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犯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成功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正如结局里犯人所说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你编造的，要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美好就好了。

编造所谓的真相，无法直视自己罪行的美好故事，为犯人开脱的措辞，这些都是律师的工作。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仅仅工作，仅仅是为了胜利。

那么犯人不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和律师为了工作的胜利幻想出的美好故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但是，即便他是犯人，至少我还能从那句 「他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的愤怒，信件中的温柔，以及和广濑铃合照里的微笑之中感受到他是并非完全是个恶人。

而嫌疑人却又是一个塑造得极其丰富的角色，他残忍（杀掉另外几只金丝雀）却又温柔（放走一只金丝雀，造坟墓），而这些塑造为后续一切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于是，将这些与后续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停的说慌，才能让法官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这种让观众极其摸不着头脑的行为便是他温柔一面的体现。

当某一天广濑铃迫不得已说出真相时，由于嫌疑人说了太多的谎话，所以无法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驳回并审判他，才能让广濑铃像她放走的金丝雀一样，虽然无助，随时可能自生自灭，但却得到了一丝自由的可能，以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而嫌疑人对广濑铃的感情，说不定来源于自己坐牢三十年从而对女儿的愧疚。

广濑铃的角色，或许是受害者，或许是凶手。

究竟是否真的被侵犯，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她对母亲和父亲，是带着恨的。

对母亲的恨体现在，她想要远离家，考去北海道，将母亲一人丢弃在家。

原因究竟是因为母亲做黑心食品，还是对父亲的侵犯无所作为，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万步，我们假设，父亲侵犯她的事是一个谎言，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对父亲的恨--就算死了也要抹黑他，因此必然有他的可恨之处。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也给观众对于嫌疑人一切行为动机的理解上带来一些说服力，至少，在接近影片结尾处一段杀人的片段里将广濑铃和嫌疑人叠在一起的蒙太奇的表达，也能够理解到导演所传达的意图。

最终她没有给法官说出侵犯之事，坐在黑暗之中的她，其实也是参与审判的刽子手。

毕竟，观众和福山雅治都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其实犯人的杀人动机与广濑铃无关。

因为观众的视点几乎全片与福山雅治的视点所统一，我们观众和他一起思考，前进，却又被骗的团团转，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获得了真相，可眼前却只是一片漆黑。

而福山雅治的动摇，是因为他也身为人父。

当所有人都如福山雅治一样，开始以为嫌疑人是为了广濑铃而牺牲自己时，却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顺带提一下，大家很疑惑的，最后从法院里出来时，福山雅治摸了摸自己的脸的原因仿佛是想说，他的脸上也好似粘上了鲜血 （与前面广濑铃和嫌疑人杀人片段相呼应）其实他也是参与审判（杀死）嫌疑人的凶手啊。

嫌疑人和所有人一起，杀死了自己。

「第三度杀人」正意为此。

总结起来说，或许导演仅仅是想借这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剧情与情感表达，来告诉大家其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个人，也不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待一个人。

就像被害人的妻子一样，刚出场时候的楚楚可怜，到后来渐渐露出另一面目。

但是她真正的面目究竟是如何呢？

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回过头想想同为福山雅治出演主角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结局--知道了真相，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那么又究竟有何意义呢？

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

最终不过是被别人审判生死。

就像握在手中的金丝雀一样。

渴望生命，反抗，却又无力。

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或许也正是想说，真相是什么，生死究竟应该被谁决定，其实，他也不知道。

还不如将一切蒙在鼓里。

就像役所广司所说的一样，只不过是一具空壳。

一切终究是站在十字路中间的迷茫。

最后，引入是枝裕和自传书「我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讲述「无人知晓创作初衷」的一段原话：「不是一翻两瞪眼的黑白对比，而是渐层的灰色记述世界，没有英雄也没有坏人，只是翔实描绘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性价值观的世界，我想我应该有贯彻到最后吧。

」十几年后，他依旧贯彻如初。

再综合起是枝裕和对于纪录片和电影的理解，个人总结起大概意思为「真正有意义的影片，不是在播出的过程中不断灌输给观众已经得出结论的信息，而是让观众根据视觉的带动而思考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与这样的作品相遇之后，最终才能丰富自身，也能丰富个人。

」在这神奇的日子庆祝一下是枝裕和导演拿下金棕榈，作为死忠粉，真是十分开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够更好，也希望「小偷家族」早日登录大陆院线。

今年的日本电影学院奖，被一部片子包揽了六项大奖，而且都是重量级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剪辑。

导演是枝裕和，日本青年一代最不可忽视的导演。

他是世界级电影节的常客。

《距离》《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四部代表作品，均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尽管未能斩获大奖，但也创下过历史记录——《无人知晓》年仅14岁的主演柳乐优弥，凭借这部作品成为了戛纳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

在日本奥斯卡上大杀四方的作品，就是是枝裕和的新作《第三度嫌疑人》。

该片同样登上了国际大奖的舞台，得到第74届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片名乍一看很难理解，其实是指围绕真凶动机与犯罪事实与否的三次反转。

《好莱坞报道》给出好评：“虽然不像《比海更深》，有着日本导演对家庭题材敏锐细致的观察，但在思想的澄澈与画面的精致上，它表现了是枝裕和一贯的高水准。

”与其在官方评价上获得的好口碑相比，观众的反响不容乐观。

IMDb6.8分，豆瓣评分7.0，评价以绝对量集中在三星四星。

如果说，造成这样评价分化的原因，有可能是文化隔阂造成的，那么日本雅虎电影的评价则更能说明问题。

3.6的评分，其中大部分好评给了“配役”一项，即演员表现，而这也是国内观众大为赞誉的一点，“物语”（故事）则以较小的差异五项垫底，看来本土观众也并不喜欢它的故事。

故事为什么这么不讨喜？

因为作为一部悬疑片，它把案情讲得模棱两可，不清不楚。

依靠嫌疑人推翻供词制造反转的悬疑片=====剧透预警=====主角是律师重盛（福山雅治饰演），他要为他的委托人——一个供认不讳的杀人犯三隅（役所广司饰演）辩护，最大限度减轻他的刑罚。

三隅被指控杀害的是他的老板山中，他在河边将其杀害后盗走钱包，并一把火烧了尸体。

开头三隅火烧尸体。

这位委托人极其麻烦，他不仅不断推翻自己的供词，还会在不知会律师的情况下向媒体爆新料，第一任辩护律师摄津疲于应对，没办法才请来了重盛。

前面提过，《第三度嫌疑人》的意思就是，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和真实与否的三次反转。

最开始，他说，他杀害社长的原因需要钱去赌博。

重盛问，喝酒了吗，喝酒前想杀的还是喝酒后想杀的。

他答，喝酒后一时冲动。

摄津一脸已经见怪不怪的表情，淡定问：“咦，上次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很久以前就想杀他’？

