在监狱里起诉了自己的父母。

他的母亲来看他对他讲他会有一个新的弟弟或者妹妹，他当时就表示，他太难过了。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出生就是一种苦难，如果是个女孩将会和妹妹是一样的悲剧，而他自己从小听过最亲昵的话就是:“滚开，混蛋。

” 他对父母，对这个世界都太失望了，这就罢了，最难过的是无论他怎么去努力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想要的不多，想让妹妹快乐的成长，想带着小约纳斯挺到拉希尔回来。

他独自一人尝试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所有办法，依旧逃不过失去的命运。

最触动我的是他最后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大意是这样:我以为长大了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别人喜欢，受人尊敬。

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像地毯一样，任人踩踏。

每个曾经受过伤的孩子内心都有相似的独白，他们渴望像平常的孩子一样，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能带给别人爱的人，受别人喜欢的人。

有的孩子通过努力做到了，但有些孩子会像赞恩一样被悲愤抹杀了这美好的愿望。

家庭带给他的不是安慰甚至不是平静，而是他无法解决甚至无法接受的现实，孩子和大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孩子更加的纯粹，他会为了所爱的人不计后果，牺牲所有。

大人同样难过，只是大人学会了隐藏，大人们需要从一家的生存去考虑问题，从而产生了孩子与大人的冲突，让孩子感到大人的狠心从而产生不理解。

在法庭上，赞恩的母亲哭喊到:“她是我的女儿，我难道不难过吗？

你知道只凭糖水养活孩子的感受吗？

”赞恩的父亲也泪流满面说到:“我从小也是这样过来的，我拼死拼活想让孩子们过的更好，但我给不了，我让她嫁人是为了让她晚上睡觉能盖上被子，这样的结局我也没想到。

”看到赞恩的父母所说的话，我并没有同情的感觉没有责备的想法，只是想到了《活着》里福贵要把凤霞送人的桥段:为了有庆能够上学，福贵不得不把凤霞送给别人，凤霞虽然又聋又哑，但是她心里比谁都要明白，她舍不得父母和弟弟，有庆也舍不得姐姐，可是为了生存，福贵只能这样做，他觉得把凤霞送给家境好的人，至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不用跟着自己饥一顿饱一顿。

送凤霞走了之后，家里人都像失了魂一样，有庆哭闹着不上学也要凤霞回来，为此还挨了福贵的打。

凤霞回来看他们后，福贵再也不忍心送她走了，虽然凤霞不在日子能好过些，但是没了凤霞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福贵咬咬牙决定就是全家饿死，也不送凤霞走了。

同样是生活艰难，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抉择。

孩子从来不怕家里困难，他们会去体谅大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他们害怕失去家人。

就像福贵的娘曾说过，只要人活得高兴，就不怕穷。

穷并不可怕，只要一家人开心比什么都强。

在孩子的眼里，家不需要去教会他如何受人喜欢如何学会生存，只需要让他明白不论生活有多难，总有那么一些人是深爱着他的。

大人可以“以爱之名”剥夺孩子爱家的权利，但也可以选择一家人不离不弃，环境不是借口，内心是否拥有足够善良的爱才是关键。

《王朝》中帝企鹅的纪录片里有一幕让我永难忘记，一群小企鹅不小心掉进了深沟里，小企鹅无法自己爬上来，风雪很大，有的企鹅妈妈在尝试营救之后发现很难将小企鹅救上来，在驻足一会后便绝尘而去，但有一位企鹅母亲一直不放弃，在尝试多次之后一点一点将小企鹅从沟里推了出来，母亲带着小企鹅向大部队赶去。

看到了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用她最大的努力让我朝着有光的出口走去，从来都没有一丝的犹疑。