”问到最后，还浮现出嘲讽和无奈的笑。

三隅无辜又茫然：“是这样吗？

”

摄津：看吧，开始精分了。

经过一番调查，重盛决定把辩护方向定为“杀人与盗窃”，推翻检方“抢劫杀人”的指控，因为“杀人后顺走钱财”比“为钱杀人”罪孽轻，杀人的理由则往工资纠纷上推。

注意这里的用词：推。

重盛并不关心真相如何，动机、真凶、嫌疑人的内心世界，一概不是他这个辩护律师需要了解的。

只要在成功率高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是他这个律师的实力表现。

重盛用过来人的神色教育后辈。

本来胜券在握了，重盛却被精分怪三隅的突发行为，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一次反转来了，三隅的供词从激情杀人变为受到委托的计划杀人。

三隅自作主张向媒体爆料，杀人行为是受到了社长夫人委托，目的是骗保险。

虽说对这种擅自决定的行为，重盛感到头大，但出现了个主凶，更有利于辩护了，经验丰富的重盛不带任何被戏耍的情绪，火速展开新方向的筹备工作。

检方对他这种唯利是图罔顾真相的做法不以为然，重盛像听到笑话一样笑了。

左边后辈的表情耐人寻味。

重盛在调查中发现，受害人山中的女儿受到父亲性侵，且和三隅关系匪浅。

第二次反转是因为重盛，他打算再次变更方向，由受委托杀人变成了为正义杀人。

山中的女儿咲江承认了一切，并表示愿意为了减轻三隅的刑罚，揭开自己的伤疤。

重盛推测，三隅因为30年前就犯下过杀人罪，而被女儿疏远，他将咲江当作女儿的替身，产生了移情心理。

于是，为了解救咲江，他杀了山中。

第三次反转紧随而至，三隅忽然满含热泪，说他没有杀人。

从容澄清到激动自证，这一段役所广司的演技很养眼！

他说，警察告诉他不承认会判死刑，承认了还有希望判无期，摄津也如此诱导。

他多次说谎，让重盛已经难以接受这样的重磅消息，但一路以来的调查，隔着时光见证了他对女儿的牵挂，通过咲江感受到了三隅内心的纠葛，他已经开始相信这个人有苦衷，开始同情、理解三隅。

矛盾来了，在公开承认凶杀之后再反悔，将对辩护极为不利，不仅没有希望翻案，还可能直接判死刑。

但三隅激动地坚持，他没有杀人。

两人贡献了本片最有张力的场景之一，隔着玻璃，重盛的内心撕扯、三隅的无助孤独，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撞击。

“你是我的委托人，我尊重你的想法。

”三隅突然执着于真相了？

不一定。

重盛问：你是为了不让咲江出庭才改的供词吧？

三隅没有给出肯定回答。

抢劫、财产纠纷、受委托、替天行道、没杀人，五个可能性，最后真相如何，是枝裕和没说。

一部悬疑片，有悬念没收尾，绝对是不正常的，大多数对故事的不满就来自于此。

针对留白与社会问题探讨，评价两极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目的或许是让观众把关注力从案件真相转移开，转而关注他大力铺垫的那些命题：法律、人性、生命的价值……比如在重盛说可以把动机向工资纠纷上推时，对于仇杀比为钱杀人罪更轻，助手感叹：“法律真是不可思议。

”

重盛的表情一副习以为常、理所应当。

比如关于杀人犯该不该死、性侵女儿的父亲该不该存活于世，三隅、重盛、后辈律师等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那种人不存在，你说的没有被生下来才好的人。

”面对这些，中国观众内部的评价，就像日本奥斯卡和日本雅虎用户一样，分化成意见完全相左的两极。

并且，这种分化呈现出了奇特的现象：把它贬到地心的，多数也下不了狠手，给了三星；夸上天的，多数只给四星，无法豪气地打个五星满星。

没有明确结局——讨厌的说：悬疑片失格，故弄玄虚！

喜欢的说：重要的是作者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了。

节奏慢——讨厌的说：拖沓，快睡着了。

喜欢的说：高级，徐徐渐进。

最好的评价和最坏的评价，同时给了这部影片。

片子到底怎样，倒不是没法评价。

既然是社会派悬疑，就从社会派与悬疑两点看的确，诸如“人性”一类的高大命题，总是被拿来给糟糕的故事遮羞，如果只是蜻蜓点水式带出高端的概念，却没讲好一个故事，那么这个东西既不深刻也不精彩，差评是必然。

首先，《第三度嫌疑人》的故事表现，前面已经说过，作为悬疑片，它不清不楚的结局令人不满。

但也有精彩之处。

一个说谎精，连面对自己的律师都不坦白，律师与被告人、律师与检方，两方的冲突都足够精彩。

接见室最后一场戏，重盛和三隅重影对话是本片广受赞誉的画面。

更何况，如果故事的悬念制造得不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对于模糊的结局感到愤怒。

可以说，在故事上，它成功勾起悬念，制造了足够的矛盾，但最后的收尾不如人意，这是个硬伤。

这里要分清“没有真相”和“不讲出真相”的区别。

悬疑片无论有多少次反转，最终应该要有一个真相，哪怕这个真相最终没有直接讲出来，也会提供了大量线索供观众讨论、推理，并得出一个相对广为认可的共识。

《第三度嫌疑人》不是，它如果暗示了一个结局，哪怕在观众中激起唇枪舌战，它都履行了一个悬疑片的义务，但“没有真相”则是悬疑片失格了，不怪那么多观众觉得故弄玄虚、暧昧不明。

故事说完，那么问题只剩一个：内核够不够有料。

一般来讲，内核表现得好，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提出少有人思考的问题，一种是把常理讲得扣人心弦。

前者在于先见和睿智，后者在于观察和细腻。

《黑镜》备受好评的故事多属于第一种，是枝裕和一贯属于第二类。

《第三度嫌疑人》是是枝裕和的转型之作，此前，他的作品以家庭片居多，并且以其温柔治愈的风格、细致入微的体察、毫无匠气的叙事，在家庭片中自成一派。

他的故事都很简单。

《海街日记》讲述的，是三姐妹接纳并养育出轨父亲与小三的女儿，四个人的日常生活。

《比海更深》的主角是一位落魄中年作家，因为贫穷妻离子散，在一次难得的团聚中，一家人的感情再度碰撞，最终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生活在继续。

他的故事也沉重，但沉重得接地气。

《海街日记》，以父亲的死开始，邻居的死结束，关于人生的思考，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升华，一部电影像人的一生，走到最后一切都澄澈轻盈。

四姐妹感叹：（爸爸）这一生过得真好。

深刻吗？

不深刻，但多数人的一生就是沉重又稀松平常。

《比海更深》的主角设定，注定了基调是人活一世的辛苦，是种种力不从心，也仍然是是枝裕和式的举重若轻，把一个严肃、悲天悯人的话题落在了轻巧的携手家人继续普通的生活。

转型，转的是题材，但导演的思想与表达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创作者，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里毫无意外地注入思考，这回不同的是，他没法再做他擅长的举重若轻。

人性、死刑、法律，个个都不是可以落到地的东西，它们一旦被提及，必然走向严肃、深沉。

有没有天生该死的人，性侵女儿的父亲，法律和人情的平衡，他抛出一个又一个概念，但在任何一个普世问题上，给人带来全新的思考。

这些都走出了是枝裕和的舒适区，结果是枝裕和失败了。

有人说，这部片子是没结局的《嫌疑人X的献身》。

不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沉重到底来源于最日常的情感，我们想到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是枝裕和是杨德昌的推崇者，纪录片导演出身的他第一部作品就是关于杨德昌，他也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杨德昌的崇敬。

是枝裕和执导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的很棒。

” “80年代，我大学毕业时，正好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杨德昌的《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电影出类拔萃，我感到他们作为亚洲导演，竟然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而当时在日本的同时代，并没有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导演。

当时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一个杀人案，带出一幅社会画卷。

《第三度嫌疑人》也想用一个杀人案，勾勒出日本社会的种种面貌。

可惜，不了解那个年代台湾的人，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脑海中有了画，不了解日本的人，看完《第三度嫌疑人》，却说：“都是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总结起来就是，死刑、法理与人情、性侵，这些哪一个地方都会有的思考，是枝裕和既没有针对一个普世的问题给出全新而冲击灵魂的答案，也没让它落到日本的根。

种种不佳的表现，直接体现在观众的评价上。

不满模糊结局的。

因为人性等宏大命题没有做到以上说的两点——全新思考或落地生根，观众根本不买深刻的账。

当然，也有人难以掩饰对此片的喜爱之情。

有人偏爱是枝裕和表达些什么的初衷，有人认可是枝裕和的观察和共情能力。

这也不是全无道理。

在表达内心世界和观察共情上，是枝裕和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些主要体现在了家庭部分。

《第三度嫌疑人》的家庭部分一如既往的突出，用一个简简单单的明信片撑起了全局。

重盛的父亲是个法官，30年前三隅犯下的案子，正是重盛的父亲审判的。

三隅在山中案之前，给重盛父亲寄去了明信片，上面描述了他与女儿在雪地玩耍的场景。

三隅寄给重盛父亲的明信片。

然而他的女儿早就离开他了。

与他一起雪地玩耍的，是被他当作女儿替身的咲江。

咲江与三隅没有一场对手戏，但一方愿意为对方剖开伤疤上庭作证，一方为了不让对方被架到舆论的解剖台上，自愿走向死亡。

其中，还有不少关于咲江与隐忍的母亲的冲突，咲江对父亲的恨意表达，也令人动容。

可以说，是枝裕和难以掩盖他在其他严肃问题上的无力，但却用他最擅长的家庭部分，挽救了整部电影。

糟糕的是，他最想表达的是前者，以至于整部电影的观感十分割裂，好的地方真好，差的地方也真差。

更糟糕的是，这是一部悬疑片，最出彩的地方却是家庭伦理。

值不值得看需要你自己判断，只能说，从观影过程到观后回想，整个人都被是枝裕和不稳定的表现，折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那些不忍狠批的三星和不敢可劲儿夸的四星就是证据。

成功入围第79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日本电影《第三次杀人》，是由是枝裕和执导的心理悬疑片，福山雅治饰演律师，役所广司饰演杀人案中的被告，广濑丝丝饰演受害者的女儿。

这是是枝裕和1995年凭《幻之光》获得金狮奖之后，时隔22年再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9日结束并揭晓最终奖项，《第三次杀人》是否能够再次擒获金狮将是很大的悬念，而无论结果如何，影片将于影节结束的当天在全日本公映，同时面对日本本土观众的审视。

昨天，为影片上映以及冲刺威尼斯造势，东京银座苹果店邀请了影片导演是枝裕和与人气编剧坂元裕二（出品《东京爱情故事》、《最高的离婚》与《四重奏》）以“透视”为主题进行了对谈，两人就《第三次杀人》与《四重奏》的相关性展开了交流。

坂元裕二问是枝裕和：演员是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考虑了吗？

“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是枝先生呢？

”“基本上是声音，根据声音去写”，是枝裕和导演这样解释用福山雅治演律师，役所广司演杀人犯时的考虑。

是枝导演说：“我不太了解役所广司的性格，所以我把他设定为杀人犯；但我很清楚福山雅治是一个相当聪明与开朗的人，我把他设定为一个好人的时候，就想要加上一点坏的地方，让人讨厌的地方，这样故事发展会比较有意思。

”还有，是枝裕和提到他第一次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杀人犯的神级演技时，完全被震撼到了：“看到役所广司先生表演的一瞬间，我一度有不安，这真的是我写的那个人物吗？

我再次审视了剧本，我不觉得是我写了这个剧本，因为看上去这就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役所广司先生作为一个演员好到让我觉得恐怖的地步。

”坂元裕二也表示同意“在塑造虚拟人物的角色时，具有一定演技的演员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会爆发出相当有趣的演技，通过这些小小的积累，最后才会导出相当有趣的戏剧性。

”然后是枝裕和导演也向坂元裕二询问了他最近的作品《四重奏》：“怎么样看《四重奏》中松隆子的演技？

实际上，松隆子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是最厉害的，我想其实在电视上，她的能量是不太能够被释放出来吧，但是在这部戏中，她表现得非常好，在四个人中是压倒性的存在，这和她的背景悬疑很有关系，她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去塑造人物的吧”坂元裕二也大赞松隆子，“的确，松隆子是日本最棒的演员，她笑起来能够让人非常的安心。

”“松隆子是这样的演员，无论你给她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事，她都能非常准确的反馈给你，所以从一开始，我在剧本中就完全不需要为她而去特意怎么写。

”《四重奏》在播出时引起了网络上很大的话题性，是枝裕和问坂元裕二，“当时其他三个演员在剧集发展到后半段的时候，知道最后的结局吗？

”坂元裕二回答说，“谁也不知道，这点和《第三次杀人》非常相似。

”《第三次杀人》中役所广司扮演的杀人犯之谜，是枝裕和导演称“创作手法非常意外，从某种角度而言，非常类似于《四重奏》中塑造谜一样的松隆子那样。

”事实上，是枝裕和曾经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中称自己早就是坂元裕二的迷弟，非常关注并喜欢他的作品，他此前曾拍过一部名为《DISTANCE》的电影，讲述奥姆真理教地下铁沙林事件后，作为加害者的教徒遗族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