尽管一路上我也拥有无法逾越的高山，但每一次我不至于对所有的事情都报以否定，这就是家带给我的力量。

我是一个勇敢的小孩，我也拥有一个勇敢的妈妈。

影片的最后留下一句话:愿每个勇敢的小孩都能被温柔以待。

当时我就在想那那些不勇敢的小孩呢？

像赞恩的妹妹，像那些不敢反抗，或者是无力反抗的小孩呢，难道她们的伤口就只能掩埋？

世上的孩子各有不同，但每一个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文 章：进羽公众号：进羽（如果觉得写得不错，可以点赞或者关注，希望想法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没想到《何以为家》会在中国大陆公映，更没有想到影片上映几天后，在没有大IP也没有明星加持的情况下，单日票房一路走高，坐稳了档期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何以为家》作为一部文艺片，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的超级大片的狂轰滥炸之下，仍然能够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影片本身质量过硬外，影片所带来的社会议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部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到无比揪心的作品向每一对父母提出了如下两个尖锐的问题：生儿育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为人父母？

有人说，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

但是，过度的非理性的生育却带来了“人权的灾难”，当今全球的极度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高贵的”生育权被“滥用”所带来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被我们的邻国超越，原因就在于当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这个邻国却无限地“生生生”！

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好比自由是基本的普世价值。

从人类社会的契约来看，没有绝对的自由，生育权也应该有其“边界”。

自由的“边界”可以通过法律来划定，生育权的“边界”虽然也有通过法律来划定的案例，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难以推行——上文提及的那个“生生生”的邻国，也曾有政党提出生育限制政策，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却让其无法真正推行。

由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对于某些民族来说，“生生生”甚至可以成为女人存在的唯一价值。

你可以说这是对女性权利的冒犯，但反过来说，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所谓的“女性权利”是对他们民族的极大冒犯。

对于《何以为家》中的赞恩的父母来说，以上关于生育权的讨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至少，在被儿子告上法庭之前，他们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们毫无节制毫无理性地“生生生”，几乎是出于本能。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本能之外，还有（经济）能力、责任等社会属性。

他们像动物那样“生生生”，却让他们的孩子过得连动物都不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禽兽不如”。

更可怕的是，“禽兽不如”的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此的“禽兽不如”，甚至被儿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还是那样的麻木不仁、自以为是。

在法庭上，赞恩的父亲说：“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有什么错？

”而赞恩的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凭什么批评我？

”是的，赞恩的父母一生都是“奴隶”。

但斯巴达克斯的故事、美国废奴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奴隶也应该有“自我修养”，这样他们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

赞恩的父母甘为“奴隶”，可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他们是活在远古的奴隶制时代，还是十九世纪？

他们生而为“奴隶”，是他们的悲剧，而他们疯狂地制造更多的“奴隶”，以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来看，他们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他们是“有罪的”。

如果说赞恩也是“奴隶”，那么，他已经是一个觉醒了的“奴隶”，是一个有了“自我修养”的“奴隶”。

他绝不会像他的父母那样，继续制造“奴隶”。

从他对妹妹萨哈的“爱”和他对约纳斯先生的照顾来看，他已经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长为一个人了。

“制毒”是赞恩的父母的谋生手段之一，他们“制毒”的时候，从不顾忌“小奴隶们”的存在，他们甚至让懵懂世事的孩子帮他们“制毒”。

所谓“虎毒不食子”，他们却让孩子们从小埋下“毒根”，真可谓最毒“父母心”了。

赞恩独自照顾约纳斯先生走投无路之时，他也“制毒”，但小小年纪的他，竟然懂得让约纳斯先生“闪开”，真是让人心疼得泪目。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影片中赞恩的父母固然可怜，但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的可恨之处远甚于其可怜之状。

《何以为家》去年五月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后，成了国际影坛炙手可热的影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上映了，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但可以想象得到，绝大部分像赞恩父母那样的父母大概是不会去观看这样一部影片——生活在“地狱”的人们也许并不需要通过银幕去了解“地狱”，正如他们在现实中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审视。

我相信，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大多是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或者准备成为负责的父母的人们。

而观看了影片之后，他们可能在对待“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加审慎，他们的生育意愿甚至可能降低。

世界就是这么荒谬，有“潜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的人们不愿意多生或者不愿意生，而没有意识到“责任”的人们却在“生生生”。

在这样的生育格局之下，世界的颜色和权力结构也将发生巨变，人类身上也可能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怕现象，而人类文明或许会倒退到中世纪甚至更为黑暗的时代。

赞恩本人与影片中的角色同名，而且，他也是一名小难民，他在影片中的令人惊艳的“演技”其实是本色演出。

赞恩因为出演了这部影片而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赞恩和家人共同移居挪威，从此远离了“奴隶的人生”），但绝大多数的难民可没有他们那么幸运。