但他拍着拍着发现无法驾驭这个议题，就搁浅了。

当他看到坂元裕二2011年的电视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时，发现坂元裕二把他做不到的事情以电视剧这样的载体完成了。

《第三次杀人》这是一部以法庭为舞台的心理悬疑片，求胜心切的律师重盛（福山雅治扮演），作为辩护律师为杀人嫌疑犯三隅（役所广司扮演）进行辩护，三隅在30年前曾经有过杀人前科。

这次被指控他杀死了解雇他的工厂厂长，并且纵火烧尸。

三隅自己也认罪了，并且认为直到死他也不能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桩必败的辩护案件，但是当重盛面对三隅这个人时，总是觉得一定有隐情，三隅杀人的动机太不充分了，他为什么要杀厂长，他真的杀了厂长吗？

当重盛将目光转到三隅身边的关系人之后，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解开理清之后，事实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法庭心理戏。

影片的其他演员包括广濑丝丝、满岛真之介、市川实日子、松冈依都美、桥爪功、齐藤由贵、吉田钢太郎等。

影片已经入围今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角逐金狮奖。

日本公映时间为9月9日，日本院线当天与之对决的影片是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而黑泽清的《散步的侵略者》也是同一天上映。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

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

今天所见，可谓震撼。

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

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

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

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

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

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

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

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

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

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

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

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

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

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

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

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

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

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

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

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

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

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

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

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

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

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

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

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

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

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

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

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按：是枝裕和《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对题材的突破之外仍与他的家庭电影紧密联系，家庭仍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由家庭出发，这部电影的指涉并不止于家庭。

《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近年来的家庭电影宇宙中算得上异类。

影片围绕着一宗抢劫杀人案的辩护展开，而最终嫌疑人的死刑判决反而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

故事的场景离开了是枝电影中贯常见到的一家人居住的小屋、随处可见的街道，转而落入发生凶杀案的河边、狭小的监狱律见室和森严的审判法庭。

电影中登场的人物，也不再是心有嫌隙又无法割舍的父母子女，而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嫌疑人、落入中年危机的精英律师和忧郁的遗属少女。

只是，说这部电影是异类，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是枝裕和对家庭问题的刻画与探讨。

恰恰相反，家庭仍然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之一。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电影对它的三个主要角色无一不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其所属的家庭：三隅高司，因年轻时的抢劫杀人案锒铛入狱三十年而致年幼的女儿孤身一人，从此没有往来，女儿说“这种人死掉就好了”；重盛朋章，中年离婚，女儿同妻子居住，自己忙于工作而无暇陪伴；山中咲江，父亲被杀，而其生前曾经强暴自己，母亲察觉却装作不知。

不难发现，这三个家庭，实际上聚焦了三组父女关系。

是枝裕和惯用对照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感与关系，远如《如父如子》中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抱错而养大的孩子与亲生而疏离的孩子，近如《小偷家族》中虐待由里的父母与将她“偷走”的“小偷家族”。

《第三度嫌疑人》中的三组父女关系，作为对照必有相似之处，其共同点便在于父亲角色的“失职”：无论是因工作还是因监禁而失其“位”的父亲，遑论对亲生女儿犯下兽行的父亲。

而这三组父女关系，又通过咲江父亲的被杀案产生了重合。

三隅被当年逮捕他的警官描述为“容器”。

放高利贷者欺压失业者，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的三隅却选择犯下杀人的罪行。

他的意识里仿佛已没有自我，只能选择装下他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隅妄想成为“上帝”——可以行使审判与制裁权力的“上帝”。

而三隅的狂妄，恰恰来自面对真正“上帝”的无力——也有像我这样，玩弄他人生命的人在吧？

有的话，想见他一面。

见到他，想对他说：‘不讲理！

’”“父亲，母亲，妻子也是，明明什么错事也没做却都遭遇不幸而死去！

但我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无情夺去亲人生命的三隅痛骂“上帝”的不公，对生活的荒诞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三隅的父母与妻子在整部电影中仅有此处提及，却是奠定整部电影基础的关键人物。

电影中还有三个属于家庭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角色，同样对电影的主题刻画有很大的作用：案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女儿咲江的施暴者山中，仅在电影开篇处展现其被杀害的场景，而通过重盛律师对真相一步步的探索，而补全其贪婪、邪恶的形象，进而猜测三隅（伪）“审判者”的身份。

重盛离婚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却不难从女儿结花的状态中推断出其恐怕也不是一位全然合格的母亲。

父母健在、生活无忧的结花，依然落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与咲江、同样从未出场过的三隅的女儿，共同作为其父母的“受害者们”。

因牢狱而失去父亲资格的三隅，却在偶遇咲江后，弥补了作为父亲的缺憾；痛苦于病态父女关系的咲江，也同样在这个男人身上，短暂获得了来自“父亲”的疼爱。

三隅小屋中共享的花生酱，纯白雪地上砌起的生日蛋糕，父亲的笑脸与女儿的笑声似乎可以净化过往的罪孽。

只是最后躺倒的两人一大一小宛若十字架般的身体，戳破了美妙的幻想。

对审判的怀疑与弑父的欲望正是他们背负的原罪。

“参与”这一梦幻的雪地游戏的，还有律师重盛。

在对与嫌疑人三隅来往密切的死者女儿咲江的“尾随”中，重盛无疑在她身上投影了自己同龄的女儿。

保护“女儿”的欲望更使他最终同意了三隅的无罪辩护请求。

但很明显，影片更想刻画的，是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这是贯穿电影、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二人的重合，发生在两层意义上，其一是父亲身份的重合，其二是对审判的观点的重合。

最初面对年轻律师时，重盛曾说“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在发现三隅与咲江的联系后，他试图从三隅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却被三隅以“比起直接对话，通过手传递的热量更能了解对方”道出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在寻找三隅女儿作为证人与对咲江的调查中，在审判之外，对三隅的父亲身份的理解是重盛个人意志所无法阻止的。

同时，在审判之内，两人也不断表达出对审判制度及其系统相同的观点。

由此，影片成功将镜头由家庭推移至审判体系。

三隅与重盛观点上的重合，最先表现在对生命荒诞性的思考上。

两人先后说出了几乎一摸一样的话：“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生命被挑选着。

”生命不会被事先征求同意而降临，也很少经本人应允后而结束。

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

而法律是人类发明出用以对抗荒诞的工具之一。

以法律保护善者，保护生命；以法律惩罚恶者，结束生命。

审判是民众赋予审判者的权利，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审判者代表民众成为“上帝”，以“正义”对抗荒诞性。

认识到生命荒诞性的两人，却站在了审判体系的对立面。

三隅是审判体系的破坏者，而重盛却是审判体系的拥护者，即三隅口中的“你们那边”。

两人的分歧始于三隅以自己的审判而非法律的审判对抗荒诞。

三隅对重盛说：你们那边有些事看见了也会装作没看见吧？

”曾经的（被）审判经历让三隅认识到了审判体系并不总是以正义为目标。

在真实的审判中，可能出现的是如果没有报销就放弃寻找求情证人，是不管事实如何先考虑减轻刑罚，是为了完成指标和节省经费可以放弃仔细求证强行推进审判程序。

而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也在（揣测）三隅与自己保护咲江的意志之下，放弃追求真相，以三隅的死刑判决达成审判体系的“正义”，与三隅共同成为了实际上的审判者，也让咲江验证了三隅所说的“这里谁也不说实话”。

审判体系自身，也染上了荒诞的色彩。

影片日语名称为《三度目の殺人》，直译为“第三次的杀人”，前两次指的是三隅的两次杀人事件，而第三次的杀人则是来自法律的“杀害”：……杀掉也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吧？

”“重盛先生那边不就这样在解决问题吗？

”“你在说死刑吗？

”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三隅的观点，自然是偏激而错误的。

审判体系尽管在“人”对“程序”的执行中产生了异化，但仍然是保持社会稳定、体现生命尊严进而对抗荒诞性最有效的工具。

而私人审判，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只是对司法正义的消极抵抗，难掩其无助解决荒诞性的本质。

是枝裕和曾在阐述自己的电影《无人知晓》时说： ……我不想讨论谁对说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

所谓的批判、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一旁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而是变成了对话。

同样的，孩子们也通过双眼观察着我们。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可以合理推断，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想做的也绝不是通过对审判体系的批判而提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想做的，也不过是讲述那些身处审判体系中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是站在哪一边。

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观察我们，在生命荒诞性与审判正义性对抗中的我们。

因而，即使后来重盛又说了跟三隅一样的话“（咲江父亲这样的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将这种转变作为导演的态度，而应将之放在作品的范畴内思考。

除了直接的语言表达，电影还通过象征和摄影技巧来表现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故事的设定中，三隅与重盛均出身北海道（后来咲江想报考的大学也是北海道大学）。

重盛得知女儿养的鱼死掉之后，告诉她“要好好地立个墓送它们走才行啊”。

三隅也为自己死掉的鸟儿立了墓。

但由于三隅对审判者的挑战（玩弄生命），他的鸟儿是在基于自己入狱后鸟儿无法独立生存这一判断上自己杀死的。

但他故意放走了一只。

能够生存下去吗？

或许可以将三隅放生的这只鸟儿视作咲江的象征，受到至亲之人伤害、过早认识到审判正义不足的女孩以后能够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吗？

大概三隅也希望鸟儿同咲江都能找到生存之路吧。

摄影上的“重合”也是该片别具特色的一点。

在监狱律见室中，分隔嫌疑人与律师的玻璃是比镜子更好的道具。

通过其反射与透射，摄影机可以同时捕捉面对面谈话的两人的表情与动作。

伴随着两人身份与观点重合的不断展现，两人在玻璃上的影像逐渐实现物理意义上的重合。

在深夜达成作无罪辩护决定时，摄影机垂直于玻璃板侧面拍摄而将玻璃板虚化，两人间几无隔阂而成为“同谋”；而在片尾审判结束后两人所能做的最为“敞亮”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影像的重合，几欲令观众起鸡皮疙瘩。

即便如此，最后三隅口中的真相仍是混沌不清的。

即使观众几乎可以判断出事实如何，也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确信。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审判正义在执行中产生了异化，现实中并不总能找到真相，电影也不妨将真相掩住真容。

“连父子都不能相互理解，更何况是别人的事。

”重盛父亲的话点破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本片间的窗户纸。

不如剪一段漂亮的蒙太奇，让站在审判体系十字路口的“重盛们”去思考如何前行。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

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

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

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

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

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

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

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

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

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

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

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

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

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

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

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

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

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

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

这一次的《第三度嫌疑人》，虽然是悬疑探案类型，但在大聪眼里影片依然很“是枝裕和”。

纵观是枝裕和以前的作品，电影的核心视角几乎放在家庭，格局虽小，但细腻而沉重，缓缓讲述人与人之间内心的那根脆弱和坚韧的纽带。

是枝裕和拿手题材是家庭剧，但家庭伦理剧很难拍好，因为家庭是每个人熟悉的组成部分，因为熟悉，所以没办法放进一点虚假的调料。

很多人对电影打低分，是因为抱着精彩刺激的犯罪类型片情绪去看的。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节奏慢到如静止，大量琐碎对白你来我往，简洁反复的人物镜头，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有些观众很不习惯甚至昏昏欲睡。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影片看到烧脑剧情，悬疑巨坑，紧张刺激的调度画面，恐怕《第三度嫌疑人》会让你大失所望。

影片讲述福山雅志饰演的重盛律师，接了一宗杀人案件，作为杀人犯的辩护律师，他要为供认不讳的杀人犯减轻罪行，能做到最好的判决，就是从死刑减到无期。

这位杀人犯三隅之前就有犯罪前科，巧合的是，当年帮三隅减刑的辩护律师，正是重盛的父亲。

重盛起初对案件只是公事公办，但经过好几次监狱探访的对谈，重盛发现案件的诸多疑点，从而把案件提升到了一个诡谲的气氛。

影片故事主线围绕着案件“真相”，真相是什么，在检察官眼里，证据就是真相，在辩护律师眼里，真相游走在情理和法理之间。

真相或许在每个人的视角，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就如影片中检察官说到：“要直面真相”，而重盛听完后轻蔑的笑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起凶杀案也陷入了罗生门，在重盛的不断深入调查，线索开始呈网状式展开，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更让人吊诡的是，杀人犯三隅最后推翻自己所有证词，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那种坚定的眼神，让影片所谓的真相，一下子悬在了空中。

这也让辩护律师三隅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不得不重新思考辩护的策略。

一连串的疑点一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得到答案，似乎是枝裕和也没有要交代清楚的意思。

在导演的访谈中，是枝裕和就对观众表示过歉意，抱歉把影片的凶手是谁没有交代清楚，但就对真凶是谁的线索也没体现到位，导致影片硬伤的地方不少。

或许是枝裕和本身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并不在于要把案件剧情细思缜密的描述清楚。

是枝裕和的强项在于，他不管拿到什么故事，都用那一贯静默的用第三上帝视角，温婉细腻的剥开人与人之间的内心世界。

《第三嫌疑人》的“三”，就有言外之意的意思。

整部影片都仿佛游离在案件本身，外壳是悬疑探案，实则为是枝裕和想借用这个外壳，挖掘出他最擅长的关于家庭，人性，社会制度的探讨。

原本影片中坚定有犯罪的三隅，在导演光影镜面寓意表达，以及富有诗意的对白中，观众渐渐开始模糊了“凶手”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模糊了法律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转而去思考“有些人是否出生就该死”的原罪议题。