任何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是有选择性，所谓“普渡众生”只是一句理想化的漂亮口号。

生而为人，我们确实天生拥有生育权，但如何理智地负责任地去行使我们的生育权，是每一对父母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希望每一对中国父母都能够去看这部《何以为家》，不是去看赞恩“卖惨”（他不“卖”，他是真“惨”），而是去给自己一个“警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家”，不如，别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作为一个父亲，我大概只能努力独善其身。

《何以为家》由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导演。

在《何以为家》之前，娜丁·拉巴基自导自演了《焦糖》（2007）、《吾等何处去》（2011）等在国际影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何以为家》和娜丁·拉巴基之前的作品不同，它的主要演员大部分是非职业演员，而且所演的角色与其自身身份有较大的相似性。

对于娜丁·拉巴基来说，《何以为家》是她创作生涯的一次“朴素转身”。

中国大陆公映的版本与原版相差9分钟。

《何以为家》中并不包含所谓的“敏感内容”，中国大陆公映版之所以少了9分钟，据说是片方为了控制片长以争取更多排片所作出的决定。

删掉的9分钟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一个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配角的戏份——那个“蜘蛛侠”老人的戏份。

2018年5月，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迦百农》）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评选，成功摘得评审团奖。

在去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导演娜丁·拉巴基曾携《何以为家》男主角赞恩·阿尔·拉菲亚来到上海与影迷见面《何以为家》就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同到场与影迷交流的还有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会主席弗雷茂。

这部戛纳获奖影片曾在沪上引发极高的热度，一票难求。

近日，她第二次受上影节邀请来到上海，与观众分享了该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同时，《何以为家》将于近期在中国国内上映，敬请持续关注。

导筒专访《何以为家》导演娜丁·拉巴基

何以为家Capernaum导演:娜丁·拉巴基类型:剧情制片国家/地区:黎巴嫩/法国/美国《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影片讲述了一个12岁男孩Zain的艰难历程，他状告父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够好好的抚养他。

故事也就此展开，在历经生活磨砺后，Zain开始对他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除了困苦艰辛之外，Zain生来就没有任何身份。

这部影片通过讲述Zain的奋争故事，希望为所有没有获得基本权利保障、缺乏教育、健康和爱的人们而呐喊。

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

1974年生于黎巴嫩，导演兼演员。

1992年，她在贝鲁特通过了学士学位课程的考试。

她在位于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IESAV）获得了试听研究专业的学位，并于1997年导演了其毕业电影作品《11RuePasteur》（巴斯特大街11号），1998年，该影片在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举办的两年一届的阿拉伯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短片”奖。

2007年，她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Caramel》（焦糖）的故事情节围绕阿拉伯世界妇女所面对的禁忌展开。

2011年，在她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WhereDoWeGoNow?》（吾等何处去）中，她所重点关注的主题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有关。

她所执导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同时也在全球各地的众多电影节中屡获大奖，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电影节、卡塔尔多哈翠贝卡国际电影节、比利时那慕尔法语电影国际电影节，等。

2008年，法国文化交流部授予纳迪•拉巴基“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采访正文导筒：您即将出任出任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评审团主席，您对今年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娜丁·拉巴基：我期待看到多元的、惊喜的影片，但不喜欢“jury”，”judge”这些词，不太希望看到一些评论体现出对作品标准化的评判，要尊重不一样的创作视角和风格。

娜丁·拉巴基导筒：许多如戛纳、威尼斯、柏林等成熟的电影节正在通过签署5050×2020承诺来实现性别平等，去年也有许多女性导演的作品在戛纳亮相，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做出怎样对应的举措？

娜丁·拉巴基：我没有觉得自己作为女性导演和男性导演存在什么差异，当然了，这本身就是艰难的职业，我觉得自己始终拥有强大的自信心。

在黎巴嫩电影行业里，女性电影工作者比例甚至远高于男性。

2018年戛纳电影节，82名女性以5050x2020集体组织亮相，这个数字是戛纳官方比赛中曾入选的女性总数，而男性数字为1688。

女演员凯特·布兰切特和女导演阿涅斯·瓦尔代用英文与法文宣读这份促进一书中的性别平等宣言。

导筒：您觉得作为演员「出演」电影还是「导演」电影，哪一样对于你来说能带给你更多满足感或者说更多的能量？

娜丁·拉巴基：我想是作为导演的责任感，要认可电影拥有改变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它会影响一个人自我与个性的树立和改变，要愿意去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娜丁·拉巴基（中）出演《吾等何处去》中导筒：《何以为家》是围绕一个12岁男孩Zain的艰难生活历程展开的，这样充满写实感的故事一定有很强的现实基础，你如何评价现实与电影的关系？

娜丁·拉巴基：我们必须研究现实，我们无权编造故事。

我觉得有责任帮助别人更多了解现实。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导筒：你如何评价你的祖国黎巴嫩目前的电影行业现状？

你个人创作还会继续关注祖国吗？

娜丁·拉巴基：「Lebanon,Lebanon,Lebanon」我目前的几部作品都是拍黎巴嫩，现在和将来也还是会拍黎巴嫩。

我在国际上略有影响力之后，也依然base在贝鲁特，两个孩子也在贝鲁特成长。

黎巴嫩目前在国际上知名的导演除了娜丁·拉巴基，另一位也是提名奥斯卡、《羞辱》的导演齐德·多尔里，1963年出生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就读于贝鲁特的法国学校。

在18岁黎巴嫩内战期间移居美国，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后拍摄过音乐录影带、电视和专题片。

曾以助理摄影师身份参与过《低俗小说》、《落水狗》和《杀出个黎明》等影片的制作。

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回到黎巴嫩贝鲁特从事电影制作。

导筒：您从作品推出的频率上来说不是一位高产的导演，下一部的作品有没有在筹划中？

是关于什么方向的？

娜丁·拉巴基：我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新片的计划和想法，但是一直在做一个纪录片，去年就开始了。

我带着小男主角在来上影节的时候，就全程拿着自己的手机拍他，包括走红毯，参加展映...我想看到电影为他带来的变化和成长，已经拍了很久，到现在还在处理，因为素材非常多，剪辑有很大的难度。

导演娜丁·拉巴基和小演员赞恩导筒：你如何看待工业化的电影拍摄流程和个人创作的关系？

娜丁·拉巴基：当你要拍一个电影，不一定要去遵循已有的工业流程和所谓的正统拍摄流程，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故事和所处的环境，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拍摄方式与拍摄流程，要自由！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导筒：你有喜欢的中国电影或导演吗？

娜丁·拉巴基：我很喜欢《花样年华》，我的作品其实非常受到这部片子的影响。

王家卫《花样年华》 (2000) 剧照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导筒：你的作品即将在中国公映，有什么相对观众说的吗？

娜丁·拉巴基：中国是第一个我为了影片跑来宣传的亚洲国家，去年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第一次，这次学堂是第二次。

前段时间韩国发行我没有去，很开心因为上影节的邀请再次来中国，我的作品近期就要在中国上映，也请大家期待。

内容来源：庄溦寰、郭如冰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娜丁·拉巴基大师班纪实嘉宾对谈娜丁·拉巴基：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导演舒浩仑：导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舒浩仑：这部电影的想法怎么出来的？

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经历？

拉巴基：黎巴嫩现在有一二百万的难民，其中有很多流浪儿童，我希望能够从电影角度为此做点什么。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在土耳其海边有一个死去的小孩，那张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非常广，所以我想，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

这就是这部电影开始创作的起点。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舒浩仑：听说拍摄前，你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实地调研？

拉巴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实地调研，去监狱和很多地方。

我不能在创作中用想象来描绘他们的生活，所以就去实地调研。

调研差不多做了三年，2013年到2016年的时间。

舒浩仑：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真实，看到里面有非裔成人把小孩放在超市的拖车里面，我觉得像我妈去超市的拖车。

除了小孩以外，其他演员也都是非专业的普通人吗？

拉巴基：所有人包括孩子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房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选取演员的方式也不是通过面试，而是直接去找到他们，他们觉得合适就来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舒浩仑：在座有很多学习电影拍摄的学生，非常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拉巴基：整个拍摄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从故事剧本开始，就没有像一般的专业拍摄那样按部就班。