透过是枝裕和多个富含寓意的玻璃折射画面，让观众一次次坠入真实的谎言谜团，到底真正凶手是谁，是三隅，是咲江，是死者妻子，还是另有他人。

伴随着“第一次杀人”，“第二次杀人”，到了最后的“第三次杀人”，是枝裕和用了一个梦境的影像方式，来表达对杀人真凶的人物转移，三隅和咲江，似乎对死者的死，都有不可逃脱的关系。

而在影片最后，重盛在走出法院的时，也意味深长的在他自己脸上擦了一下，和前面三隅和咲江擦去脸上血迹动作一致，这也暗示着死者的死，不管是加害者，关联者，制裁者，在这桩命案上，都有逃不开的责任。

死者的死，在剧情的抽丝剥茧中，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但又看不清晰，而看似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庭，在这么复杂的事件中又变得如此讽刺和荒谬。

在此不得不夸赞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两人的对手戏，在如此固定狭小的场景调度下，在几乎都是特写的镜头语言下，两人之间的表演，从开始的波澜不惊，到最后情绪的爆发张力，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起初冷峻谦和的情绪，让人捉摸不透他心灵隐藏的秘密，但他每一次说的证词，都让人没有怀疑的动机，感觉他一直都是真情实意在和辩护律师倾诉。

但到了后阶段大反转改证词，三隅用他那坚定的眼神，激动说出“是否相信我”那句话时，又再一次让人真心实意去相信他是冤枉的。

通过整部电影的刻画，最后的三隅形象，让观众难以分清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到底是人间的正义还是一具冷血的行尸走肉。

福山雅治已经是和是枝裕和二度合作，这一次饰演的重盛，多少能找到上一部《如父如子》的亲情原罪。

在《第三度嫌疑人》里，重盛对女儿和家庭的力不从心，对案件本身不理性的着迷，把一名亦正亦邪的复杂辩护律师，饰演得有血有肉。

影片中的故事支线，讲述到了重盛和女儿之间亲密而疏远的关系，也提到了三隅和女儿之间的爱与恨，死者和女儿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等。

这三段父与女的关系，也侧面构成了一组现代人际亲情之间残酷而阴暗的画像。

《第三度嫌疑人》也再一次证明，在是枝裕和的作品中，不会有穷凶极恶的坏人，也不会有毫无私心的正义好人，他的所有电影，都会把人生绝大都说的灰色地带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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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奇遇电影 （ID：cinematik） 奇遇电影图文版原题为：第三次的杀人：是枝裕和这回演砸了！

22年前，是枝裕和带着处女作《幻之光》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当年的Golden Osella奖的最佳导演奖（一般而言最佳导演是发银狮奖，Golden Osella这个奖类似柏林的艺术贡献奖，经常发给摄影、音乐等等部门，不太规律）。

对当时还是新人的是枝裕和而言，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

不过他也跟很多其他导演一样，从威尼斯或者柏林发迹，然后转战戛纳。

近年更有主竞赛和一种关注的连续入围——虽然包括戛纳在内的三大电影节都无视了他生涯最佳作品《步履不停》，而且最爱是枝裕和的电影节其实是同是A类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

虽说是枝裕和在戛纳经常被降级到一种关注单元，但总而言，至少在日本电影圈他和戛纳的亲女儿河濑直美，以及黑泽清并称戛纳电影节的三大宠儿——出处见今年火爆中日两国的深夜档伪纪录片《山田孝之的戛纳电影节》第二话。

今年，他又带着《第三次的杀人》回了趟娘家，还做出了「转型」的大动作。

是枝裕和与《第三次的杀人》剧组出席威尼斯首映是枝裕和这次破天荒拍了个推理片，外媒评价还不错，但我觉得不行。

事实证明，只靠国民老公福山雅治的颜和役所广司的演技，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还是给是枝的新片打了一星（场刊体系，四星满分）。

今年主竞赛片，意大利和国际媒体的最终评分，《三块广告牌》登顶；《第三次的杀人》排第七位作为早稻田文学系出身的高材生，是枝裕和会将自己的原创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出版（剧本与小说大体是同时创作），内地的简体中文版已经出版了《下一站，天国》《步履不停》《奇迹》《比海更深》四种，加上一本《有如走路的速度》随笔集，是枝裕和的地位已经堪比十几年前的小清新教主岩井俊二。

如今是枝裕和也是功成名就、票房热卖、诸多荣誉加身的一线导演，并在2016年成为奥斯卡评委。

大概是人生需要新的挑战吧，在先后尝试了时代剧《花之舞者》（也是是枝裕和商业转型/主流化转型的起点）、漫改作品（《空气人形》、《海街日记》）、企业定制作品/铁路迷题材《奇迹》之后，是枝裕和终于跳了日本绝大多数导演都会跳的坑——推理。

《第三次的杀人》按流派来分，显然不属于本格推理，而是带一点社会派面向的写实派。

以下内容涉及严重剧透，请谨慎阅读想要剧透，其实一句话就足够：一开始你以为这是《十二怒汉》，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是《嫌疑人X的献身》。

当然，具体情节还是不一样的。

影片开了一个非常类型片的头，上来就是杀人焚尸的场景重现。

但是枝偏偏给了犯人三隅（役所广司饰演）一个清晰的正脸。

直接告诉你犯人是谁了，还看吗？

接下来，律师重盛（福山雅治饰演）接到工作，要为三隅辩护。

那时候，三隅已经因为两起杀人案在监狱呆了30年。

谁知他刚被释放，就主动供出「我杀了自己的老板」。

麻烦还在后头律师的职责要求重盛尽可能去寻找减轻刑罚的办法。

而在日本法庭上，有一个焦点问题需要大家留意一下：犯罪动机的不同是可以影响到量刑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调查过程中，三隅一直隐瞒自己的杀人动机。

于是，推理剧情就此展开。

重盛竭尽全力寻找真实动机，调查过程中将三个家庭卷入——被害人山中及其妻女、凶手及其女儿、以及重盛本人的父亲和女儿。

山中的妻女，女儿咲江扮演者的是《海街日记》里的广濑铃！

围绕这三个家庭，剧作经历了四次翻转。

最开始，三隅自称是因为贪图钱财而杀人焚尸。

但面对媒体，他第一次翻供，改说是被害人妻子为骗取保险金而买通他杀死山中；接着，重盛又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的女儿咲江与三隅有来往。

咲江说自己长期被父亲性侵，三隅是为她杀人。

剧情第二次翻转。

这个翻转基本上就是真相了。

影片闪回了犯罪现场，焚尸时三隅和咲江都在场，身上也都有血迹。

出庭作证的咲江

焚尸现场的咲江为了保护咲江，三隅在法庭上再次翻供。

这次他说自己没杀人，只是因为对山中解雇自己怀恨在心，抢了他的钱包。

这与事实不符的说法，会导致三隅被判死刑。

他自己为了能让咲江置身事外，也已经一心求死。

三隅与咲江的合照三隅自己的女儿呢，直到片尾都没有出现，我们只听到她传来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剧透到此结束，请继续阅读如果你没看上面那段，那我可以告诉你，电影的剧情线看上去还是不错。