我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

我们是没有剧本，而且很多人也不认字，就是文盲，所以看剧本也没有太多用。

演员到了现场以后，大致给他们讲一些剧情，他们开始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给他们指示。

这些非职业演员每一次讲的也不一样，所以后期的剪辑过程是非常大的挑战。

舒浩仑：这样的拍摄其实是纪录片的方式，但是布置和结构是非常完整的，这很有特色。

拉巴基：我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说以纪录片的方式要得到目前的成果，最起码要五六年，因为生活五六年才会有相对质的发展。

所以这部影片里，包括现场、光、演员，甚至是墙上小孩的涂鸦，都是真实的，监狱也是真实的监狱。

包括我们很多的拍摄，演员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拍电影。

观众提问观众：你们在调研以及在跟演员的接触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拍摄上的调整。

所以就故事内容层面，你们做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拉巴基：如果你对这个剧本非常了解，你肯定知道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因此，你不用太多担心。

当然的确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写，第二是拍，第三是剪辑。

第一次粗剪出来的影片是12个小时，就是6倍的时间，后来剪到了2小时。

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小孩打电话，最早的时候，剧本只是几句对白，但拍摄的时候，这个小孩完全用他自己的习惯在表演，后来我们就把他的话剪辑为了台词。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场景在一个鱼市场，我们跟小孩说，你现在很饿要去市场，也没有说怎么做，他们就去了，摄像就跟着他们走。

有意思的是，卖鱼的人好像知道我们在拍这个小孩饿了想吃东西，于是他们主动就把刀鱼给了他。

其实导演也没有跟卖鱼的人说要给他，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觉。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观众：非常敬佩导演，您是怎么指导婴儿和小孩的？

拉巴基：指导小孩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经验，因为这些小孩没有受到过任何社会规则的教育，或者是外界的影响，他们很多反应其实是人类本能的反应。

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去反应，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但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有的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才会等到想要的，你要一直跟那个小孩走。

我的女儿年龄跟电影的主角一样大，所以基本上我也能知道这些小孩的直觉反馈。

观众：在电影里面你扮演了律师，我好奇这是一个想让自己演一把的巧合，还是生活当中也想像电影里的律师一样保护这些小孩？

拉巴基：其实最初调研的时候，就有一个律师的角色，在整个影片里面，所有人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角色，唯一我不是，感觉就有点不真实，就有点假，所以我把律师的角色尽量演得更像平常人一些，不要给人很严谨的感觉，那样反而不真实。

娜丁·拉巴基《吾等何处去》(2011)对我来说，除了影片的信息和内容外，还包括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为了更真实地展示社会问题，尤其是孩子们丧失了他们的基本权益这一问题。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另外，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我也想分享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拍电影不一定要循规蹈矩，我们能采用不一样的方式，更自由地做电影。

我可以用6个月来拍摄，2年来剪辑，3年来考察，我们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来拍摄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小制作的电影，我们几乎是在家里完成拍摄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所以我想和学生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同一种方式，不一定要按照传统的电影拍摄方式，我们可以更自由更有冒险精神。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用了各种方法来让它呈现得非常真实——和非专业演员合作，不给他们台词，用自然光和真实场景，从不打断真实正在发生的等等。

这是不同的拍摄方式，我不是第一个，之前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之后也会有。

所以我想和学生和电影人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一样的方式。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对我和拍摄团队来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见这部电影如何改变人的生活。

现在赞恩在挪威，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

我们拍电影时，他还从未上过学，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

现在他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始了他的童年。

电影中所有的儿童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流落街头的孩子，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学校了。

虽然这不是我个人改变的，但是情况确实在改变。

所以对我来说这真的是最大的收获，我一直希望电影能带来一些改变，而改变正在发生。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我常常觉得拍电影很困难，但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女导演而感到困难，我从来没有这种恐惧，也不因为作为一个女人而感到脆弱。

因为人们并未感受到这种恐惧，我也从来不会表露这种自信的缺乏。

人们通常觉得阿拉伯世界的女人不敢表达自己，但相反的是，在黎巴嫩的电影业中女性更多，至少男女一样多，也许是因为我们共同热爱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