问题是是枝裕和的拍法……首先，从推理片角度来看，影片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叙事阻力。

整个案件证据确凿，只有动机未定。

辩护律师的调查全靠访谈，访谈则全靠被访者的心情。

所以从头到尾，《第三次的杀人》都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你」。

也就是全凭一张嘴。

但仅有证词，实在算不上关键性的证据。

各方媒体都在称道役所广司细腻的演技，但限于剧情设置，他演来演去都是一句话，「我就不告诉你」。

再说说重建动机这件事吧。

它本身并不复杂，甚至都不需要什么逻辑，这就导致整个推理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为冗长的说服教育。

我怀疑这可能还真是是枝裕和的本意。

他根本无意做推理，只想用写实笔法展现辩护律师冗杂的案头工作。

说他不想做推理，还有一个原因。

这也是最让我惋惜的。

影片中有好几个点，都可以拿来大作社会派推理，但都被是枝放过了。

比如山中做坏事被三隅发现，给了他五十万日元的封口费，后来这笔钱被说成是山中妻子买凶杀人的佣金，这又牵扯出山中生前经常用妻子的账户暗度陈仓的隐情。

这个情节写得还不错，有做文章的空间，却没有被进一步展开。

在翻转中突然被指控的被害人妻子再比如三隅的犯罪前科。

他以前在北海道留萌市（Rumoi）做矿工，矿山停工后，大批工人失业，当地犯罪率飙升，与之对应，三隅杀害两人被判入狱30年。

这不也是极好的社会派切入点吗？

重盛在北海道调查的时候既然发现了旧案背后的隐情，那是枝为什么不用新老两起案件做一个犯罪动机和手法上的对比呢？

三隅的愤怒导演的一次次放过，让电影的内容和它类型片的套子渐渐脱线。

是枝是在反类型吗？

可是他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啊。

当然，影片也有为数不多的看点。

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在探监戏里互飚演技，把口供反复修改的谜局发挥的淋漓尽致。

两大主角撑起了精彩的探监戏倒数第二次探监的场景中，画面被探访室的玻璃从当中分开，切分镜头中出现了极其玄妙的玻璃倒影，将两人的面孔一虚一实叠在一起，难以分辨。

这也是影片唯一一次将正反打镜头改成双人中景。

这马上就能让人想起阿莫多瓦的《对她说》和伯格曼的《假面》。

《假面》中的玻璃叠影另外还有重盛在北海道的梦境。

他在那里询问了三隅的女儿，由此展开的线解释了三隅与咲江关系的动力——移情。

重盛本人也被这股移情力感染，梦见自己和三隅、咲江三人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大俯角镜头之下，这一幕显得颇为抒情。

雪地里的三人，脸上都带着血迹，这极具气氛的一幕也被用到了电影海报里由此可见，是枝裕和还是22年前那个拍摄《幻之光》的文学高材生。

一直以来，他的影片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创伤后建立的后共同体」。

《世界电影》杂志2012年第1期是枝裕和的研究专号，杰·凯奥尔·帕克根据《距离》和《空气人形》，讨论了是枝作品中「幸存者共同体」的概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知网搜搜在《第三次的杀人》里，这个结构同样可见——三隅因女儿的疏离受创，咲江因父亲的性侵受创，两个幸存者遇见后，结成了所谓的「后共同体」。

再进一步说，重盛与自己女儿的关系，恰好互文了上面两对「创伤后父女」。

于是，他的案件调查，实际上是一个揭示并进入三隅与咲江“后共同体”的过程。

是枝这次没有放弃家庭关系写到这儿，我的推理真算做完了。

既然是枝以此为结构，那他弱化推理类型的作法大概也不足为奇。

何况外媒对这部片还挺买账的。

威尼斯场刊「Ciak in Mostra」按照满分五分的体系，给出了3.27（专业）和2.77（公众）的评分。

役所广司也可能竞争一下最佳男演员。

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本观众买不买账了。

《第三次的杀人》在kinenote上平均68.8分，因为还未有更多日本观众看到，所以仅为参考影片9月9日（当地时间）就要在推理第一大国公映，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日本媒体要怎么评价这部「反类型」的类型推理电影。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

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

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

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

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

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

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

《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

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

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

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

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

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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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是是枝裕和在中国院线上的第一部电影，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心里还是非常激动的。

过去喜欢是枝裕和，是习惯于他的从容清淡，对家庭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带着对家庭、社会敏锐真实的观察，带着机智的幽默感，戏里的那些人物，好像反反复复地讲述他自身成长的细节，但兜兜转转却离不开那一份亲情的羁绊。

然而这一次，和以往的《步履不停》《回家的路》《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这类家庭题材片不同，是枝裕和离开了他长久以来的舒适区，进入悬疑题材的领域，带来一个关于杀人、性侵与庭审的幽暗故事。

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一次难得的转型，但其实这部影片，正是他早期作品的影子。

是枝裕和入行最初，在TV Man Union拍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纪录片，参与过很多自带社会话题的纪实作品。

对社会的关注，从那时开始就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种子。

后来，他拍摄了取材自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东京投毒自来水案件的《距离》，另一部获奖佳作《无人知晓》受到的也是80年代轰动日本的东京西巢鸭弃婴事件的影响。

虽然这些故事，没有直面而来的沉重和黑暗，但相比他后期的手法轻盈、情绪温柔的家庭片来说，是更具时代性，也更加压抑的作品。

所以，与其说《第三度嫌疑人》是转型之作，倒不如说是是枝裕和的一次返璞归真，在故事的厚重感与对社会的敏锐性上，又回归到了当年的状态。

反悬疑、反高潮电影围绕着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犯下的一起杀人焚尸案展开。

三隅拥有犯罪前科，曾在监狱里关押了30年的前犯人，于是他的第二次犯罪被检方主张施以死刑。

要知道日本虽然尚未废除死刑，但对死刑的判决往往慎之又慎，大多时候会以无期替代死刑。

而三隅的行为在他人看来，无疑是罪大恶极了。

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在案件审理中途加入了三隅的辩护团队，以减轻判决力度。

但随着重盛越来越深入案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并且越来越熟悉三隅，这起谋杀案也变得复杂起来。

片中共有7次在审讯室的对话，每一次都是对真相的一次重大的揭露，而两个人的距离也逐渐拉近。

尤其在最后一次，两个人的影子在玻璃上几乎重合，把戏剧张力推到最高点。

虽说《第三度嫌疑人》拥有很多商业悬疑片的元素，但是它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悬疑的悬疑片。

影片保留了是枝裕和的文艺风格，节奏沉静缓慢，台词耐人寻味，而在剧情上，处处都是反类型、反高潮。

我们以往熟悉的悬疑片套路，大多是在案件充满未知的不明朗状态下，故事在繁杂混乱的线索中，一点点帮助观众剔除无用和虚假的信息，最终指向一个酣畅、明确的结局。

而《第三度嫌疑人》的故事，更像是传统推理片的一个反向过程。

电影第一个场景，就毫无遮掩地将役所广司的杀人始末投射在大银幕之上。

但律师重盛介入后，更多的线索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死者妻子隐瞒丈夫工厂造假的事实，广濑铃饰演的死者女儿咲江透露了父亲对她犯下的长期性侵，以及三隅在最后一刻翻供表明自己从未杀人的态度……这些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交错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罗生门一般复杂的局面，也让案件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第三度嫌疑人》里三隅和重盛用七场层次递进、攻守转换的对话，制造了一幕幕看似是高潮的反高潮。

而结果最终却停在了模棱两可之上，三隅动机的善恶成了一个谜。

根本没有所谓真相真相，是悬疑片的最终目的，而在《第三度嫌疑人》里，它却变成了一个狡猾的概念。

或者说，其实根本没有真相。

影片后部，广濑铃杀人的画面和三隅杀人的画面剪辑在一起，两个人杀人动作相同、脸上渐上血迹的位置相同，但两人始终没有出现在同一画面，这暗示了三种真相：1）两人一起杀的人；2）三隅杀的人，在杀人时心中想的是代表女孩复仇；3）女孩杀的人，三隅替她顶罪，说成了自己杀人。

电影中，律师重盛对真相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最开始重盛只求减轻嫌疑犯的罪行，对真相毫不在乎。

他和检方第一次碰面时，检方律师说：一味地帮犯人减刑，让他们没有能力直面真相。

听到真相两个字，重盛轻蔑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真相对他没有重量可言，就像他教育晚辈时说的：又不是和罪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一切都是为了辩护。

既然辩护是最高行为宗旨，那么真相的面目有什么要紧的呢？

但在拿到更多线索和证据，并且在三隅不断地更改证词后，重盛逐渐开始渴求真相，也变得偏执起来了。

他成了银幕外每个观众，在被云雾缭绕的谜团层层包围时，想要真相的渴望越来越难抑制。

这个时候，当他拍着探监室的玻璃大叫着，“求你了，这次一定要告诉我真相”时，占据他的是想要了解真相而不得的无奈。

真相就像影片里提到的“盲人摸象”中的大象。

人们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事实，无论拾获多少碎片，都无法拼凑完整，真相始终一幅残图。

无论是悬而未决的案件真相，还是对人审判人的疑问，电影到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因为真相根本不存在。

是枝裕和在开拍之前，也没有预设过答案，而是在拍摄过程中，探寻着这些问题的结果。

所以，影片中看不到任何明确的立场，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反而一直通过三隅这个人物，不断地设问。

影片现在的片名“第三度嫌疑人”，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第三次杀人”。

第一次第二次杀人，可以指的是三隅在三十年前犯下的杀人罪，以及在电影开头实施的谋杀焚尸。

而第三次的杀人，是法律杀死了三隅，或者说是，真相被杀死了。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那么，真相时被谁杀死的呢？

在这里，是枝裕和抛出了他在影片里最尖锐的质疑——对法律的思辨。

电影中，司法被塑造成凌驾于真相的存在，无论真相为何，这么一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在法官眼里只是业绩考核的一项指标，在律师看来只是不同的立场。

过去在拍摄《如父如子》时，是枝裕和曾提到，他接触到的很多律师告诉他，现实中的法庭，并不是探求真相的地方，那只是个审判人的地方。

而《第三度嫌疑人》就是源于他内心由此引发的一个疑问：人审判人是怎么一回事，人能审判人吗？

从电影里看来，人之于人的审判是无所不在的。

三隅问过重盛一个问题，是不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不应该出生的人。

当重盛被感性所控制，冲动地说出死者死有余辜时，他就变成了手握法槌的审判者。

甚至，重盛在帮三隅辩论时，也自问自答道：现在自己是在拯救，还是在制裁三隅呢？

拯救与制裁这两个带有明显善恶动机的词，也提前经历了审判的工序。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实际上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是，不仅仅是法律，是这个世界坏掉了。

拍摄时也不知道凶手是谁是枝裕和作品中常见的家庭羁绊，在《第三度嫌疑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三隅和重盛的父亲身份，以及咲江的女儿身份，或多或少地引导了案件的走向，甚至一度让重盛越来越被感性所控制。

但相比导演以往的作品，电影中的亲情关系，同样是缺陷的，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走向和解的温暖结局。

直到最后，《第三度嫌疑人》的亲情关系破碎得也相当彻底：三隅的女儿从未能原谅杀人犯的父亲；重盛面对青春期女儿的来电，也只能欲言又止地表达关心：而咲江受到的伤害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弥补与关怀。

三隅是影片最复杂的角色，却又被称作是一个空的容器。

役所广司在不同场次的对话中，赋予了三隅不同的性格维度，像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湖，暧昧模糊，时而平和、弱势，时而狡猾、疯狂，无论如何人们都没办法看到湖底的真实情况。

役所广司就像三隅被形容的那个空容器，他透露说，每一次演绎时都会完全相信这个角色，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他透过自己透明的外表，盛进了三隅的世界。

而役所广司强大的演技，也为他拿到了去年日本电影学院的最佳男配角。

是枝裕和在制作《第三度嫌疑人》时，依然和拍摄前作时一样，没有完整的台本，他也不过多涉入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部分。

而角色关于凶手与案件的迷茫，大多来自于现实中演员的真实情绪。

饰演重盛的福山雅治在拍摄时也不知道三隅是否是真正的凶手。

是枝裕和在采访里曾经说过：“如果有些事情我先定了，就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但相比我强制别人做这些事情，还不如我和演员、和我自己、和编剧一起在拍摄现场寻找正确的答案。

”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是枝裕和，他的电影透着对家庭与社会的敏感，却始终止步于尖锐之前。

他曾说：“我作品中没有出现过这样，让大家觉得不要生下来才好的人。

说我的作品温柔没有锐度，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意图。

”毕竟，“一味地去展现人背后不好的东西，和挖掘人性深度，是不能等同的。

”所以我们往往能从他作品的温和中看到一些钝钝的棱角，就像《无人知晓》中那些覆盖着生活辛酸本质的日常情趣和轻快配乐。

这大概就是是枝裕和想要拍出的大海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

无论是细腻的家庭关系，还是与社会相关的思辨，是枝裕和都将它们化成了一股闷烧之火，让人们在放下之后，仿佛还被一种惯力不断拉扯着回味。